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多傑智合寺
洛多傑智合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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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轉寫 | |
藏文 | ལོ་རོ་རེ་བག |
基本資訊 | |
國家 | 中國 |
位置 | 中國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馬克堂鎮洛科村 |
宗教 | 藏傳佛教 |
開基 | 瑪爾釋迦牟尼 肴格迥 藏饒賽 拉龍·貝吉多吉 |
開山時間 | 842年 |
青海省文物保護單位 | |
洛多傑智合寺及其石窟 | |
地址 | 尖扎縣馬克堂鎮洛科村 |
分類 | 石窟寺及石刻 |
時代 | 宋 |
編號 | 7-25 |
認定時間 | 2004年5月10日 |
洛多傑智合寺(藏語:ལོ་རོ་རེ་བག),又稱金剛崖寺,位於中國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馬克堂鎮洛科村,是一座藏傳佛教寺院。[1]
簡介
洛多傑智合寺位於尖扎縣馬克唐鎮洛科村以北的洛多傑智合寺上院錫漿岩山腰處,距離西寧市區大約130公里。該寺始建於唐朝會昌二年(842年)。元朝,薩迦班欽在此處興建了1座本康。清朝,在此開鑿山岩興建了1座佛堂,並塑立佛像。[1]
洛多傑智合寺因主要建築以崖洞為主,故又稱「金剛崖寺」。整個寺院分為上、中、下三座。上院有天然及人工石窟24處,呈「一」字形由西向北排列,位於垂直高度大約80米的山腰中間。中院有一座萬佛塔,是為埋藏刺殺吐蕃贊普朗達瑪時用的鐵質弓箭而建。下院是大經堂,1246年由該寺第一世薩班·更尕尖參以一缽燃燈佛舍利子奠基興建。該寺所藏文物和坎布拉阿瓊南宗寺、西寧市大佛寺、平安縣白馬寺、循化縣丹斗寺等不相上下。[1]
《洛多傑智合寺志》載,842年,吐蕃贊普朗達瑪用暴力手段滅除佛教,殺害大批翻譯家及佛學家,倖存者四處逃散。後來在藏傳佛教史上被譽為「三賢哲」的瑪爾釋迦牟尼、肴格迥、藏饒賽,以及吐蕃贊普侍衛拉龍·貝吉多吉,為了保存佛法,來到如今的洛多傑密修,並將其射殺朗達瑪的弓箭埋在此地,後來建成了萬佛塔。[2]
根據現存實物及文獻,洛多傑智合寺石窟早在格魯派盛行前,便已經是藏傳佛教其他各派高僧的密修之處,因此其年代早於西寧土樓石窟、平安縣白馬寺石窟。[2]
如今,該寺有古代建成的自然及人工殿堂二十八間(處),收藏的文物有北魏至中華民國時期的佛像、雕塑、捲軸畫、壁畫、金銀手抄佛經等1136件。[1]
2004年5月10日,「洛多傑智合寺及其石窟」被公佈為第七批青海省文物保護單位,類型為石窟寺及石刻,歷史年代為宋。
石窟
智合寺石窟呈「一」字形,由西向北排列,位於垂直高度大約80米的山腰中間。其中,1、2、3、7、8、9號石窟位置很險,一般人無法進入。其他窟一般人進入較為容易。據智合寺管委會主任土登說,1958年前後,為保護石窟內的文物免遭劫難,當地老人曾經秘密派兩個人在夜間去過這些石窟,將窟內部分文物取出後密藏起來。兩個人奉命連夜帶文物躲藏到貴南等地。劫難過去後,當地派人接回兩人,但兩人死於途中,臨終時才將所藏文物告知世人。[2]
據傳說,各窟內的物品如下:[2]
- 1號窟:供奉着以萬藥萬寶為供物塑成的七尊唐朝佛祖像,四手觀音、持金剛、金剛慶母、喜怒神、寶帳護法神、八面怙主護法神、藥王佛、藥師佛,還藏有唐朝及吐蕃王朝著譯的以金、銀書寫的《二十一部顯密經典》手抄本、唐卡八卷等等。
- 2號窟:藏有手抄經典共30套1500本(卷)。
- 3號窟:藏有宋朝手抄的以金、銀書寫的《甘珠爾》206本、古典密宗唐卡19卷、八寶塔16座。該窟內頂壁畫是密宗本宗神馬頭明王壇城圖、宗喀巴畫像。
- 4號窟:內有17塔佛殿、歷代顯宗、密宗高僧的靈塔、宗喀巴像壁畫。其中除了宗喀巴像較為完整外,其他均遭毀壞。窟內散落着各種形狀的「嚓嚓」。宗喀巴像是畫好後粘貼上牆。
- 5號窟:為靜禪院,內供傑·賽康巴金身塑像,青銅法杵一把,勇猛密帳護法唐卡一卷等等。
- 6、7、8號窟:為法師禪房。
- 9號窟:為「三賢哲」講經堂。窟內有「三賢哲」的金像、宗喀巴師徒像,古代手抄藏漢經典《廣中略三種般若經》24本。此外還發掘出一頂年代無法確定的佛冠。
以上1至9號窟內發掘出來的大威德金剛唐卡、極樂壇城圖、龍王佛唐卡、佛祖主持3號唐卡等等,於1995年農曆九月二十四日夜被盜,下落不明。其餘文物現仍藏在該寺。[2]
- 10至18號窟:時代較1至9號窟為後,是在元、明、清時期由該寺歷代住持修造,內供彌勒佛、金剛、三怙主密佛、時輪金剛、度母、蓮花生、米拉日巴、藥師佛、無量壽佛金像等,數以萬計的「嚓嚓」散落在各石窟及萬佛塔周圍。[2]
- 22號窟:為所有石窟中的最大一處。窟高大約3米、寬大約5米、進深大約4米。窟門面朝東北。窟內原有大面積壁畫,現因泥皮脫落,僅存右邊約40厘米寬的直線邊畫,但輪廓不清。該壁畫為一幅大型畫像,中部被一條約3厘米的橫直紅線斷開。脫落下來的壁畫呈塊狀,因技術限制難以重新組合起來。留存在壁畫上的多是石青色原料,根據其判斷,壁畫應是11世紀末藏族政權角嘶囉初期的作品。從該寺保存的刀形石器,彩陶罐,臉盆大小的石刻喀舉上組佛像等實物,也可印證這一判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