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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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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或稱《五·七指示》,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審閱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致林彪的信。5月7日,毛澤東在林彪寄來之軍委總後勤部之一個報告上寫下批語,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1]:107-108

內容

該信部分內容如下:

「林彪同志:

……只有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2]:154

這封信的論述,遠遠超越了對部隊農副業生產作批示的範圍,而對軍隊的社會角色和功能(預示着軍隊統攝全局的社會穩定作用),甚至對範圍更為廣泛的社會模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有構思宏大的設計。如果說《給江青的一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之於文革「破」的綱領,《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綱領。[3]5月15日,中央批語:

「……中央希望你們接到這個指示後,應該認真地學習、研究,積極地、有計劃有步驟地貫徹執行,你們的意見和佈置情況如何,請及時報告。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2]:154

指示的公佈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經毛澤東審閱過的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公佈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並第一次對此進行了權威的解讀,比較敏銳地觸及到了毛澤東遐想的核心。文章說,「五·七指示」是「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經驗,研究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經驗,特別是吸取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教訓,創造性地對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問題,作出了科學答案」。「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社論還認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麼,就「能夠進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能夠更快地剷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就可以促進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就可以培養出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4]

評論

可以說,這是毛澤東文革前對理想國的一次展望。除了緊迫的現實政治目標和生存需要外,還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驅使他投下賭注。這個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謂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封閉自足為特徵的,政社一體化的農業文明的典範。這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取消社會分工,自給自足、限制並消滅商品生產,把低水平公平當成最高目標,不以效率為價值取向的社會模式。這就是毛澤東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文革時的許多現象,諸如五七幹校(建立之後又經歷了它自己的演變)、戰備學校校辦工廠工廠街道的農場,在校生的學工、學農、學軍等等「新生事物」和社會實踐,都是在這一指示精神指導下孕育、產生的。[3]

有學者認為,這可能與毛澤東青年時代所受到的日本學者武者小路實篤新村主義的影響有關。

1920年5月毛澤東應新民學會會員彭璜之約,和同學張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試驗過為期一個多月的工讀生活。這一舉動顯然受到新村主義的影響。同年7月他離滬返湘,在武漢惲代英交換過具有新村性質的利群書社利群毛巾廠的經驗(而在晚年毛澤東記憶中,林彪惲代英林育南張浩等組織的互助社的成員)。回長沙後,毛澤東即發起成立了文化書社

新村主義是將克魯泡特金互助主義托爾斯泰泛勞動主義、北美的工讀主義燴於一鍋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認為不需要實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產力的極大提高,只要在鄉村組織和推廣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並普及教育,就能戰勝資產階級,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會主義天國」。20世紀初武者小路實篤日本宮崎縣高城石河內村曾經嘗試着實踐他的新村理想。經日本「轉口貿易」,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西方思想傳播的常規渠道。

1958年辦起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起因,部分與毛澤東的這段早期經歷有關。文革發起在即,毛澤東再次回憶起了自己青年時代未竟的理想。[3][5]

另見

參考文獻

引用

  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 (編). 《毛澤東傳(第六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2. ^ 2.0 2.1 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前進的足跡: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ISBN 9620412931
  3. ^ 3.0 3.1 3.2 王祿林,「五·七」指示初探,黨史研究1987年第2期
  4. ^ 本報評論員,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
  5. ^ 黃瑤,毛澤東為何把「五·七指示」寫給林彪,炎黃春秋2003年第9期

來源

刊物文章
  • 王祿林:《「五·七」指示初探》,《黨史研究》1987年第2期
  • 本報評論員:《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 [1]
  • 黃瑤:《毛澤東為何把「五·七指示」寫給林彪》,《炎黃春秋》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