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奴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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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制』？
考察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郭沫若是一個典型。郭老去世時，宣傳中曾給 予他與魯迅並肩的美譽。現在看，這樣的評價已經很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郭沫若 與魯迅為人為文差別甚大。我無意全面評價郭老，只想通過他治學的某些失誤談一 點感想。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天下沒有完人，魯迅也有失誤。但有人的失誤在治學的 範圍，有人的失誤在做人的範圍。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誤而引起治學的失誤。在這方 面，郭沫若與魯迅顯然是不一樣的。
本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度過的，除「文革」 那一場運動對郭老有所傷害以外，郭沫若一直充當革命動力。一方面，他率先對諸 如胡適派、胡風集團、右派分子等革命對象聲討、批判；一方面，．他又寫了一些 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那些白紙黑字，已經很難經受歷史的檢驗。有些明顯的過頭 話，甚至成為笑柄，比如王元化就談到郭沫若有一篇《紅旗躍過河江》的文章：「 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 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 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巖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 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 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 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 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王元化評論道：「這話又說得何其肉麻！」的確如此。
我無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顯赫，實際上並無尊 嚴。否則，年輕時曾經呼喚鳳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諛？
再說郭老晚年治學的兩次失 一是專著《李白與社甫》。且不說用當時流行的 階級鬥爭理論研究李杜是否牽強，就說此書對兩位詩人態度的反差，一個是不遺餘 力地褒，一個是挖空心思地貶，凡有幾分修養的讀者看了都不舒服。原因也很容易 推測，毛澤東偏愛唐代叄李的詩，於是郭老自然要褒李。褒李倒也罷了，李白畢竟 是中華文學的巨匠。問題在於，褒李何必非得貶杜？郭老以學術投權力之所好，做 得也太過了！今天看來，學術無論如何是不應如此仰人鼻息的。
二是考古學論文《『曼坎爾詩箋』試探》。郭老對於中國文學的流變不可謂不 內行，但在這份偽造的唐詩上，竟有當代的簡體字。這種破綻本來是很容易識別的。 無奈詩箋如能考訂為唐代少數民族詩人所作，實在太能適應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了。 郭老當時到底是無力辨別真偽，還是無意辨別真偽呢？
「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學者都被搞得暈頭轉向。郭老未能免俗，倒也不足為 怪，況且幾次險些大火燒身，不可過分苛責。
近讀余英時所着《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才知 道郭老治學上的實用態度還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書中收人一篇五十年代所寫的《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文章逐段比較了錢穆三十年代所着《先秦諸 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着《十批判書》之有關部分，說明《十批判書》中至 少有五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 家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據《系年》的論旨和資料而立論的， 其他各篇雖然沒有這樣嚴重，但抄襲的痕跡也處處可見。上舉抄襲，不僅是資料的， 而且還是見解的；不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還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時認 為，「本來《十批判書》和《系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着作。《批判》的用意在解 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企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 會變動。
《系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對先秦諸子進行了全面的考訂。因此《十批判 書》作者本可以坦坦蕩蕩地明引《系年》，承認自己的解釋是部分地根據錢先生的 考證。這樣做完全無損於《批判》的價值--果真有價值的話。但他不此之圖，竟出 之以攘竊，這樣干來，我們便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着都保持懷疑的態度了。郭 沫若與錢穆歷史觀不同，郭對錢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 均無不可。問題在於，一邊襲用對方的成果而不宣，一邊又蔑稱對方「實在是薄弱 得可笑」，這就有於起碼的學術道德了。近年中國學界強調重建學術規範，要點之 一就是先說明所論專題前人有什麽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再談自己的獨到發現。這 些規則於郭老來說，本屬ABC，小兒科，是無須討論的常識。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 於學術規範，還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連這點規矩都不講究了。此種失誤，在魯迅 先生身上是絕找不到的。
就學術本身而論，郭沫若幾十年嘗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建立中國史學框架，現在已經證明有許多根本點站不住腳。顧准七十年代就點出：中國的歷史學家閉着眼晴跟斯大林走，現在讀郭沫若的《奴隸時代》、李亞農的《史論》，覺得他們實在可憐。郭沫若等史學家依據馬克思對歐洲社會發展史的理論框架提出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為此論證、爭鳴了幾十年，形成了六派以上學說，郭的觀點佔得上風，進人了中小學教科書。但今天學術界已經弄清，馬克思本人壓根兒就沒有把東方國家放在這個框架之中，而專有「亞細亞的」範疇，是斯大林取消了「亞細亞的」範疇，把人類歷史簡單化了。因而所謂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間題本來是個假問題。顧准說郭沫若「可憐」，但與前述三例相比，這一問題上的失誤就不算最丟人的了。
郭老生前一直是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身居科學、藝術兩界首席， 他的治學方式，創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對中國知識界都起着表率作用。在此期間，中 國知識界的整體狀況令人汗顏之處頗多。其主要責任自然不在郭老。但從郭老身上， 後來的知識分子就不應總結出一些教訓麽？
需要說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學間和聰明，他對自己的尷尬處境不是沒有自省。 九年前有過一篇題為《無花果》的報告文學，裏面記述了郭沫若生前與陳明遠的一 番對話。郭沫若對陳明遠說：「做人有兩種，一種叫逢場作戲，那樣，很快就能成 功，另一種，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毀掉。我的詩，最早之所以寫得好， 是因為自然流露。譬如我寫《女神》，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靠寫詩混稿費，更沒有 想到，要靠寫詩去爭地位。那時候，我在日本留學，時常窮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 好在有幾個好朋友，田漢、郁達夫，常在一起海闊天空地聊天。我寫的《女神》裏 面，有不少是和田漢交往過程中寫出來的，陸續寄給了在上海的宗白華。宗白華是 個好編輯，是他把《女神》發表了出來。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開始之後，我的 地位漸漸高了，就免不了學會逢場作戲了。現在，我們兩個人在一起談話，是有什 麽談什麽，我不會作戲。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這 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場作戲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會遭到後人的嘲笑。」他一九 六三年五月五日給陳明遠的信中也說：「至於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我 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 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麽『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 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敢對我說真話， 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希望你將來校正《 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景應制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後人恥笑！當 然，後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聽見了。」這是他的自知 之明，郭老畢竟是史學家，明之視今，如同今之視昔。所以，他連後人對他的恥笑 都預料到了。郭沫若這段話，實在是研究他心態底蘊的重要線索。
他在與陳明遠通信中，還吐露過不少真言。比如寫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的信中說：「來信提出的問題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 『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泛濫成 災……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 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處近年來總是覺得疲 倦…我說過早己厭於應酬、只求清靜的話，指的是不樂意與那幫無聊之輩交往。至 於你，什麽時候來我都歡迎。我的房門永遠對你是敞開着的。」這封信寫於「文革」 前夕，郭老還未受衝擊，心境卻己十分悲涼。
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麽郭沫若只對陳明遠一個人口吐其言？我想，原因應當從 兩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處不勝寒，周圍有公務關係的，很難成為交心者。他要 是真在周圍營造一個說真話的氣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 皇帝的新衣」，而別人不管是出於需要，還是礙於無知，都爭着誇他的衣服漂亮。 只有陳明遠，從孩提時代就與他相識，進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無息， 敢於揭出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虛偽的氛圍他也感到窒息。於是，陳明遠這個忘年 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鮮空氣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來，文人由士而仕，都難免以出讓自我為代價。明代海瑞就說：「一仕 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郭老的悲 劇在於：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 危在旦夕。於立群讓他在當晚的宴會上向周恩來求救，他竟末能發一言。不幾日兒 子使命歸黃泉。他內心世界其實極為痛苦，性格中軟弱的一面，又加劇着這種痛苦。 給陳明遠的那些信，不過是內心世界的巨大冰山砧出了一個尖頂。但其餘部分，也 許永遠無法浮出海面。
知道自己逢場作戲，又不得不逢場作戲；知道逢場作戲會遭到後人嘲笑，又無 法不讓自己被後人嘲笑。隨波逐流，隨遇而安，放棄自我，迎合時尚。郭老內心的 這種苦味，極為耐人深思。巴金晚年有《隨想錄》問世，真話公開說出，靈魂可以 稍安。郭老臨終也沒有公開道出真話，不知靈魂可得安寧否？
其實，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人殉是在葬禮上被殺掉的，去陪伴死去的人。人 殉往往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媳婦、親戚、武士、臣僚，他們在 地底下依舊各斯其職，有的還在墓里持着戈，作出巡邏保衛的樣子。當然也有個 別奴隸。既然還要在地下各司其職，所以一般是囫圇殺死，留個全屍。這種人殉 和後來歷朝歷代的殉葬一樣(譬如寡婦之殉老公)沒有太大區別，奴隸只佔死者中 的一小部分，也不是商朝獨有的現象，明朝和清朝的皇上和貴族們依然有用人殉。
人殉以外，商朝另一些被殺掉者，是祭祀上帝以及商人祖先的「人牲」。人
牲則完全不是奴隸。統計發現，商朝總計1.3萬的人殉與人牲當中，75%發生在商
朝盛世「武丁時代」。這是因為武丁時代戰功最煊赫的原因，所以推論可知戰俘
是人牲的主體構成。武丁所捉來的戰俘絕大多數都殺了作為人牲，極少量養起來
轉化為奴隸(用於從事養馬、打獵之事，用於農業生產的則絕少)。這一點被卜辭
的研究所證實，以典型的羌方戰俘為例，轉化為奴隸去養馬的只有一例，其它全
是殺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殺掉的人身上還帶着戰
場上的箭傷，從頭骨分析都是什麼「類高加索人種、海洋尼格羅人種、愛斯基摩
人種」，來自遙遠的五湖四海，更說明是戰俘。他們的腦殼上刻着武丁的戰爭偉
績，讓上帝吃的時候先看看見。
商朝最主體的人口，也不是奴隸，而是守着幾千年時代相傳的土地，土地上 的宗族農戶。他們平時聚族而居，戰時按族出征，這是社會的主體。他們在族長 布署下合族協作，「庶民經於千畝」，上千人在田上進行集體勞動，場面十分壯 觀。他們把收成的一部分上交國君，其它則留在農民宗族內分配。他們有自己的 工具、農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糧食財產，這不是帶着鎖鏈、一無所有、 被買被賣的奴隸所能等同的。倘若一個社會最主體的人口——土地上的稼穡者不 是奴隸，那這個社會還能被視為奴隸社會嗎？當然不能。
而西方晚些時候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則不然，恩格斯說，雅典公民九萬人，而 奴隸高達三十六萬人。奴隸的定義，是「會說話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設備機 械差不多，可以買賣，不佔有生產工具，他的主人處理他，就像處理一件物品。 奴隸構成了古希臘、古羅馬社會生產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處礦井，就有四 萬奴隸在工作，克拉蘇一個人擁有兩萬奴隸，安東尼時代一個有錢寡婦的遺產中 包括了6000名奴隸。奴隸們在市場上公開買賣，還可以像牛馬一樣租給別人收取 租金，成為社會的一大主體階級。沒有奴隸，「世界」就一天也運轉不下去。當 時在亞歷山大城奴隸的價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寧願購買奴隸而不願意 僱傭自由人。有人估計羅馬在奧古斯都時代有大約5000萬到8000萬左右的奴隸。 事實上,基於奴隸的經濟和使用奴隸的經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奴隸社會，因為 它的存在靠着奴隸來維持。但後者，譬如美國從前存在黑奴，不能以為黑奴存在 美國就是奴隸社會。同樣，也不能因為商朝存在少量奴隸，就說這是奴隸社會。 如果以這個標準來看的話，中國漢代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都有大量奴隸，政府中 稱褚衣，私奴男稱家臣，女稱室妾，也夠算奴隸社會了。
說商朝是奴隸社會的人，是受「奴隸社會是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這一說 法的束縛。事實上，奴隸這種身份的人曾經在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上長期存在過， 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曾存在奴隸，美國建國時有70萬奴隸，佔全人口六分之一 。但我們不能因為找到了幾個奴隸，就說「看，我發現了奴隸社會」。歷史上， 奴隸群體僅僅在極個別地區(地中海的希臘、羅馬)獲得過充分的發展，上升為占 主導地位，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發展建立在奴隸者的勞動上，從而使這一地區 的社會納為奴隸社會。我們甚至不認為埃及、古巴比倫是奴隸社會，雖然他們的 奴隸數目遠遠比我們的商朝多，但仍構不成社會生產者的主體。
關於商朝土地上的稼穡，我們還有必要多談兩句。他們在史料中被稱作「民 」，在甲骨文中被稱作「眾」。郭沫若老先生解釋說：「眾」就是奴隸，從甲骨 文上看，「眾」是日下三人形，說明他們是在熾熱炎炎似火燒的山野里，赤身露 體耕作着的奴隸。
其實，農田勞動自然是在日頭底下，除非哪一天實現了農業室內化才會改變 ，但憑什麼說日頭底下勞動的人就是奴隸呢？上及神農氏，下及今天的農村，干 活的人都在日頭底下，難道都是奴隸？再說，「赤身裸體」這也是郭老放任自己 的想像，「眾」中的「人」是人體的側視形，在哪個字中出現都是這個寫法，並 無穿衣或裸體之別，不知道為什麼到了「眾」字中就看出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幾乎沒有證據的基礎上，僅從字樣上就斷言「眾」是奴隸，實在讓人 不能服氣。對於史料上的「民」字，郭老也釋為奴隸。他把一段關於商周的古文 翻譯得有聲有色。原文是：「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春，令民畢出 於野，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鄰，畢出然後歸。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女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這本是一個祥和的農村生活，簡直和現今沒有什麼兩樣，但郭老為了證明他 的奴隸制，作出翻譯是：「這裏的邑，很象是奴隸勞動的集中營。里胥、鄰長就 跟哼哈二將一樣，坐在居邑門口，監視『民』之出入。連婦人的工作時間一天都 是十八小時，男人的工作時間也就可以想見。」
里胥、鄰長扮演着「監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類還存在，任何時代 的勞動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組織監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麼理由一 見有人監督，就把它同奴隸集中營聯繫起來呢？事實上，如果是一群帶鎖鏈被強 迫勞動得奴隸，光靠這兩個老頭子還根本監督不了他們呢！這兩個人只是宗族長 者罷了，指揮一幫宗族農夫在田野上勞動。而「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明明是說她們勤快，聚在一起集體紡織節省蠟燭，相當於節省了工作 日。郭老竟也能從中計算出奴隸制的「十八小時」工作日來。如此豐富的想像能 力，除了詩人郭老以外，恐們很難找出第二人。
到底這些「民」或「眾」是什麼身份呢？原古文中說得已經很明白，這些民 二十歲時國家發給他們田地，六十歲時候收回——這怎麼會是奴隸呢？奴隸怎麼 會授田呢。
倘若商朝不是奴隸社全，它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社會呢？我認為，它是初級的 分封社會。說到這，不免有人驚詫，甚至憤慨。是啊，這不太適合我們已經養成 的思維習慣。但是，我們只能這樣來理解那些在農田裏合族勞動的農夫大家族們 。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就是說，夏朝每人發五十畝地，商朝七十畝，周朝一百畝。這就是所謂「井田 制」，土地全部屬於國家，是一種原始公有制。國家組織土地上地農戶合族勞動 ，類似後代的國營農場。「農場」十分之一的面積作為公田，農戶們要照顧耕作 公田，把公田的收成上交國家，私田的收成留給自己族內分配。國家還要派田官 到這「國營農場」來監督工作，就是郭沫若所說的「里胥」。
這種原始公有制的土地分配方式，直到東周春秋時期，才開始瓦解，原因是 國營農場大家幹活不賣力，於是慢慢出現私營，也就是土地私有，私人擁有土地 的地主也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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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些定論下得過於武斷了。中國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嗎？疑問中。--Hamham 07:03 2005年5月12日 (UTC)
奴隸是指從法律上，一個人是否具有自由身以及具不具有政治權利。在古代希臘，奴隸是不能參加公民大會的，而自由民可以，這就是奴隸與自由民在政治權利上的差別。如果一個人不具有自由身，而是隸屬於其主人，沒有參加公民大會等政治活動的權利，他就是奴隸。（這裏指男性，女性的自由民也沒有參與公民大會的權利）不過在判斷奴隸上，政治權利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看一個人從法理上是否有自由身。至於中國，一方面，古代中國從來沒有產生諸如公民大會之類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自古中國的法律上並沒有奴隸的概念，也沒有人身自由之類的概念。但是，在中國歷代專制皇權統治者的眼中，所有江山、所有人（包括貴族）都是皇帝的附屬品，中國數千年來，專制皇權政府一直強迫國民從事徭役一類的無償勞動，橫徵暴斂，限制國民的自由遷徙，採取各種各樣的制度（誅族、連坐等）令國民處於恐怖之中，以至於「道路以目」。因此可以說，中國人雖無奴隸之名，但有奴隸之實，而且其慘狀甚於歐美。Dreamer in Utopia (留言) 2010年10月31日 (日) 04:22 (UTC)
歪曲和醜化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話，不要放在維基好吧。只因為中國沒有實現歐美眼中的民主自由，就簡單地等同奴隸制的話，就表示說話的人心中就是歐美話語的奴隸般。
中國事實歷史上有奴隸，那些以活人殉葬的儀式便是證明了，但奴隸不致過多的。
中國一般人雖然受到專制君主統治，但君主制的作用反而防止了更多人淪為奴隸，所以歷史上君主制其實是很受到歡迎的，君主常被農民們視為解放者。
被鎖鍊綁着的奴役狀態，可不只是什麼專制所能相比的，否則如果認為「專制=奴役」的話，根本不需要監獄和集中營的，因為反正在獨裁統治中，所以有人都是在監獄中吧。
- 金元的驅口是奴隸制度，清入關掠民為包衣也是奴隸制度，元代法律規範奴婢還是奴婢，怎會不是，土地私有化後，各朝比較多見佃戶制，但也是有臧獲的群體，但不是一種主要的生產制度，有奴隸和有奴隸制度不一樣的，至於那些持馬列史觀，非要郢書燕說，就不需要討論了。
Gx9900gundam（留言） 2014年9月17日 (三) 04:54 (UTC)
外部連結已修改
各位維基人：
我剛剛修改了奴隸制度中的1個外部連結，請大家仔細檢查我的編輯。如果您有疑問，或者需要讓機械人忽略某個連結甚至整個頁面，請訪問這個簡單的FAQ獲取更多信息。我進行了以下修改：
- 向 http://scatoday.net/node/3565 中加入存檔連結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518195948/http://www.scatoday.net/node/3565
有關機械人修正錯誤的詳情請參閱FAQ。
祝編安。—InternetArchiveBot (報告軟件缺陷) 2018年7月29日 (日) 12:13 (UTC)
建議為「奴隸社會」專設條目
奴隸制度與奴隸社會不是一回事。現在「奴隸社會」自動重定向至「奴隸制度」，似乎是把兩者當成了同義詞；這個討論頁上的一些言論，也可以看出人們常常混淆「奴隸社會」和「奴隸制度」。「奴隸社會」是馬列、斯大林五段論中特有的概念，應另開一專頁介紹。有奴隸制度不代表就是奴隸社會，這是五段論者也同意的。十九世紀的美國也盛行奴隸制，然而五段論者都會將其算作資本主義社會，而非奴隸社會。--137.189.240.40（留言） 2018年12月4日 (二) 16:59 (UTC)
那你所要開的條目名稱應該叫做奴隸社會（馬列主義） Hhsj（留言） 2019年8月1日 (四) 08:28 (UTC)
奇怪了，為什麼沒有人討論美國內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方對待奴隸的態度！
既然這裏面有很多人高談闊論說中國大陸古時候的奴隸制度云云，那麼為什麼不說說西方國家獨創的販奴呢？？？為什麼不說美國南北戰爭重要原因之一的對待黑奴的態度呢？？──以上未簽名的留言由流浪的笛聲（討論｜貢獻）於2021年3月26日 (五) 02:51 (UTC)加入。
- 其實在美國內戰起因中已有提到--Wolfch (留言) 2021年3月26日 (五) 03:36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