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着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1]。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2]。明代《徽州府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历史
徽商萌芽于东晋[3],成长于唐宋,至明代弘治末年盐业确立“运司纳银开中折色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州开始出现大规模外出经商的高潮,“业贾者十七八”[4],几乎是全民经商[5]。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169),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
活动地域
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6],在较先进的苏、浙尤其活跃,徽商先在新安江下游的杭州立足,随后纷纷前往比两浙更重要的两淮经营盐业,尤以扬州、仪真和淮安河下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经营典当及其他金融业;在临清,明末徽商占绝对优势,到清中期则为当地人及晋商取代。徽商在湖广和江西的两大据点分别是汉口和南昌,而汉口市镇的创建与徽商息息相关,原点正是汉正街的淮盐巷,南昌的徽商社区则是在蓼洲。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184),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7]。
行业
徽商几乎从事所有商品的买卖,以贩盐、金融,以及竹木、陶瓷、铁器、五谷、茶叶、木棉、丝绸、饮食等等,有时一人而兼营数种商业,或兼营客商、坐贾、牙行[8]。盐商和米商往往二为一体,如两淮盐商运盐入湖广,回程时则载湖广米运到长江下游贩卖[9]。
徽州人外出,多四处经商,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诚实不欺”[10],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11]。
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速发展[12]。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法(纳粮开中)变为折色法(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这时徽商挟其在两淮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13],“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4],“沪邑濒海,五方贸易. 所趋,宣歙人尤多。”[15]。徽商足迹已遍及松江、吴淞、嘉定和浦东了。嘉庆道光以后,徽商渐走向衰微,落后于广东、浙江两地新兴的财阀[16]。
经营
徽商的经营,通常结合宗族和乡党。家监或掌计多由同族人出任,同乡或其他人则称为客或门下客,奴隶则叫世仆或伴当。掌计即是经理,代主人营运资金,每事汇报。门下客各自在不同地方经营[17],世仆亦可当店长,脱离主人的直接监视,自主经营。徽州盐商推举其中一人为“盐䇲祭酒”,担当调解人,并得官府的认可和任命,与盐运使共同拟定盐业政策,官府则通过祭酒来统辖盐商,使征税工作顺利进行[18]。徽商因赋役繁重,一般不愿投资土地,但如果可以得到官府的免税减税,则亦会购买田地[19]。客商往来乡村,习惯在春初贷款给农民生活,秋收时以收获实物本利归还,利息一般是每月约一成七分。清代两淮,徽商不仅是运商,还是场商,经营盐场[20]。
明清商人往往协助宗族和同乡进入仕途,而徽商对宗族乡党情谊尤其浓厚,多处保护,扶掖徽商的利益。徽州人往往重视从商,反而不热衷为士大夫。明州徽州府中,商人和士大夫之比是3:1。商人致富之后,可为子孙弃贾为儒奠定经济基础。家中如有人成为士大夫,则更有利营商。经商成功的徽商资助宗族乡党应考科举,成为其义务之一[21]。徽商往往通过捐纳,使自己成为官员。他们往往不会履任,即使就任,都是武官。他们取得官位,目的在于豁免税役和享受特权。明代捐纳之路未广,获得的官职都是小官。清代自康熙、乾隆以来,捐纳之风大盛,商人借此获得实权,甚至居于高位。两淮盐商亦与淮安、扬州二府出身的官僚互相结托,淮扬官员由于贿赂,亦致钜富。盐䇲祭酒在清代称为“总商”,官员借助总商连结其他商人,在军需、赈灾、河工等事情上,要求盐商捐输,把盐商资金吸纳到国库[22]。
儒商
徽商不乏饱学之士,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又有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明《神宗实录》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这显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致,“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23]。这种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备的素质[24],无疑是一种优势,它使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是徽商兴起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商人还设立“族学”[25],为宗族子弟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时亦惠及乡民子弟,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26],朱熹、戴震、胡适等著名学者都是徽商之后,“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27]。
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贾而好儒”,兼具喜爱藏书,程晋芳、鲍士恭、马裕、汪启淑皆兴建藏书楼[28],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称。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可以说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了儒商精神,并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29],又如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30]。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31],又如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32]。又有程良锡“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张舜征曾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33]
家族
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则是积极交结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垄断市场。两淮的盐务总商大多来自歙县西乡的若干村落,这些村落是许多盐商世家的故乡,包括岑山渡程氏、潜口汪氏、稠墅汪氏、潭渡黄氏、江村江氏、桂林洪氏、棠樾鲍氏[34]。担任两淮盐务总商最早的是歙县岑山渡程氏家族的程量入(1612年—1694年)、程之韺(1624—1693年)父子。徽州望族汪姓如潜口汪氏的汪应庚(1680—1742)、稠墅汪氏的汪廷璋多在两淮从事盐业。祁门县的马曰琯(1687~1755)、马曰璐(1711—1799)兄弟为雍正年间盐商巨富,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歙县江姓乡绅江春(1720—1789)更领导两淮盐业四十年,曾一夜堆盐造白塔,接驾乾隆。歙县棠樾人鲍志道(1743—1801)则在扬州铺设康山以西经钞关抵小东门的南河下、钞关街砖石路面。
在晚清徽商中,最著名的是胡雪岩。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乱世岁月。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社会
明代中后期,徽州社会贫富分化也开始加剧,起落无常[35],昔日稳定的农耕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浮华之风盛行,富商大族“争务奢侈”[36],甚至民间百姓也“家无宿舂而轻裘耀目”[37]。
注释
- ^ 藤井宏著,傅衣凌等译:〈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页138。
- ^ 《江南通志》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
- ^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
- ^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阜成篇》
- ^ 卞利. 《明清以来徽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7年. ISBN 978-7-5664-1343-7.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169-170。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189。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181-184。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257。
- ^ 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
- ^ 张履祥《言行见闻录》
- ^ 汪喜孙,〈姚司马德政图叙〉:“天下盐赋,淮南居其半,岁额百三十万引,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赀以七、八千万计,转运岁三周焉。”,《从政录》
- ^ 陈去病:《五石脂》
- ^ 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四
- ^ 《上海宁思恭堂缘起碑》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246。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200-204。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207、210-211。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213、215。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227、231。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232-234。
-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页243-245。
- ^ 《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
- ^ 清代《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记载,扬州河下老街的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 ^ 〈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卷一,《汪氏谱乘》。
- ^ 马步蟾、夏銮,道光《徽州府志》
- ^ 王世贞《增程君五十寿序》
- ^ 刘尚恒,〈安徽私家藏书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 1期,页17。
- ^ 《旌阳程氏宗谱》
- ^ 《济阳江氏族谱》
- ^ 绩溪《西关章氏族谱》
- ^ 歙县《竦塘黄氏宗谱》
- ^ 张舜徽,〈叙论〉,《清代扬州学记》
- ^ 吴玉廉. 《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4月: 64页. ISBN 978-7-5228-1218-2.
- ^ 万历《歙志》考卷五志六《风土》
- ^ 嘉靖《竦塘黄氏族谱》卷五《黄公文茂传》
- ^ 雍正《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研究书目
- 刘淼编:《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
- 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松浦章:〈徽商汪宽也与上海棉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何炳棣:〈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陈其南:〈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观与家族主义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