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圍困戰
長春圍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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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共內戰遼西會戰的一部分 | |||||||
圍城後的長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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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東北剿匪總司令部 | 東北人民解放軍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鄭洞國 曾澤生 李鴻 | 蕭勁光 | ||||||
兵力 | |||||||
約10萬人 | 約10萬人 | ||||||
傷亡與損失 | |||||||
中國人民解放軍數據: |
中國人民解放軍數據: | ||||||
長春圍困戰,或稱長春圍城,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在吉林省長春市發生的一場圍城戰,進攻方為蕭勁光所指揮的東北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和東北軍區的合稱,以下簡稱解放軍),守城方為鄭洞國所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下簡稱國軍)。長春圍困戰是遼瀋戰役的組成部分,解放軍佔領長春宣告了遼瀋戰役第一階段的結束。
長春戰役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第一個大的圍城戰役」,以10萬解放軍圍困10萬國軍。解放軍意圖圍城打援,以部分部隊進攻長春,吸引瀋陽廖耀湘兵團北上救援,然後在途中將廖耀湘兵團圍殲。但攻打長春之解放軍與守城之國軍兵力相當,裝備不如國軍,而廖耀湘兵團又拒絕北上援救,所以解放軍始終沒決心強攻長春。後解放軍決定先攻下錦州,切斷東北國軍南逃之路,將東北國軍滯留在東北戰場,逐個消滅,因此主力南下,長春戰役形成了圍而不攻之局。
1947年東北人民解放軍抵達長春週邊,選擇圍而不攻的戰略。其中在6月28日的圍城政工會議上,圍城指揮所提出口號,「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裏」[7]。正式戰役由1948年5月23日,解放軍對防守長春之國軍完成包圍,並切斷國軍空中運輸開始計算,直至10月19日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倒戈,新七軍投降,解放軍進駐長春而宣告結束。
中共方面指,戰役自1948年5月23日,解放軍對防守長春之國軍完成包圍,並切斷國軍空中運輸開始,直至10月19日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倒戈,新七軍投降,解放軍進駐長春結束。期間150多天內,國民黨守軍在城內實行殘酷的「殺民養軍」和「逐民出城」政策,加劇了城內糧食緊張。加之戰役前期解放軍為防止有特務混入難民,阻止城內人員逃離,最終十餘萬難民餓斃。[6][8][9]
國民黨方面指,國軍自一九四八年六月中之後,取消了禁止城內居民出城的禁令[10],奉指示從8月1日起只准饑民出而不准再進[4]。另一方面解放軍的政策如特種兵司令蕭華當時所指令,基本是阻止長春平民外逃,導致大量逃難民眾被困於兩軍防線間的「真空地帶」[7]。期間150多天解放軍進行了圍困和經濟封鎖,並利用鐵絲網、壕溝不讓難民出來,其目的可能是為讓城內老百姓耗光城內國軍的糧食。甚至為阻止出城者逃離,解放軍打罵捆綁離開者並開槍射擊欲逃離的難民[11]。一些觀點認為,此戰最終導致數十萬難民死亡[4][12][需要更多來源]。
背景
中共方面曾在中日戰爭勝利後,就作出進軍東北的決策。其中曹里懷與朱光就在當時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指派,從冀魯豫根據地率領少數幹部和部隊於1945年10月下旬到達東北,之後曹里懷被中共中央東北局分配為長春市警備司令[13],帶領冀魯豫部隊乘蘇聯軍隊撤出後進駐長春。而隨着兩軍對峙形勢的變化,長春駐軍在同年12月14日再退出了長春市區。之後解放軍整體戰略重點,轉向控制沿長春線兩側的龐大地區(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聯結點),以建設中共的根據地[14]。
國軍方面,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後,不信任當地滿州軍而將原本已編入地方保安部隊,接受過日軍訓練的原滿軍裁撤,東北國軍兵力下降到48萬;許多原滿洲國軍隊因頓時失去生活來源而紛紛加入八路軍,大大增加了中共在東北的實力。
東北戰場成為當時全國五大戰場中唯一一個解放軍數量超過國軍之戰場。國軍本着「重點防禦」之戰略,兵力集中在幾個大中城市,而解放軍則在1945年底以來的拉鋸戰中,逐步掌握了鐵路沿線與廣大鄉村地區,將國軍分割開來,使國軍陷於孤立。解放軍已逐步掌握戰爭主動權,攻守態勢也隨之改變,東北戰場進入了解放軍攻,國軍守之態勢。
1948年1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令,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民主聯軍總部改稱東北軍區。在東北,解放軍與國軍之戰已進入第三年。解放軍經過三年戰爭(如四平戰役、三下江南、四保臨江1947年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和進行中的冬季攻勢),在東北已經建立了根據地。共產黨通過進行土地改革和宣傳工作,並吸收國軍裁掉的原滿洲國陸軍,壯大了軍隊。東北解放軍由抗日戰爭後之11萬人發展到1948年春之153萬人(其中野戰軍70萬)。
同日,陳誠發表《元旦告東北軍民書》[15],聲稱已完成作戰準備,計劃分三路向解放軍掃蕩。當日,國軍集中了五個軍十多個師的力量,以瀋陽為中心,分三路向遼河兩岸呈扇形推進。1月6日,解放軍夜殲滅瀋陽外圍公主屯的新五軍兩個師一萬三千餘人,軍長陳林達、師長謝代蒸、留光天被俘。
在1947年夏秋冬攻勢之強大壓力下,1947年8月到東北主持軍政之陳誠,對東北國軍敗退,收拾不了局面,萌生退意。1948年1月17日,國軍召開軍事會議,成立東北剿匪總部,蔣介石委任衛立煌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15],鄭洞國和范漢傑任副總司令。
1月22日,衛立煌到達瀋陽[15]。1月26日解放軍攻下新立屯[15],全殲四十九軍二十六師九千餘人。1月29日解放軍攻下溝幫子[15];1月30日攻下盤山縣。
2月5日,陳誠離開瀋陽赴南京。2月6日,解放軍佔領遼陽縣,國軍暫五十四師和新五軍、新六軍留守處共損失一萬零七百餘人。2月7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確立將東北國軍封閉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2月19日解放軍攻下鞍山市[15],國民黨五十二軍二十五師一萬兩千九百餘人全部被殲滅,二十五師師長胡晉生被俘。
同日,解放軍攻下法庫縣,撤退之新六軍暫六十二師全部七千二百餘人被全滅於慶雲堡地區。2月25日,駐守營口之國軍五十二軍五十八師師長王家善率部八千八百人,逮捕副軍長鄭明新,並消滅其餘守軍三千餘人。2月28日解放軍攻下開原[15],殲滅暫三十一師一個團及暫六十二師殘部三千四百人。
1948年3月,冬季攻勢進入尾聲。1948年3月,蔣介石為固守長春組建第一兵團,由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鄭洞國兼任。因國軍陷於孤立,為免被各個擊潰,3月9日,衛立煌命鄭洞國指揮駐守永吉縣之六十軍撤到長春[15],解放軍佔領永吉和豐滿水電站。3月13日(一說3月15日),經23小時激戰,解放軍再次攻佔戰略重鎮四平街(三攻四平)[15],七十軍一個整師一萬九千三百餘人陣亡。
3月15日,冬季攻勢結束,國軍在東北只剩下長春、瀋陽、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等據點,瀋陽、長春之補給全靠飛機運輸。鄭洞國抵長春後,下達了「加固工事,控制機場,鞏固內部,搜購糧食」之策。
長春位於東北腹地,松遼平原中央,是東北鐵路交通樞紐,具重要戰略地位。九一八事變後,滿洲國首都就設立在此。日佔期間,日本關東軍在此修築了許多永久防禦工事,國軍進駐長春後,又加強了工事。長春有很多永久性碉堡和地堡,市中心建築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接,構成核心守備,外圍設有寬三米深兩米之外壕,有縱射火力及鐵絲網、地雷、絆索、鹿砦、陷阱等工事。時長春已是一堅固防禦之大城,國民黨報紙稱長春防禦工事「堅冠全國」。
經日本人十四年經營,長春人口已從滿洲國成立前15萬人,膨脹到70萬人(包括日本人14萬),長春圍困戰前,城市居民估計在40萬到60萬之間。圍困戰後,居民銳減到17萬人。
戰爭的雙方
國軍
長春守軍以中央大街(後改稱斯大林大街,現名人民大街)為界分為兩個守備區,東半部歸六十軍,西半部歸新七軍,司令部設在中央銀行大樓。以中央銀行為核心,以堅固建築物層層設防,並派新七軍暫五十六師兩個團,控制西門外大房身機場,派六十軍一個師防守東郊城防工事外之戰略高地。
- 第一兵團
- 司令官:鄭洞國(兼)
- 副司令官:曾澤生、彭傑如
- 參謀長:
- 副參謀長:楊友梅(代理參謀長)
- 新編第七軍
- 軍長:李鴻
- 副軍長:史說(代理軍長)
- 參謀長:龍國鈞
- 新編第38師
- 師長:陳鳴人
- 副師長:彭克立
- 參謀長:李性常
- 第112團團長:李克己
- 第113團團長:曾長雲
- 第114團團長:陸心仁
- 師直特務連
- 通信營營長:
- 山炮營營長:(七五山炮12門)
- 工兵營營長:
- 輜重營營長:
- 搜索營營長:
- 騎兵大隊大隊長:
- 衛生隊隊長:
- 政工隊隊長;
- 野戰醫院院長:
- 諜報隊隊長:
- 軍樂隊隊長:
- 新兵營營長:
- 暫編第56師
- 師長:張炳言
- 副師長:王正國(1948年5月24日,被俘)
- 參謀長:劉大名
- 第1團團長:塗尚均,(原團長湯克振,於1948年5月24日被俘)
- 第2團團長:徐漢傑,(原團長書劍,於1948年5月24日被俘)
- 第3團團長:方維藩
- 暫編第61師
- 師長:鄧士富
- 副師長:寧 偉
- 參謀長:曾德輝
- 第1團團長:李卓彧
- 第2團團長:姚鳳翔
- 第3團團長:黃 醒
- 軍直青年教導團團長:塗尚均(兼)
- 騎兵團團長:凌紹康
- 特務營營長:
- 重炮兵營營長:
- 工兵營營長:
- 通信營營長:
- 汽車營營長:
- 幹部教導總隊:
- 政工訓練班:
- 軍醫院院長:
- 第60軍
- 長春警備司令部:司令李鴻(兼)
- 吉林省保安司令部:
- 司令鄭洞國(兼)
- 副司令:李寓春(兼)
- 參謀長:韓雲五(兼)
- 吉林保安旅
- 旅長:何大剛
- 副旅長:陳惠民
- 參謀長:王秉洵
- 保安第一團團長:司連福
- 保安第二團團長:鄧凌光
- 保安第三團團長:文卓群
- 保安獨立大隊大隊長:張貫三
- 保安騎兵營營長:陳榮久
- 吉林師管區司令部:
- 司令:李寓春
- 副司令:方傳進
- 參謀長:胡冠華
- 長春團管區
- 司令:李樹桂
- 副司令:陳烈新
- 永吉團管區司令:周振聲
- 兵團直屬部隊:
- 騎兵第一旅旅長:韓雲五
- 騎兵第一團團長:史振銓
- 騎兵第二團團長:黎占鰲
- 騎兵第二旅旅長:楊友梅(兼)
- 騎兵第一團團長:孫 璞
- 騎兵第二團團長:王魁武
- 騎兵第一旅旅長:韓雲五
解放軍
東北人民解放軍(後改稱東北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第一兵團約10萬人,司令員蕭勁光,副司令員陳伯鈞,政委蕭華,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參謀長解方,副參謀長潘朔端。
- 第6縱隊,代司令員黃永勝,副司令員楊國夫、李作鵬,政委賴傳珠,參謀長黃一平。下設三個師:
- 第12縱隊,司令員鍾偉,副司令員熊伯濤,政委袁昇平,參謀長王亢。下設三個師:
- 獨立第6師,師長鄧克明,副師長金宇、馬逸飛,政委鍾人仿,參謀長劉甦。
- 獨立第7師,師長羅華生,副師長程啟文、余勛光,政委邱子明,參謀長劉可天。
- 獨立第8師,師長王人貴,副師長蔡久,政委鄒衍。
- 獨立第9師,師長廖仲符,副師長羅文華,政委鍾民,參謀長冉澤。
- 獨立第10師,師長趙東寰,副師長鄧忠仁,政委崔國輝,參謀長王玉峰。
- 獨立第11師,師長王效明,副師長李德山,政委宋景華,參謀長康干生。
圍困戰
194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軍區就打長春進行討論,並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計劃從5月中旬開始進行長春戰役,用九個縱隊攻打長春,以圍城打援手段,準備4萬人之傷亡,在10-15天內結束戰鬥。4月24日中共中央軍委同意攻打長春提議。
5月中旬,解放軍在長春東南四五十公里的李家屯成立第一前線圍城指揮所(後改稱第一兵團),蕭勁光任司令員,蕭華任政委。此時,解放軍已完成對長春合圍,一縱,六縱和三個獨立師將長春圍住。[16]
隨着解放軍逼近長春,縮小包圍,5月14日,長春守軍為保持外圍防地和確保機場,以新七軍一個半師、六十軍一個師,向長春西北出擊,進攻小合隆附近之解放軍十二縱36師,試圖趕走解放軍,確保大房身機場在解放軍炮火射程之外。19日佔領小合隆。24日,解放軍為封鎖空運糧食,以一縱、六縱、十二縱三十四師、三十五師、獨立第7、10師,奔襲小合隆和大房身機場,殲滅駐守機場之新七軍暫五十六師兩個團約六千餘人,俘獲暫五十六師副師長王正國。鄭洞國命出擊部隊速回,解放軍佔領了大房身機場,長春守軍與瀋陽空中運輸遂中斷,解放軍損失兩千餘人。
基於長春城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作為關東軍司令部駐地被苦心經營多年,工事甚好且外有援兵,5月29日,林彪發電中央軍委:「……24日戰鬥結束以後,連日我們反覆考慮,並經東北局常委開會討論,又照顧個縱、師首長對長春所表示的信心並不甚高」,建議以部分兵力圍長春,主力轉至外線。5月30日,林彪召集東北局、東北軍區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對長春採取圍困方針,並決定了圍困及嚴密封鎖長春之部署。毛澤東批准了林彪的部署。6月1日,林彪簽發「東總」電[17]:
五月三十日決定圍困及嚴密封鎖長春之部署:
(一)使用獨立師以營為單位,接近長春周圍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道路,在陣地上構築工事,主力部隊切實控制城外機場。
(二)以遠射炮火力,控制城內自由馬路及新皇宮機場。
(三)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
(四)嚴禁城內百姓出城。
(五)控制適當預備隊,勾通各站聯絡網,以便及時擊退和消滅出擊我分散圍困部隊之敵。
(六)城南、城東歸六縱,城北、城西歸一縱,炮兵由炮司派歸一、六縱指揮。
(七)兩個月來幾個獨立師團圍困長春成績不大,未看成嚴重戰鬥任務,無周密計劃和部署,應該改正,要使長春成為死城[18]。
6月5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向中共中央軍委提出三個作戰方案,第三個作戰方案提出對長春採取長時間圍城打援,先消滅援敵,然後攻城。時間準備兩個月至四個月,可以有把握殲滅敵人與拿長春。建議採用第三作戰方案。中共東北局首長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6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同意三人提出之第三方案。
6月15日至20日,解放軍第一兵團在吉林召開野戰軍師級以上幹部會議(吉林會議),決定把攻打長春改為長困久圍,並宣佈由第一兵團司令蕭勁光政委肖華指揮新成立十二縱(由北滿獨立第2、4師和西滿獨立第5師組成)和六個獨立師擔任圍城任務。
6月22日前,解放軍完成圍城部署,六縱十八師,十二縱三十四師、三十五師和獨立第6、7、8、9、10師、進入指定位置,第一道包圍分東西兩個地方隊,獨立第6、8、9師為東地區隊,六縱十八師為其機動部隊;獨立第7、10師為西地區隊,十二縱三十四師、三十五師作為機動部隊,布在城西和西南守軍主要突圍方向,餘部組成第二道包圍。完成以長春為中心方圓45公里,縱深25公里封鎖,禁止糧食和蔬菜、燃料、牛馬和等運入封鎖圈。在解放軍封鎖圈和國軍哨卡間形成中間地帶。
在執行對長春全面性的軍事圍困和經濟封鎖同時,解放軍也進行政治攻勢和對上級軍官策反。6月28日解放軍第一兵團召開政治工作會議,提出「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會後政治攻勢迅速展開,陣地喊話,發宣傳單,利用投誠和被俘之國軍官兵及其家屬向城內喊話,針對屬於滇系之六十軍上級軍官進行工作,派長期做滇軍工作之雲南人劉浩,和原六十軍副官長兼特務營長楊濱主持東北軍區聯絡部前方辦事處之工作。在梅河口戰鬥中被俘之六十軍一八四師團長張炳昌和李崢先送回做工作;在海城易幟之原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利用各種關係給六十軍上層軍官寫信;劉浩也曾化妝秘密進入長春做上層工作;六十軍中以孫公達為負責人的地下黨組織也積極活動,發展地下黨員。這些政治攻勢和策反活動為後來六十軍易幟奠定基礎。
在5月底機場失守後,國軍長春守軍糧食供應只能靠空投。據當時美聯社分析,一天要出動四十架次飛機才能滿足需要。由於空投飛機受到解放軍炮兵和高射機槍射擊,常常來不及空投就逃跑,或在高空亂投,不能投入城內。六月底,鄭洞國組織了戰時糧食管制委員會並頒佈《戰時長春糧食管制暫行辦法》,規定市民自留口糧數量只許維持3個月,其餘按限定價格賣給市政府以保證守軍需求,否則一旦查獲將沒收糧食並嚴懲。守軍在城內搶奪民糧。到了夏天,市區居民出現糧荒,留有存糧之居民不敢光明正大舉炊,否則即會招來官兵和其他饑民搶糧,有不少人因此病餓死亡。由於城內糧食極度缺乏,加上有人投機倒把,城內糧價飛漲,從幾元一斤漲至一萬元一斤。中央銀行長春分行不得已發行本票,面值由幾十萬一張發展到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一張。
6月28日,長春大批饑民到康德會館後院糧庫,衝破警戒,搶糧充飢。國軍和警察開槍彈壓,造成多人死亡。解放軍方面四野第一兵團政委肖華就下令「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為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負擔。」7月19日,衛立煌命鄭洞國守長春,牽制解放軍大批主力南下。最初,長春守軍還禁止居民出城。7月下旬,蔣中正致電鄭洞國「盡收長春人民所有糧食物資,由政府統一分配。」[19]以及從8月1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准出哨卡,不准進哨卡,將大量居民疏散出城,以降低市內糧食消耗。8月4日至6日,國防部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會上曾討論從東北撤退,固守華中之部署,但因失去東北在國內外影響太大,故未果。
7月20日,中共中央東北局討論認為攻打長春一舉全殲守軍沒有把握,應以最大主力開始南下作戰為好,並上報中共中央軍委。22日,中央軍委回電贊同。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關於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決定成立處理難民委員會,開始緊急收容和救濟「在敵我封鎖區之間」「為數八萬餘人」的難民。[20]
8月16日解放軍第一兵團召開軍事工作會議,根據指示,縮小包圍圈,進一步圍困守軍,第一兵團司令部也向前移動到距長春十公里德四家子村。
8月17日,東北人民解放軍改編為東北野戰軍。
9月9日,羅榮桓起草,並以林彪、羅榮桓、譚政的名義給毛澤東提交了一份《關於圍困長春的報告》,總結了長春圍城以來的各方面工作情況:[11]
關於圍困長春的報告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 一、長春守敵兩個軍及地方游雜部隊共約十萬之眾,憑堅固工事及建築物實行困守。我以十二縱三個師及六個獨立師,採取圍困方針,以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攻勢,發動對該敵作戰。從五月末開始長春外圍戰,奪取機場後,逼近市郊,六月二十五日起,正式對長春進行封鎖圍困。
二、兩月來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高粱每斤三千萬元(敵東北流通券),且有價無市,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敵軍除新第三十八師、第一八二師等外,均以酒面[21]作主食,每日才四兩大豆,游雜部隊更壞,因營養不良,大豆難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敵雖尚存一部糧食,空投還可接濟,但不敢食用,以準備作戰)。故市內秩序日形紊混,軍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爭取工作,其兩個保安旅及保安團等日呈瓦解狀態,正規部隊亦發生極大動搖。自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止,兩個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敵方逃兵及投誠人員已達一萬零四百七十一人(戰鬥俘獲不在內),其中正規軍佔百分之六十八,雜牌軍佔百分之三十二,軍官佔百分之二點三,帶武器者佔百分之十。敵人情緒普遍低落,由個別投誠已轉向整班投誠。鄭洞國在其高級軍官會上說:「鞠躬盡瘁吧!」其士兵則反映:「八路這方法真絕,還不如快打。」
三、圍困情況的初步經驗:
(一)敵對我之圍困,採取強制疏散市民以減輕負擔,並便於掠奪其餘糧。其辦法為瘋狂提高糧價,搶購市內存糧,逼人民出市。實行糧食管制,檢查發現每人存糧不足三個月者(每人每月應有四十五斤),即強制趕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饑民及開釋監獄犯人將其押送出來,並對市民進行欺騙說:「七一毛澤東過生日,八路軍放卡子。」或誘以發糧名義,集體趕出,或組織工人學生向我請願,或發動大群難民,向我步哨衝來,使我無法抵制。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後來飢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湧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八月初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餘,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採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對我會不滿,怨言特多:「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也有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的。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來的。經糾正後,又發生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難民,甚至開槍射擊(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圍困時間延長,部隊普遍發生急性病,有懷疑我之圍困系力量不足,有認為長圍無用,敵有空運接濟要求快打。對此主要說明久困長圍意義,並以逃兵講述敵之困難情形,逐漸提高對圍城認識。敵現進行惡毒宣傳,說我欲困死長春人民。我則以放出難民實行救濟之事實,揭穿敵搶糧製造飢餓,以達到趕出市民之陰謀。放出之難民雖對我不滿,但經救濟後,影響較前稍好。
(三)斷敵糧源,必須發動群眾,軍民一致參加封鎖。初合圍時,敵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糧食約五、六十石。據傳當時敵軍糧徵收機關每日能購二、三十噸,主要因長春市外圍均系新區,群眾尚未發動,地方工作只注意後方生產,忽視對敵鬥爭,且軍事封鎖不嚴,封鎖線又距城太遠。後來確定不按原縣區界,而根據圍城各師防區劃界,成立軍隊地方統一的對敵鬥爭委員會,以師政委任主任,統一領導封鎖工作,發動群眾配合軍隊站崗,設立盤查站,堵截出入,防止走私,並規定以沒收走私糧百分之三十(後為五十)作為獎勵。經嚴密封鎖後,入市糧食大減,但還不能根絕。因市內糧價奇高,布及工業品則較賤,運糧入市,獲利十倍,故有商民專以走私為業者(出來時偷領難民,乘機勒索)。他們在沿途各村設有秘密據點,逐村轉糧,數人數處分帶,如一部被查獲,其餘亦足獲利,並有武裝擊傷群眾崗哨者。我地方機關及圍城部隊人員,亦有不少違犯禁令,藉口打入關係而託買筆買表及日用品者,有乘機發難民財、收購販賣者,也有亂沒收難民金銀白鈔以至我鈔者,以致封鎖不嚴。經檢查教育後始予克服。斷敵糧源另一辦法為統制封鎖區糧食,劃長春市外五十里為封鎖區,禁止糧食交易,此地區早為蔣軍搶劫一空,糧食缺乏,故糧價高於後方集市數倍,如不統制,自然大批流入市郊而轉入市內。在封鎖區成立生產救災合作社,組織群眾集體到後方買糧。政府所發種子及救濟糧,亦通過合作社,計地計口貸出,糧食以每三、五天發一次,以免走私。長春西地區因救濟糧較少,不能停止後方糧食交易,採取帶領群眾集體購糧,或限制每人購糧不得超過十斤,並保證不准走私。六、七月間瓜菜未熟執行中尚無問題,八月間即發現有以瓜菜果腹,留下救濟糧以走私營利者。敵人方面則鼓動運糧進市,敵曾槍斃敲詐運糧商人之士兵,並發採購通行證予以便利。現仍繼續高價搶購。除新三十八師外其他部隊八月初即發糧代金,金額雖逐增,但均不足一斤高粱之價,此即鼓勵部隊自行夜掠人民存糧及從市外購糧。以致市民飢餓日趨嚴重,有冒險搶敵糧車,不顧死刑危險分搶空投糧食者。市面統治秩序已日漸混亂。
(四)在圍困中,我發動部隊進行對敵攻勢並派出幾個敵工站,在城垣附近積極發展內線工作,有很多便利條件,利於開展政治攻勢,這是兩個月來瓦解敵軍收效較大的原因。敵士兵生活很苦,近來情形更壞,且封鎖日久不見援兵,感覺前途暗淡。新七軍與滇軍第六十軍有矛盾。東北暫編師與蔣系矛盾更大,故滇軍及東北籍之軍官,有不少與我接近拉關係,送情報掩護我方人員入城,故內線關係較易建立,情報亦較靈通。但發動反正仍不容易,至今除了幾股土匪武裝及暫第五十六師一部九十餘人有組織的投誠反正外,其餘均系個別人或小股逃來(八月起,整班投誠者增多)。因市內缺乏黨的組織,且敵人管制甚嚴。自王家善師[22]反正後,幾個東北師的師團幹部多被撤換,改以蔣系軍官充任。但其所屬兩個保安旅已呈瓦解狀態,最近有兩大股突圍企圖逃竄,轉至我後方擾亂,已被我大部殲滅。我對敵宣傳,是以陣地喊話(尤以用敵逃兵喊話收效大),通過群眾傳話,散發宣傳品,送回敵傷兵及以宣傳彈(製造與炮彈相仿,如同飛機散發傳單一樣)發射宣傳品,沿伊通河水流入宣傳木船,通過內線關係在市內設秘密宣傳站翻印宣傳品等。但以宣傳彈效力大、射得遠、散得寬,使敵來不及防,兵民均可拾到,敵兵對我傳單尤其通行證極重視,有出高價托人來買,逃來者有帶我方傳單以表示接受我宣傳,並作為出城之護照,居民藏我傳單謂打開城可持此領糧。敵對逃兵則施行鎮壓,實行士兵三至五人連坐,一人逃亡全部挨打,帶槍者捉回槍殺活埋,政治上進行欺騙宣傳,謂台灣新兵中秋節時增來東北,九月瀋北會戰,長春即將解圍等等。但此項仍不能挽回其日趨渙散之軍心。我收容逃兵工作曾一度發生偏向。有的自行規定,不帶槍不收,土匪不收,因家屬不好處理,故將家屬拒回。又因清查難民之假裝逃兵致堵回真逃兵者,甚至有不帶符號不會唱蔣黨歌,不會走正步,不知其官長姓名者都不收。這使敵兵發生顧慮,發現後已予糾正。收容的逃兵現已集中解放團訓練,準備經過訓練清洗後,爭取補入部隊。投誠的幾股土匪武裝,因成分很壞已一律繳槍,準備大部遣送回原籍生產,少數罪大惡極的頭目,送地方政府依法處理,因長春這類武裝尚多,為了不影響爭取,故對他們暫時仍予優待。
(五)發動生產,救濟封鎖區群眾,是發動群眾圍城熱情的重要工作。因市郊糧食去冬即為蔣軍搶光,屋上的草又被扒去餵馬,今春市東一個區餓死四十人,圍城開始時土地大部荒蕪,有種後又荒蕪者。為了避免荒蕪,長春東南地區由吉林貸糧一千噸,錢五萬萬元,一千噸養麥種,由部隊抽人力牲口,並發動後方一些人馬助耕搶種搶鋤,業已大部種上。現外圍五萬垧地將開始秋收,收成甚好(八、九成),每垧約可收四石,現正佈置搶收。對哨卡外難民之救濟,分別由吉遼兩省在長春市東西地區組織處理委員會,下設辦事處、事務所、檢查站。派人將飢餓嚴重者介紹出來,儘量資助回原籍或投親友,無家可歸者送附近各縣安置,發動社會救濟組織生產,並在難民中吸收一部工人、學生入伍。
(六)圍城部隊在長期間內,已逐漸形成規律化之陣地生活。初圍時做工事很多,因有交通壕地堡掩體等需要構築和加固,崗哨亦多,每日每人五、六小時日夜不休,非常疲勞,加以天雨運不到糧食,有的吃三天稀飯,又發生傳染病(痢疾),某些新組成的獨立師在初圍城時怕敵炮火、飛機,發生逃亡、自傷或亂打槍者,數次發生誤會,造成恐慌情緒,後經動員並研究改善生活,利用陣地守備發動養豬種菜(每師已種百畝以上)、割草(解決燒柴餵馬),現生活已獲得改善,並節約了大批糧食救濟災民,目前情緒很高,不願換防,但亦不願守陣地,要求快打,同時也發生麻痹現象,在陣地上主要進行軍事練兵,政治教育不夠,違犯政策紀律現象時有發生,其事實已如上述。
(七)圍城鬥爭極為複雜,絕非僅為軍事鬥爭,必須黨政軍民一致動員,故要強調一元化領導。長春敵亦宣傳所謂「總體戰」,我之圍城中曾發生配合不好,政策貫徹以及組織不一致。如長西地區未按軍隊防區成立對敵鬥爭委員會,在長南地區長農縣曾一度發生疆界爭執,對收逃兵、放難民、處理走私、處理難民財貨、禁止貿易、停止後方糧市等政策發生不一致現象,使工作受到損失,這是圍城鬥爭中必須注意的一條經驗。
9月11日,解放軍東北軍區給第一兵團發出《關於開放長春難民出城的處置》的指示,對長春難民一律放行。該電文稱:[23]
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春難民,即應開始放行。凡願出來者,一律准其通過。因長春民食早已用盡,如不放出,將使市民大批餓死。望你們依此作出計劃,分批地但又是儘早的開放,做到於十天內放完。對出城之難民,應發動地方黨及軍隊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宣傳慰問,對老弱走路無力者,幫助人力及馬車的輸送。第一步應就附近各縣分批疏散安置,發動群眾救濟,使其出城後不再死去,或者少死,藉以挽回影響,取得民心。混在難民中的特務,應予以清查扣留;敵方官兵則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團訓練。中學二年以上學生、技術人員、專家等應努力爭取來我區服務。以上開放難民出城,不是對長春敵人解圍,圍困敵人的工作,仍需繼續,不得鬆懈。關於防止敵人利用秋收出城搶糧,及組織軍民搶割搶收等,即照兵團指揮部的計劃加緊進行,將執行情形望隨時電告。
9月12日,解放軍向義縣、灤縣一線國軍發起攻擊[15],遼瀋戰役正式打響。9月底解放軍主力揮師南下北寧線,六縱、十二縱也奉命調往通江口、開原一線,只有獨立第6、7、8、9、10師和後調來的獨立第11師六個師,以及地方部隊繼續圍困長春。
自6月25日至9月底,一共進行大小戰鬥30餘次,解放軍殲滅國軍約3,000人,13,500多國軍士兵向解放軍投降。解放軍在外圍戰鬥中僅有400餘人傷亡。
圍城期間,全市中小工廠設備大部被破壞。全市房屋30%被拆毀,輸電設備33%被拉走,供水設備70%被破壞。國共雙方在城外城裏掩埋屍體12萬左右。[24]
守軍投降
10月2日,蔣中正飛抵瀋陽召開軍事會議,蔣認為解放軍主力南下,圍困長春力量空虛,因此命鄭洞國趁機率部突圍。10月4日下午,鄭洞國與曾澤生通話,要六十軍出一個團配合新七軍出擊。10月7日至8日,鄭洞國集中新三十八師等兩個師組織了一次試探性突圍攻擊,攻擊長春以西的大房身機場方向獨立第6師陣地,受到解放軍阻擊。[25]
10月14日,解放軍向錦州發起總攻,經過31小時激戰,最終攻佔錦州,錦州國軍10萬餘人全數被殲,東北剿匪總部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和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浚泉被俘[15]。錦州被解放軍佔領後,使東北國軍從陸路撤退的道路切斷,東北戰場形勢劇變。同日,六十軍軍長曾澤生派張秉昌、李崢先帶着六十軍聯名信與解放軍接洽,聯名信由白肇學親自書寫,信中提出11條需要回答的事,曾澤生、白肇學、隴耀三人在信上簽名。當晚二人來到位於窮崗子的東北軍區前方辦事處。 [26]
10月15日,蔣中正親抵瀋陽,向長春守軍總司令鄭洞國空投手令,命其率六十軍,新七軍立即突圍,「如違命令,將以軍法嚴懲,絕不寬貸」。[27]中午,張秉昌、李崢先帶來的聯名信被送到兵團政治部劉浩處,劉浩向兵團司令部報告,當時兵團司令部得到長春守軍有可能突圍的情報,因此一些領導懷疑六十軍此舉可能是假借「起義」之名進行突圍。17時,劉浩赴兵團司令部當面匯報。夜,劉浩向兵團首長蕭勁光,肖華等人匯報,劉浩認為六十軍當前起義是可能的。經過討論,兵團總司令蕭勁光同意劉浩的意見,指出如果六十軍企圖突圍,就消滅它。[26]
10月15日,《西京日報》報導:「(本報瀋陽一日航訊)據由長春逃沈者談:長春正如浪花衝擊之孤島,堅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殘共與蒙古,朝鮮,聯合武力在長春周圍加強圍攻,機場失守,飛機不能降落,市內米價遂告上升。民眾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樹皮來充飢,一邊賣去箱底,換取米糧,豆餅,酒糟一類的東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樹皮之類,原非人食,食之不僅有礙營養,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與胃腸炎,廣泛發生,身體日漸瘦弱,蓬髮污面,終至相繼倒斃僻巷頹垣,陋室溝壑之間。長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慘劇中的主角。」
10月16日上午,劉浩與解方、潘朔端到窮崗子與張秉昌和李崢先見面,表示歡迎「起義」並提出五點意見[26]。中午,鄭洞國通知曾澤生到兵團司令部開會,討論向瀋陽方向突圍的計劃,決定17日拂曉突圍。下午,劉浩派車送張秉昌和李崢先回到六十軍暫二十一師陣地,請曾澤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談「起義」事宜。黃昏,張秉昌和李崢先回到六十軍軍部,帶回解放軍承諾。得到解放軍承諾後,曾澤生給暫二十一師營以上軍官講話,二十一師全師贊成起義,曾澤生宣佈六十軍起義,暫二十一師向新七軍佈防。又來到一八二師通知其起義消息。晚8點,一八二師向新七軍佈防。11點,曾澤生通知五十二師師長李嵩及其三個團長開會,扣留李嵩及三個團長,並命其向五十二師副師長和三個副團長要求服從命令,擁護起義。夜,曾澤生派暫二十一師副師長李佐,一八二師副師長任孝忠為正式代表攜帶蔣介石15日空投的突圍手令和鄭洞國的突圍計劃出城商定起義計劃。[26]
10月17日凌晨一點,六十軍指揮所搬到五四七團團部,派人送信通知鄭洞國準備起義。上午劉浩與李佐、任孝忠到五四七團團部,中午,曾澤生與劉浩會面商量起義後的事宜,下午3時,劉浩與曾澤生出城,會見唐天際、潘朔端,商定防務交接,包括交接防地時間、口令、辦法,約定凌晨四時前完成交接[26]。商定後劉浩與曾澤生回長春佈置計劃。17時通電起義。夜,接防部隊解放軍獨立第6、8、9師入城接收東半部防區,12點,六十軍撤出防區開往九台。六十軍三個師共26,000餘人易幟。[15]
10月17日夜,曾澤生接通鄭洞國電話,並由劉浩與鄭洞國通話,敦促其放下武器。
10月18日,周恩來親自擬電報給鄭洞國,以黃埔舊誼敦促他「起義」,寫道「時機緊迫,顧念舊誼,特電促速下決心」[28]。晚11時,新七軍李鴻派三十八師副師長彭克立,暫第六十一師副師長寧偉,新七軍軍部炮兵指揮官王及人,新聞處副處長楊天挺,副官處副處長楊振漢,暫第六十二師政治部主任吳祥伯等人為代表,與解放軍第一兵團參謀長解方商洽易幟,達成協議。
10月19日清晨,新七軍參謀長龍國鈞面見鄭洞國,報告已經準備易幟[25]。上午10時,新七軍放下武器,解放軍接收西半部防區。至此,長春全部被解放軍佔領,只有鄭洞國兵團總部機關和特務團固守中央銀行大樓[16][25]。解放軍沒有採取武力攻佔,鄭洞國部下(一說楊友梅)與解放軍聯絡[25],提出「抵抗」一二日後再投降。
10月20日晚11時,鄭洞國向蔣中正總統發出訣別電報[25]。10月21日凌晨4時,在一陣朝天開槍後,兵團總部舉白旗投降。鄭洞國意欲自殺,但手槍已被取走,他被部下簇擁到一樓大廳面見解放軍。鄭洞國最終表示,同意放下武器聽候處理[29]。
圍困情形
國軍的應對
國軍在圍困戰中搜刮居民糧食。朝陽區義和路居民張淑琴表示:國民黨有搜糧隊,一斤半斤也拿走。我們家來過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鐵釘子往地下捅。宋占林表示:逃進城的地主富農也餓不死,他們組織保安隊,老百姓叫「鬍子隊」。國民黨不發糧餉,(他們)吃穿全靠搶。居民李素娥表示: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餵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30]。
評書演員單田芳在其著作《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表示,「瀋陽的守軍知道長春堅守困難,每天分批用運輸機空投物品和糧食」,「國民黨的守城部隊視空投如生命線,每天都開着很多吉普車在街道上巡邏,發現空投物品立即用車拉走」[31]。
解放軍的應對
1948年6月中旬(在城內有糧情況下)國民黨軍警憲特押解驅趕百姓出城。鄭洞國的目標是驅趕20萬百姓,想把20萬人兩個半月的口糧全部收歸部隊,供10萬部隊多食用5個月,從根本上使中共部隊圍困戰流產。[6]解放軍立起封鎖線不讓民眾離開,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6]節選羅榮桓起草並以林彪、羅榮桓、譚政的名義給毛澤東的報告:
“ | 在封鎖鬥爭中,必須採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對我會不滿,怨言特多:「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也有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的。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來的。經糾正後,又發生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難民,甚至開槍射擊(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圍困時間延長,部隊普遍發生急性病,有懷疑我之圍困系力量不足,有認為長圍無用,敵有空運接濟要求快打。對此主要說明久困長圍意義,並以逃兵講述敵之困難情形,逐漸提高對圍城認識。敵現進行惡毒宣傳,說我欲困死長春人民。我則以放出難民實行救濟之事實,揭穿敵搶糧製造飢餓,以達到趕出市民之陰謀。放出之難民雖對我不滿,但經救濟後,影響較前稍好。[32][11] | ” |
面對卡哨內出現餓死百姓的情況,中共部隊8月初下令放行卡哨內難民。不料「三天內共收兩萬餘人,城內難民又疏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最多時卡哨中滯留難民達8萬人之多,8月14日,林彪、羅榮桓責成吉林省委作出《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當時城內守軍的一個共識是,「匪我雙方孰能狠心孰勝」。[6]
據荷蘭學者馮客於其所著《解放的悲劇——1945-1957年的共黨革命史》所寫到了八月底,在國共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聚集了超過十五萬人,解放軍不放他們通過,國民黨軍隊也不准其回城,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大約有十六萬平民餓死[10]。
中共媒體《長春晚報》於2013年聲稱,為解決難民食宿、救急和遣散事宜,中國共產黨吉林省委員會根據《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專門成立了組織處理難民委員會,在長春、九台、德惠、伊通、雙陽、永吉、磐石、舒蘭、蛟河、樺甸10個地方接收並救濟難民[33]。
藝術家單田芳表示,「圍城期間,單家前後出了17兩黃金外加一塊鑽石表,十幾口人買到一條生路」,國民黨方連長說「我送你們從東大橋卡子出去。解放軍有一個專門收容國民黨起義部隊的小卡子口,你們就裝成起義部隊,解放軍優待起義部隊,肯定會收留你們。」[31][34] [10]自1948年9月11日起,解放軍一律放行要求出城的百姓。[6]
戰後
10月19日解放軍完全進駐長春市後,石磊被東北局任命為中共長春市委第一任書記,唐天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春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35]。
1948年12月1日東北野戰軍司令部於《長春新報》公佈長春戰役戰果:
長春圍城及六十軍起義與新編第七軍投誠,敵軍共喪失兵力95 855人。分別統計如下:
(一)、圍城戰果:自6月19日至10月16日,我共收容投誠敵官兵19 612名。攜來武器計有:六O炮10門,重機槍2挺,輕機槍38挺,衝鋒鎗8支,步馬槍1 257支。另在歷次外圍戰鬥中,共計殲敵4 328名,合共殲敵23 940名。
(二)、六十軍起義:解義參加我軍官兵共計26 000餘名,配屬武器計有:各種炮290門,其中榴彈炮4門,山炮4門,自動炮2門,戰防炮1門,火箭炮4門,步兵炮14門,迫擊炮70門,六O炮187門。另有重機槍共24挺,輕機槍690挺,衝鋒1077支,戰防槍14支,步馬槍6 508支,短槍144支,訊號槍32支,槍榴筒142具,汽車 27輛,子彈960 979發,炮彈5 498發。
(三)、新編第七軍投誠戰果:(甲)投誠部隊番號,包括第一兵團司令部、新編第七軍軍部及新編三十八師,暫編五十六師,暫編六十一師,軍直屬之騎兵團、汽車營等;地方部隊番號,包括吉林保安旅,騎兵保安旅第一旅,騎兵保安第二旅,長春警備司令部,吉林師管區,松北五省流亡政府等單位。(乙)投誠人數,計正規軍官兵32 000餘名,地方軍官兵7 926名,合共47 426名。(丙)繳出武器計有:各種炮331門,其中榴彈炮8門,山炮9門,戰防炮28門,平射炮24門,火箭炮14門,迫擊炮61門,六O炮187門。另繳:重機槍146挺,輕機槍845挺,衝鋒鎗1 205支,戰防槍21支,步馬槍13 435支,短槍170支,訊號槍9支,槍榴筒18具,擲彈筒25具,電台11部,無線電話55架,電話總機41架,單機240架,電線150公里,飛機1架,裝甲車2輛,汽車419輛,大車49輛,子彈4 519 278發,手榴彈12 848個,炮彈8150發。其它倉庫物資等全部完整。
據長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共計有40萬人逃離市區,戰事導致市內萬戶蕭疏,而郊外則是荒塚累累,白骨嶙嶙[36]。
2006年6月4日,長春市綠園區青龍路附近一處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發現大量骨骸,數量達幾千具[37]。
遇難平民統計
- 尚傳道於1946~48年時任國民政府長春市長。國軍少將段克文於1978年在美國出版回憶錄,引用同為戰犯的尚傳道「坦白」,估計餓死16萬人。[38]1985年,尚傳道在政協出版的書中回憶:「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39]此數字獲解放軍出版社的《雪白血紅》(張正隆1989)採納。[30]
- 1999年,長春市政府出版《長春市志》,稱「1948年上半年,長春市人口為611,246人」[40],「10月19日長春市區解放時,人口為179,241人」[41],城內平民減少約43萬人,其中有多少人是餓死,眾說紛紜[42]。《長春市志》稱到11月上旬,已收容長春難民15萬人以上[43],則還有28萬平民去處不明。
- 2009年,台灣作家龍應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認為,「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解放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並由此認為餓死人數約有10-65萬人[3]
- 2012年,長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辦期刊指有「近10萬人餓死街頭」[36]。
- 2017年,記者杜斌《長春餓殍戰》指37至46萬人餓死[44]。
- 2017年,前長春市人民政府秘書長李發鎖[45]著書認為58,063人遇難。他同時批評龍應台的統計方式極不負責任,用「可能」敘述,將長春市民人數誇大三到四倍,從而誇大了長春市民死亡人數。[6]
評價
《紐約時報》引述荷蘭學者馮客教授話說,林彪簽發的「東總」電,「要使長春成為死城」[46][47][48]。《紐約時報》認為林彪的命令導致中間地帶餓死人[46]。馮客認為這是中共精心算計的恐怖手段與系統化暴力的一個例子,造成的結果是幾個月後,北京等地因為不想被同樣長期圍困而餓死,不戰而降[47]。作家張正隆在書中寫道:「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廣島用九秒鐘。長春是五個月」[49]。龍應台諷刺說:「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50]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的哥哥和弟弟在長春圍城時餓死,她以文學筆法將其親身經歷寫成小說《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1984年以日文出版,2014年出版中譯版,她批評「中共與日軍共謀對抗國軍」[51][52]。
解放軍紀念設施
為紀念佔領長春而犧牲的6508名解放軍指戰員,長春市人大九屆一次會議於1988年1月審議通過建造長春解放紀念碑。紀念碑於1988年10月8日落成,高39米、底部各邊長19.48米。碑名由曾經擔任過東北民主聯軍政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撰題。題字為:
向為解放長春英勇獻身的革命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向為解放長春建設長春做出貢獻的人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長春解放紀念碑作為吉林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屬長春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3][54][2][55]
影視作品
參考文獻
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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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
你說那麼多「蒸發」的人,怎麼了?
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 ^ 4.0 4.1 4.2 杜斌. 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1947.11.4~1948.10.19. [2020-08-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10).
共軍嚴密封鎖長春城不讓難民通過,任其在眼前化為一具具白骨。而守城國軍不僅將空投的糧食全部充作軍食,還肆意印發紙幣掠奪難民手裏的餘糧,更嚴密封鎖共軍不放行難民出城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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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市市長尚傳道被捕後,與我一齊「學習」時的「坦白」說:長春餓死的約有十六萬人。除了共產黨夏初開始圍城,封鎖不嚴,利用各種方法逃生,至多不過廿萬人外,我計算一下,長春餓死的約有十六萬人。記得長春被圍開始時還有四十幾萬人,到失守時僅剩六、七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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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市內外餓殍遍地,無人收葬,慘不忍睹。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關於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指出長春之敵已將大批市民逐出長春市區,困在敵我封鎖線之間。為此,成立處理難民委員會,進行難民的收容、救濟與安置工作。到11月上旬,已收容長春難民15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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