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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紐斯猶太區

座標：54°40′40″N 25°16′59″E / 54.67778°N 25.28306°E / 54.67778; 25.2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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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紐斯猶太區
維爾紐斯猶太區（尤利安·克拉茨科（英語：Julian Klaczko）街），1941年
維爾紐斯猶太區在立陶宛的位置
維爾紐斯猶太區
維爾紐斯猶太區在立陶宛的位置
別名威爾諾猶太區
及各種其他語言的名稱[a]
地點維爾紐斯舊城
54°40′40″N 25°16′59″E / 54.67778°N 25.28306°E / 54.67778; 25.28306
日期1941年9月6日 - 1943年9月24日
事件類型監禁、大規模射殺、強制勞役、飢餓、流放
參與組織黨衛隊、立陶宛特別支隊（英語：Ypatingasis būrys）
集中營凱利斯強制勞改營（英語：Kailis forced labor camp）
HKP 562 強制勞改營（英語：HKP 562 forced labor camp）
受害者約55,000名猶太人

維爾紐斯猶太區[a]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德國在東方總督轄區維爾紐斯建立和運營的猶太人猶太區（英語：Ghettos in Nazi-occupied Europe）。[2]

在其存在的大約兩年中，飢餓、疾病、街頭處決、虐待、驅逐到集中營和滅絕營將猶太區的人口從大約4萬減少到幾乎不剩一人。

只有幾百人設法存活下來，他們主要躲在城市周圍的森林裏，加入蘇聯游擊隊，[3][4]或藏身在有同情心的當地人家中。

背景

1939年9月德蘇入侵波蘭之前，威爾諾（即維爾紐斯，波蘭語稱Wilno）是波蘭第二共和國威爾諾省的首府。這個城市的主要語言是波蘭語，小部分人說意第緒語。據立陶宛來源稱，當時講立陶宛語的人口佔少數，約佔該市人口的6％。[5]1931年，威爾諾有19.5萬名居民，使其成為波蘭第五大城市。該市擁有各種工業和新工廠，[6]以及備受尊敬的大學。[7]

立陶宛納粹警察與猶太囚犯，1941年7月

在傑里戈夫斯基兵變（英語：Żeligowski's Mutiny）之後，波蘭與立陶宛的邊界在1922年由國際聯盟，威爾諾成為以波蘭人和猶太人為主的波蘭城市。[8]1939年9月蘇聯入侵波蘭後，根據《蘇聯-立陶宛互助條約（英語：Soviet–Lithuanian Mutual Assistance Treaty）》，約瑟夫·斯大林於當年10月將維爾紐斯移交給立陶宛；但隨後不久立陶宛全境就被蘇聯吞併。大約兩年後，即1941年6月26日，德國國防軍進入維爾紐斯，別動支隊（英語：Einsatzkommando）行刑隊「B別動隊」隨部隊一同入城。當地立陶宛族領導人主張清洗當地的猶太人和波蘭人。在整個夏天，德國軍隊和立陶宛通敵者（英語：Lithuanian Auxiliary Police）在大規模滅絕行動中殺死了超過21,000名居住在維爾紐斯的猶太人。 猶太人大屠殺前夕，維爾紐斯的猶太人人口至少有6萬人，有人估計有8萬人。[9]其中有些是從被德國佔領的波蘭西部逃難而來的難民，一些更進一步逃離到蘇聯境內。在德國部隊建立猶太區之前，該市當局開始了對猶太人的綁架和大屠殺，導致在1941年9月6日前約有21,000人遇害。立陶宛的綁架者在意第緒語中被稱為「hapunes」，即「抓捕者」或「搶奪者」之意。

1941年：猶太區建立

維爾紐斯猶太區地圖，小猶太區以橄欖綠色標示

為了安撫維爾紐斯舊城區更為貧窮的猶太人居住區，並迫使其他更富裕的猶太居民進入德國設想的新猶太人區，納粹分子於1941年8月31日自導自演了所謂的「大街挑釁事件」。在[10]帝國總督（英語：Reichskommissar）辛里希·洛澤（英語：Hinrich Lohse）的「臨時指令」下，維爾紐斯區總督（Gebietskommissar）漢斯·克里斯蒂安·辛斯特（Hans Christian Hingst）和他的猶太事務副手弗蘭茨·穆勒爾（英語：Franz Murer）指示黨衛隊第9特別支隊（英語：Einsatzkommando）二級小隊長Horst Schweinberger製造了這起事件。

穆勒爾、辛斯特和維爾紐斯市長Karolis Dabulevičius為未來的猶太區選擇了地點，並在Stiklių街和Didžioji街（即大街）交叉口處的電影院前製造了事件。兩名穿着便服的立陶宛人闖入了屬於猶太人的公寓，從遠距離狙擊德國士兵。立陶宛人逃離公寓，隨後與待命的德國士兵返回，抓獲兩名猶太人並指控他們向德國士兵射擊。德軍毆打了二人，隨後就地槍決。Stiklių街和Mėsinių街遭到當地民兵的洗劫，猶太人被毆打。

當晚，為了「報復」，所有猶太人被挨家挨戶逐出納粹選作未來猶太區領地的街區。次日，當男人們在工作時，其餘街道上的婦女和兒童被抓獲；工作場所的男子也遭到抓捕。猶太人被帶到盧基什科斯監獄，然後被帶到博納利殺害。5千至1萬名猶太人於9月1日至9月3日間遇害，其中包括十名猶太委員會成員。屠殺的目的是為了清除一片領土來建立猶太區，以監禁維爾紐斯及其郊區的所有猶太人。[10]

指定為猶太區的地區是城市中心的舊猶太區。歷史上，維爾紐斯自身從未設置過猶太猶太區，僅在中世紀對猶太人的遷移和定居有少許限制；不過納粹選擇的區域在歷史上確實主要由猶太人居住。納粹將該地區分為大小兩個猶太區，[11]兩個區域由Deutschegasse街（又稱Vokiečių街）隔開。

1941年9月6日至7日，納粹分子將剩下的2萬名猶太人從各自的家中趕入兩個猶太區，其間有3,700人被殺。改宗猶太人、「半猶太人」和猶太人的配偶也被迫進入猶太區。向猶太區的遷移既匆忙又困難，猶太人不允許使用交通工具，只能帶走他們能夠人力攜帶的東西。

雙猶太區的安排使納粹更容易控制受害者對他們未來的知情，使納粹更易於實現完全滅絕的目標。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建立的其他猶太人猶太區一樣，維爾紐斯猶太區也是為了使人民喪失人性，並將其囚犯剝削為奴隸。條件刻意設置得非常困苦和擁擠，居民處於不衛生的條件下，易生疾病，每天都有死亡。

1942年：安靜的時期

衛生保健

原猶太區Straszuna街，現為Žemaitijos街

維爾紐斯猶太區以其傑出的醫學傳統而聞名。在大屠殺期間，猶太區的囚犯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這種傳統。[12]和德國人建立的大多數猶太區一樣，維爾紐斯猶太區外有一個標誌寫着「Achtung！ Seuchengefahr「（「注意！感染風險」）。事實上，與戰前相比，維爾紐斯猶太區的死亡率確實增加了；但由於猶太區衛生部門的努力，猶太區居民儘管營養不良、經受寒冷和過度擁擠，卻沒有重大的疫情。[12]根據猶太區衛生部的衛生—流行病學部門負責人拉扎爾·愛潑斯坦博士（Lazar Epstein）的說法，儘管猶太區居民十分窮困，且僅剩下自己手頭設施可用；但猶太區囚犯應該可以活很長時間，幾乎肯定能活到戰爭結束時。[12]

文化生活

維爾紐斯猶太區被稱作「猶太區的耶路撒冷」，以知識和文化精神而聞名。戰前的維爾紐斯就有「Yerushalayim d'Lita」[13]（意第緒語：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別稱。猶太區的文化生活中心是Mefitze Haskole圖書館，被稱為「文化之家」。它包含一座藏書45,000冊的圖書館，[14]閱覽室、檔案館、統計局、科學工作室、博物館、書刊亭、郵局和運動場。文學和藝術聯盟以及世界希伯來語聯盟等團體組織了紀念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作家的活動，並以這些語言排演戲劇。流行的意第緒語雜誌《Folksgezunt》繼續在猶太區出版，其論文在公開講座中展示。伊茨霍克·盧達舍夫斯基（英語：Yitskhok Rudashevski）是猶太區的一位少年，在1941年至1943年期間書寫了他在猶太區的生活日記。在日記中，他提到了猶太區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自己在其中的參與。他1943年猶太區清場時遇害，可能是在博納利大屠殺中；日記於1944年由他的堂兄發現。

維爾納猶太人區以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戲劇作品而聞名。[15]猶太警察局局長，維爾紐斯猶太區的統治者雅各布·蓋斯（英語：Jacob Gens）負責開張這個劇院。[15]演出包括猶太作家的詩歌，短篇小說的戲劇化、以及猶太區年輕人的新作品。[15]

猶太區劇院提供了大量的收入，對公眾產生了鎮靜作用。截至1943年1月10日，共有111場演出、售出34,804張門票。劇院經過翻新，以容納更多的觀眾，並更好地吸引公眾的目光。[15]劇院允許非雅利安人種族通過戲劇和歌曲展示他們的力量，如其中一首歌曲《堅韌》。[15]

最後的戲劇作品「Der Mabl」（洪水）由瑞典劇作家Henning Berger創作，於1943年夏天在猶太區存在最後一周上演。[15]這場劇的背景為一個遭遇洪水的美國沙龍，其中有一群人在危險和急需的時候聯合起來。[15]

Joshua Sobol的戲劇「Ghetto」講述了維爾紐斯劇院的最後幾天。[16]

抵抗運動

阿巴·科夫納（中心站立者）與FPO成員在一起

聯合游擊隊組織（Fareynikte Partizaner Organizatsye，FPO）於1942年1月21日在猶太區成立。阿巴·科夫納提出的口號是「我們不會像羊一樣待宰（英語：Like sheep to the slaughter）」。[17]這是納粹猶太區中建立的最早一批抵抗組織之一。與其他猶太區不同，維爾紐斯猶太區的抵抗運動並非由猶太區官員管理。雅各布·蓋斯（英語：Jacob Gens）最初擔任警察局長，後來被納粹任命為猶太區的領導人，在表面上與德國官員合作阻止武裝鬥爭。FPO代表了猶太人生活中的各種政治主張和各種政黨，由伊史塔克·維滕堡（英語：Yitzhak Wittenberg）、尤瑟夫·格拉茲曼（英語：Josef Glazman）和阿巴·科夫納領導。FPO的目的包括為猶太區人民提供自衛力量、破壞德國的工業和軍事活動、以及支持游擊隊和紅軍特工對德國軍隊的更廣泛鬥爭。詩人希爾什·格里克（英語：Hirsh Glick）是一名猶太區囚徒，寫下了著名的游擊隊讚歌《永不言敗（英語：Zog nit keyn mol）》；在被驅逐到愛沙尼亞後去世。

東方總督轄區的猶太區（標有紅星和金星）

1943年初，一個地下共產黨員被德國人抓獲，在折磨之下透露了一些聯繫人；為了應對德國的威脅，猶太委員會試圖將FPO的負責人維騰堡轉交給蓋世太保。維騰堡與猶太區警察戰鬥一番後被捕，扣押在蓋斯的公寓中，被FPO設法解救。蓋斯帶來了重兵，勞工營的領導人。蓋斯有效地讓大多數人反對抵抗組織成員，聲稱他們正在挑釁德國人，並且質問為一個人犧牲成千上萬的人是否值得。猶太區囚犯集合起來要求FPO交出維滕堡。最終，維滕堡本人決定屈從納粹的要求。他被帶到維爾紐斯的蓋世太保總部，據報第二天早上就被發現死在牢房裏。大多數人認為他自殺了，流言稱蓋斯在最後一次會面時偷偷給了一個氰化物藥丸。

FPO因這一系列事件而士氣低落，並開始奉行將年輕人送到森林加入其他猶太游擊隊（英語：Jewish partisans）的政策。這一政策也是有爭議的，因為德國人實行了「集體責任」政策，游擊隊員的所有家庭成員都會被處決。在維爾紐斯猶太區，「家庭」通常包括一些非親屬的成員，他們登記成其他家庭的成員以獲得住房和少許食物配給。

當猶太區於1943年9月被德國人清場時，FPO成員保持警惕。蓋斯控制了清場，以便讓納粹軍隊遠離猶太區並遠離游擊隊伏擊，但用可以戰鬥但未必屬於抵抗運動的人填補了猶太人配額。FPO逃到森林，與其他游擊隊員一起戰鬥。

1943年：清場

Subačiaus街大屠殺紀念碑，靠近HKP 562強迫勞改營（英語：HKP 562 forced labor camp）舊址

從猶太區建立到1942年1月間，德國和立陶宛別動隊的任務小組定期進行名為Aktionen的突擊行動，經常在猶太教節日下手。猶太區居民被圍捕並遭到驅逐，通常在最後遭到處決。1942年10月1日的贖罪日行動上，德國人命令猶太委員會領導逮捕行動；被猶太警察發現缺乏工作許可證的居民立即遭到逮捕，並轉交德國監禁。同月，德國人清理了小猶太區。小猶太區曾被用於重新安置「無生產力」個體，即年老、生病、或被認為不適合勞動的居民。大多數囚犯被帶到博納利並被射殺。大約2萬名猶太人仍留在大猶太區，其中包括8千名沒有證件的猶太人。[18]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期間被稱為猶太區的「穩定」時期；突擊行動停止了，恢復了正常生活的一些表象。1943年8月6日，德國人開始依照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命令將7,130名猶太人驅逐到愛沙尼亞；行動於9月5日完成。1943年9月23-24日，大猶太區被清場。[19]清場由黨衛隊二級小隊長布魯諾·基特爾（英語：Bruno Kittel）指揮；剩餘居民大部分被送往愛沙尼亞的瓦伊瓦拉集中營（英語：Vaivara concentration camp）、[20]在博納利森林被殺、或被送往波蘭境內的德國滅絕營。

猶太區清場後，仍有一小群猶太人留在維爾紐斯，主要是在凱利斯（英語：Kailis forced labour camp）和HKP 562（英語：HKP 562 forced labor camp）強迫勞改營。[19]HKP 562的囚犯為德軍修理汽車；該營地由國防軍少校卡爾·普拉格指揮。普拉格在他手下官兵的配合下，能夠保護猶太汽車工人免受其他勞改營常會實施的虐待。當紅軍接近維爾紐斯，黨衛隊來接管營地時，普拉格給他的工人一些隱蔽的警告；一些工人逃脫了，其他工人躲藏在普拉格的知情下事先準備的藏身處，隨後設法逃脫。[21]HKP 562有250名猶太人在戰爭中倖存下來，是維爾紐斯大屠殺中最大的猶太倖存者群體。

參見

註解

  1. ^ 1.0 1.1 維爾紐斯在不同語言中有不同的名稱：立陶宛語：Vilnius；波蘭語：Wilno；德語：Wilna；俄語：Вильна，羅馬化：Vilna；意第緒語：ווילנע‎，羅馬化：Vilne；希伯來語：וילנה‎，羅馬化：Vilna. [1]故在不同文本中，猶太區的名稱有所變化。

引用

  1. ^ Koss (2010), p. ix
  2. ^ Megarge, Geoffrey P. (編).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encyclopedia of camps and ghettos, 1933–1945. Volume II: Ghettos in German-occupied Eastern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47–1152. ISBN 978-0-253-35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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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Zychowicz, Piotr. Icchak Arad: od NKVD do Yad Vashem [From NKVD to Yad Vashem]. Rzeczpospolita（英語：Rzeczpospolita）. 2008-07-12 [2019-06-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6-10） （波蘭語）. 
  5. ^ Müller, Jan-Werner. 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7. ISBN 97805210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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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0.0 10.1 Midlarsky, Manus I. The Killing Trap: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98–300. ISBN 113944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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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Marrus (1987)，第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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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Arad (2009)，第3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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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拓展閱讀

  • Arad, Yitzhak. Ghetto in Flames. (Jerusalem: Ahva Cooperative Printing Press, 1980).
  • Balberyszski, Mendel "Stronger Than Iron": The Destruction of Vilna Jewry 1941-1945-An Eyewitness Account.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10).+
  • Feierstein, Daniel. 「The Jewish Resistance Movements in the Ghettos of Eastern Europe.」 In: Life in the Ghettos During the Holocaust. Ed. Eric J. Sterling.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ostanian-Danzig, Rachel. Spiritual Resistance in the Vilna Ghetto. (Vilnius: The Vilna Gaon Jewish State Museum, 2002).
  • Kruk, Herman. The Last Days of the Jerusalem of Lithuania: Chronicles from the Vilna Ghetto and the Camps, 1939-194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Rudashevski, Yitskhok (1927–1943). Diary of the Vilna Ghetto, June 1941-April 1943. (Israel: Ghetto Fighters' House, 1973).
  • Shneidman, N.N. Jerusalem of Lithuania: The Rise and Fall of Jewish Vilnius, A Personal Perspective. (Okaville, ON: Mosaic Press, 1998).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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