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分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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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分裂理論 (Theory of Positive Disintegration，縮寫為TPD) 是由波蘭心理學家卡齊米日·東布羅夫斯基所提出的、描述了個人人格發展的理論。
不同於主流心理學理論，在東布羅夫斯基的理論框架中，他認為精神緊張和不安是成長中所不可或缺的。因此，這些「分裂」過程被看作是「積極的」；而那些未能通過名曰「積極分裂」的窄門的人可能終其一生停留於「初級整合（primary integration）」層次。擁有更多發展潛質（developmental potential）——包括過度激動、對刺激（stimuli）超越常人的反應——的人，則更有可能進入「積極分裂」，將自己的人格發展至更高層次。
不同於其他一些關於人發展的理論，例如埃里克森社會心理發展階段，本理論甚至不假設絕大多數人通過了所有的層次（level）。積極分裂理論與階段（stage）無關，而各個層次（level）也與年齡無關。
東布羅夫斯基理論
卡齊米日·東布羅夫斯基 (1902–1980)，是一個波蘭的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他終其一生的臨床及學術工作，發展了積極分裂理論（Theory of Positive Disintegration）。該理論是對個人人格發展的全新詮釋。[來源請求]
東布羅夫斯基的個人人格發展理論強調了以下主要論點：
- 人格並非是被誰所給予的、普世的特質，它必須由個人建立、成型，並反映他自己的獨特個性。（人格成型(personality shaping)）
- 人格的發展是發展潛質（OE，＝過度激動（overexcitability）以及自律因素（autonomous factor））運作的結果。並非每個人都有足夠的DP來建立獨特的人格。
- 人群中的發展潛質（DP）區別可用正態分佈曲線表示。東布羅夫斯基使用了多層次方法來描述人群中觀察到的發展層次的連續。
- 發展潛質（developmental potential）導致危機，其特點是強烈的焦慮、憂鬱——會導致分裂的精神性神經病。
- 人格為了得到發展，基於人的本能和周遭社會影響的「原初整合（initial integrations）」必須經歷分裂——東布羅夫斯基稱這個過程為「積極分裂（Positive Disintegration）」
- 個人價值觀層次的發展——情緒波動——在發展個人的人格和自主中不可或缺。亦即，與絕大多數心理學理論相反，在他的理論中情緒發揮了很大作用。
- 情緒波動導致個人建立他自己的人格理念，這是當事人自主設定的標準，是其個人發展的目標。
- 個人必須檢驗他自身的本質，並基於自己的人格理念，最終選擇彰顯其本質中更高層次的、更富自我個性的方面，抑制那些較低層次的、缺乏自我個性的方面。
- 個人發展中，自我教育、自我心理治療不可或缺。
發展中的因素
東布羅夫斯基發現，許多人終其一生皆處於名曰「初始或原初整合（"primary or primitive integration"）」的狀態，他們的行為主要依據對自身生物本能（「第一因素」）的遵循以及／或者對社會習俗（「第二因素」）的盲從、固執遵守。他稱這為「層次一：原初整合（initial integration Level I）」。東布羅夫斯基發現，在此層次，人並不真正地自主表達自我個性。人在第一層次表達的自我，都受到了上述兩個因素的影響、束縛。
第一因素將人的精力、才智導向對利己的目標的追求，這些目標反映了人的動物本能和生物自我——它主要致力於人的生存和自我進步。聰明才智往往被用於反社會或自私自利的方面。例如，許多罪犯（在第一層級）就展現了這類自私行為。他們損人利己。
第二因素——社會環境（milieu）和趨同心理壓力（peer pressure）——鼓勵對生活的同質化思考、阻止獨特思想和表達，因而壓制人的個性和創造力。第二因素是價值和社會規範的具體表現，因此也是道德的具體表現。社會力量塑造人們的期望。人的行為舉止和才智被引導至遵循和支持現有社會環境的形式。例如：「俺媽跟俺說俺們應該經常注意自家草坪拾掇得怎麼樣了，因為俺們想讓別人路過俺家門口時對俺們有個好印象」。由於道德源自外部社會背景，只要社會擁有合乎倫理的規範，為第二因素所影響的人們就會表現得合乎倫理。可是，如果一個社會、宗教團體、政府機構腐朽了——例如在納粹德國時代——受第二因素強烈影響的人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勁。沒有個人思考驗證的社會化不過把人變成只會生搬硬套的機器（卡爾·路德維希·馮·貝塔郎非所描述的"robopath"）。個人的反應不是個性的，而是基於社會習慣（「我在葬禮上哭而在婚禮上笑——因為別人也這麼做」）。東布羅夫斯基認為，自身行動動機主要由第二因素所引發的人，在總人口裏占絕大多數。
東布羅夫斯基覺得我們的社會主要由這兩個低層次因素所影響，可被描述為運作於層次一。例如，我們對公司成功的看重（「狗豨猶有鬥，惡有士而無鬥矣？」《墨子．耕柱》）意味着CEO們的運作基於層次一的第一因素——他們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犧牲他人而換取自己公司的更大成功。同樣，我們的教育、政治、公司、媒體系統也在自我宣傳，不鼓勵真正的個人思考或自主意識——這就是第二因素。有時社會化評判標準也能這樣用：「我是超速了沒錯，可大家不都這麼幹嗎」。或者士兵會辯解他的行為不過是在「執行軍令」。這樣，這個外部價值系統成了個人逃脫任何個人責任的工具。
東布羅夫斯基也描述了展現了不同行為的一群人：他們發展了自己的個性。他們脫離了對生活的不假思索地、機械地、社會化地思考（東布羅夫斯基稱其為「消極適應」），進入並通過了一系列的個人分裂。東布羅夫斯基把這些分裂看作人整個成長過程中的關鍵元素。危機挑戰了我們的現有狀態（status quo），導致我們重新審視我們自身、我們的思考、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理念……如果發展持續下去，人就不斷發展個性化的、有意識的、仔細檢驗過的、有層次之分的價值觀（稱其為「積極適應」）。現在，人開始用這有層次之分的價值觀來評判世間萬物，而在我們心中，層次更高的價值開始引導我們的行為（不再基於外部社會規範了）。這些更高層次的、個性化了的價值觀展現了最終所實現的再次整合的特徵，反映了個人的自主，對東布羅夫斯基來說，這意味着人真正人格的出現。在這一層次，每個人都有他對於「人的一生應該如何度過」的個性化看法，並將它努力實現。這一層次意味着個人強烈追求解決問題和創造力。個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被用於追求更高個性化價值的實現，用於展望生活和世界能變成什麼樣、應該變成什麼樣。人通過行動、藝術、社會改變等來富有活力地表現自身的「新」的自主人格。
發展潛質
展現出強烈的發展潛質（developmental potential ("DP")）的人往往會發展自己的人格。發展潛質代表着基因特質的集合，它通過和環境互相作用得到表達，並對環境產生影響。發展潛質中包含許多因素，不過最重要的是以下三個：過度激動（OE）、特殊能力及聰明才智、還有對自主成長的強烈需要，東布羅夫斯基把這一特點稱之為「第三因素」。
過度激動
發展潛質最顯著的方面就是過度激動。這是神經感官活躍所導致的生理學刺激增強所致。過度激動越強，人每天的生活就經歷得越激烈。東布羅夫斯基把過度激動歸納為五類：精神活動的、感官的、想像的、智力的、感情的。這些過度激動——特別是後三種——通常會導致一個人更深刻地感受日常生活，深入體驗生活悲喜的極致。東布羅夫斯基在研究一些人的案例時發現高度的過度激動是他們個人發展和生活體驗中的關鍵部分。他們被自身的價值觀、自身感情的過度激動所引導、驅使、指示。加上想像的過度激動和感情的過度激動，這些人有力地認識着世界。[1]
儘管過渡激動基於神經系統，但通過對那些反映了「新出現的自為的自我」的發展結構的說明，能在心理學中把過度激動描述出來。這些概念中最重要的是活力（dynamism）：亦即控制了人的行為及其發展的生物或精神力。[2]在之後更高級的發展中，活力（dynamism）越來越多地反映了朝向自為的運動。
能力和才智
發展潛質的第二方面是特殊能力及聰明才智。它們趨向於為人的發展層次服務。如前概述，處於較低層次的人會將他們的才智用於利己的目標，或是用於爬到社會或公司中更高的位置上去。在更高層次上，特殊才智和能力變成了尤為重要的力量，因為它們受到人自身對價值的層次之分的引導，而被用於展現、追求「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以及「社會應有之狀態」。
第三因素
發展潛質的第三方面被簡單稱作「第三因素」，它是人對個人發展和自為狀態的追求。第三因素尤為重要，因為它不僅將人的才智和創造力應用於自我表達，而且為人追求至臻、嘗試去設想和實現超越人的當下限度的目標，提供了動機。東布羅夫斯基明顯將第三因素與自由意志去分開來。他覺得自由意志這個詞在清楚表達被他稱作「第三因素」的這種動機上，尚且力有不逮。例如，一個人能夠表現出自由意志，卻對個人的成長和改變表現得興味索然。第三因素特別表述了這樣一種動機——一種人期望成為自己的動機。這種動機往往如此強烈，以至於在某些情況下我們能發現人「需要」去發展自己，即便這會把自己置於危險境地。這種「我要成為我自己」的感覺（特別是當它是「不惜一切代價的」、被稱作是自我發展的強烈驅動力的時候）超越了通常被稱作「自由意志」的概念。
即便有外在社會或家庭因素阻礙，一個發展潛質足夠高的人通常都會產生分裂；即便是在有有益因素存在的環境中，一個發展潛質低的人也通常不會發生分裂（或者積極的人格發展）。
這種認為「某些人有天生的發展潛質，這種潛質由「更高敏感性／過度焦慮」（相當於發展潛質的第一方面）以及相對應的「發展和群體不同的個人差異／自為品質」的趨勢（相當於發展潛質的第二方面）所決定」的想法，是由Elaine Aron在過去獨立提出的（參見高感性的人（高度敏感者））[3]（不過需要說明，Aron的處理方法和東布羅夫斯基的顯然不同）。
喜憂參半的祝福？
東布羅夫斯基把過度焦慮稱作「悲劇性的禮物／天賦」，以表明有強烈過度焦慮的人的人生道路並不平坦輕鬆。正如經歷大高潮的潛能也是經歷大低谷的潛能，有表現強烈創造力的潛能的人往往在心中經歷過許多衝突，有許多壞掉的地方。這種應激即是內心衝突發展的結果，又促進了其發展，既出現在人的心中也表現在人的社會交往上。在這種應激嚴重的情況下，有發生自殺的危險。這些人常常經歷的孤獨加深了他們自殘的危險。
東布羅夫斯基提倡了自我精神療法：告訴人有關過度焦慮和分裂過程的知識，以給他足夠的知識儲備去了解自己強烈的感情和需求。東布羅夫斯基建議我們應幫助人們，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發展和找到他們自己的解釋。有高發展潛質的兒童和成人必須找到他們自己該走的路，這往往需要付出不被他們的社會上的同輩人、甚至是家庭所接納的代價。自我精神療法的核心在於了解，沒人能告訴任何其他的人「正確」的路在哪裏。每個人必須自己找到自己的路。正如約瑟夫·坎伯描述尋找聖杯中的騎士時所說的那樣：你若看到森林裏有一條路，切不可跟隨那條路。它能把某個其他人帶向聖杯，卻不能把你帶向聖杯，因為那不是你的路。
各個層次
第一層和第五層的特點是心理上的整合、和諧、幾乎沒有心中的衝突。在第一層幾乎沒有內心的衝突只是因為所有的行為都可以說是對的——它或者對個人有好處因而是「對」的，或者為那個人所在的社會所提倡因而是「對」的。不管是哪種情況，個人都極有可能按照他所觀察到的他人的行為來處事，做那些被認為是「人人都會去做」的事情。在第五層之所以沒有內心的衝突是因為此時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基於他們自己內心的價值觀。當然，不論是在第一層還是第五層，人往往都會和外界發生衝突。
第二、三、四層描述的則是不同程度和類型的分裂和字面上的疾病。
東布羅夫斯基很清楚他所提出的層次之分「體現了一種自我啟發式的教育方法」。在發展過程中，相鄰的兩個三個層次也許能同時存在，但是需要注意，它們同時存在時是互相衝突的。當某個層次被消解或是完全受制於另一個層次的時候，衝突才會解除。[4]
第一層：原初整合
如前所述，第一層被稱作初始或原初整合。在這一層次上的人往往主要受到第一因素（遺傳／衝動）和／或第二因素（社會環境）的影響。處於第一層的絕大多數人和社會或者環境整合得很好（東布羅夫斯基稱其為一般人），不過也有人展現出了衝動和社會化的陰影。東布羅夫斯基用程度來區分第一層的這兩個子類別：「原初整合這種狀態正好和心理健康的狀態相反。在一般人當中，有相當高程度的原初整合存在；在精神病患者中，有非常高程度的原初整合存在。」[5]那些發展處於第一層的人的特點是或明或暗的自私和利己，把追尋自我滿足看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他們用一堆「It's all about me（這些都和我相關）」之類的說辭來證明自己的追求的正當性；或者更簡單，他們強烈堅持「目的正確則可以不擇手段」的觀點，忽視了有時「要擇手段」的必要。許多被認為是「領袖」的人往往屬於這一類。
人群中的絕大多數或者從未打破過他們的原初整合，或者在一個相對短暫的分裂期後（通常是在青春期和青年期前期）又重新回到了原來的整合狀態，或是部分整合了一些略高層次的功能，卻沒有給內心深處帶來徹底的變化。[6]
第二層：單層次分裂
第二層的特色在它的名字裏就可以看出：單層次分裂。這一層次的明顯的特點在於突如其來的、簡短的、常常非常強烈的危機，或是一連串的危機。危機是不請自來的，只發生在一個層次（往往只在一個方面）發生。這些危機給人以看似不同的選擇，實際上那些選擇還是在當前層次。
單層次分裂在人發育出現危機時出現，例如在青春期、更年期；此時有些外部事件讓人感到壓力很大，難以處理，或是人出現「感到緊張」「心理性精神病」等心理學／精神病學症狀，單層次分裂的過程發生在單一的結構／感情層次上，此時佔主導地位的是自發的活力（dynamism），很少有自我意識和自我控制。[7]
在同一層次上（平級）的衝突會導致多重趨向、多重價值的心理。人受到有差異卻又平級的各種選擇的吸引（多重趨向），卻又無法從中擇一，因他此時並無真正的偏好（多重價值）。如果發展中的推動力足夠強，人會被最終推向存在主義的危機：個人的社會理性不再能夠解釋他的個人經驗，這時又沒有其他解釋來替代。在這種情況下，存在主義的絕望是佔主導地位的感情。當個人所選定的價值觀開始替代出生之後不斷操練、銘刻於身的社會習俗（social mores）、被整合進人自身對價值的分層的時候，這一階段才開始走向完結。這些新的價值往往會和人原先的社會價值衝突，那些在教育中、從社會秩序里學來的、對許多現存狀態「緣何如此」的解釋，在清醒的、個人化的考察之下，都解體了。這使得更多的衝突被聚焦了個人自由地分析他自身對世界的反應之上，放在自己和他人的行為上。常理認可的行為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秩序認可的倫理此時被視作不夠的、錯誤的和偽善的。積極的人格失調佔主導。對東布羅夫斯基來說，這些危機代表了個人成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發展潛力。用積極的定義來說，心理健康反映得不僅僅是遵守社會秩序：它包含了個人認真地檢驗世界和他自身的價值觀的過程，這才導致了個人人格的發展。
第二層是個過渡期。東布羅夫斯基說，你要麼退回去（重新整合回到低層次），要麼繼續前進，要麼在此負面收場——以自殺或者精神失常而告終。[8]
從第二層到第三層的過渡期包含着根本的轉換，這需要的能量非同尋常。這個過渡期正是在發展過程中的分歧點：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東布羅夫斯基所說的三種因素之間的爭鬥反映了該過渡時期的危機：「我該按照自己的直覺去行動呢（第一因素），還是按我受到的教導去行動呢（第二因素），還是按我自己的心去行動呢（第三因素）？」發展中的回答是把人低層次的本能（像憤怒這樣的自動的反應）轉變為積極的動機，以抵禦社會潛移默化塞給我們的答案，聆聽我們內心的聲音，從而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第三層：自發多層次分裂
第三層描述了一種新型的衝突：一種縱向的衝突，在兩個不僅不同、而且處于于不同層次之間發生的衝突。通過比較可知其中一個較之另外一個層次更高。這些縱向的衝突最初起源於生命中選擇高層次還是低層次的選擇中，不由自主的一閃念（由於它們是不由自主產生的，東布羅夫斯基稱之為自發多層次分裂）。用G·K·切斯特頓的話說，你不過看了一樣東西，也許看到千次時，它突然擊中了你的心——你看待它和以前不一樣了，自從你這麼做後，它就改變了世界。你無法再「回到你原來看待它的方式」。東布羅夫斯基稱其為縱向多層次。多層次意味着漸漸意識到「更高層次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東布羅夫斯基常用的詞）和「生活中高層次和底層次間最終形成的矛盾」。這些縱向比較經常展現的是低層次的、個人實際的所作所為和高層次的、想像中的理想和理想化的替代選擇。東布羅夫斯基認為，真正的個人顯然將會選擇在更高層次的道路上前行（這就消除了單層次分裂時的多重趨向、多重價值的心理）。如果一個人的實際行為最終不符合他的理想，往往隨之產生內部不和諧和回顧、重構自己生活的衝動。多層次因而意味着一種新型的、強有力的衝突類型，這種衝突在東布羅夫斯基的方法中是有建設性、發展性的。
這些縱向衝突在形成自為的、先進的人格的過程中是關鍵的。如果人要達成更高的目標，必須有轉移到多層次的過程。如果一個人沒有足夠發展潛質進入多層次視角，那麼他將會退行至第二層的危機狀態最後在第一層重新整合。在向多層次的轉移過程中，橫向（單層次）的、應激-反應式的人生模式被縱向的、有層次之分的分析所取代。這種縱向視角和個人價值結構的出現緊密相連，所有事件都可以被看作和個人理想相關。這些理想的個人價值變成了理想的人格：人想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當人生活中的事件可被視作和這個多層次、縱向視角相關的時候，再讓人在已經發現（或者想像到）了高層次目標的情況下去追求低層次目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第四層：有引導的多層次分裂
在第四層人完全掌控了他的發展。第三層不由自主的自發發展為有意識的、自覺的、自我引導的發展所取代，這種對人生的認識來自於多層次視角。這個層次意味着「第三因素」的真正出現，東布羅夫斯基稱其為自為的因素，「它來自於清醒的選擇（評估），此時人接受或者拒絕他自身或者環境中的某種性質」。[9]人清醒地評價自己現存的信念系統，並嘗試用仔細考慮過的、檢驗過後選擇的觀點、反應去替代低層次、人云亦云的觀點、反應。這些新價值觀將越來為越多地反映在個人的行為中。由於人行為的選擇受到所選定的更高層次理想的影響，人變得更少敷衍了事、人云亦云，更加深思熟慮。
個人重新檢視社會習俗並把其中自己覺得合適的部分通過有意識的內在化將其重新接受。與此類似，當人覺得合適的時候，人也會重新檢視某種社會價值並可能拋棄它，把它用自己接受的更高層次的價值代替。個人的社會傾向開始深入反映人的責任感，這一責任感既基於理智也基於情感因素。在最高的各種層次上，「這樣的個人感覺到自己有責任去實現正義，保護他人遠離傷害和不正義。他們的這種責任感擴展到幾乎所有事物上」。[10]這種看法產生於用有層次之分的價值視角看待生活（多層次視角）和人最終接受生活可以如何、應該如何的潛能。在一個人做着他所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改變世界成為它「應有」的樣子的時候，他對（低層次）世界的異議就充滿感情地表達了出來。
鑑於其真正的（可信的）親社會的觀點，有發展到較高層次的人也增高了他們社會性的層次。親社會（prosocial）在這裏指的不僅僅是支持現有社會秩序。如果社會秩序處於較低層次，你又適應於它，那麼你也反映着低層次（用東布羅夫斯基的話說，叫做消極調整，這個特點屬於第一層）。這裏的親社會性，只有基於更高價值層次的社會交往，才能真正培養出來。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和低層次社會的現存狀態產生衝突（積極反調整）。換句話說，拒絕調整適應低層次的社會本身，是積極的。
第五層：再度整合
第五層顯示了整合的、和諧的人格，不過這和第一層的整合十分不同。在這個最高層，人只有在在個性化地選擇了有層次之分的個人價值、並基於這種價值清醒小心地作出決定後，才會去行動。人的行動遵從這種價值觀——有關人的一生應該如何度過的問題——因此幾乎沒有內心的衝突發生。
處在第五層的人常常顯露出創造性的表現。特別是在第五層，解決問題和展現藝術成了人生最高貴的特點。藝術抓住了人內心深處的感情狀態，需要對目標的感同身受和深入理解。人的受難和犧牲往往成為這類作品的主題。視野沒有被常理所束縛的作者創作出了真正遠見卓識的、特別並且創新的作品。通過政治、哲學和宗教實現的社會的進步，因此往往和強烈的個人創造力或個人成就有關。
積極分裂理論的應用
療法
積極分裂理論在許多領域有着極廣泛的應用。一個中心領域就是應用於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診斷和治療。東布羅夫斯基提倡了全面地、多角度地診斷個人狀態——包括症狀和發展潛力——的方法。
症狀和發展潛力
如果分裂看來能夠向有進設性的方向發展，那麼就把本理論教給該人並鼓勵他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他現在的狀態和經歷。症狀不是被消除，而是被重新構築以形成對生活和個人特殊狀態的深入思考理解。
敘述的重要性
東布羅夫斯基通過那些經歷過積極分裂的人的自傳和他傳描述了他的理論。資優兒童、有過自殺心理的青年人、陷入麻煩的藝術家往往經歷過積極分裂理論的過程，如果他們能夠接受理解自己內心深處強烈感情的意義，他們就能繼續前進而不是在此破裂。在自我精神治療中，完成內容豐富的自傳以幫助人了解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治療者起的作用有限，表現得更像是在提供初始契機而非持續治療。東布羅夫斯基要諮詢他的人先看看他的書以了解他的想法在多少程度上契合了他們的生活。
自我精神治療
對東布羅夫斯基來說，治療的目的在於，通過提供一個人能夠自我理解自我幫助的環境，最終消滅臨床醫學家。這種方法他稱之為自我精神治療（autopsychotherapy）。他鼓勵諮詢者走上尋找自我的旅程，強調在這樣的旅程中諮詢者需要用他自己的人格和價值觀尋找到高層次和低層次間的對比。他鼓勵人更多地去探索他自己的價值觀，特別是當它和基本理論以及人對自己所處位置的正當化相關的時候。極力注意價值觀和行為間的差異。這種方法被稱作自我精神治療，以強調個人在他自己的治療過程中——在更大角度來說就是人格發展過程中——必須扮演重要角色。個人必須知道是他自己決定了自身獨有人格理想和價值觀的發展。這包含對社會習俗和過去習得的價值的批判性思考。
東布羅夫斯基很關注他稱之為單邊發展的現象。簡單地說，許多人只在生活的某一方面展現出顯著的高度的發展（通常是智力性的發展），東布羅夫斯基對此很關注。東布羅夫斯基曾說過我們應該無視我們的長處，關注我們的弱點，數學天才應該少關注數學——他在這方面已經很厲害了，應該看看其他方面——內向的人應該試着變得更外向些，外向的人應該試着變得更內向些。這樣我們就不僅僅增長了單方面的能力，而是注重了平衡的發展。
過度焦慮
東布羅夫斯基也鼓勵人們從發展潛力的角度看待他們的反應（過度焦慮）和他們對世界的現象學看法。有經歷過危機並對危機作出反應是這種方法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他鼓勵人們用積極和發展的眼光去經歷自己的個人危機。
東布羅夫斯基還記得這樣一些沒有內心疾患的諮詢者，他們很少有去改變去成長的積極性。本方法不是嘗試快速地消除症狀，而是鼓勵個人完全體驗他們的感覺，在他們可能經歷強烈失望和焦慮的時候保持積極和發展的視角。當然，在今日世界充滿着「速見效不復發完全治癒各種令人不快的心理問題」的情況下，東布羅夫斯基的方法實在是獨具一格（儘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和Aron的方法相比）。
教育
另一個主要關注的領域是教育，特別是在過去25年中，在對創新性、資優學生的教育上。東布羅夫斯基假設這些學生將會展現與常人不成比例的強烈的過度焦慮，因此將傾向於進入積極分裂過程。
東布羅夫斯基和資優者
在東布羅夫斯基的一個附錄中(1967)，他報道了1962年針對波蘭青年展開的調查的結果。他特別考察了「一組從8到23歲的資優兒童和青年」(p. 251)。在他調查的80名對象中，30人為「智力資優」，另有50人來自「戲劇、芭蕾、塑料藝術學校」(p. 251)學校。東布羅夫斯基發現其中每個兒童都體現出了過度焦慮，「（是過度焦慮）為神經和精神神經問題的出現打下了基礎。不僅如此，可以發現這些兒童也展現了各種類別各種程度的焦慮、神經症和精神神經症，從輕微的植物性症狀、焦慮症狀到明顯的、高強度的精神衰落和歇斯底里問題」(p. 253)。東布羅夫斯基問道為什麼這些兒童會展現這樣的「焦慮以及精神神經症的狀態」，並假設這是由於過度焦慮而產生的(p. 255)。「也許原因在於超越常人的感性，不僅使人在學習和工作上能夠做出超常的成就，同時也會增加他們對所有經歷的敏感程度，這可能會加速人的反常反應，導致他們自身的精神神經問題展現出來」 (p. 255)。
過度焦慮和資優之間的聯繫看來已經在研究中得到證實(Lysy and Piechowski 1983; Piechowski 1986; Piechowski and Miller 1995)。看來過度焦慮至少能幫我們指出人資優/創造力的潛力。東布羅夫斯基的基本觀點是資優者和常人相比，將會不成比例地展現處積極分裂和人格發展的過程。
關鍵概念
本理論基於許多關鍵概念：
- 我們的低層次動物本能（第一因素）必須被抑制並轉化為「高層次」的力量，這使得我們成為人（這種轉化我們的本能的能力把我們從動物中區分開來）。
- 基於社會化（第二因素）的常見的初始人格整合併不反映真正的人格。
- 在整合的初始層次，人只是隨大流的時候，個人很少有內心的衝突，說個人做錯了事幾乎沒有意義。外部衝突往往表現在沒成功達到社會目標上——例如職場失利。社會習俗和價值占統治地位，人幾乎沒有質疑或清醒地檢驗過它。
- 真正的人格必須基於人清醒地在自身意志下選定的價值觀系統，這個系統反映了他們自己對「人的一生應當怎樣度過」的看法和他們自己的「人格理想」——他們覺得自己應該成為的理想的人的樣子。
- 和低層次動物本能和趨同壓力以及社會化比起來，由清醒的人創造的自為的自我（人格）更重要。
- 為了打破初始整合，需要危機和分裂，這通常由生活經歷提供。
- 如果人面對這局面能夠最終達到積極和有發展性的結果，那麼這分裂是積極的。
- 「單層次危機」的發展性不足，因為人只能在相同的替代物間選擇（向左走，向右走？）。
- 一種新類別的領悟包括了「多層次」，這意味着縱向看待生活，比較低層次和高層次的選擇，並使得人針對危機能夠選擇高層次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其他可選但是層次低的替代方案——這就是有發展性的結果。
- 「積極分裂」是至關重要的發展過程。
- 東布羅夫斯基建立了「發展潛力」的概念以描述需要實現自主人格發展所需要的力量。
- 發展潛力包括了幾個因素，包括天生能力和才能、「過度焦慮」、以及「第三因素」。
- 過度焦慮可以測量一個人神經反應的程度。東布羅夫斯基發現他所研究的對象都展現出特別敏感的神經系統，這也使得他們容易遭受畏（angst）、憂鬱、焦慮的侵擾。——用東布羅夫斯基的話說，就是精神神經症，一種非常積極、有發展潛質的特質。
- 第三因素是對個人有多少需求驅使他走向自為之路的量度。
- 東布羅夫斯基的方法在哲學上很有趣，因為它是柏拉圖主義的，它反映了柏拉圖對本質的偏好——一個人的本質對他生命中的發展過程起了重要的決定性影響。不過，東布羅夫斯基也加入了一個重要的方面—— 存在主義的方面，當人感到焦慮時他依賴於什麼、他如何解決每天遇到的挑戰。由祈克果在"Knights of faith"中所提倡的characterization可以和東布羅夫斯基的自為的個人相比較。
- 檢視了邏輯和思索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並得到結論：光有智力並不足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的一生要去做些什麼。吸收了讓·皮亞傑對發展的看法並將其擴展到由情感引導的更廣尺度上。情感（個人對事物的感覺）是生命中主要決定的更精確的嚮導。
- 當多層次和自為發展實現後，人展現出再度整合，反映了成熟的人格狀態。個人再無內心衝突；他們的內心和諧，因為他們的行動反映了他們內心深處有層次之分的價值觀。
- 拒絕了馬斯洛對自我實現的描述（東布羅夫斯基是馬斯洛的朋友和筆友）。在東布羅夫斯基的體系中，未分裂過的人的自我實現並不是個有發展性的結果。東布羅夫斯基用多層次（縱向）的方法來觀察自我並發現人需要注意、阻止、拒絕人天生自我中低層次的、本能的那一面（而馬斯洛會讓我們「毫無罪惡感的接受它」），充滿活力地選擇那些高層次的元素把它們組裝成新的獨特的自我——這個過程使人變得和動物不同。東布羅夫斯基希望我們按照自己的定義將自己的原初自我分裂為高層次的我和低層次的我，拒絕低層次，實現高層次，以創造我們自己的獨特人格。
再度整合vs自我實現
人們常常把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的概念和東布羅夫斯基的再度整合的層次等而視之。但這兩種思想間有一些重要的不同。首先，馬斯洛將自我實現定義為這樣一個過程：接受作為自我的自我（即便是自己的缺點也能坦然接受？）、高層次自我和低層次自我都得到了實現。東布羅夫斯基引入了這樣一個觀點：儘管人低層次的方面也許一開始對自我來說是生而有之的——但作為人，我們能注意到它們低層次的本性。我們能夠發展出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知道我們如何感受這些低層次——如果我們在低層次行動時感到糟透了，那我們就能夠有認知地、有意識地阻止、消滅這些行為。通過這種方式，高層次的自我得以實現，低層次的自我得以抑制，並且對東布羅夫斯基而言，這是人的獨特之處，是它把我們從動物中分離開來——動物沒法分裂他們的低層次本能因而也不能抑制他們的動物性衝動。東布羅夫斯基已經超出了馬斯洛自我實現的概念，因而說這兩位作者在這一點上相同並不合適。
理論遇到的阻礙
東布羅夫斯基本人和他的理論都遇到過很多阻礙。兩次世界大戰對他都有嚴重影響。他的工作總是受到阻撓。可以想像一就五〇、六〇年代的波蘭的政治氣候[來源請求]。另一個問題是語言。東布羅夫斯基用波蘭語寫作，並把它譯成法語和西班牙語。英語是他學的最後一門語言，要講清楚他觀點裏的細微之處似乎也最困難。儘管有這些問題，東布羅夫斯基排除困難完成了他的關於人的發展的研究，發展了他的理論，終身踐行了精神病學研究。
東布羅夫斯基死於1980年，他的學生們繼續探索着他們自己的工作。其中許多繼續研究、支持本理論，絕大多數對於本理論對他們個人有何意義有了深入的理解。對於其中許多人，本理論成了他們的終身之友。
自1980年始，對於東布羅夫斯基的著作有了小量但持續的需求。這個需求在美國大增，因為Michael Piechowski把他眼中的本理論應用於資優教育（gifted education）。許多教育和資優教育人士參看了東布羅夫斯基的理論以為他們的學生作參考。儘管（資優教育方面）只是整個理論的一部分，這個方面已經造就了一系列碩士博士論文並讓理論為更多人所知，這聽眾對東布羅夫斯基和他的理論想知道更多。
對東布羅夫斯基感興趣的讀者遇到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資源的缺乏，特別是東布羅夫斯基英語作品的缺乏。他的書已經絕版很久了而且少見，他的論文為少數人所持有，沒有流通。他針對本理論、心理治療、教育和哲學也寫了20本左右的波蘭語書，尚未翻譯成英語。有人已經開始解決這種資源缺乏的狀況，包括設立東布羅夫斯基網站（見下）、提議重印東布羅夫斯基英語著作（它們現在是一張CD上的PDF），還有準備進行會議研討。
參看
註解
- ^ Dąbrowski 1972, p. 6
- ^ Dąbrowski 1972, p. 294
- ^ Aron, E. N. The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Jungs Concept of Sensitiveness. Journal of Jungia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6, 8: 11–43.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6-01-17）.
Sensitive persons can certainly have mood disorders, but should not be mistaken for being chronically depressed only because of a pessimistic view of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or of their own abilities (a pessimism which may well be accurate, as in the case of depressive realism). Likewise they do not have an anxiety disorder merely because they worry more than the nonsensitive, and they do not have a personality disorder (avoidant, dependent, obsessive-compulsive, etc.) merely because their unusualness has been present throughout their lives as an impediment to the cheerful, resilient functioning expected of most people most of the time.... They cannot shut out the world’s achingly subtle, fleeting beauty or its inexplicable cruelty and suffering. They must find their own meaning in it. 翻譯：高感性的人顯然可能有情感障礙，不過不應誤解他們只是因為對世界未來或者自身能力的悲觀看法而長期感到壓抑（不過說他們悲觀主義到可能是確切的，正如壓抑的現實主義一詞所說的情況）。同樣的，他們並沒有焦慮症，不過是因為他們比那些感覺遲鈍的人焦慮得多一些，他們也沒有人格障礙（逃避、依賴、強迫妄想等等），不過是因為他們的不同尋常之處，究其一生，不過阻礙了他們像大多數人那樣在大多數時間裏變得歡樂和愉快……他們沒法把世界疼痛的細微之處、短暫的美好、難以名狀的殘酷和苦難排除出自己的腦海，他們必須在這之中找到自己的意義。
- ^ Dąbrowski 1996, p. 17
- ^ Dąbrowski 1964, p. 121
- ^ Dąbrowski 1970, p. 4
- ^ Dąbrowski 1964, p. 6
- ^ Dąbrowski 1964, p. 7
- ^ Dąbrowski 1972, p. 306
- ^ Dąbrowski 1973, p. 9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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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ąbrowski, K. The Theory of Positive Dis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66, 2: 229–44.
- Dąbrowski, K. (1967). Personality Shaping Though Positive Disintegration.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 Dąbrowski, K. with A. Kawczak and M. M. Piechowski. (1970). Mental Growth Through Positive Disintegration. London: Gryf.
- Dąbrowski, K. (1972). Psychoneurosis Is Not An Illness. London: Gryf.
- Dąbrowski, K., with Kawczak, A., & Sochanska, J. (1973). The dynamics of concepts. London: Cr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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