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世界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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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語在蘇聯的整個歷史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認可和壓制。1920年代世界語被布爾什維克政府允許使用，但其國際主義性質使其在1930年代受到迫害。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期間，世界語使用者被監禁和殺害。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在蘇聯恢復合法地位，但沒有恢復到大清洗前的顯著成就。
政策
關於蘇聯世界語的官方政府立場的信息有限，因為涉及該主題的官方文件不多。根據1920年的一份德國新聞稿，蘇聯要求在公立學校教授世界語，但這個報道被人民教育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否認。1921年新經濟政策之後，蘇聯縮減了包括世界語在內的文化倡議[1]。1925年，蘇聯郵局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世界語郵票[2]。
列寧尋求國際間社會主義運動的合作，但他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都不認為應該用人造語言達到這個目的。列寧對世界語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團體之間的國際團結之前，每個國家的革命都必須在自己的文化和語言中發生。當斯大林掌權並將重點轉向一國社會主義時，他質疑國際語言的概念[3]。
1937年大清洗開始時，蘇聯政府將「與外國有聯繫的公民」列為可疑人員類別之一[4]。世界語使用者被貼上「間諜、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的標籤，在斯大林統治的剩餘時間內有世界語使用者被監禁或處決[5]。蘇聯政府沒有正式譴責或禁止世界語運動，也沒有公開承認對世界語主義者的迫害[6]。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對世界語的激烈迫害結束了[7]。次年， 蘇聯與外國文化關係協會發表聲明否認世界語在蘇聯是非法的。1954年，蘇聯沒有反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世界語協會的措施[8]。
蘇聯的世界語者
世界語在歷史上被社會主義運動視為工人潛在的國際語言，導致該語言在蘇聯早期相對流行[9]。世界語團體的流行在1917年至1921年之間大大擴展，他們尋求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同時進行世界語的革命。蘇聯政府沒收了一座豪宅，並將其授予世界語社區作為「世界語之家」[10]。世界語的幾位國際倡導者也在1920年代居住在蘇聯一段時間，幫助推廣該語言，包括創立無民族世界語協會的 Robert Guiheneuf 和 Lucien Laurat 等[11]。根據 E.J. Dillon 的說法，到1929年，世界語是繼英語、德語和法語之後蘇聯學校第四大最常用的外語[12]。
蘇聯初期的世界語運動在運動是否應該遵循蘇聯意識形態、其重點應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等問題上存在分歧[13]。1929年，蘇聯估計有5,726名世界語使用者，儘管蘇聯世界語者聯盟(SEU)聲稱有16,066名[14]。瓦西里·愛羅先珂是一位著名的蘇聯世界語作家，他在大清洗開始前不久去世[15]。Dmitrii Snezhko 是第一個使用世界語而被捕的人，但是世界語社區直到1938年更多運動的領導人被捕後才意識到這種迫害[16]。其他世界語使用者，如詩人Georgii Deshkin 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7]。
雖然政府對世界語者的迫害在斯大林時代後結束，但蘇聯的世界語者人數已大大減少[7]。蘇聯世界語者與全球世界語者社區之間的聯繫在1950年代恢復[18]。1957年在莫斯科舉辦了世界青年節，匯集了來自26個國家的世界語使用者[19]。 1963世界語世界大會組成了蘇聯代表團[20]。1979年才重新成立了蘇聯全國的世界語組織[7][21]。
蘇聯世界語者聯盟 (1921)
蘇聯世界語者聯盟（世界語：Sovetrespublikara Esperantista Unio）成立於1921年，旨在團結蘇聯的世界語使用者，領導人是歐內斯特·德雷仁[22]。德雷仁提倡使用世界語來建立蘇聯工人與其他國家工人之間的交流，並且在1920年代共產主義團體之間發送了數千封信件。[23] 到1920年代後期，聯盟的人數增長到了 10,000 人。為促進世界語的使用，聯盟發佈了以世界語書寫可供報紙刊出的信件的指導方針[24]。這種寫信的策略在1920年代後期開始遭到強烈反彈，因為當時蘇聯和外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交流表明，資本主義下的工作條件並不比蘇聯下的工作條件差，或者以其他方式暗示了共產主義革命沒有成功[25]。
世界語者聯盟在1930年代改變策略，減少宣傳，更多地關注語言的實際使用。不宣傳世界語為一種革命性的語言，而是鼓勵它作為一種愛好和日常生活使用[26]。聯盟的成員在1930年代中期有所增加，但世界語者聯盟成為了斯大林主義清洗世界語的一個目標[27]。大清洗中，領導人德雷仁於1937年10月27日被槍殺。1957 年，蘇聯平反了德雷仁，並於1989年恢復他的共產黨黨籍[28]。
蘇聯世界語者協會 (1979)
隨着對世界語使用者的鎮壓消失，組織重建。1969年「蘇聯世界語青年運動」成立，1979年「蘇聯世界語協會」（世界語：Asocio de Sovetiaj Esperantistoj）成立[29]。即使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世界語團體相比，該協會的影響力也很有限[7]。
參考
- ^ Lins 2016，第159–166頁.
- ^ Lins 2016，第181頁.
- ^ Lins 2016，第244–248頁.
- ^ Lins 2017，第18頁.
- ^ Sutton 2008，第103頁.
- ^ Lins 2017，第4頁.
- ^ 7.0 7.1 7.2 7.3 Forster 1982，第204頁.
- ^ Lins 2017，第111–112頁.
- ^ Lins 2016，第77–78頁.
- ^ Lins 2016，第160頁.
- ^ Lins 2016，第182頁.
- ^ Lins 2016，第194頁.
- ^ Forster 1982，第188頁.
- ^ Forster 1982，第23頁.
- ^ Sutton 2008，第76頁.
- ^ Lins 2017，第12頁.
- ^ Lins 2017，第5頁.
- ^ Lins 2017，第113頁.
- ^ Lins 2017，第135頁.
- ^ Lins 2017，第137頁.
- ^ Kamusella, T.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Central Europe. Springer. 2008-12-16: 340. ISBN 978-0-230-58347-4 （英語）.
- ^ Lins 2016，第165–166頁.
- ^ Lins 2016，第179–180頁.
- ^ Lins 2016，第185–189頁.
- ^ Lins 2016，第195頁.
- ^ Lins 2016，第230–231頁.
- ^ Lins 2016，第234頁.
- ^ Lins 2017，第5-11頁.
- ^ Forster 1982，第257頁.
參考書目
- Forster, Peter G. The Esperanto Movement. 1982. ISBN 9789027933997 （英語）.
- Lins, Ulrich. Dangerous Language — Esperanto Under Hitler and Stali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ISBN 9781349715053 （英語）.
- Lins, Ulrich. Dangerous Language — Esperanto and the Decline of Stalin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ISBN 9781352000207 （英語）.
- Sutton, Geoffrey.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of Esperanto, 1887-2007. 2008. ISBN 9781595690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