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南斯拉夫關係
蘇聯 |
南斯拉夫 |
---|
歷史上,蘇聯與南斯拉夫兩國之間的關係跌宕起伏。蘇聯與南斯拉夫都是以斯拉夫人為主體的國家、且歷史上都深受東正教影響。一戰之前,俄羅斯帝國與塞爾維亞、黑山等南斯拉夫國家之間也很親密。但十月革命之後,南斯拉夫王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卻因為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而相當險惡。南斯拉夫王國是最晚承認蘇聯的歐洲國家之一,直到1940年才給予蘇聯外交承認[1]:18[2]。
1945年,隨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議會解放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建立起斯大林體制,蘇南兩國關係進入蜜月期。但1948年後,隨鐵托與斯大林之間因巴爾幹聯邦等問題爆發衝突,兩國一度決裂。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兩國關係開始緩和。1955年,蘇南兩國簽署《貝爾格萊德宣言》,標誌兩國關係正常化。但因南斯拉夫在外交上奉行不結盟主義,蘇南兩國的關係一直處於不冷不熱的狀態。 另一方面,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間,兩國的經貿關係日益緊密。這一時期,蘇聯成為了南斯拉夫文化產品的主要出口國,許多南斯拉夫作家的書籍被翻譯、介紹到蘇聯,南斯拉夫拍攝的電影也有不少在蘇聯公映。20世紀90年代初,隨冷戰結束,蘇聯與南斯拉夫先後解體,蘇南關係隨之走入歷史[3]。南斯拉夫解體後,前南斯拉夫各國中,塞爾維亞選擇接受、繼承1940年後南斯拉夫與蘇聯簽訂的所有條約,而克羅地亞則是經過立法程序承認了一部分科教方面的協議(如高等教育互認等)[4]。
戰間期
雖然俄羅斯帝國與塞爾維亞、黑山等巴爾幹的斯拉夫公國關係密切,十月革命後,組建不久的南斯拉夫王國基於強烈的反共意識形態卻並不歡迎布爾什維克建立的蘇聯政權。俄國內戰結束後,南斯拉夫接收了數萬名反布爾什維克的白俄難民。南斯拉夫王國方面稱,這是為了報答俄羅斯帝國過去對塞爾維亞的支持[2][5]。1921年,在塞爾維亞宗主教的邀請下,流亡的俄羅斯正教會從科斯坦丁尼耶(伊斯坦堡)遷到了南斯拉夫境內,並於次年在斯雷姆斯基卡爾洛夫奇(今屬塞爾維亞)落腳,成為日後在外俄羅斯正教會的雛形。
二戰
1939年,二戰爆發。1940年,南斯拉夫方才給予蘇聯外交承認,是最晚承認蘇聯的歐洲國家[1]:18。
1941年3月25日,恐懼納粹德國入侵的南斯拉夫攝政保羅親王決定加入三國同盟條約,但迅速引發南斯拉夫社會的抗議。3月27日,彼得二世得到英國支持發動政變,解除保羅親王的職務。4月6日,對南斯拉夫新政權不滿的納粹德國入侵南斯拉夫,迅速佔領南斯拉夫全境,彼得二世逃到倫敦成立流亡政府。這個流亡政府得到蘇聯、美國、英國的承認。
但另一方面,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反抗軍於二戰後期不斷解放南斯拉夫的領土,並開始尋求美、蘇、英三國的支持。早在1942年2月,英國就向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反抗軍派出了使團。1943年10月,鐵托在莫斯科會見斯大林時就明確表示,他不會承認原南斯拉夫王國人士組成的倫敦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如果南斯拉夫國王執意要在戰後復辟,他不惜為此打一場內戰。當時的蘇聯實際上對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議會的激進作風相當不滿。尤其是,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議會在沒有詢問蘇聯的情況下就自行宣告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下,1944年2月,蘇聯向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議會派遣使節團[6]:306-315。得到西方盟國的後勤與空軍支援以及蘇軍地面部隊支援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議會最終於1945年解放南斯拉夫全境。與諸多的東歐國家情況有很大不同的是,雖然蘇軍的支援對解放南斯拉夫,尤其是解放貝爾格萊德等東北部地區,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南斯拉夫的解放主要還是靠着鐵托旗下的共產主義者反抗軍完成的[7]。同時,蘇聯也保證不對佔據的南斯拉夫北部地區按佔領區管理,當地的民政管理全由南斯拉夫方面負責。在蘇軍駐南斯拉夫半年期間,蘇聯的軍人在南斯拉夫犯下兩千多件諸如謀殺、強姦、搶劫等暴力犯罪案件,令鐵托感到憤怒。於是,鐵托加速了南斯拉夫警察與軍隊的組建工作。斯大林雖然並不否認這些事情,但稱這些事情只不過是個別事件[6]:347-348。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成立
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宣告成立。同年12月19日,蘇聯宣佈承認南斯拉夫的新政權。1945年到1948年間,南斯拉夫與蘇東陣營的各國先後建交並簽署友好條約,蘇聯與南斯拉夫進入蜜月期。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總部最初也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不過,1945年11月,鐵托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採訪時表示「南斯拉夫人民與蘇聯人民之間有着深刻而溫暖的同理心、友情,以及兄弟情誼,但也沒什麼特別的」,似乎顯示出一種對蘇聯保持相對獨立的意願[8]。
蘇南決裂
1945年後,雖然蘇南兩國的關係看似親密,實際兩國卻並非全無衝突。南斯拉夫對第里雅斯特自由區與克恩頓州的部分地區的領土主張,以及南斯拉夫表現出主導巴爾幹半島的野心,都多少令斯大林感到不快。斯大林尤其不滿於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違反蘇聯的命令,在希臘內戰中支持希臘共產黨[9][10]。民間層面,蘇聯人對南斯拉夫的優越感也為蘇南兩國的決裂埋下了種子[11]。
1948年初,蘇南兩國之間關係跌至谷底,斯大林發表公開信,將蘇聯與南斯拉夫之間的矛盾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蘇聯當時認為,只要蘇聯不再支持鐵托,鐵托很快就會倒台。這期間,斯大林甚至多次嘗試暗殺鐵托,不過都沒有成功。不過,鐵托政權最終並未如蘇聯所想一般崩潰,反而使鐵托在南斯拉夫的威信大增[12]。
與蘇聯交惡使南斯拉夫不得不調整外交政策,開始尋求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失去蘇聯支持後,南斯拉夫經濟也面臨很大壓力。在壓力驅動下,南斯拉夫對經濟進行了改革,奠定了日後工人自治等制度的基礎[13]。20世紀50年代,南斯拉夫代表甚至還在聯合國譴責稱,是蘇聯發動了韓戰[14]。
關係正常化
斯大林去世後,伴隨蘇聯的去斯大林化運動,蘇南兩國的關係逐漸回暖。這期間,南斯拉夫成為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外交政策開始向不結盟主義傾斜。1955年6月2日,鐵托與赫魯雪夫簽署《貝爾格萊德宣言》,標誌着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不過,1955年後兩國關係大部分時期處於一種不冷不熱的狀態,後來的波匈事件與布拉格之春都使南斯拉夫對蘇聯心生芥蒂。南斯拉夫在波匈事件以及布拉格之春中都表示對蘇聯入侵的反對[7][15]。在布拉格之春後,南斯拉夫還敞開大門接收逃出捷克斯洛伐克的難民。不少難民經由南斯拉夫移民到西方世界[16]。1971年,隨蘇聯決定對西方緩和,以及對聯合國與不結盟運動採取更積極的態度,蘇南兩國的關係略有緩和[3]。1972年,蘇聯授予鐵托蘇聯的最高榮譽列寧勳章。但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南斯拉夫再次對蘇聯的入侵行為表示譴責,使兩國關係再次走低[17]。
參見
參考資料
- ^ 1.0 1.1 Škiljan, Filip. Rusi u Hrvatskoj [Russians in Croatia]. Zagreb: Savez Rusa u Republici Hrvatskoj. 2014. ISBN 9789535832706 (克羅地亞語).
- ^ 2.0 2.1 Branko Petranović. Srpski narod u prvoj fazi drugog svetskog rata 1939–194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SRBIJA U DRUGOM SVETSKOM RATU, p. 39.
- ^ 3.0 3.1 Bogetić, Dragan. Sovjetska politika prema Jugoslaviji tokom prve faze bipolarnog detanta. Istorija 20. veka. 2014, (2): 199–213 [2022-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1).
- ^ Rusija.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Croatia). [2022-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02).
- ^ Мирослав Јовановић. Руска емиграција на Балкану (1920–1940), Београд, 2006, pp. 183–190
- ^ 6.0 6.1 Goldstein, Ivo; Goldstein, Slavko. Tito [Tito]. Zagreb: Profil. 2020. ISBN 978-953-313-750-6 (克羅地亞語).
- ^ 7.0 7.1 Petar Žarković. Yugoslavia and the USSR 1945 – 1980: The History of a Cold War Relationship. YU historija. n.d. [2022-02-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17).
- ^ Hasan, Sabiha. YUGOSLAVIA'S FOREIGN POLICY UNDER TITO (1945–80)— 1. Pakistan Horizon. 1981, 34 (3): 82–120 [2022-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1).
- ^ Yugoslavia expelled from COMINFORM. [2022-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9).
- ^ Советско-Югослав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48–1953гг. www.coldwar.ru. [2022-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5).
- ^ 彭謝夫, 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39, 1979
- ^ Wilson, Duncan. Yugoslavia and Soviet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8, 33 (1): 77–87 [2022-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1).
- ^ Konta, Carla. Yugoslav Nuclear Diplomacy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and Mid‑Cold War. Cahiers du monde russe. 2019, 60 (2–3): 417–440 [2022-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1).
- ^ Elina Kulla, Rinna. Europe's Détente and Yugoslavia's Decline. The Birth of the CSCE across East Europe and the Waning of Tito's Influence athwart the Mediterranean South. Les cahiers Irice. 2013, 2012/1 (10): 97–106 [2022-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1).
- ^ Ivo Goldstein. Tito [Tito]. Zagreb: Profil. 2020: 558. ISBN 978-953-313-750-6 (克羅地亞語).
- ^ Pelikán, Jan; Vojtěchovský, Ondřej. A Bridge to the West: Yugoslavia as a Transit Country for Czechoslovak Emigrants from the 1960s to 1980s. Střed. Časopis pro mezioborová studia Střední Evropy 19. a 20. století. 2019, (2): 61–86 [2022-07-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0).
- ^ Tvrtko Jakovina. Yugoslavia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The Active Coexistence of Non-Aligned Yugoslavia. YU History Project. [2020-09-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