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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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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地图描绘第一波牛车大迁徙（1835年至1840年）中几条较大的迁徙路线以及关键的战斗与事件。
  路易斯·特雷加特（英语：Louis Tregardt）的路线（1833年至1838年）。
  1839年，特雷加特迁徙的幸存者从海上撤离。
  范·伦斯堡（英语：Van Rensburg）与特雷加特分开后的路线。
  亨德里克·波特希特（英语：Hendrik Potgieter）的迁徙、征战及侦察路线。
  赫里特·马里茨（英语：Gerrit Maritz）的路线。
  皮特·雷蒂夫（英语：Piet Retief）的路线，包括与他的随行人员的任务。
  皮特·厄伊斯（英语：Piet Uys）的路线。

牛车大迁徙（阿非利卡语：Die Groot Trek，荷兰语：De Grote Trek，英语：The Great Trek）是指南非的荷兰语定居者向东部地方迁移，他们从1836年开始在开普殖民地乘坐牛车前往现代南非的内陆，寻求脱离在开普的英国殖民统治[1]。开普的原始欧洲定居者（统称为布尔人）与大英帝国的农村后裔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了牛车大迁徙的出现[2]。该场迁徙也反映了个别布尔人社区越来越希望从开普敦发展中的行政复杂性中寻求孤立主义和半游牧生活方式的趋势[3]。参与牛车大迁徙的布尔人认为自己是“先民”（Voortrekkers），在荷兰语及南非语中意思是“开拓者”、“探路者”。

牛车大迁徙直接促使南非共和国（亦简称为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以及纳塔利亚共和国等几个自治的布尔共和国（英语：Boer Republics）建立起来[4]。这些国家是使北恩德贝莱人流离失所的原因[5]，也是影响祖鲁王国衰落及崩溃的几个决定性因素之一[3]。

背景

塞缪尔·丹尼尔创作的《制作营地的游牧布尔人》（1804年）。

欧洲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首先在好望角定居，该公司于1652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补给站，为其向外的船队提供新鲜的食物与港口，亦能供船员在从欧洲到亚洲的漫长海上旅程中休憩[6]。不少东印度公司雇员均会于服务合同结束后留在荷属开普殖民地境内，结果在短短几十年内，开普敦已成为拥有大量“自由人”（Vrijlieden）[注 1]的地区[7]。由于当时开普敦定居点的主要目的是为荷兰船只提供库存，因此东印度公司会在雇员愿意种植谷物的条件下向他们提供农田补助，并将这些雇员从合同中解除，以节省工资[6]。“自由公民”获得十二年的免税资格，而东印度公司亦会给予他们要求的种子与农具[8]。这些人为已婚的荷兰公民，东印度公司视他们具备“良好品格”，且“自由公民”需承诺在非洲大陆度过至少二十年的时间[6]。为了反映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的多民族性质，一些德国士兵和水手也获得“自由公民”的身份[6]，到了1688年，荷兰政府更赞助东印度公司在开普敦重新安置一百多名法国胡格诺派难民[9]。结果在1691年，殖民地内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口都不是荷兰人[10]。然而，透过通婚，欧洲人口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同化，而他们亦几乎普遍采用荷兰语[11]。在社会及经济方面，分裂更有可能发生；从广义上来说，开普殖民者可分为直接在边境定居的贫穷农民布尔人，以及更富裕、主要生活城市内的开普荷兰人（英语：Cape Dutch）[12]。

继法兰德斯战役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巴达维亚革命之后，法国在荷兰土地上协助建立了亲法的附庸国巴达维亚共和国[2]。这等于开放了开普给法国军舰[3]。为了保护自己繁荣的海上航线，英国以武力占领了刚刚起步的殖民地，直至1803年[2]。从1806年到1814年，开普作为英国的一个军事附属地被统治，其对皇家海军的唯一重要性是该地与印度海上交通的战略关系[2]。基于《巴黎条约》，英国在1815年左右正式承担开普殖民地永久性的行政控制权[2]。

原因

在英国开始统治时，开普殖民地占地260,000平方千米（100,000平方英里），约有26,720名欧洲人后裔居住，其中相对多数人来自荷兰[2][10]。只有四分之一左右具德国血统，约六分之一是法国胡格诺派的后裔[10]，但当中大多数人自1750年左右已开始说法语[11]。定居者拥有30,000名非洲与亚洲奴隶，以及大约17,000名原住民科伊桑人[2]。定居者——尤其是布尔人与新政府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4]。英国当局坚决反对布尔人对奴隶的所有权，以及他们对原住民过分严苛的待遇[4]。

英国政府坚持要求开普殖民地通过自行征税来资助自己的事务，这种做法对开普敦的布尔人及荷兰商人来说都是陌生的[3]。1815年，一名白人农民因涉嫌殴打他的一名仆人而遭到逮捕，这引起了争议，并导致屠夫峡谷叛乱（英语：Slachter's Nek Rebellion）失败[2]。作为报复，英国处死了至少五名参与起义的布尔人[2]。1828年，开普殖民地总督宣布，除了奴隶外的所有当地居民，在安全及财产所有权方面，与定居者平等地拥有“公民”的权利[2]。这使殖民地内白人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2][13]。1820年代末至1830年代初期，在官方强制执行英语的情况下，布尔人对英国行政人员的怨恨持续增长[5]。英语取代了荷兰语作为开普敦司法和政治体系中使用的语言，使布尔人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大多数布尔人很少、甚至不说英语[2][13]。

1834年，英国决定在所有殖民地废除奴隶制，这尤其加剧了英国对布尔人的疏远[2][3]。在开普殖民地总督处登记的所有35,000名奴隶都将被释放，并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人可以保留他们作为学徒直到1838年[13][14]。许多布尔人，尤其是那些从事粮食与葡萄酒生产的人，都依赖奴隶劳动；例如当时在斯泰伦博斯附近的94%白人农民都拥有奴隶，其奴隶规模大小与他们的产量息息相关[14]。英国政府有提供补偿，但必须前往伦敦才能收到付款，当时很少布尔人拥有这笔旅行的资金[3]。

布尔人认为英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毫无根据的侵扰，社区内的一些布尔人开始考虑出售他们的农场，并深入南非未探索的内陆，进一步抢占土地以完全独立于英国统治[3]。其他人——尤其是一群追求半游牧牧业活动的游牧布尔人（英语：Trekboer），对英国政府明显不愿意或无力将开普殖民地的边界向东扩展，为他们提供更多优质牧场与经济机会而感到沮丧[5]。他们决定独自迁徙到殖民地的边界[5]。

异议

英国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牛车大迁徙，但依然对这场运动持怀疑态度[12]。英国政府最初认为，在非洲南部偏远的内陆地区，迁徙中的布尔人与他们所遇到的班图人之间的冲突需要昂贵的军事干预[12]。然而，开普当局认为不值得直接承担追捕定居者，并试图对那些故意舍弃他们的人施加“不受欢迎”治理制度中所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与风险[12]。一些官员甚至担心布尔人必定遇上的部落是否会被他们奴役，或以其他方式沦为赤贫状态[15]。

牛车大迁徙在定居者中也并非普遍受欢迎的。有12,000人左右参与了迁移，这人数只占当时殖民地内约五分之一的荷兰语白人[1][3]。大多数布尔人所属的荷兰归正教会表明拒绝支持牛车大迁徙[3]。尽管他们对英国人充满敌意，但亦有些布尔人还是自愿选择留在开普殖民地[4]。

就其本身而言，独特的开普荷兰人社区已接受了英国的统治；其中许多人甚至认为自己是忠诚的英国臣民，对英国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16]。此外，开普荷兰人的城市化程度也更高，因此不太可能容易像在农村的布尔人那样有着同样的不满与考虑[12]。

探索迁徙到纳塔尔

对牛车大迁徙的浪漫化描绘。
在先民纪念堂墙上描绘农民从开普殖民地出发的石头浮雕。
先民旗帜。

1832年1月，安德鲁·史密斯博士（英国人）和威廉·伯格（布尔人农民）将纳塔尔视为潜在的解决方法。在回到开普之后，史密斯非常热情，而伯格对影响布尔人的讨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伯格声称纳塔尔是一片农业品质优良、灌溉良好，而且几乎没有居民的土地。

1834年6月，埃滕哈赫（英语：Uitenhage）和格拉罕镇的布尔领导人讨论成立一个Kommissietrek或“迁徙委员会”来访问纳塔尔，并评估其作为开普布尔人的新家园的潜力，他们不再对英国在开普敦的统治抱有幻想。彼得·乌伊斯（英语：Piet Uys）被选为迁徙领袖。1834年8月初，扬·格里森从格拉夫-里内特出发前往220公里外的格拉罕镇，为期三周。1834年8月下旬，扬·班杰斯到达格拉罕镇，与乌伊斯接触并作出介绍。

1834年6月，扬·格里森·班杰斯（英语：Jan Gerritze Bantjes）在格拉夫-里内特听说探索迁徙到纳塔尔港，在父亲伯纳德·路易斯·班杰斯的鼓励下，他向乌伊斯表示有参与这次伟大探险的兴趣。班杰斯希望帮助重建布尔人相对于荷兰人的独立性，并摆脱在开普的英国法律。班杰斯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能说流利的荷兰语和英语，在该地区广为人知。由于这些能力，乌伊斯邀请班杰斯加入他。随着旅程的展开，班杰斯的写作技巧在记录事件时是非常重要的。

1834年9月8日，包括二十名男子、一名女子和一名有色人随从的Kommissietrek，分别乘坐14辆马车从格拉罕镇出发前往纳塔尔。他们穿过东开普省，受到与邻近祖鲁国王丁冈·辛赞格科纳有争议的科萨人欢迎，他们毫发无伤地进入了纳塔尔。

迁徙避开了沿海路线，保持在较为平坦地形的内陆里移动。Kommissietrek从东格里夸兰（英语：East Griqualand）和伊索波穿过姆塔姆乌那河（英语：Mtamvuna River）和乌姆科马斯河（英语：Umkomazi River）的上游区域前往纳塔尔港。由于地形崎岖，加上夏季的雨量使许多河流的水位达到最大值，导致旅途缓慢。需要几天才能找到最适合的道路。最后，经过数周令人难以置信的辛劳后，一小群人穿过康格拉河和沿海森林进入海湾地区，并抵达纳塔尔港。他们从格拉罕镇出发，总行程约650公里。这次旅程使用行驶缓慢的牛车，需要大约5个月至6个月才能抵达。他们尚未发现通过肯尔肯恩伯格（英语：Kerkenberg）来进入纳塔尔德拉肯斯堡的路线。

经过漫长而疲惫不堪的旅程后，他们于1835年2月抵达纳塔尔港闷热的海湾。在那里，如詹姆斯·科里斯等少数英国猎人和象牙交易员很快便对迁徙张开双臂欢迎，英国皇家海军舰船Clinker的前指挥官——半无效牧师艾伦·弗朗西斯·加德纳（英语：Allen Francis Gardiner）决定在此开设一个宣教站。在布尔人与英国双方进行交流后，该一群人决心定居并邀请迪克·金（英语：Dick King）成为他们的向导。

布尔人选择在现今德班地区的格雷维尔赛马场（英语：Greyville Racecourse）建立了他们的湖泊营地，因为这里适合放牧牛和马，而且离海湾里觅食的河马很远。

参见

注释

  1. ^ 也称为“自由公民”（Vrijburger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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