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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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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益華
出生(1865-12-10)1865年12月10日
美國馬薩諸塞州紐伯里波特
逝世1960年1月22日(1960歲—01—22)(94歲)
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
職業醫學傳教士

福益華(Edward Lydston Bliss;1865年12月10日—1960年1月22日)是一位美國公理會醫學傳教士,在中國福建邵武服務四十年之久(1892-1932)。

福益華來自一個虔誠信教的家庭。他最初想成為牧師,但後來放棄這個願望,進入耶魯大學,成為一名教師。然後,他進入醫學院,開始了在中國行醫。福益華在中國福建邵武期間,對牛瘟病毒進行了研究。在 20 世紀前幾年的許多重大政治衝突時,他一直留在中國,直到1932年返回美國。

他的傳記《邵武四十年——美國傳教士醫生福益華在華之旅》(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Doctor in China, 1892–1932)2001) 由他的兒子記者小愛德華·布利斯(Ed Bliss)撰寫。

早年

家庭

1865年12月10日,福益華出生於馬薩諸塞州紐伯里波特[1]:13

他是家中的第二個孩子,父親是批發商查爾斯·亨利·布利斯,母親艾米麗·萊德斯頓·布利斯[1] : 15。福益華弟兄姊妹共有七人,有三個姐妹——克拉拉、瑪麗安和瑪麗,和三個兄弟——喬治、查爾斯和威爾。[1] : 14}這是一個虔誠的家庭,每個星期天參加兩次公理會的禮拜。[1]:14 父親查爾斯擔任主日學的校長,孩子們在每周早上的禮拜之後參加主日學,母親艾米麗則在傳教委員會工作。[1]:15

目標

福益華的第一個目標是成為一名牧師。在童年時期,就表現出想成為一名牧師的願望。早在四歲時,就站在一個樹樁上講道。六歲那年,他在主日學寫了一張卡片 , 上面寫着: 「我,簽名人,希望我能找到耶穌作我寶貴的救主,我保證在他的幫助下終生作他所愛的孩子和忠實的僕人。」 在整個童年時期和青春期,福益華一直活躍於侍奉。他經常在青年聚會和成人禮拜中講道。他的講道得到壓倒性的積極反饋,因此他相信事奉確實是他的呼召。但是,福益華最終意識到傳教不是他的激情所在,於是他放棄了。[1]:17

在青春期,他的一些經歷,影響到將要從事的傳教工作。在高中時,福益華的鄰居阿道夫斯·格里利(Adolphus Greely)將軍前去參加北極探險。這激發福益華閱讀了許多探險書籍,包括亨利·莫頓·史丹利的丹尼爾·利文斯通(Daniel Livingstone)在非洲的故事。 [1]:16

教育

福益華的本科教育就讀於耶魯大學。在學校期間,他曾在諾亞·波特(Noah Porter)、愛德華·索爾茲伯里·達納(Edward Salisbury Dana)和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等著名教授的指導下學習。福益華修讀了從拉丁語和希臘語到物理和化學的各種課程。他曾參加耶魯的一個文學社團時事評論員(Pundits)[1]:22,並且儘可能多地參加棒球和足球比賽。[1]:23 福益華於1887年從耶魯大學畢業,[1]:25 獲得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文學士學位。

早期工作

福益華在放棄了傳教的希望之後,將目光投向成為一名老師。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他在馬薩諸塞州格蘭比(Granby)擔任中學校長、唯一老師和看門人。[1]:26 福益華在格蘭比教書時發現,就像講道一樣,教學也不是他的熱情所在。然後,他想起了年輕時讀過的冒險故事,斷定他想到海外做傳教士。他說: 「當我立志成為一名傳教士時,我就問自己,我應該以哪種方式最好地服務。我認為答案是成為一名醫生。」然而,在福益華進入醫學院之前,他想償還他欠父親的債務。他在芝加哥的哈佛男子學校任教一年[1]:27

醫學院

福益華在哈佛男校教滿一年後,回到耶魯大學,進入醫學院。 在此期間,他擔任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博士的助手,研究紐黑文的水質。福益華在兩年內完成了三年的學習課程,於1891年6月第二次畢業。[1]:29

傳教工作,1892–1932

1891年4月23日,福益華寫信給美國公理會差會,申請成為醫學傳教士。[1]:29 據報道福益華請求派往中國,因為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它將在東方國家中佔有最大影響力」 。[1]:34 他得到的工作崗位是在福建邵武擔任傳教醫生。1892年9月27日,福益華乘坐中國號輪船從三藩市出發[1]:32 。1892年的11月5日,福益華抵達福州。1893年1月19日,福益華再次出發,沿閩江上溯,越過了80道險灘,經過20多天,終於在1893年2月8日,在離開美國四個月之後,福益華終於抵達目的地邵武[1]:10

福益華到達後,立即在史先生的指導下開始學習方言。由於許多中國人仍習慣傳統的中醫,因此一開始他的病人並不多,經常一天學習中文六個半小時。[1]:45 福益華到任幾個月後,開設了一個小診所,配備藥櫃和小手術台。[1]:54 他還計劃建造一座現代化的醫院,因為當時最近的醫院也在150英里之外。即使到那時,福益華也只有很少的病人,有時甚至整個上午只有一個,最多五個或六個。最後,福益華在街上使用了一根長杆和一塊抹了氨水的碎布條,終於收到了較多的病人。[1]:56 到1894年4月,他每天有50名患者。[1]:71 這樣的工作量需要更新、更大的診所,為此他申請美國差會撥款。由於美國經濟蕭條,申請遭到拒絕。[1]:71然而,在1896年,福益華用自己的錢和朋友們捐贈的「大約50美元」,開始動工建造新的診所。[1]:78 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第一公理會和第二公理會捐款180美元,使1897年新醫院的建設成為可能。[1]:79 建築於1898年完成。福益華也在這一年回國休假。[1]:83 他於1900年返回中國,除1908年和1916年休假外,他都留在了中國。

福益華在邵武從事醫療工作,治療腿部潰瘍、丹毒和瘧疾等各種疾病,[1]:60 但無法進行大手術。此外,差會的規模及其工作量都隨着時間而增加。到1920年,差會擴大了三倍,福益華有時每天有100名患者。[1]:187 因此,福益華需要援助,1915年,他要求任命另一位醫師。[1]:185 然而直到1925年,差會才同意了他的要求,派周以德(Walter Judd)醫生來到邵武。[1]:213

合作社

福益華堅信,在中國,「大部分疾病歸因於貧困」,而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是通過合作社。他說服了幾位中國基督徒成立了一個合作社,購買了一塊土地用於農業。[1]:177 但是,由於在1900年代初期該地區政治動盪,以及隨之而來潛在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導致該項目的失敗。此外,許多已經投資的人要求退款, 因為他們對項目的進度不滿意。儘管福益華辯稱這是長期項目,但投資者堅持要求,該項目結束了。[1]:209

牛瘟病毒

福益華在中國度過的大部分時間,專注於牛的免疫,對付牛瘟病毒。牛瘟病毒是副黏液病毒科麻疹病毒屬的一種病毒,該屬還包含麻疹,流感和小兒麻痹症病毒。[2]:29 福益華與牛瘟的鬥爭始於對牛奶的渴望,他認為牛奶對身體健康至關重要。但是,中國人養牛不是為了喝奶,而是為了耕作。因此,可獲得的牛奶遠遠少於需求。當發生牛瘟時,牛奶供應就枯竭了。[1]:151 福益華在中國自己飼養牛和山羊,嘗試預防牛瘟。他發現在上海有可用的免疫血清,但意識到像邵武這樣地區的農民無法獲得且無力承受這些血清。福益華尋求另一種免疫方法。[1]:169 他是基於羅伯特·科赫的發現而建立的,他發現如果將瘟牛膽汁用等量的純甘油稀釋,將失去其毒性,在10天後可以安全注射。這將提供持續幾個月的免疫力。福益華然後推論說,如果在給牛注射膽汁十天後,給牛注射少量牛瘟的血液,它將具有免疫力。他對此進行了測試,發現是正確的。福益華還發現免疫母牛的牛犢具有暫時免疫力,隨着年齡的增長而降低。他發現如果在他們出生後的頭一個月內注射少量牛瘟血液,他們將具有免疫力。[1]:222

中醫的影響

在邵武的早年,福益華認為與本地中醫競爭是他最大的困難之一。[1]:43 1900年代初的傳統中醫包括純粹的迷信行為,這些醫生通常沒有執照,並通過家傳獲得了身份。[3]:124 許多中國人不願去邵武醫院看西醫,仍然向中醫求醫。福益華見證中醫用金銀針刺穿皮膚來治療癌症,用熊膽汁治眼病,用梨子治瘧疾,用蛇肉治風濕病,用人參根治許多疾病。[1]:43

政治環境

早期的排外主義

在邵武差會的初期,排外的敵意很普遍。來此的第一位醫生菲利普•奧斯古德(Philip Osgood)醫生的腳被長矛刺中。另一位早期傳教士的肩膀被刺。此外,中國人在兩年內不向傳教士出售任何土地。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敵意減少了,邵武人開始對西醫和基督教持開放態度[1]:39。實際上,福益華在一封家信中說,「您必須記住,邵武人在對待外國人的態度上與許多中國人不同。自從我來到這裏以來,我從未看到任何跡象表明人們不希望我們在這裏。」[1]:73

第一次中日戰爭

1894年夏天,中國和日本為控制朝鮮發動了戰爭。 1895年4月17日簽署了和平協議,要求中國交出台灣島和滿洲南部的遼東半島[1]:73 之後,歐洲開始干預,最後又強迫向中國提供新貸款。這導致越來越多的排外情緒,在距邵武僅200英里的古田幾名傳教士被屠殺。因此,為了安全起見,邵武的傳教士,包括福益華在內,被建議撤退到有大差會的港口城市福州。福益華在福州呆了兩個月,直到危險過去。[1]:75

義和團事件

1900年休假期間,福益華收到了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的消息。衝突始於19世紀末,當時 山東省的一個秘密會社開始對外國傳教士表示不滿。1897年,他們在該省殺死了兩名德國傳教士。[4]:21排外情緒增強,導致外國人和中國基督徒被殺。[4]:22 僅僅在山西省,就有200多名傳教士被殺。[1]:89與其他許多地區相比,福建省的衝突較少,但仍然受到了重大影響,福益華收到了通知,邵武差會也遭受了一些損失。1900年,他回到中國,發現自己的房子空着,門和窗框都沒有了。醫院也被損壞了。它的門和窗框也被盜,接待室被毀。診所里的所有藥品和福益華的顯微鏡都被偷了。那年,傳教士重建了受損的建築物。[1]:100

辛亥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反對滿清的的民族運動。即使在福建省,也感受到了這一運動的影響。從1911年10月31日開始,一直持續到1911年11月8日,福州發生大範圍撤僑。福州差會中的婦女兒童被疏散到城牆外的外國居留地,靠近美國領事館。男子仍留在福州,受到 班布里奇號驅逐艦士兵的保護。福州革命軍與旗人之間的戰鬥於1911年11月9日開始,最終革命軍獲勝。[1]:139 革命軍也取得了邵武以南25英里處區域的控制權,傳教士們現在擔心那裏即將爆發戰鬥。福益華注意到這座城市充滿了「奇特的興奮」,仿佛暴風雨來臨前一樣。邵武人正在採取預防措施,關閉商店,在街上設置路障。清軍已經離開了這座城市,現在法律幾乎徹底崩潰了。福益華和其他傳教士開始實行自衛,每天晚上守夜。[1]:140 隨後,邵武於1911年11月16日宣佈恢復正常。福益華認為在邵武傳教沒有任何危險,但是美國領事堅持要求福建省內的所有美國人撤退到福州。[1]:145

福益華在福州停留了七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清朝結束了,國民黨在南京建立了一個新政府,即中華民國。[4]:xvi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參加捍衛這個政府。有300名男孩從邵武中學退學參軍。福益華的兩名學生成為革命軍的醫務人員。政治權力的變化尚不穩定,包括領導人從孫中山換為袁世凱,以及首都的變化[1]:147

軍閥時期

從1916年到1928年,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不甚穩定。在這個時代,整個中國的各地區分別由許多不同的軍閥掌權。直到1927年蔣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才恢復統一,[4]:xviii南京建立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與中國統一有關的動盪影響了邵武,叛軍入侵並接管了邵武,然後多次撤軍。在福建省,福益華和該地區的所有其他宣教士都撤離到福州[1]:209

在這段時間裏,排外情緒增加了。英國的經濟利益受到了嚴厲批評,美國對日本企圖奪取中國領土的企圖則是心懷矛盾。基督教再次成為抗議的話題。[5]:395 兩名英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邵武附近被綁架勒索贖金,並被殺害。[1]:211自1927年中國內戰爆發以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決裂。南方紅軍在不同的時間分別俘虜了福益華和他的同事周以德。這兩次,他們都被釋放了,因為當地人了解他們的為人和工作,為他們求情。[1]:216然而到1928年,邵武的局勢似乎相對安全,因為蔣和國民黨已經控制了該省。但是,在接下來的兩年內,蔣介石的控制減弱了,因為共產黨在江西控制了權力,建立自己的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傳言說共產黨接下來會進攻福建,因此邵武差會的婦女和兒童被疏散到福州。[1]:218 紅軍於1932年佔領了邵武,後來國民政府軍第十九路軍又成立了短命的 福建人民政府中華共和國)。[1]:223 福益華被迫撤離,因為軍隊已經到達邵武城門。他回到了美國。

個人生活

福益華於1901年1月26日遇到了未來的師母米妮·梅·波茲(Minnie May Bortz)。她在1899年由美國公理會差遣來華,在距福州10至12英里的羅星塔(Pagoda Anchorage)任教。[1]:97 福益華於1902年7月23日求婚,[1]:108 這對夫婦於1902年9月22日結婚,[1]:109 相守終生。他們育有三個孩子 —兩個女兒露絲和貝絲,還有一個兒子小愛德華(Edward Lydston Bliss Jr.)。

回國以後

回到美國後,福益華和他的妻子住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這是個與中國宣教運動有長期聯繫的小鎮。福師母患上惡性貧血,需要丈夫的照顧。[1]:231 福益華81歲時,搬回家鄉紐伯里波特[1]:232 他們住在那裏直到1958年9月,搬到波士頓與大女兒露絲(Ruth)一起生活。[1]:234

去世

1959年初,福益華的喉部發現了惡性腫瘤。[1]:235 他於1960年1月22日在睡眠中去世,享年94歲。福師母則在7年後於1967年去世。[1]:236

遺產

福益華認為他在中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對許多年輕人進行醫學培訓。他通常教他們藥物學和解剖學大約兩年。此後,大多數人經營自己的診所,或在農村從事醫學工作的「赤腳醫生」。一些人去了南京繼續學習。他有三個學生繼續在醫學院學習。[1]:125

福益華的遺產得以保留,還通過他的兒子,記者小愛德華·布利斯於2001年撰寫的一本傳記《邵武四十年——美國傳教士醫生福益華在華之旅》(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Doctor in China, 1892–1932)。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稱讚它為「一位在中國工作了40年的新英格蘭傳教士的生動描述。… 他的功績自中華帝國末期開始,經歷了好幾個共和國,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共產黨出現,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儘管如今將傳教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代理人是很常見的事,但福益華在兒子的敘述中非常完美—富有同情心,沒有家長式作風,富有教益,卻不盛氣凌人 … 這是一個模範人物,其信仰和奉獻精神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滋補品,對抗這個矛盾和犬儒主義的時代。」[6]

參考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Bliss, Edward, 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92–1932. New York: Wiley, 2001. ISBN 9780471397595
  2. ^ Prins and Weyerhaeuser, H.H.T. and F. J. (1987). "Epidemics in populations of wild ruminants: Anthrax and impala, rinderpest and buffalo in lake manyara national park, tanzania". Oikos, 49(1), 29–30.
  3. ^ Cadbury, W. (1912). "Medicine as practiced by the Chines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9, 124–129.
  4. ^ 4.0 4.1 4.2 4.3 Mackerras, C. (2008).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2nd e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5. ^ Lutz, J. (1976).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10(3), 395–416.
  6. ^ Beyond the Stone Arches. Kirkus Reviews, December 15, 2000. [2014-06-05]. (原始內容存檔於June 6,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