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宗德

任宗德（1910年10月30日—2007年1月15日），四川省樂山縣東大街人。1980年5月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83年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3年任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委員。

生平

幼年讀天主教會小學。15歲到重慶私立世才中學讀書。19歲赴北平私立華北大學預科攻讀化學，到北平化學工藝社學習日化產品生產。畢業後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在重慶天成廠職員。1938年，重慶天成廠破產，帶着廠里遣散的部分機電設備，看準時機，入股了四川合川的勝利酒精廠，負責籌建重慶化龍橋營業處。1939年夏天自籌資金開辦了一家獨立的國防動力酒精廠。年僅30歲積累了百萬美元資金。經冉琴舫介紹，將化龍橋辦事處的房子租給重慶《新華日報》社作為營業部。為重慶《新華日報》提供了上千萬的周轉資金和資助，報社經理熊瑾玎和夫人朱端綬說「那時的國防動力酒精廠就是新華日報的金庫」。重慶韋家壩16號國防動力酒精廠總管理處安置了很多共產黨和民主人士，如周竹安。周恩來曾在此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樂山老鄉郭沫若常常在這裏會客。周恩來稱任家是「進步文化界的活動據點」。郭沫若稱任家為戰時「文化之家」。1944年在大溪口開辦了和泰麵粉廠和崑崙鋸木廠，職工大都是中共地下黨成員。

由任宗德、周宗瓊夫婦為出資人的大孚出版公司是在周恩來親自指導下在重慶成立的第三線出版社，第一線是新華日報社這種公開面目出現的，第二線是生活書店這樣明顯進步色彩的。一旦第二線文化單位被當局封閉，可以出來接替工作，繼續進行文化鬥爭的一個據點。在重慶時，由陶行知邀集沙千里、翦伯贊、周竹安、任宗德、周宗瓊等一起籌辦，郭沫若也參與此事並說人民要大聲疾呼，建議叫「大呼」出版社。但在向重慶市社會局辦理工商登記時，周竹安從隱蔽鬥爭的角度考慮，遂取了「大呼」的諧音改為「大孚」。成立時，陶行知任總編輯、沙千里任總經理。日常工作由周竹安負責。

抗戰勝利後，1945年秋，周恩來通過陽翰笙傳話，請任宗德出資在上海建立一家電影製片廠，作為中共在國統區的文化陣地。為此，1946年在重慶由任宗德、周宗瓊夫婦發起成立崑崙影業公司。崑崙這個名字是任宗德提出的，因為在重慶時，他和中共龔飲冰開辦過一家崑崙鋸木廠，他們覺得這個名稱不錯，既含民族特色又有藝術韻味，同時表明了攀登電影藝術高峰的決心。也使用上海徐家匯攝影場，但由於沒有創作人員，除與大業公司合拍過《迎春曲》外，一直沒有出品。

1946年3、4月間，在上海市餘慶路愛棠新村13號任宗德家中，由陽翰笙主持，袁庶華、史東山、蔡楚生、蔡叔厚、任宗德等一起商議籌組聯華影藝社。

1946年的4月，陶行知來到上海。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大孚出版公司亦從重慶遷到上海，在徐家匯附近的餘慶路愛棠新村13號任宗德、周宗瓊寓所的二樓作為辦公場所開展工作。出版了陶行知《行知詩歌集》、翦伯贊《中國史綱》和郭沫若《沸羹集》等著作。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任宗德的上海市餘慶路愛棠新村13號寓所突患腦溢血昏厥去世。當天，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報告，稱陶「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之後，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大孚出版公司出資舉辦陶行知的葬禮活動，翦伯贊、任宗德參加在震旦大學舉行的陶行知追悼大會。1946年10月，周恩來在從國統區返回延安前夕，於馬斯南路中共代表團上海辦事處（周公館）緊急約見翦伯贊、任宗德、周宗瓊。周恩來說：「陶先生的事業黨要支持，大孚出版公司要繼續辦下去」，並指定翦伯贊接替陶行知出任大孚出版公司的總編輯。周恩來對任宗德說，要在上海辦一家電影製片廠，用來安置抗戰勝利後從內地來到上海的部分左翼文藝界人士，同時可以佔領國統區的電影文化陣地，堅持這一文藝陣地，拍出好的影片，迎接新中國的到來。1946年11月周竹安奉調上海的吳克堅系統幫助工作。周竹安的公開身份是任宗德在上海創辦的用來安置抗戰後從內地來到上海的一些左翼文藝界人士的崑崙影業公司秘書和任宗德出資、陶行知創辦的大孚出版公司編輯。1947年的5月間，周竹安陪吳克堅來愛棠新村13號，吳克堅說有一處地下機關需要緊急轉移，急需黃金50兩，希望大孚出版公司能以頂房名義將拉都路敦和里（今襄陽南路306弄）的一處房屋頂下來，然後讓地下機關安全轉移。周宗瓊要王敏立即去辦理頂房手續，然後要王敏搬進去居住到1947年底。1947年10月翦伯贊被迫赴香港，大孚日常工作由周竹安和王敏負責。

聯華影藝社以大資金投拍嚴肅題材的巨片，在當時的電影業中可謂獨樹一幟。第一部影片是由史東山編導、王為一為副導演的取材於隨軍抗敵演劇隊隊員的艱苦生活的《八千里路雲和月》，於1946年9月24日在徐家匯攝影場開機。1947年2月上映，取得樂轟動性的成功。不久，由蔡楚生、鄭君里聯合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也投入了拍攝。由於十萬美元製片資金已全部用完，電影拍攝面臨經費的巨大缺口。1947年5月，章乃器撤資聯華影藝社。1947年5月聯華影藝社與規模很小的崑崙影業公司合併，仍沿用「崑崙影業公司」名義，按股本計算夏雲瑚佔六成（五萬美元，實際是新加坡的唐瑜以預付片款寄給崑崙拍片的，但是夏瞞過了其他人）、任宗德佔三成、蔡叔厚佔一成（實際上為中共出資）。夏雲瑚任董事長。任宗德任總經理。蔡叔厚任總稽核。陽翰笙任編導委員會主任，制定和掌握製片方針、培養幹部的規劃並組織實施。條件艱苦，攝影棚靠租，攝影機是老式法國「拜爾豪」單鏡頭的「獨眼龍」。公司僅限美金4萬元，靠借五分息之美金拍片。但從1945年至1949年相繼拍攝了《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新閨怨》、《萬家燈火》、《希望在人間》、《關不住的春光》、《麗人行》、《希望在人間》、《三毛流浪記》、《烏鴉與麻雀》等進步影片。任宗德對崑崙公司的管理進行了改革，健全了制度。但他的經營仍十分艱苦，不但賣掉了洋房來拍電影，還經常向朋友軋頭寸。他從一位利潤豐厚的企業家，變成了 「燒錢」的電影事業家。周宗瓊赴四川採購了幾船糧食，順長江運到上海，分發給崑崙職工，解決斷米之困。任宗德四處籌措資金，最後變賣了愛棠新村13號花園別墅，換得黃金670兩，使崑崙得以維持。大孚出版公司搬到霞飛路（今淮海路）永業大樓辦公。1948年底，吳克堅派周竹安立即趕赴長沙架設與秘密地下電台，策動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起義。臨行前周竹安要求王敏守攤子，將大孚出版公司工作維持到上海解放。

1947年9月1日夏雲瑚作出撤資決定。《一江春水向東流》是在1947年10月上映，獲得中國電影有史以來最大的票房成績。1947年秋，崑崙總經理任宗德邀請黃宗英到崑崙拍攝田漢編劇的《麗人行》，同她簽訂了基本演員合同。之前，黃宗英看過《一江春水向東流》，放映中，電影院裏哭泣聲此起彼伏，她震驚無比。黃宗英後來回憶說，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演員，當時不可能知曉崑崙幕後決策層的一些隱秘情況，但她從崑崙出品的影片都是思想進步的這方面看，還是能感悟到這是一家追求革命的、非純粹商業化運作的電影公司。

1948年下半年夏雲瑚真正撤資，提走了500兩黃金，遠走香港、南洋。1948年冬天，陽翰笙奉命經香港轉往華北解放區，臨行前指示堅守崗位的崑崙地下黨職工，拍攝一部反映蔣家王朝日暮途窮，人民大眾盼望黎明的影片，決定由趙丹、沈浮、王林谷、徐韜、陳白塵和鄭君里集體創作《烏鴉與麻雀》。那時，緊急戡亂大檢舉，白色恐怖嚴峻，為了避開耳目，趙丹等人商量之後，決定打扮得漂亮瀟灑，假裝去湖南路任宗德家打麻將，分別躲到了任家，連續6天6夜閉門不出，構思創作，完成了劇本。劇本完成，立馬投入了拍攝。淞滬警備司令部覺察後認為「鼓動風潮，擾亂治安，破壞政府威信，違反戡亂法令」，命令着即停拍，影片只好關機，並將劇本隱藏到徐家匯攝影棚頂層保存。1949年，崑崙影業公司部分人員轉移到香港開辦分支機構——南國影片公司。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任宗德就接到隨解放大軍進城的夏衍來電，要他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管會見面。夏衍指示崑崙能儘快推出新影片，迎接新中國的成立。1949年6月，中央電影局局長袁牧之電召任宗德進京；周恩來接見他說：崑崙過去拍了不少好影片，現在解放了，更要拍出更多好的影片。回滬後任宗德作了傳達。《烏鴉與麻雀》繼續拍攝，1950年上映。1950年公司拍攝《武訓傳》，1951年初上映，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 (武訓傳) 的討論》。開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1951年9月崑崙公司與長江電影製片廠合併，成立公私合營長江崑崙聯合電影製片廠（簡稱「長昆廠」）。1952年1月20日以長江崑崙聯合電影製片廠為基礎，加入文華、國泰、大同、大光明、大中華和華光等私營電影公司組成准國營性質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簡稱「聯影」）。於伶任廠長，葉以群、吳邦藩任副廠長。1953年2月聯影被併入上海電影製片廠。

1951年春，周竹安、任宗德、王敏在北京碰頭，獲悉中共華東局宣傳部決定將上海三家與黨有聯繫的出版社海燕書店（由進步出版家俞鴻模創辦）、群益出版社（由郭沫若創辦）、大孚出版公司合併成一家新的新文藝出版社（今上海文藝出版社）。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的翦伯贊認為「陶行知先生的事業應該繼續下去。」1951年底，華東局宣傳部派文藝處處長劉雪葦和文藝處文學科長王元化分任新文藝出版社的社長與總編輯。至此，大孚出版公司完成了中共南方局賦予的第三線任務。

任宗德後任上海電影製片廠財務處副處長、中央電影局基建處副處長、中國電影器材公司工作人員。1969年到湖北咸寧的文化部「五七幹校」下放勞動2年。1972年回京治疝氣病。1980年妻子到香港繼承遺產，全家移居香港，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設宴送行。1995年由香港回京療養。病逝於北京。葬於樂山城郊一碗水。

家人

妻子周宗瓊（1910年11月6日-1996年5月2日）重慶江津人。1933年從北平第一女子高中理科班畢業回到家鄉江津的一所小學任教，次年出任校長。1936年結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重慶參加土改工作。1954年調國家水利部器材處任副處長、後任經理處副處長、綜合處顧問。195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82年落實離休待遇時，鄧穎超批示：參加革命時間1939年，幹部級別11級。

著作

回憶錄《我與崑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