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七年战争

本页使用了标题或全文手工转换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九年战争。
七年战争
英法战争和普奥对抗的一部分

从左上顺时针为 普拉西战役、钟琴堡战役、曹恩道夫战役、库勒斯道夫战役
日期1754年/1756年－1763年
地点
欧洲、印度、非洲、北美、南美、菲律宾群岛
结果

英普联盟获胜

领土变更

欧洲大陆维持战前态势，英国、法国、西班牙殖民地变更。

参战方
 大不列颠王国
普鲁士王国
汉诺威省 汉诺威选侯国
 葡萄牙王国[a]
 俄罗斯帝国[b]
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亲王国
黑森-卡塞尔
绍姆堡-利珀亲王国
易洛魁联盟
卡纳蒂克苏丹国（英语：Nawab of Arcot）		  法兰西王国
神圣罗马帝国
俄罗斯帝国[c]
西班牙王国
瑞典王国
萨克森选侯国
蒙兀儿帝国[1]
黑森-达姆斯塔特
瓦巴纳基邦联（英语：Wabanaki_Confederacy）
指挥官与领导者
伤亡与损失
  • 180,000人死亡
  • 160,000人死亡
  • 未知
  • 200,000人死亡
  • 140,000人死亡
  • 120,000人死亡
  • 28,000人死亡
  • 未知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发生在1754年至1763年，主要冲突则集中于1756年-1763年。当时西方主要强国均参与这场战争，影响覆盖欧洲、北美、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及菲律宾。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中，这场战争依照其所在区域发生的战斗，被赋予不同的名字：在美国称为“法国-印第安战争”；在加拿大法语区以“征服之战”名称为人所知。而在加拿大英语区则称为“七年战争”（发生于北美，1756年-1763年）；“波美拉尼亚战争”（普鲁士与瑞典之间，1757年-1762年）；“第三次卡那提克战争”（发生于印度次大陆，1757年-1763年）；以及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1758年-1763年）。

七年战争由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抗所驱动。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在贸易与殖民地上相互竞争。日益崛起的普鲁士，正同时与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外争夺霸权。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不久，列强间进行“伙伴交换”：普鲁士与英国建立联盟，同时互为传统对手的法国和奥地利缔结同盟关系。英普同盟日后陆续有德意志小邦（特别是汉诺威选侯国）以及葡萄牙参与，而法奥同盟则包括瑞典、萨克森以及后来加入的西班牙。俄罗斯帝国起初与奥地利同盟；但俄罗斯帝国在1762年沙皇彼得三世即位后改变立场，并同瑞典一样与普鲁士单独缔结和约。

1763年法国、西班牙与英国签订的《巴黎和约》，以及萨克森、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的《胡贝图斯堡条约》，共同标志着七年战争的结束。这次战争，在欧洲以攻城战、对城镇的纵火、以及造成惨重损失的野战而著称。战争总共造成约九十万至一百四十万人死亡。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取得巨大的成功，获得绝大部分位于加拿大新法兰西、西属佛罗里达、一些位于加勒比岛屿、塞内加尔殖民地，以及在印度次大陆上对法国贸易战的绝对优势。北美原住民部落被排除在和约之外，并在随后进行的庞蒂亚克战争之后再也无力恢复过去的地位。在欧洲，战争起初在普鲁士造成巨大的破坏。但是好运和成功的策略帮助腓特烈大帝成功地恢复普鲁士的国家地位，并且在战后保持“战前状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参战，并没有帮助这些国家取得曾经的列强地位。法国被剥夺大量的殖民地，并背负沉重的战争债务，导致了十多年后对英国的报复战争。西班牙虽然失去佛罗里达，但是得到法属路易斯安那，并恢复在战争期间被英国夺去的对古巴和菲律宾的控制。

命名

在加拿大、法国以及英国，“七年战争”的名称用来形容发生在1754年的北美，远早于爆发于1756年的欧洲以及亚洲的冲突的战争，因为“九年战争”已经被史学家用于形容一场早先爆发过的冲突[2]。

在美国，这场战争的北美部分以法国-印第安战争的名字而广为人知[3]。然而许多美国的学者及史学家，例如弗雷德·安德森（Fred Anderson），在其他国家时依然采用当地国同行的习惯称呼这场冲突为“七年战争”。在加拿大法语区，这场冲突有时被称作La Guerre de la Conquête（“征服之战”）。[3]

在印度的冲突被称作“第三次卡那提克战争”，同时普鲁士与奥地利间的战争被称作“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3]，在瑞典的历史中则使用“Pommerska kriget”（“波美拉尼亚战争”）一词，因为瑞典的介入仅限于中德意志东北部的波美拉尼亚地区。[3] 这次战争被看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4]，虽然同样的称呼也被赋予之前的许多冲突，例如八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及之后的冲突，例如拿破仑战争[5]。 英国和法国，以及她们的帝国间世界范围内的冲突被看作是“第二次百年战争”──这个名称有时被一些历史学家用于形容与持续于17世纪，更加著名与紧凑的宗教冲突相对的，横跨18世纪的世界范围内持续冲突的重要阶段。[6]

背景

1748-1766年的欧洲。红线代表神圣罗马帝国。
七年战争的所有参战国

这场战争经常被看作是发生于1740年－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延续[7]。在这场战争中，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即众所周知的腓特烈大帝，从奥地利手中夺取富庶的西里西亚省。奥地利玛丽娅·特蕾西亚女皇于1748年签署《爱克斯·拉夏贝尔条约》以赢得重建军队与同盟关系的时间。她获得极大的成功。由于奥地利放弃与英国的二十五年的盟约，欧洲的政治版图，在其后数年间被重新改写。在被称作“外交革命”的1756年，法国，奥地利，俄罗斯，这三个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敌共同结成针对普鲁士的同盟。

普鲁士的唯一外部支持来自她的新盟友英国──其王室的世袭领地汉诺威遭到来自法国的威胁。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对盟国对各自构成完美的互补：英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最高效的海军，同时普鲁士的陆军是欧洲大陆上最令人畏惧的力量。这使得英国可以集中她的军事力量投入殖民地的扩张。英国曾经希望这一在“外交革命”期间构建的全新同盟关系能够维持欧洲的和平，但事实上，这一体系却成了弥漫于欧洲各国上空的敌意在1756年最终爆发的催化剂。

奥地利军队根据普鲁士的作战体系经历系统的改进，玛丽娅·特蕾西亚女皇──她对于军事事务的了解会使许多将军感到羞愧──无情地推进著改革[8]。她对于士兵福利的关注甚至为她赢得过重的尊敬。奥地利在之前与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受多次耻辱的战败，并且对于英国所给予的有限援助极为不满，因此将法国视作唯一能帮助她收复西里西亚以及遏制普鲁士扩张的国家[9]。

战争的另一起因则是大英帝国与法兰西帝国间日益升温的殖民地争夺。他们的势力范围在两个大陆上扩张，相遇并最终相互碰撞。北美大陆上的冲突甚至要早于欧洲。在那里，位于大陆东海岸的英国殖民地于1740年代晚期与1750年代早期向西扩张时与法国宣称主权的密西西比河谷构成冲突。同时为了防止弗吉尼亚与宾夕法尼亚的扩张，法国人于1750年代中期在现在的西宾夕法尼亚地区建造一系列的要塞，而英国人试图将法国人从此地逐出的行动一般被认为构成部分的法国-印第安战争。这比欧洲大陆冲突的爆发提早了两年。 [10]

1756年1月16日，英普首先缔结《西敏条约》（又名《白厅条约》），规定双方负责在德意志境内维持和平，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保证英王在德意志的汉诺威领土不受侵犯，这就大大触怒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法国。反对如此局势，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决心放弃原先签订的《俄英条约》，于1756年3月25日转向同奥地利考尼茨亲王（英语：Wenzel Anton, Prince of Kaunitz-Rietberg）结成攻守同盟。稍后，在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蕾西亚积极策划下，奥地利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签订相互保证的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双方保证各自提供军队，援助另一方反击任何敌人，渐渐给普鲁士的脖子套上外交绞索，积极准备收复西里西亚。

随着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双方都进一步争取同盟者。结果，汉诺威（英国王室在欧洲大陆上的世袭领地）、黑森－卡塞尔、布伦瑞克等德意志诸侯国以及葡萄牙先后参加英普同盟；瑞典、萨克森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德意志诸侯国以及西班牙则先后参加法奥俄同盟。

战略

在十八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法国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参与战争：让殖民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或仅向其提供少量的援助（派遣少量的或者缺乏作战经验的部队）。因为法国预想在殖民地的作战最终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11]。这样的战略选择某种意义上是外部压力的结果。因为地理环境的阻隔，再加上英国海军的优势地位，使得法国很难为其殖民地提供大量的补给与支援[12]。同时数条漫长的陆地边界意味着一支高效的本土军队对于法国统治者来说必不可少[13]。在这些军事上的现实必要性限制之下，法国政府将其战略重心过度向位于欧洲大陆的军队倾斜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她将大多数军队集结于欧洲大陆，期望这支力量能在家门口取得胜利[13]。她的计划则是战至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敌对状态，然后于条约谈判中以在欧洲的领土所得换取失去的海外领地。但这样的方式并没有在此次战争中取得成功，因为殖民地确实毫无悬念地失去了；而欧洲的战事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进行得很顺利，但在其结束时，法国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可以补偿殖民地损失的欧陆战果[14]。

英国人──同样基于现实理由做出战略倾斜──则倾向于避免在欧洲大陆上的大规模会战[15]。他们试图寻求同一个利益与他们的敌人──尤其是法国──针锋相对的欧陆强权结盟以弥补其在欧洲大陆的不足[16]:15–16。在七年战争中，英国选中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军事家腓特烈大帝，以及他的普鲁士王国──后来成为了逐渐崛起的中欧强权──作为她的主要伙伴，并为腓特烈提供大量的资源以支援其作战[16]:106。与法国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充分利用其海军力量积极介入殖民地的战争[17][16]:64–66。英国人采用了海上封锁与炮击敌港口的双重战术，并且将海上运兵做到了极致[18]。他们有效袭扰了敌方船只，并且在邻近的己方殖民地支援下对敌方殖民地展开攻击。

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则旨在同法国一道削弱普鲁士──这个家门口的全新威胁──的力量。他们于1756年提出共同防御（普鲁士）的计划，以及由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普鲁士发动进攻，由法国提供经济支援的计划[19]。

欧洲战场

1756年

罗布西茨会战形势图。奥地利：蓝色；普鲁士：红色。

英国首相纽卡斯尔公爵对于这一新的联盟体系能够阻止战争在欧洲爆发持乐观态度[20]。但此时，一支庞大的法军部队已经于土伦集结，而后法国对地中海上梅诺卡岛的进攻标志着法国对英国战争的开始。英国尝试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在梅诺卡岛之战中遭到挫败。该岛于6月28日被攻占（为此海军将领约翰·宾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处决）[21]。英法两国于5月18日正式宣战[22]，这已经是两国于俄亥俄谷地（Ohio Country）爆发冲突的近两年后了。

收到北美地区已经发生冲突的报告，并依据英普同盟获得英国的支持保证后，腓特烈二世于1756年8月29日正式跨过萨克森──一个与奥地利联合的德意志小邦──的边界，他将此视作针对法奥联军对西里西亚即将发动的攻击的先发制人的大胆行动。腓特烈二世为此次对奥战争设定三个目标。首先，腓特烈打算彻底占领萨克森以消除其对普鲁士的威胁；然后利用萨克森的军队及财富支撑普鲁士的战事。腓特烈的第二个目标则是进军波希米亚，在那里他可能为他的军队建立由奥地利负担的冬季营地。第三，腓特烈意图从波希米亚进攻摩拉维亚，夺取奥尔米茨的要塞，然后进军维也纳以迫使奥地利停战[23]。

依照这一方案，在为西里西亚的陆军元帅库尔特·冯·什未林留下25,000名士兵以防御来自摩拉维亚或匈牙利的入侵，以及命令在东普鲁士的陆军元帅汉斯·冯·列瓦尔德防御来自东方俄国的任何入侵行动后，腓特烈开始率领军队进攻萨克森，普军分成三路进军，位于右翼的是由布伦瑞克公爵斐迪南率领的15,000人的纵队；左翼纵队由布伦瑞克—贝文公爵（英语：Augustus William, Duke of Brunswick-Bevern）率领，下辖18,000人；处于中央的则是由腓特烈二世亲自统率，以陆军元帅詹姆斯·凯斯（James Keith）为助手的30,000人军队[23]。布伦瑞克的斐迪南正在逼近开姆尼茨；布伦瑞克—贝文公爵横穿卢萨蒂亚迫近包岑；与此同时，腓特烈与陆军元帅詹姆斯·凯斯计划进攻德累斯顿。

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军队对此毫无准备，他们的军队迅速溃散。腓特烈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德累斯顿[24]。在1756年10月1日爆发的罗布西茨会战中，腓特烈国王阻止被孤立的萨克森军得到来自奥军布劳恩将军的支援[25]。普军迅速横扫选侯国，最终导致普鲁士对萨克森的占领，以及萨克森军队于1756年10月在皮尔纳的投降，随后萨克森军被强制编入普鲁士军队。对中立的萨克森选侯国的攻击激起整个欧洲的愤怒并加强反普联盟[26]。而奥地利在此期间的唯一显著成果是占领部分的西里西亚。

英国起初对普鲁士突然的入侵行为感到惊讶，但随即开始将补给以及670,000英镑（以2013年币值计算约为84.4万英镑）运送给她的新盟友普鲁士[27]。一支由英国人组建的德意志人（汉诺威人）混合部队由坎伯兰公爵（the Duke of Cumberland）统率以保卫汉诺威不受法国的入侵。英国人试图将荷兰拉入同盟，但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荷兰人希望保证自己完全的中立[28]。除了军队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这一年成为普鲁士旗下武装力量在欧洲大陆上获得成功的一年，与英军在北美战场令人失望的表现形成明显对比。

1757年

科林战役 (1757年)
洛伊滕会战傍晚

在1757年初，腓特烈二世又一次发动主动进攻，他率军进入波希米亚王国，期望给予奥军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在赢得1757年5月6日血腥的布拉格会战──这次会战中双方均蒙受巨大损失，而普军将奥军压回布拉格的防御工事──之后。随即普军开始布拉格攻城战[29]。紧接着，腓特烈从进攻布拉格的部队中抽出了5,000士兵去支援驻扎在波希米亚的科林（Kolin）的，由布伦瑞克—贝文公爵率领的19,000人的部队[30]。这支军队轻易地将由弗兰茨·利奥波德·冯·纳达斯迪·奥夫·弗格拉什（Franz Leopold von Nádasdy auf Fogaras）将军率领的奥军轻装部队逐回其位于波希米亚位于冈（Gang）与库滕曼（Kuttenmen）的据点，从而使普军的形势更加安全。纳达斯迪的撤退导致道恩元帅不得不率领他规模大很多的奥军部队向德意志地区边界撤退以保护暴露的侧翼。在1757年6月16日，道恩元帅向西北方向进军意图包抄普军的左翼[31]，作为回应，腓特烈随后于1757年6月17日也向西北方向进军以包抄道恩的奥军[32]。然而，道恩探知腓特烈的行动。1757年6月17-18日，道恩将军队转向腓特烈的新驻地。在1757年6月18日清晨，一场大雾覆盖战场，因此腓特烈对道恩在夜晚的行动一无所知，直到清晨6点，当齐腾将军带领普军前卫穿越普兰加（Planjan）镇时才了解奥军的真实位置[32]。腓特烈二世是时正在其军队左翼的前列。普军的左翼实力较强，因为腓特烈期望从这里展开对奥军的攻击。普军于1757年6月18日午后发动进攻。然而，腓特烈随后得知奥军正在攻击其右翼[33]。他迅速将部队从左翼撤回，以加强右翼并填补在他的前方由于曼斯坦因（Manstein）少将率领其部队攻击阵线前方玉米田中克罗地亚部队造成的缺口[33]。但这样又用尽腓特烈左翼的部队，因此他不得不取消进攻并且重新部署以防御其左翼。然而兵力的不足最终使得普军的左翼与中央开始崩溃[34]。

因此，腓特烈在科林会战中战败，这也是他的首次会战失利。不仅由于兵力的不足造成科林会战的失败，而且由此带来的部队进一步损失更迫使腓特烈不得不停止对布拉格的攻击并且从波希米亚撤退。[35]

当年随后的夏季，俄军75,000人的军队入侵梅梅尔。梅梅尔有着普鲁士最坚固的要塞之一，然而在五天的炮火轰击之后，俄军得以涌入该要塞[36]。随后俄国人将梅梅尔用作进攻东普鲁士的前进基地，并且于1757年8月30日在激烈的大耶格尔斯多夫会战中击败一支规模较小的普军。接二连三的失利不仅迫使腓特烈取消对波希米亚的入侵，而且他还必须回撤更深至原先普鲁士的控制区[37]。腓特烈战场上的失利刺激更多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国家加入战局。瑞典随即对普鲁士宣战，但仅派出17,000人的部队入侵波美拉尼亚[36]。瑞典人认为这支小部队足以用来占领波美拉尼亚，而且并不会与普军进行任何作战，因为普鲁士还必须要面对其他多个方向的强敌。

形势对此时的普鲁士非常严酷：奥军正在向普鲁士控制区进攻，而在苏毕兹亲王统率下的法军正由西方赶来。然而在1757年的11月与12月，德意志地区的全局形势发生逆转。首先，腓特烈于1757年11月5日的罗斯巴赫会战中摧毁苏毕兹亲王统率的法军[38]，并于1757年12月5日在洛伊滕会战中大败数量远胜于己的奥军[39]。通过这些胜利，腓特烈再一次建立自己欧洲最优秀将领的声望，并且他的军队也被看作是欧洲战果最辉煌的军队。然而如此多的成就无法掩盖普鲁士人必须四面受敌的不利局势（西面的法国，南方的奥地利，东边的俄国，北面的瑞典）。与此同时，一支由许多德意志小邦──例如巴伐利亚──组成的混合部队也完成组建并归属奥地利指挥，用以威胁普鲁士对萨克森的控制。

而此时，由坎伯兰公爵率领的汉诺威军队主力于哈斯滕贝克之战被击败。汉诺威被迫签署《克洛斯特－采文协定》，随后遭到法军入侵[40]。这使得普鲁士原本已经十分艰难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协定将汉诺威与布伦瑞克排除出战争，使得普鲁士的西方门户洞开。腓特烈向英国提出给予其更多的支持的紧急要求。因为环顾德意志，腓特烈已经失去任何外部的军事支援。[41]

英国在北美遭受更进一步的挫败，尤其是在威廉亨利堡围城战。但是在英国本土，稳定的政治体制已经被建立起来。从1756年开始，继任的纽卡斯尔公爵政府与威廉·皮特政府相继下台。在1757年8月，两人同意结成政治伙伴，建立联合政府以向英国的作战给予全新且更加坚定的领导。这一全新的战略同时强调纽卡斯尔公爵的在欧洲大陆承担更多义务──尤其是防御德意志地区──的意志，以及威廉·皮特利用英国海军夺取法国位于全球的殖民地的决心。这一“双重战略”将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主导英国的政策。

在1757年末，虽然归功于普鲁士在罗斯巴赫与洛伊滕的胜利，形势开始倾向于腓特烈一边。但戏剧性地为腓特烈扭转整个局势的则是俄罗斯帝国从东普鲁士撤军的决定。

预计俄国很大可能不会于1758年前展开新的行动后，腓特烈将部署在东线的大军调至列瓦尔德元帅麾下以反击瑞典的入侵。普军迅速逐回瑞典人，占领大部分的瑞属波美拉尼亚并封锁其首府施特拉尔松德[42]。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在他的大臣的建议之下，决定在罗斯巴赫会战之后废止《克洛斯特－采文协定》，汉诺威重新加入战争[43]。1757年冬季，汉诺威军的新统帅布伦瑞克公爵斐迪南重组汉诺威军队，并组织一系列的进攻将法军逐回莱茵河西侧[44]。

1757年10月10日至17日间，在奥军中服役的匈牙利将军安德拉斯·哈迪克伯爵（András Hadik）发动可能是匈牙利骠骑兵（hussar）在历史上最著名的行动。当腓特烈率领他强大的军队向南进军时，这位匈牙利将军出人意料地指挥他绝大多数为匈牙利骠骑兵的5,000人部队绕过普军，并用一个晚上占领普鲁士首都柏林的部分地区[45]。为了免遭破坏，柏林付出20万泰勒（thalers）的赎金[45]。当腓特烈听说这一令人感到耻辱的占领行动后，他立即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去解放这座城市，但哈迪克成功地与他的骠骑兵退出城市并抵达奥军阵线。哈迪克随后因此被提升为奥地利陆军元帅。

1758年

1758年初腓特烈展开对摩拉维亚的入侵，并对奥洛穆茨发动进攻[46]。但在奥军于多姆斯塔之战（Battle of Domstadtl）中消灭一支为普军攻击奥洛穆茨输送补给的运输队后，腓特烈中断攻城并从摩拉维亚撤军。这标志着他对奥地利领土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的结束[47]。东普鲁士在整个冬季都由俄军占领，且直到1762年都在俄军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腓特烈并没有将俄国人看作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仍期望与奥军进行决战以将奥地利彻底踢出这场战争。

1758年4月，英国与腓特烈签署《英普协定》。协议规定英国付给普鲁士每年670,000英镑的援助。英国同时派遣9,000人的部队以支援斐迪南的汉诺威军。这是第一支被派遣至欧陆的英国部队，同时该做法也是对皮特曾经反对向欧陆派兵政策的修正。斐迪南在率军渡过莱茵河并引起法国方面的戒备之前，已于1758年3月成功将法国人赶出汉诺威与威斯特伐利亚并且重新夺取埃姆登港的控制权。但随后，尽管他有在克雷费尔德之战（Battle of Krefeld）击败法军以及短期占领杜塞尔多夫的战果，他仍被迫撤回莱茵河的己方一侧。在撤退过程中，他成功地避开法军的大部队[48]。

俄军于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穿越波兰立陶宛联邦领土的行动，绿色箭头代表俄军行进方向，绿圈则为俄军基地。

在此时，腓特烈对俄军在东线进展的关注与日俱增，并且决定前往迎击。在1758年8月25日爆发的曹恩道夫战役中，在腓特烈指挥下的35,000普军向坚守的43,000名由费莫尔伯爵（Count Fermor）率领的俄军发动攻势[49]。虽然双方都付出重大伤亡且俄军最终有序地撤离战场，腓特烈仍然宣称其为己方的胜利[50]。在9月25日爆发的胜负未分的托诺之战（Battle of Tornow）中，一支瑞典军队击退普军的六次攻势，但在费赫贝林之战（Battle of Fehrbellin）再次胜利后，瑞军并没有选择向柏林继续进军[51]。

拉锯战的局面持续到10月14日，道恩元帅的奥军在萨克森的霍克齐之战中奇袭普军主力。腓特烈损失许多大炮，但仍借助茂密的树木为掩护做到有序撤退。最终奥军除了霍克齐之战的胜利以外，在萨克森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或者决定性的突破。在对德累斯顿的攻击受阻后，道恩的军队被迫撤回奥地利控制区过冬，因此萨克森仍然为普鲁士人所占据[52]。而同时，俄罗斯也无法拿下普军控制下的波美拉尼亚的科沃布热格[53]。

在法国，1758年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有鉴于此，法国任命乔伊索公爵（Duc de Choiseul）为新任首相。乔伊索计划通过对英国和汉诺威的猛烈攻击在1759年结束战争。

1759年-1760年

马克森战役

1759年见证普鲁士的几次惨败。在凯伊战役（英语：Battle of Kay）（又称帕尔齐希战役）中，俄军统帅萨尔特科夫伯爵（英语：Pyotr Saltykov）率领47,000俄军击败卡尔·海因里希·冯·韦德尔（Carl Heinrich von Wedel）的26,000普军。虽然汉诺威人在明登战役中击败一支60,000人的法军，但奥军元帅道恩也在马克森之战中还以颜色，迫降一整支13,000人的普军。腓特烈自己则在库勒斯道夫战役中损失半数的兵力，这也是他军事生涯中最惨重的失败，并几乎使得他退位自尽。这一系列的灾难部分源于他对俄军实力判断的失误，尽管俄军早已在措恩多夫和格罗斯-耶格尔斯多夫（Gross-Jägersdorf）证明自己的实力。但是此时奥地利尚不愿意为俄罗斯提供后勤补给，导致俄军在库勒斯道夫战役之后向西撤退，给腓特烈足够的时间重整他的军队。

库勒斯道夫战役
基伯龙湾海战

另一方面，法国人在1759年于卢瓦尔河口集结陆军，在布雷斯特和土伦集结舰队，以准备计划中对英国本土的入侵行动。但是两场海战的失败阻止这些。1759年8月，让·弗朗索瓦·德·拉·克卢·萨布朗（英语：Jean-François de La Clue-Sabran）率领的法国地中海舰队在拉各斯海战中被一支由爱德华·博斯科恩（英语：Edward Boscawen）率领更大规模的英国舰队击溃。而在11月20日的基伯龙湾海战中，英国海军将领爱德华·霍克（英语：Edward Hawke, 1st Baron Hawke）率领的23艘风帆战列舰追上德·孔夫兰（英语：Marshal de Conflans）元帅拥有21艘风帆战列舰的布雷斯特舰队，英国舰队击沉、捕获，迫使搁浅多艘法舰。这一战的失利迫使法国取消登陆英国的计划。

利格尼茨之战

1760年对普鲁士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灾难的来临。福凯（英语：Heinrich August de la Motte Fouqué）的普军在兰茨胡特战役（英语：Battle of Landeshut (1760)）中被打败。法国人占领马尔堡，瑞典人则夺取部分的勃兰登堡（即普属波美拉尼亚）。但汉诺威人却在沃伯格战役（英语：Battle of Warburg）中战胜法国人，继续阻止着法军从东线对普鲁士的攻势。

奥地利人则在恩斯特·基甸·冯·劳东将军统帅下占领西里西亚的格拉茨（现称克沃兹科）。在利格尼茨之战中，腓特烈在军力为一比三的局势下战胜奥军。可不久之后，他的首都柏林就被萨尔特科夫的俄军与爱德华·博斯科恩（英语：Edward Boscawen）冯·莱西（英语：Franz Moritz von Lacy）将军的奥军于10月份时短暂占领。占领尽管短暂，仍然大大的打击了腓特烈的威信，因为很多人指出普鲁士人对于短暂占领维也纳或圣彼得堡不抱任何期待。而虽然年末的托尔高战役中腓特烈战胜道恩统帅的奥军，但普鲁士人也付出很大的伤亡，而且最终让奥军有序地撤退。

但是，在库勒斯道夫战役之后，俄军在战场上却显得迟钝，因为他们的补给线实在过于薄弱[54]。以至于俄罗斯与奥地利在1759年10月达成共识，由奥地利接手负责俄罗斯的后勤补给，取代俄罗斯已经不堪负荷的军需科[55]。但奥地利军需科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供给俄军和奥军的补给，因此实际上俄军只获得一小部分来自奥地利的援助[55]。在格拉茨的战斗中，俄军来不及赶到战场投入战斗，而他们两次攻克科沃布热格的企图都被粉碎。普军的顽强防守将俄军阻隔在科沃布热格之外，使腓特烈可以专心的面对奥军而不用分出兵力对付俄罗斯。

1761年-1762年

1761年初，普鲁士只有10万人可以动员参战，而且许多是新召募的，这使普军看似十分危急[56]。然而，俄军与奥军的战力也被严重消耗，以至于无法给与普鲁士致命一击。

1761年2月斐迪南率军在巴特朗根萨尔察奇袭法军，并在3月包围卡塞勒，但法军重新集结之后在格林贝格战役大败普军，并捕获数千名俘虏，迫使普军解除围城。在威灵豪森战役中，斐迪南的汉诺瓦军击败92,000人的法军部队。

而东线的战事也进展得非常缓慢，俄军的战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位于波兰的弹药库，但弹药库却遭到普军发动几次成功袭击。例如该年9月，由普拉滕（platen）将军领导的袭击，让俄军损失2000人，大部分遭俘虏，并且损坏5000辆马车[57]。由于人力逐渐短缺，普军被迫采用袭击弹药库这个新的策略，来拖慢敌人的推进速度。虽然腓特列的军队已经受到消耗，但主要部分仍待在大本营博莱斯瓦维采（英语：Bolesławice, Bolesławiec County），奥地利与俄罗斯都在犹豫是否对其发动进攻。然而，1761年底，普鲁士面临了两个挑战：奥地利攻占了希维德尼察，另一方面俄军将领扎哈尔·切尔尼舍夫和彼得·鲁缅采夫率军包围并攻陷科沃布热格，使普鲁士失去在波罗的海的最后一个港口[58]。一直以来，俄军的主要问题在于后勤补给过于脆弱，使得他们难以扩大暂时的优势。现在俄军可以借由海路更快速且安全的运输补给至前线，因为普鲁士骑兵无法在海上拦截船只[59]。由于腓特烈无法分出军队保卫首都，这个转变扭转了俄普之间的陆军实力[60]。此时，英国人认为普鲁士即将要崩溃了。

于是英国威胁普鲁士跟交战国妥协让步以换取和平，否则将撤出对普鲁士的军事援助。此时普鲁士的状况非常艰困，普军已经锐减到剩下60,000人，而且柏林已经被包围了。但是，1762年1月5日，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病逝，亲普鲁士的彼得三世即位后立即与腓特烈议和，并归还俄国占领的东普鲁士与波美拉尼亚，这便是著名的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彼得三世甚至让腓特烈指挥自己的军队，腓特烈因此得到喘息之机，集结更多军队，约12,000人，专心对抗奥地利[57]。于是腓特烈攻陷（英语：Siege of Schweidnitz (1762)）希维德尼察，将奥军逐出西里西亚，然后在萨克森他弟弟亨利在弗赖贝格战役(1762年10月29日)中击败奥地利，同时，普鲁士的盟军布伦瑞克则拿下哥廷根和卡塞尔。

1762年1月4日英国向西班牙宣战，西班牙也于1月18日向英国宣战[61]，葡萄牙跟着参战并加入英国这一方。西班牙在法国的帮助下入侵葡萄牙且成功占领阿尔梅达，但英国援军的抵达推迟西班牙的攻势，英葡联军在巴伦西亚德亚尔坎塔拉战役中蹂躏一座西班牙主要的补给基地。西法联军被挡在阿布朗提斯固守的阿布朗提斯外的一个高地。最后英葡联军在游击队以及焦土战术[62][63][64]的帮助下将战力被严重削弱西法联军赶回西班牙[65][66][67]，收复大部分的失土，除了满目疮痍的西军指挥总部布朗库堡[68]。

英国海军长期的封锁法国港口削弱法国人的士气，当在纽芬兰的讯号山战役中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回巴黎时又使法国人士气进一步下降[69]。接着俄罗斯倒戈，瑞典撤军，奥地利在两场战役中被普鲁士击败，路易十五意识到奥地利不可能在没有财政及物质支援的情况下收复西里西亚，但法国又已不愿再提供更多援助了。换言之，法国获得奥属尼德兰的条件不可能达成了。于是法普议和，法国从普鲁士的莱茵兰撤军，结束了法国在日耳曼地区的战事[70]。

1763年

1763年，中欧的战事基本上普军和奥军陷入僵局。在前一年的博克施道夫战役中，腓特烈率领普军勉强战胜了道恩的奥军，并夺回大部分的西里西亚与萨克森，紧接着在弗赖贝格战役中，腓特烈的弟弟亨利击败奥军，并控制西里西亚与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以外的地区。此时，亨利的财政状况还不算艰难，但他的王国被摧毁，军队也严重地衰弱中，人力减少的情况下又损失大量有能力的军官和将军，以致于不太可能有能力对德累斯顿再发动进攻[71]。英国的军事援助被新任首相约翰·斯图尔特撤回，俄国皇帝彼得三世被妻子叶卡捷琳娜废黜，她使俄罗斯转回支援奥地利并对普鲁士发起新的进攻。然而奥地利就像其他参战国一样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而必须缩编军队，影响奥地利的进攻力量[71]。事实上，长期的战争使得奥地利政府陷入混乱[72]，虽然仍拥有德累斯顿、克沃兹科和西里西亚南部，但没有俄国援助的话胜利希望是很渺茫的。玛丽娅·特蕾西亚女皇对于收复西里西亚已经不抱任何期待，他的大臣、丈夫与长子也都催促他尽快谈和，而道恩元帅也犹豫于是否继续对腓特烈发起进攻。于是，1763年2月15日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胡贝尔图斯堡和约，将格拉茨还给普鲁士以换取普鲁士从西里西亚撤军，至此，中欧地区的战事结束了。

海上争夺

卡里隆战役 (1759年)

在海上和殖民地，英法两国进行激烈的争夺，1756年4月，法国海军击败英国舰队占领地中海的梅诺卡岛，1758年，英军攻占布雷顿角，包围路易斯堡要塞，7月路易斯堡投降，第二年9月英军攻占魁北克。1759年，法国舰队在拉古什和基伯龙被英舰队消灭，1760年英国占领整个法属加拿大；1761年，英国占领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地。

同年12月俄军中将彼得·鲁缅采夫攻克普鲁士要塞科沃贝热格，普军再次陷入绝境，此时却出现被后世称为“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的戏剧性事件：1762年俄国女沙皇病逝，新沙皇彼得三世出生荷尔施泰因公国，母语为德语且对腓特烈和普鲁士文化狂热崇拜，他登基后立即同腓特烈结盟，俄军撤退，归还占领的全部领土，但是埋下俄国军政双方对于彼得三世的不满，认为可以发动政变的时机已经到了。接着瑞典也跟着退出战争，普鲁士得以起死回生。1762年6月28日，彼得三世在宫廷政变中被妻子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黜。随后，被废的沙皇彼得三世被谋杀，叶卡捷琳娜对外宣称是消化不良而死，10月底，叶卡捷琳娜基于她的政变而俄国内部不稳，不愿意再继续战争，这时俄国正式退出七年战争之中。俄国退出使反普同盟瓦解，1763年2月10日英法签定《巴黎和约》。15日普奥签定《胡贝图斯堡条约》，普鲁士同意撤出萨克森，而奥地利承认西里西亚归普鲁士所有，奥地利未能收复西里西亚领地。

影响

英国

英国是在七年战争中最大的赢家，法国在《巴黎和约》中被迫将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割让给英国，并从印度撤出，只保留5个市镇。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斗争中彻底压倒法国，成为世界霸主，迈向日不落帝国的传奇。但英国将这次的大规模战争（法国-印第安战争）的军费以税务的方式转嫁在北美十三州身上，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七年战争结束后12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法国

《巴黎和约》成为法国君主制时期最屈辱的事件之一。法国放弃两百年海外扩张所取得的近所有成果。法国的外交策略黯然失败，声望也显著下落，失去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并导致了十多年后对英国的报复战争。

奥地利

奥地利继上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后再次不敌普鲁士。玛丽娅·特蕾西亚而后一直对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二世有敌对情绪，并在晚年致力于瓜分波兰来寻求失去西里西亚的补偿。

俄国

俄国在七年战争中巩固其在东欧的势力。俄国沙皇在战争后期的倒戈行为引来奥地利和法国的一片骂声、却赢得普鲁士的友谊；日后叶卡捷琳娜皇后罢黜不守信义的前沙皇、自己登基为女皇；并更趋于向西扩张，踊跃于瓜分波兰。俄国名将鲁缅采夫亦在此战中成名。

普鲁士

腓特烈因为俄罗斯在战争后期的沙皇倒戈至普鲁士才保住西里西亚，使他获得“军事天才”及“大帝”的荣誉；七年战争后普鲁士也崛起为公认的中欧强权，其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领地，普鲁士在国力上依然难以和英、法、俄相提并论，常备军的维持主要依靠国王的节俭与军国体制下沉重的税务；只能算是比瑞典、西班牙这类中等强国（middle power）更有实力的“次强”。而且规模巨大的战争也使王国本土成为一片废墟，不过战后的腓特烈全力投入重建和平和经济的工作让普鲁士的地位变得稳定。由于英国让普国在七年战争成为孤军，必须要对付三国(法奥俄)，普国上下弥漫着仇英态度。而后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普鲁士有意无意站在美军这边，并且派军事观察团观察美英之战。尽管腓特烈大帝与他的继任者腓特烈·威廉二世之后又参与了瓜分波兰以补充国力，普鲁士的弱点在拿破仑战争中依然暴露无遗，历经百年才建设起来的强大军队于第四次反法同盟战役中被全歼后，其再次衰弱为二流国家。直到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后，普鲁士才又一次重回正轨。

参看条目

注释

  1. ^ 自1762年
  2. ^ 自1762年
  3. ^ 至1762年

参考文献

  1.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29: 126 [16 December 20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6-09）. 
  2. ^ Heidler, 2007 p. 2.
  3. ^ 3.0 3.1 3.2 3.3 Füssel (2010), p. 7.
  4. ^ Bowen, HV (1998). War and British Society 1688–1815.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7. ISBN 978-0-521-57645-1.
  5. ^ Füssel (2010), p. 8
  6. ^ Tombs, Robert and Isabelle. That Sweet Enemy: The French and the British from the Sun King to the Present.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2006.
  7. ^ Szabo, p. 2.
  8. ^ Szabo, 2007, pp. 24–28.
  9. ^ Szabo, p. 14.
  10. ^ Anderson, p. xvii.
  11. ^ Pritchard, James (2004). In Search of Empire: The French in the Americas, 1670-17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56. ISBN 978-0-521-82742-3.
  12. ^ Dull, Jonathan R. (2007). The French Navy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 14. ISBN 978-0-8032-1731-7.
  13. ^ 13.0 13.1 Borneman, Walter R. (2007). 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 Deciding the Fate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 80. ISBN 978-0-06-076184-4
  14. ^ Lee, Stephen J. (1984).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494–1789. London: Routledge. p. 285. ISBN 978-0-416-37490-2.
  15. ^ Till, Geoffrey (2006).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Thinking: Essays in Memory of Bryan Ranft. Abingdon: Routledge. p. 77. ISBN 978-0-7146-5320-4.
  16. ^ 16.0 16.1 16.2 Till, Geoffrey.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aval Thinking: Essays in Memory of Bryan Ranft. Abingdon: Routledge. p. 77. ISBN 978-0-7146-5320-4.. 
  17. ^ Black, Jeremy (1999). Britain As A Military Power, 1688-1815. London: UCL Press. pp. 45–78. ISBN 978-1-85728-772-1.
  18. ^ Vego, Milan N. (2003). Naval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Narrow Seas. London: Frank Cass. pp. 156–157. ISBN 978-0-7146-5389-1.
  19. ^ Szabo, 2007, pp. 17–18.
  20. ^ Anderson, p.129.
  21. ^ Rodger pp. 265–67
  22. ^ Anderson, p. 170.
  23. ^ 23.0 23.1 Asprey, p. 427.
  24. ^ Asprey, p. 428.
  25. ^ Asprey, pp. 430–438.
  26. ^ Dull, p. 71.
  27. ^ Asprey, p. 465
  28. ^ Carter pp. 84–102.
  29. ^ Jay Luvaas, Frederick the Great on the Art of War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66) p. 6.
  30. ^ Asprey, p. 454.
  31. ^ Asprey, pp. 454–455.
  32. ^ 32.0 32.1 Asprey, p. 455.
  33. ^ 33.0 33.1 Asprey, p. 456.
  34. ^ Asprey, p. 457.
  35. ^ Jay Luvaas, Frederick the Great on the Art of War, p. 6.
  36. ^ 36.0 36.1 Asprey, p. 460.
  37. ^ Anderson, p. 176.
  38. ^ Asprey, pp. 469–472.
  39. ^ Asprey, pp. 476–481.
  40. ^ Anderson, pp. 211–12.
  41. ^ Anderson, pp. 176–77.
  42. ^ Asprey, p. 473.
  43. ^ Anderson, pp. 215–16.
  44. ^ Asprey, p. 486.
  45. ^ 45.0 45.1 Asprey, p. 467.
  46. ^ Asprey, p. 489.
  47. ^ Szabo, pp. 148–55.
  48. ^ Szabo, pp. 179–82.
  49. ^ Asprey, pp. 494–499.
  50. ^ Szabo pp. 162–69.
  51. ^ Asprey, p. 500.
  52. ^ Szabo, pp. 195–202.
  53. ^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Szabo
  54. ^ Stone, David A Military History of Russia: From Ivan the Terrible to the War in Chechnya, New York; Praeger, 2006 page 74.
  55. ^ 55.0 55.1 Marston, Daniel The Seven Years' War, London; Osprey, 2001 page 22.
  56. ^ Anderson, p. 491.
  57. ^ 57.0 57.1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 Herbert Redman
  58. ^ Anderson, p. 492
  59. ^ Stone, David A Military History of Russia: From Ivan the Terrible to the War in Chechnya, New York; Praeger, 2006 page 75.
  60. ^ Stone, David A Military History of Russia: From Ivan the Terrible to the War in Chechnya, New York; Praeger, 2006 page 75.
  61. ^ Fish 2003，第2页
  62. ^ An Account of Portugal, as it Appeared in 1766 to Dumouriez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ausanne, 1775, pp. 24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nd 25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See also García Arenas (2004), pp. 41, 73 and 74.
  63. ^ The Royal Military Chronicl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vol V, London, 1812, pp. 5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51; See also Dull, Jonathan (2009) The Age of the Ship of the Line: the British and French navies, 1650–185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 8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64. ^ Terrage, Marc de Villiers du (1904).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a Louisiane français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 French), E. Guilmoto, p. 15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65. ^ According to C. R. Boxer in Descriptive List of the State Papers Portugal, 1661–1780,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1724–176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Vol II, Lisbon, Academia das Ciências de Lisboa,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British Academy and the P.R.O., 1979, p. 415. Also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an Fernando Dores Costa, 30 000 Franco-Spaniards were lost mostly from hunger and desertion. See Milícia e sociedade. Recrutamento in Nova História Militar de Portuga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ortuguese), vol. II, Círculo de Leitores, Lisboa, 2004, p. 341
  66. ^ Sales, Ernesto Augusto-O Conde de Lippe em Portuga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Vol 2, Publicações de Comissão de História Militar, Minerva, 1936, p. 29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67. ^ Reflexiones Histórico-Militares que manifiestan los Motivos Porque se Mantiene Portugal Reino Independiente de España y Generalmente Desgraciadas Nuestras Empresas y que Lo Serán Mientras No se Tomen Otras Disposiciones (in Spanish), Borzas, 28 November 1772; cited by Jorge Cejudo López in Catálogo del archivo del conde de Campoman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 1975, legajo (file) n. 3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2.
  68. ^ The Royal Military Chronicl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vol V, London, 1812, pp. 5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53.
  69. ^ Anderson, p. 498.
  70. ^ Mitford, Nancy 2013，第242, 243页.
  71. ^ 71.0 71.1 Frederick II, Jean-Paul Bled
  72. ^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 Hamish Scott
  • 顾剑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生平战役》
    • Dennis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1996年英文版
    • Christopher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A Military Life" 1985年英文版
    • Theodore Dodge "Great Captains" 1889年英文版
    • 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1981年中文版

外部链接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七年战争&oldid=8540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