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華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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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華》旬刊(1929年-1948年),是近代中國所有回族刊物中歷時最久、影響範圍最廣、也最具代表性的報刊。
《月華》的成功之道,即在於它與北平成達師範學校結合在一起,《月華》編輯部就設在該校之內,故能得到成達歷屆師生的全力支援。《月華》儼然就是成達師範對外宣傳的機關刊物。故《月華》長期致力鼓吹回族傳統經堂教育的改革,並熱心報導與推廣新式回民學校成功的經驗。特別是當時正在萌芽的北平成達師範學校,《月華》對其有極為深入的報導與宣傳。此外成達師範的畢業生在西北從事回民小學建設工作的成果,也是《月華》的報導重點。《月華》和成達師範學校,兩者正可代表自北伐完成到抗日戰爭以前這段時期(1928年-1937年),中國伊斯蘭教文化復興運動的成果。
《月華》從民國18年底創刊至民國37年6月結束為止,前後斷斷續續共歷時約20年。其間曾因外力等因素而停刊三次,並歷經了六位主編與四批撰述群。故依照其停刊的時間、不同的主編者,與所面臨的外在環境,《月華》大致可以分成四個發展階段:其一是北伐成功以後,國民政府主政下的北平時期(1929年11月-1937年5月),這是《月華》能穩定成長的黃金時代。其二是抗戰爆發後的桂林復刊時期(1938年4月-1942年12月),這是《月華》顛沛流離的艱苦歲月。其三是抗戰勝利以後的重慶時期(1946年1月-1947年5月),此時成達師範已改成國立,《月華》已與該校無任何關係。最後則是遷回北平時期(1947年6月-1948年6月),此時正值國共內戰的嚴重衝突時期。[1]
歷史
創刊初期
《月華》於民國18年(1929)11月5日在北平創刊。近代中國西北「寧馬」[2] 家族的重要人物-馬福祥[3]是《月華》的首要創辦人。民國18年春,成達師範甫從濟南遷校北平,是年秋季開辦師範部第二班,馬福祥父子來平視察該校,並邀請馬鄰翼[4] 、成達師範校長唐柯三[5] 、北平清真中學校長孫繩武[6] 等五人聚會,其間眾人論及中國回教未來發展之前途時,馬福祥即以「吾教教義不彰、西北民智落伍為嘆」[7] ,故極力主張:
欲求吾國回教振興,首宜提高教民智識,智識提高,則種種事業,自然頭頭是道,易於着手。且陝甘西北一帶,為吾國回民根據地。而教民知識落伍,較內地尤甚,非有以啟迪之,不足謀整個回民之進步。欲達此旨,必要發行定期刊物,以溝通文化,開通風氣。風氣既開,則教育易於普及。蓋西北一帶,多以讀漢字書為危險事,雖有大力,未易奪其志,故發行刊物,實為振興吾教之要圖。[8]
於是「發行刊物以發揚教義、啟發民智」,就成為與會五人的共識。這五人也就成為新刊物的發起人,而共同推舉成達師範代理校長馬松亭阿訇[9] 為新刊物籌劃的主要負責人。然而當時成達師範甫遷校於北平,一切尚未穩定,馬松亭以「辦刊物與辦學校,旨同而途殊」,且「校內人少事多」,實「無兼顧之可能」,遂邀請當時擔任《晨報》編輯的孫幼銘[10] 以及任職於北平市政府的趙振武[11] 共同參與籌劃。
是年9月規劃出新報刊的初步計劃:首先新刊物規劃「每月出版三期,每期四開紙一頁」;其次發行量「每次出版暫定為一千份」;最重要的就是新刊物的開銷預算。當時本來規劃「印刷費、稿費、津貼及辦事雜費等最低額開支,每月約需二百元」,後來以馬福祥認為所需過大,將預算開支「減低為每月一百六十元」;並由馬福祥「月給百元」贊助之,其餘的六十元則由唐柯三、趙振武、孫燕翼等三人分頭籌集之。[12]
長期以來,馬福祥與其家族一直是《月華》在經費財源上的重要支柱者;此外當時唐柯三與孫燕翼分別擔任成達師範學校、清真中學(民國20年改名為西北公學)的校長,透過兩校眾多校董的支援,也成為《月華》的重要經費來源。10月間眾人就在北平東四牌樓清真寺(成達師範的校址)內召開新刊物的籌備會議,前後共開三次會,決議以唐柯三、馬松亭、劉柏石(成達師範學務部主任)[13] 、孫幼銘、趙振武等五人為該刊的設計委員,並組織《月華》報設計委員會。
在職務的分配方面,由唐柯三兼任社長,馬松亭主持總務並攝行社長職務,孫幼銘主持編輯,趙振武則負責印刷發行諸事務,劉柏石備顧問。出刊前夕,舉凡新刊物的立案、掛號、接洽印刷、發通知函件、造預算書,以及發行等諸手續,皆由趙振武和馬松亭合力完成。就在眾人的分工合作之下,《月華》終於如期在民國18年11月5日創刊。[12] 由於它是在每個月的5日、15日和25日出刊,換言之大約每十天出刊一期,每年共出卅六冊。故在當時也常被稱之為《月華》旬刊、或《月華》(旬)報。以下為《月華》的創刊宗旨:
一、發揮回教適合現代潮流之精義。
二、介紹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
三、增進中國回民之知識與地位。
四、解釋回教新舊教派之誤會。
五、發達中國回民之國家觀念。
六、提倡中國回民之教育及生計。[14]
北平黃金時期(1929年11月-1937年5月)
《月華》創刊之初,五位設計委員皆為當然撰稿員。惟當時唐柯三正準備赴國民政府就任公職,馬松亭與劉柏石則分任成達師範代理校長與學務主任;主編孫幼銘仍兼職《晨報》編輯,趙振武則身任市府職員,五人均未能專任社務工作。故除了需要另僱一名專員常川駐社,辦理收發、繕寫、庶務、會計等事務。為了新刊物將來能長久發展計,委員會決定由主編延聘編輯、撰述員若干人,廣泛徵集各方稿件,並酌定稿酬,以維持刊物內容的品質。[12] 本時期的主編前後有兩位:首任是孫幼銘(任職1929年底-1931年秋),趙振武、王夢揚[15] 為編輯。孫幼銘以北平「中才小學」教職員為班底所組成的「文藝觀摩會」,做為《月華》的首批撰述群,其成員有王夢揚、劉伯餘、劉屹夫兄弟、楊滌新,以及孫幼銘的姪子孫崇義等人。由於孫幼銘辦理報刊的經驗十分豐富,《月華》初期就是由他打下堅實的根柢。[16]
創刊首年的12月底,也就是該刊的第6期,編輯部就決定以是年所出刊的6期為第一卷;以明年(民國19年)預出的36期為第二卷,以後每年即以此類推。[17] 前兩卷的《月華》形式較為簡單,每期只有四開報紙一張,共分四個版面,其內容體例則採行「混合編列」。從卷二開始,《月華》就非常重視「教義研究」與「文化發揚」的工作。「教義研究」之專欄,幾乎見於每期之中,這也是該刊嘗試對其文章的體例進行標欄分類的開始。此外有關伊斯蘭古代文化之介紹、提倡回民教育與生計之文字、各地回民現狀之披露、宣傳建設西北之論述,以及灌輸回民現代政治思想與國家民族觀念之文章,皆為是年《月華》的發展重心。除了「創刊號」之外,編輯部還規劃製作了四個專號和一個特刊:「齋月專號」、「青年專號」、「婦女專號」、「古爾邦專號」,以及「翻譯古蘭經宣傳特刊」。這些創建與成果都必須歸功主編孫幼銘。此外有關「教義」方面的稿件,為求慎重起見,加以孫當時還身膺他職,故由趙振武和馬松亭審查核閱。所以《月華》自創刊之初,即力求文章內容的嚴謹與充實。[18]
民國20年(1931)該刊第三卷開始,《月華》一改前兩年「單張四開」的簡單報紙形式,改採用廿開裝訂成冊(本)的雜誌形式。[19] 每期出刊一冊,每冊大約有三十至五十頁,每年仍出刊卅六冊,故每一期出刊的「量」有極大的躍進,這是本階段《月華》走向成熟穩定的關鍵點。此外由於稿件材料徵集的多元化,以及其在質量上的提昇,是年本刊物的文章內容和編輯品質亦有極大的突破。當時每期除了卷首論文不標題,其餘則劃分成「教義研究」、「代論」、「譯叢」、「調查」、「專件」、「特載」、「選載」、「筆記」、「文藝」等主題欄目。尤其是有關於全國各地寺坊穆民狀況及各地清真寺的調查報告,是《月華》最具特色與價值的內容之一。[20] 這些報導都是由各地讀者在其家鄉調查後投稿而來,是瞭解民國二〇年代中國各地寺坊穆斯林生活情況的珍貴史料。[21] 是年《月華》完成了安徽、廣西、察哈爾、綏遠、江西等省,及河南省、山東省、江蘇省、陝甘等省之大半寺坊與清真寺的調查工作,其成果不但反映出其讀者遍及全國,更可看出其在國內各地穆斯林的影響力。[22] 除了國內讀者之外,《月華》自第三卷開始,交換之英文、德文、阿文、馬來文、土耳其文報紙,達22種之多;而海外讀者亦遍及南洋群島、印度、緬甸、阿富汗、伊拉克、波斯、汗志(麥加)、敘利亞、土耳其、埃及、英、法、德、南北美洲等地。當時各地回教國、回教民族,舉凡有回教團體及回教學校者,多與《月華》建立友誼。[23]
是年秋季,主編孫幼銘因故辭職離開北平,[24] 改由趙振武繼任(任職1931年秋-1937年5月中旬)。同時《月華》的撰述群也發生異動,先是中才小學和西北公學附小合併,「文藝觀摩會」的成員中多數組織「追求學會」,另辦《正道》雜誌。《月華》編輯部遂引進「伊斯蘭學友會」為新一批撰述群,其成員包括:薛文波、王農村、馬孟擇、馬翔孚、馬述堯、吳建勳,和李廷弼、王蔚華夫婦等人。此外《月華》創刊開始就和成達師範關係密切,其報社與編輯部就設在成達出版部裏面。故在馬松亭的支持下,主編趙振武更積極培植成達師範學生為《月華》的新寫作骨幹。他們和「伊斯蘭學友會」同時成為《月華》的第二批寫作群。[25] 事實上從創刊初始,該校師範部第一班學生,如韓宏魁、馬毓貴、馬金鵬、周仲仁、金殿桂、王國華等人,就已積極投入社務的工作。[22] 之後師範部第二、三班學生以及研究部學生和畢業校友,有許多成為《月華》寫作群的主力。如馬學仁、丁德普、馬宏毅、閃鴻鈞、馬湘、馬心泉、虎世文、張玉光、馬繼高、馬浩澄等。成達師範的教職員亦有許多兼任《月華》編輯,如王夢揚、馬自成阿訇、龐士謙阿訇、馬淳夷、馬孟擇、王農村等。換言之,成達師範歷屆的許多師生和畢業校友,為《月華》組織一支堅強的寫作骨幹。他們正是《月華》能夠長期生存下去,並能保持嚴謹的寫作水準的重要原因之一。[26] 此外《月華》還有許多派駐在海內外的通信撰述員,他們是《月華》報導國內外各地回教訊息的重要傳遞者。以下(表2)為《月華》創刊至民國24年間重要幹部與派駐各地通訊員一覽表。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月華》就已突破了四千份,實為該刊近二十年以來在發行量的最盛時期。第四卷開始,東北四省相繼淪陷,郵路梗阻,千餘閱戶隨之以去,於是四、五卷以後之行銷數量,乃暴跌至三千份左右,然而卻無損於《月華》的突飛猛進。自趙振武繼任主編後,即辭去市政府的公職,全心經營《月華》,故《月華》在內容的充實方面,仍與時俱進。為了達到宣揚伊斯蘭教義、報導世界各地的回教消息、回教史料等功能,該刊物即先後增加了(古蘭)真經譯解(卷三)、回教世界(卷四)、時評、(回教)史料(卷六)等新標題欄目。古蘭經譯解是由馬自成阿訇[27] 指導成達師範部和研究部學生共同進行,時評則多由王夢揚、吳斯曼執筆。[22] 此外為了能將教義普及於廣大普羅教民,從卷四開始還增加了「通俗講演」專欄。[28] 以刊物版面的精緻化而言,卷七(民國24年)是《月華》的文章內容和編輯品質發展最成熟的階段,不僅封面恢復彩色印刷,就連每一期所刊登的照片,都經過細心的安排以凸顯其主題。[29] 在趙振武擔任主編期間,《月華》還先後製作了九個專號:「紀念馬雲亭先生專號」、「成達師範學校第一班畢業專號」、「辨誣專號」、「回教與人生特號」、「北平西北公學畢業專號」、「《月華》五週年特大專號」、「馬自成大阿訇紀念專號」、「兒童專號」、「衛教專號」。北平時期的《月華》共出刊272期(1-9卷),以活潑「平民化」風格贏得國內外穆斯林讀者的青睞。[25]
《月華》的財務負擔,應該是阻礙其充分發展的最大致命傷。尤其是為了要維持雜誌的精緻形式,刊物自第三卷開始即在入不敷出的情形之下,背負了沉重的債務。次年《月華》甚至於還一度發行彩色套印的豪華封面,此舉無疑使該刊物的負債雪上加霜。[30] 到了民國23年(1934),《月華》虧累的鉅額債務竟達到一萬四千餘元。[31] 《月華》為了要維持營運,曾先後於卷四、卷七兩個年度向讀者增漲其「報價」[32] ;然而即使再加上廣告的收入,《月華》仍入不敷出。加上自民國22年以後,華北平津地區在日本軍事行動步步進逼下,其社會經濟已不若以往的寬裕,該刊已無法再維持卷七的精緻豪華版面。[33] 從民國25年(卷八)起,《月華》走上簡樸克難的道路,連封皮(彩色)都節省了,每期發行的頁數也減少了許多,之前所發展規劃的各項井然整齊的欄目也都一概省併了。[34] 惟在文章內容的精實度方面,《月華》仍維持相當嚴謹的水準,這應該要歸功於當時的主編趙振武、以及成達師範學校歷屆在校師生和畢業校友的努力經營。隔年的5月中旬《月華》停刊,也結束其第一階段的發展。除了其本身的財務困境,日軍當時在平津地區軍事壓力所造成的困難時局,應該也是《月華》當時停刊的原因之一。
表2:《月華》創刊至民國24年間(1929-1935),其重要幹部與派駐各地通訊員(尚不包括成達師範歷屆的學生):
- 《月華》創辦人:馬福祥、馬振五、馬鴻逵[35]、孫燕翼、唐柯三(兼設計委員、社長)
- 《月華》設計委員:孫幼銘(兼主編(1929-1931))、趙振武(兼主編(1931-1937))、劉柏石、馬松亭阿訇
- 《月華》編輯:王夢揚、馬自成阿訇、龐士謙阿訇、李廷弼、馬孟擇、馬翔孚、王農村、馬淳夷(愚克)、吳建勳
- 《月華》駐各地通信撰述員:納子嘉(忠)(雲南)、海維諒(印度)、錢興亞(江西)、楊培生(貴州)、希哈倫丁(天津)、馮瑞生(西安)、王鈞璞(龍江)、馬子實(堅)(埃及)、馬天英(上海)、花子嘉(揚州)
- 《月華》其他常見撰述員:蘇德宣、薛文波、常步舜、陳智伯、吳事勤、金吉堂、傅統先、鐵子房、劉煥章、洪心泉
桂林抗戰時期(1938年4月-1942年12月)
《月華》曾在民國26年(1937)5月間-七七事變抗戰爆發前夕停刊,次年的4月5日,《月華》隨着南遷的成達師範學校於廣西桂林復刊,這是《月華》的第二時期(1938年4月-1942年12月),期間共出刊了141期(卷10- 14),也歷經了兩位主編。先是《月華》主編孫幼銘、趙振武因身體欠佳並未隨着成達師範與《月華》南遷至桂林,趙、孫二人不久先後於民國26年底、民國27年(1938)在北平歸真。復刊後的主編首先由回族歷史學者白壽彝(任職1938年4月-1939年5月)擔任[36] ,周仲仁(成達第一班畢業生)任編輯。白主編作風嚴謹,「一方面負起大時代的使命,盡力闡揚回教關於愛國抗戰的教訓,一方面又注重學術的研討」,「復刊號」即其傑作。[25]
民國28年5月由馬金鵬擔任《月華》主編(任職1939年5月-1942年12月)[37] ,金殿貴任編輯,他們都是留學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歸來的成達第一班畢業生。馬金鵬任職時僅26歲,是《月華》歷任主編中最年輕的一位,「紀念十週年專號」即其傑作。金殿桂於民國28年因病歸真後,遺缺改由馬浩澄繼任(成達研究部畢業生)。桂林時期的寫作群亦有極大的異動,主要以桂林成達師範在校生和留埃學生為主力。此外民國30年(1941)10月,成達師範由重慶政府強制收歸國有,校長唐柯三、馬松亭先後離校,該校的「教育興教、宗教救國」理念漸失,國立成達師範僅為一所培育回族小學師資的師範學校,學生回漢兼收,故師範部的阿文課程亦遭刪除,僅存阿文專修班維繫昔日經堂大學改革的精神。此時《月華》也和成達脫離了關係。[38]
民國31年(1942)底,《月華》再度停刊,戰時物資缺乏應是主要因素。民國33年(1944)夏,日軍進逼桂林,成達師範亦被迫遷校重慶。
重慶復刊時期(1946年1月-1946年7月)
抗日戰爭勝利後,民國35年(1946)元月,《月華》才在重慶復刊,這是《月華》的第三時期(1946年1月-7月),共出刊21期,是馬松亭阿訇堅持個人興教理念的成果。他自籌資金,兼任《月華》出版社社長、主編、總務等職。由於《月華》已和成達師範分離,故其撰述群多是原成達師範的舊人和校友,以及「青年伊斯蘭社」的成員。
回歸北平時期(1947年6月-1948年6月)
民國36年(1947)6月,《月華》才遷回發祥地-北平東四牌樓清真寺,這是《月華》的最後一個時期(1947年6月-1948年6月)。此時《月華》已改為月刊,社長馬松亭邀請甫從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歸國的龐士謙阿訇[39] 擔任主編。版面則改為十六開,撰述群包括原成達師範的故舊、留埃學生、青年伊斯蘭社成員,以及回教經學院學生,該校是自成達師範改為國立後,馬松亭為了延續經堂大學的改革理念而在東四清真寺所創辦的。為了增加營收,馬阿訇還成立「月華文化服務社」。國共內戰對平津地區社會經濟的影響,是結束《月華》關鍵因素,從民國37年(1948)開始,《月華》只能按季出刊,是年6月《月華》就結束了近20年的發展歲月而走入歷史。[40]
各時期主編與期數
北平黃金時期(1929年11月-1937年5月)
- 編輯工作:
- 孫幼銘主編,趙振武、王夢揚編輯(1929年底-1931年秋)
- 趙振武主編(1931年秋-1937年6月)民國21底至民國22年5月間,趙振武隨馬松亭護送留學生赴埃及,此時《月華》主編則由龐士謙阿訇代理、王夢揚編輯。
- 出刊期數:1-9卷,共272期
桂林抗戰時期(1938年4月-1942年12月)
- 編輯工作:
- 白壽彝主編,周仲仁編輯(1938年4月-1939年5月)
- 馬金鵬主編,金殿桂編輯(金歸真後,馬浩澄繼任。)(1939年5月-1942年12月)
- 出刊期數:10-14卷,共141期
重慶復刊時期(1946年1月-1946年7月)
- 編輯工作:馬松亭阿訇主編
- 出刊期數:(16卷),共21期
回歸北平時期(1947年6月-1948年6月)
- 編輯工作:龐士謙阿訇主編(當時尚有姐妹刊:《月華六日刊》)
- 出刊期數:共13期(此時已改成月刊,1948年起,改按季出刊)
立場
《月華》編輯部和北平成達師範師生,不論是在批判傳統經堂大學和清真寺教職人員、或是鼓吹新式回民教育,其立場主要都是站在當時「伊赫瓦尼」[41]的改革派角度來論述。而成達師範在濟南發祥地-穆家車門清真寺,本身就是民國10年(1921)穆華亭朝覲歸來後為了宣揚「伊赫瓦尼」的改革理念而建立的。該派支持「中阿並重」的教育改革,要求經文教學之外,當須增設漢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課程,贊成用漢語文闡述伊斯蘭教義,反對誦經獲酬(乜貼),不接受教徒的宴席招待;反對傳統殯禮的鋪張浪費、披麻戴孝、哭喪、遊墳點香等習俗。亦反對蘇非門宦崇拜聖徒、聖墓和聖物的作法。此外他們嚴格要求婦女要戴蓋頭,穆斯林參加社會活動都要嚴格遵循教法的規定。成達教師馬自成阿訇和曾任教於該校並與《月華》關係友善的王靜齋阿訇,都是「伊赫瓦尼」派的著名阿訇。[42]此外馬福祥歸真後,其子馬鴻逵繼任成達師範和《月華》董事長,馬鴻逵本人亦是「伊赫瓦尼」的熱心支持者。馬鴻逵和虎嵩山、王彥孝阿訇合作在寧夏各地推廣「中阿學校」,其實就是在推行「伊赫瓦尼」的理念,《月華》多肯定之。甚至馬步芳以武力強勢在青海各回坊推行「伊赫瓦尼」時,《月華》對其亦多隱惡揚善,多彰顯其「青海回教促進會」對當地新式回民中小學的建樹。
參考文獻
- ^ 馬博忠,〈回族新聞出版史上一首歌-《月華》二十春秋〉,收入中文伊斯蘭學術城主編(馬博忠、陳輝),《激情與困頓—成達師範之興衰》(北京:清真書局,2006年),頁138-145。
- ^ 民國17年以後,西北回族軍閥有所謂「西北四馬」、「西北五馬」之稱,實際指的是「河州三大戶」:馬安良-馬廷勷家族、馬福祥-馬鴻逵家族、馬麒-馬步芳家族。其父執輩都是清同治年間協助滿清平定西北回民事變的回族將領。如馬安良的父親馬佔鰲、馬福祥的父親馬千齡、馬麒的父親馬海宴皆是。國民政府時期,馬福祥姪子馬鴻賓任寧夏鎮守使,後有其子馬鴻逵任寧夏省主席,故其家族有「寧馬」之稱。馬麒任西寧鎮守使,後有其子馬步芳任青海省主席,故其家族有「青馬」之稱。見葛壯,《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臺北:東大出版社,2002年),頁250-262。
- ^ 馬福祥(1876-1932),字雲亭,甘肅河州回族(今臨夏)人。清光緒21年(1895)與兄馬福祿組建「安寧軍」,以鎮壓河湟事變有功,為甘肅提督董福祥收為部下,遂步上宦途。光緒26年八國聯軍之役,與其兄在京抗敵,福祿陣亡,福祥遂率所部以護駕西逃有功,旋以總兵記名,後任西寧鎮總兵。辛亥革命以後,招其故鄉兵勇擴建為「昭武軍」,戍守蘭州。袁世凱命其為甘肅寧夏鎮總兵,旋改寧夏將軍兼護軍使,後調任綏遠都統。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青島市市長、安徽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職。福祥畢生熱心回族與伊斯蘭教文化教育事業,曾於西北、北平地區興辦學校60餘所,北平西北公學、成達師範遷校北平皆得其助。此外他更資助刊印伊斯蘭教漢文譯着數十種, 主持編纂《朔方道志》、《蒙疆紀要》、《蒙疆狀況》等書。見金宜久,《伊斯蘭教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修訂版)「馬福祥」條,頁129。
- ^ 馬鄰翼(1864-1938),字振吾,湖南邵陽市人。民國後為響應孫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遂改為振五。是近代著名的回族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早年曾入日本弘文學院研究教育,曾任湖南省視學兼全省師範傳習所監督、累至學部普通教育司主事,曾協助王寬阿訇於北京成立「清真兩等小學堂」。民國元年,以教育部參事簡放甘肅提學使,其後擔任甘肅教育司司長(至1919年)等職,對北伐以前甘省回民教育改革貢獻極大。1932年又於湖南創立「偕進中學」等校。著有《伊斯蘭教概論》等書。見白壽彝,《中國回回民族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333-1337。
- ^ 唐柯三(1882-1950),原名唐仰槐,以字行,山東鄒縣人,為民國回族政治家、教育家。唐畢業於清末的京師大學堂,民國初年曾任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甘肅省稅務局長、濟南交涉署署長、廈門海關監督、濟南和泰安道尹,最後任職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1925年任職濟南道尹期間,即和馬松亭阿訇創辦成達師範學校,並長期擔任該校校長。1929年和馬福祥、馬鄰翼等人創辦《月華》旬刊。見白壽彝,《中國回回民族史》下冊,頁1338-1340。
- ^ 孫繩武(1898-1975),字燕翼,回族,北京牛街人,出身伊斯蘭教世家,北京政治大學邊政系畢業。1928年與馬福祥馬鄰翼等人於北平創辦「清真中學」(西北公學的前身),並擔任其校長。1930年任蒙藏委員會委員,1932年當選北平市議員。抗戰時與唐柯三、時子周組織「中國回教救國協會」。1948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1949年隨國民政府到台北,1975年在台北歸真。見《成德達才:紀念成達師範創建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頁103-104。
- ^ 本段主要根據馬松亭,〈五年以來之月華報〉,《月華》,卷6 期28.29.30 (1934年10月),頁15-16。
- ^ 記者,〈社論:悼念馬雲亭先生〉,《月華》,卷4 期25.26.27 (1932年9月),頁7。
- ^ 馬松亭(1895-1992)本名壽齡,以字行之,經名阿卜杜.萊希姆,北平牛街人,幼年在牛街清真寺讀經,師從土耳其學者阿里雷抓學習《古蘭經》讀法。後負笈東北,師從張子文阿訇攻讀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蘭教經典著作,後來在北平花市清真寺掛幛,為民國時期四大阿訇之一。1925年於濟南穆家車門清真寺教長時,與唐柯三等人創辦成達師範學校,長期擔任該校的總務主任兼代理校長。1929年成師遷校北平後,又與唐柯三等人創辦《月華》旬刊,後來又兼任北平東四牌樓清真寺教長。1932年秋季護送第一班5名畢業生赴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深造,並受埃王福德一世的協助,獲贈阿文典籍、與兩位埃及博士來成師任教。次年馬返國後,遂籌備「福德圖書館」與成達研究部的開班。抗戰期間,隨成達師範遷校桂林,1941年成師改制國立後,任該校阿文專修班主任。1943年任重慶清真寺教長,抗戰勝利後恢復《月華》,並於北平東四清真寺成立北平伊斯蘭經學班,推動經堂大學的改革。見《成德達才:紀念成達師範創建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頁3。
- ^ 孫幼銘(1890-1938)本名曜,字幼銘,北平牛街回族人。1916年畢業於民國大學法律專科。曾任職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北平《晨報》編輯等職,並參與牛街中才小學的籌建工作,倡議組織學校「文藝觀摩會」,指導劉伯餘、王夢揚等回族青年寫作。1929-1931年間擔任《月華》主編。見《成德達才:紀念成達師範創建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頁110-111。
- ^ 趙振武(1895-1937)本名斌,河北涿縣人,後居北平牛街。幼年入牛街清真寺從土耳其教授學習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後肄業於清真第一兩等小學,青年時考入政法大學邊政系,畢業後曾赴新疆阿爾泰地區服務多年,撰有〈阿爾泰回教史〉一文。之後返回北平擔任燕京大學歷史系講師,1925年起在北平市政府秘書處任職1928年成達師範遷校北平,受馬松亭阿訇之邀,兼任成達國文與回教史教師。1929年與馬松亭等人一同參與了《月華》旬刊的創辦。1931年孫幼銘離開北平後,趙繼任《月華》主編(1931-1937),為此趙辭去了市政府公職,專心於《月華》與成達出版部的工作。主編六年期間《月華》從四開報紙版改為24開冊本,編輯立意創新、封面設計精美,是為《月華》的黃金時期。趙有計劃的培養成師歷屆學生成為《月華》的寫作骨幹,這是《月華》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故趙有「月華保姆」之稱。1933年趙更促成回文活字鉛字首度在華鑄造成功,對中國伊斯蘭文化出版事業貢獻極大。見《成德達才:紀念成達師範創建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頁113-114。
- ^ 12.0 12.1 12.2 馬松亭,〈五年以來之月華報〉,頁15-16。
- ^ 劉柏石本名掄英(1896-1982),山東省青州人,192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25年受馬松亭阿訇之邀任職成達師範教務主任兼任國文教師,為成達校務行政、課程規劃與教學事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35年由離開成師,遂受回民教育促進會之請赴西北辦教育,並被馬鴻逵任命為寧夏省副秘書長,他和成達畢業生馬毓貴、王國華、李恩華等人當時皆致力於西北回民教育的工作。見《成德達才:紀念成達師範創建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頁111-112。
- ^ 編輯部,〈本刊宗旨〉,《月華》卷1 期1 (1929年11月),版1。
- ^ 王夢揚(1905-1989),名孟揚、又名王徵言,北平牛街回族人。是《月華》的重要編輯兼成達師範教職員。王生於貧寒之穆斯林家庭,小學畢業後即無力繼續上學,13歲入印刷廠當學徒,後來就半工自學的方式完成了中學各主要課程,亦曾拜師學習書畫技術,《月華》的封面插圖即出自其手。1925年由上海返回北平參加平民教育的工作,結識了孫幼銘,並在其指導下與劉伯餘等人創立「中才小學」,並任教員。1929年《月華》創刊,他應邀擔任助理編輯,負責撰寫社論,是《月華》常見的撰述員,後來還在成達擔任教職員。見《成德達才:紀念成達師範創建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頁120-121。
- ^ 王夢揚,〈《月華》十年迴溯〉,《月華》,卷11 期31-33 (1939年11月),頁21-22。雷曉靜,〈《月華》初期之辦刊理念與實踐〉,《寧夏社會科學》,期6(總期139)(2006年11月),頁85-88。
- ^ 編輯部,〈編輯室談話〉,《月華》,卷1 期6 (1929年12月),版1。
- ^ 馬松亭,〈五年以來之月華報〉,頁18-25。雷曉靜,〈《月華》初期之辦刊理念與實踐〉,《寧夏社會科學》,期6(總期139)(2006年11月),頁85-88。
- ^ 編輯部,〈本社特別啟事〉,《月華》,卷3 期1 (1921年1月),封面內。
- ^ 編輯部,〈調查各地清真寺啟事〉,《月華》,卷3 期2 (1921年1月),頁9。
- ^ 雷曉靜,〈《月華》與社會調查〉,《回族研究》,總期38 (2000年 期2),頁95-96。
- ^ 22.0 22.1 22.2 馬松亭,〈五年以來之月華報〉,頁18-25。
- ^ 吳斯曼,〈時評:本刊的五週年-一個有意義的中國回教劃史時期〉,《月華》,卷6 期28.29.30 (1934年10月),頁10。
- ^ 馬博忠,〈《月華》創始人、歷任主編、編輯生平簡介〉,收入《成德達才:紀念成達師範創建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頁110-111。
- ^ 25.0 25.1 25.2 王夢揚,〈《月華》十年迴溯〉,頁21-22。
- ^ 余振貴、雷曉靜,〈《月華》春秋〉,《中國穆斯林》,期3 (1997年),頁10-14。
- ^ 馬自成(1886-1935),名誠,字自成。河南洛陽人。早年學商,與店主學習漢文。19歲經母同意入清真寺學經並師從陝西、河南各地大阿林遊學,24歲掛帳。擔任山西晉城清真寺教長期間,曾與馬君圖等人合辦「崇實小學」。1929年應北平成達師範之請,任教認主學和經解講席。1931年,成師在《月華》開闢古蘭經譯解欄目,馬自成任指導老師,1932年代理訓育主任。1933年成師招收研究部第一班,馬自成任班主任。1934年5月成師組織「古蘭經譯注委員會」,馬自成任委員兼導師。同年12月擔任成師「畢業生服務指導委員會」委員。1935年赴山西,不久歸真,享年49歲。見馬博忠,〈成達師範學校阿文專修班史話〉,收入於《激情與困頓—成達師範之興衰》,頁117-118。
- ^ 惟當時「通俗講演」時而間斷,並不穩定。見馬松亭,〈五年以來之月華報〉,頁18-25。
- ^ 編輯部,〈寫在卷首〉,《月華》,卷7 期5 (1935年3月),頁1。
- ^ 編者,〈編輯室談話〉,《月華》,卷4 期22.23.24 (1932年8月),封面內。
- ^ 馬松亭,〈五年以來之月華報〉,頁21-24。
- ^ 編輯部,〈本社緊要啟示〉,《月華》,卷4 期1 (1932年1月),封面內。編輯部,〈本社重要啟事〉,《月華》,卷6 期34.35.36 (1934年12月),封面內。
- ^ 編輯部,〈本社啟事〉,《月華》,卷7 期31.32.33 (1935年11月),扉頁。編輯部,〈寫在卷首〉,《月華》,卷7 期34.35.36 (1935年12月),頁1:「在物質環境極惡劣的情況下,居然也編到第七卷第三十六期……這第七卷的完成,實在不易……竟賠累達數百元之巨,這實在是同人初料所不及!而今而後,同人將遵循本刊設計委員會的指示,由第八捲起,縮減篇幅,以減輕無謂的開支」。
- ^ 編輯部,〈編者與讀者〉,《月華》卷9 期1 (1937年1月),頁3有:「感讚主,第八卷《月華》隨着人們所恐怖的一九三六年平安的度過來了!雖然人們對於第八卷《月華》都不很滿意。……當然,在我們這種環境之下,第九卷或者不會與第八卷有什麼區別;可是同人卻無時不在力謀改善之中」。
- ^ 馬鴻逵(1892-1970),字少雲。馬福祥的兒子。1932年馬福祥病逝,馬鴻逵繼任為《月華》、成達師範以及西北公學的董事長。1933年初,馬鴻逵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第15路軍總指揮。在抗戰以前,馬對成達師範的西北教育政策影響極大。見白壽彝,《中國回回民族史》下冊,頁1237-1240。
- ^ 白壽彝(1909-2000),河南開封回族,1932年畢業北平燕京大學。1938年赴桂林,應馬松亭阿訇之邀任《月華》主編,一生著作頗多,有《中國回教史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史》、《中國伊斯蘭存稿》,主編《回教人物》、《中國回回民族史》等書。見馬博忠,〈回族新聞出版史上一首歌-《月華》二十春秋〉,頁138-145。馬松亭,〈五年以來之月華報〉,頁15-16。
- ^ 馬金鵬(1913-2001),字志程,筆名萬里,山東濟南人。1932年成達師範畢業後即赴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1936年學成歸國回母校擔任阿文教員。1939年任《月華》主編,1942年成師改國立後,繼馬松亭阿訇任阿文專修班主任。1945年成師遷校重慶,再任該班主任,1946年成師遷回北平,兼任訓育主任。一生著述翻譯甚多,例如翻譯《伊本.白圖泰遊記》、《古蘭經》譯注等書。見馬博忠(馬金鵬之子),〈成達師範學校阿文專修班史話〉,頁119。
- ^ 劉東聲,〈成達師範學校校史述要〉,收入於《激情與困頓—成達師範之興衰》,頁96-107。
- ^ 龐士謙阿訇(1902-1958),字益吾,河南孟縣人。幼年入清真寺學經,後赴河南洛陽、甘肅張家川、山西晉城等地拜師學經,是一位經漢兼習、學品兼優的阿訇。1923年曾返回故里孟縣桑坡創辦經漢小學,自任校長,招收回民子弟,中阿文兼授。1930年應馬松亭阿訇之邀,來成達擔任教職,並參與《月華》編輯與撰述工作。1934年,成師成立「《古蘭經》譯注委員會」,龐成為該校學生學習《古蘭經》、「聖訓」的指導老師。1937年成為中國「法魯克留埃學生團」的領隊。抗戰爆發以後,次年留學團始成行。留埃期間,龐與學生同入愛資哈爾大學學習宗教經文課程,並繼沙儒誠為第二任中國留埃學生部部長、兼埃王中文輔導教師。1942年又任埃王法魯克東方事務顧問和愛資哈爾大學中國文化講座講師,對中阿文化交流貢獻極大。1946年歸國後著有《埃及九年》一書。見《成德達才:紀念成達師範創建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頁114-116。
- ^ 馬博忠,〈回族新聞出版史上一首歌-《月華》二十春秋〉,頁138-145。馬博忠,〈馬松亭阿訇與《月華》〉,《中國穆斯林》,期2 (2005年),頁36-38。此外《月華》遷回北平之後,是年8月還發行了四開單張版的報紙類姐妹刊物-《月華六日刊》,次年3月改為《月華週報》,由龐士謙阿訇帶領北京大學東語系的十多位青年擔任編輯工作,他們大多是留埃歸國的學生。6月間《月華》停刊後,《月華週報》仍繼續發行,一直到民國38年(1949)1月28日第75號才停刊,此時中共已佔領北平。
- ^ 「伊赫瓦尼」(Ikhwān,阿拉伯語「弟兄」之意)是中國回族清末民初所興起的派別,此派別產生深受18世紀阿拉伯興起的「瓦哈比」運動影響,由甘肅河州東鄉族阿訇馬萬福為首的「十大阿訇」所引進宣導形成派別。此派積極主張「遵經革俗」與「憑經立教」。他們要求穆斯林「一切回到《古蘭經》中去」,堅持嚴格的「安拉獨一」,所以堅決反對蘇非門宦崇拜聖徒、聖墓和聖物的作法。他們視《古蘭經》和聖訓為伊斯蘭教基礎和穆斯林持身律己的根本法則;故反對誦經獲酬,不收「乜貼」(施捨),不接受教徒的宴席招待;也反對傳統殯禮的鋪張浪費、披麻戴孝、哭喪、遊墳點香等習俗。他們嚴格要求婦女要戴蓋頭,穆斯林參加社會活動都要嚴格遵循教法的規定。不過他們提倡用漢語文闡述伊斯蘭教義,故積極開辦「中阿學校」,課程除了學習經文之外,還增設漢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課程。更編譯了大量的漢文書刊,其目的是為了要培養阿、漢兼通的回族伊斯蘭教人才。所以他們一般被傳統的教徒稱為「新興教」或「革新派」,而他們則自稱為「遵經派」。依赫瓦尼實行互不隸屬的單一教坊制度,並無統一的宗教組織和宗教首領。民國期間曾得到甘肅、寧夏、青海等地方政治勢力(馬步芳、馬鴻逵)的支持和扶植,因而在西北地方的回族、東鄉、撒拉等民族中大力發展,今天主要分佈在甘、寧、青等地區。今日回族學者則將「格底目」、「依赫瓦尼」以及後來的「西道堂」並稱為中國伊斯蘭教的三大教派。
- ^ 勉維霖主編,《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35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