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柏林更名基秦拿

這是一篇優良條目，請按此取得更多資訊。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916年柏林更名公投
1916年5月19日 (1916-05-19)
你是否贊成本市更名？
結果
票數 %
同意 1,569 51.32%
不同意 1,488 48.68%
總票數 3,057 100.00%
已登記選民/投票率 4,897 62.43%

1916年5至6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城市柏林舉辦全民公投，把市名改成基秦拿。該市1833年以普魯士和後來的德意志帝國首都命名，但隨着英國和加拿大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戰，「柏林」之名引起市民厭憎。

1916年5月19日的公決投票率很高但充斥恐嚇等操縱行徑，結果以微弱多數決定更名。一個月後舉辦的定名公決投票率下降，最後確定以不久前死於德軍水雷的英國陸軍元帥第一代基秦拿伯爵夏拔·基秦拿命名。1916年9月1日，柏林正式更名基秦拿。

柏林與附近的窩打老19至20世紀大部分居民是德裔，與其他族裔和樂融融，形成日耳曼與不列顛文化的獨特組合。1914年8月英國和加拿大投身對抗德國的戰爭後，德裔加拿大人感受的反德情緒日漸高昂。1916年初，商界與社區領袖推動柏林更名或併入窩打老。日益緊張的社區局勢在當地第118營軍人洗劫德裔社交俱樂部、攻擊直言不諱的德裔信義宗牧師之際達到巔峰。

一戰期間，英語世界的日耳曼文化普遍消退，美國與澳洲發生類似案例，但柏林更名基秦拿因充斥暴力和抗議示威與眾不同。更名不足以打消外界對該市、特別是市內德裔居民的疑慮，這其中無疑還有反對人士向安大略省政府呈請中止更名程序、窩打老北區在1917年加拿大聯邦選舉中把反對徵兵的候選人推上台等因素影響。基秦拿的日耳曼文化在戰爭結束後消退，德裔加拿大人在文化上朝更廣義的加拿大人同化。

背景

日耳曼與不列顛文化融合的小鎮

柏林位於上加拿大，賓夕凡尼亞州門諾派教眾最早在當地定居，為地方起名埃比鎮（Eby's Town[1]或Ebytown）、本埃比（Ben Eby's）、沙崗（Sandhills）[2]，19世紀20年代開始湧入的歐洲日耳曼語系移民促使當地社區領袖班哲文·埃比（Benjamin Eby）與約瑟夫·施耐德（Joseph Schneider）1833年把村鎮改名柏林[3][4]。19世紀70年代，柏林和附近窩打老的日耳曼裔居民分別達到七成三和八成[5][注 1]。許多日耳曼移民與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樣是為逃離衝突四起的歐洲前來加拿大[7]。大部分移民是在19世紀後半葉的民族運動爆發前抵達，形成的加拿大社區遠不及進入19世紀70年代後移民加拿大西部的德意志裔那麼重視日耳曼民族主義[8]。歷史學家約翰·英格利希（John English）與肯尼斯·麥克勞克林（Kenneth McLaughlin）認為，柏林的僱員和僱主背景一致，足以緩解種族和社會仇恨[9]。

1897年安大略省柏林維多利亞公園揭幕的威廉一世半身像，攝於1905年

柏林人忠於大英帝國的同時不忘日耳曼民族遺產[10]，把維多利亞女王與亞厘畢親王結婚等英國王室和日耳曼王室的友好關係視為民族自豪來源[11]。1871年5月，鎮上舉辦日耳曼聯合遺產慶典「和平節」（Friedensfest），慶祝普法戰爭結束和德意志統一[12]，共吸引1.2萬人參加[13]。日耳曼和平節卻以《天佑女王》收尾，足以體現當地日耳曼與不列顛文化的融洽程度[14]。歷史學家謝菲·海司（Geoffrey Hayes）表示，和平節與隨後的歌唱節（Sängerfest）是日耳曼語系居民發展日耳曼裔加拿大人身份認同、獲取其他人接納的重要途徑。1874至1912年柏林和窩打老共舉辦九次歌唱節，引來全國媒體積極報導和大量民眾參觀。[15]

柏林市民門前往往交替掛有聯合積和日耳曼旗幟[16]，到訪柏林與窩打老的加拿大總督洛恩侯爵、路易絲公主、干諾公爵，前普魯士公主路易絲·瑪格麗塔等王室成員和政治家對不列顛與日耳曼裔和樂融融的相處之道讚不絕口[17]。1897年7月[18]，柏林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立起以雕塑家萊因霍爾德·貝加斯（Reinhold Begas）作品為原型的威廉一世半身像[19]。市民把半身像看作連接日耳曼與不列顛的紐帶[20]，政府對此樂見其成，加拿大總理威爾弗里德·勞雷爾爵士確保半身像得以免交關稅運到加拿大[18]。20世紀初，當地絕大多數居民已經自認德裔加拿大人，不再是純粹的日耳曼人[21]。1911年加拿大人口普查表明柏林日耳曼裔高達七成六，但絕大多數從未踏上德國領土；窩打老居民九成生於加拿大[22]。柏林人依舊熱愛日耳曼文化遺產，經常舉辦活動慶祝奧托·馮·俾斯麥和德意志皇帝的生日[19]。1914年2月威廉二世55歲生日慶祝活動期間[23]，施馬爾茲（W. H. Schmalz）在窩打老協和俱樂部致辭：

哪怕已是加拿大人，我們日耳曼人也會記得每年這個時刻，證明大家愛戴和尊敬值得全世界自豪的國君。我們是英國臣民……但在宣告如此真理時我還想以此自省：我們已經做好延續美好日耳曼傳統的準備。[24]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日趨強烈的反德情緒

1914年8月4日，英國向德國宣戰[25]，身為大英帝國自治領的加拿大跟隨英國腳步[26]。8月12日，德語周報《柏林人報》（Berliner Journal）發文告誡市民「不要參與任何形式的抗議示威，避免爭論……沉默是金，以尊嚴對待這段艱難時刻，證明你是真正的日耳曼人，對生活的祖國充滿感激」[27]。英國政策要求自治領各地德裔在四天內離境，德國政府鼓勵僑民回歸[28][29]。1911年人口普查表明加拿大各地共有39萬3320名德裔[30]。柏林市民期望歐洲爆發的戰爭不會直接影響當地生活，德裔社交俱樂部繼續開放，運作基本不受影響。人們在德語宗教儀式宣佈支持加拿大抗戰。[31]

1914年8月，柏林市民把英國和加拿大向德國宣戰後被破壞者扔進維多利亞公園湖的威廉一世半身像打撈上船

加拿大參戰三周後，破壞者推倒維多利亞公園的威廉一世半身像扔進湖裏[注 2]。市民撈回半身像並抓獲三名肇事青年[34][注 3]。戰爭爆發後的幾個月里，柏林教育委員會投票決定學校不再以德語教學[43]。企業家兼政治家路易斯·雅各·布雷索普（Louis Jacob Breithaupt）等柏林名流召集公眾集會反對委員會決策[44]。1914年8月19日，保守黨國會議員當奴·修打蘭（Donald Sutherland）在回復御座致辭時表示同情德裔公民處境，被迫承受德國「統治階層、獨斷、瘋狂軍政府招來的危險」[45]。加拿大總理羅拔·立爾德·博登當天表示，無論生於德國還是奧匈帝國，來到加拿大後不管是否入籍，都「有權而且能得到加拿大法律保護」，僅通敵叛國者例外[46]。

1915年初，窩打老北區（Waterloo North）國會議員威廉·喬治·魏歇爾（William George Weichel）在加拿大下議院表示，德裔加拿大人完全可以在忠於加拿大抗戰的同時又對民族文化遺產自豪[22]。1914年，窩打老與柏林市民人均貢獻的加拿大愛國基金在全國分列第一和第二位[47][48]。阿卡迪亞俱樂部是窩打老的德裔社交俱樂部，全部60名成員有一半投身加拿大武裝部隊，俱樂部還舉辦活動贊助加拿大紅十字會和愛國基金[49]。當地教授里斯多夫（F. V. Riecthdorf）宣稱：「我生於德國，曾參軍入伍……我忠於英國旗幟……我們要馬上而有力地響應（大英）帝國！」[50]1915年5月，柏林市議會提出任命地方法務登記敵僑，減輕外界對柏林市民不忠於祖國的疑慮，但最後認定如此手段毫無必要[51]。

戰爭導致加拿大的日耳曼傳統受到非難，反德情緒日趨高漲[22]。德意志帝國侵犯中立國比利時、使用毒氣、處死艾迪絲·卡維爾、擊沉盧西塔尼亞號等行徑，以及德國軍人釘死加拿大軍人的江湖謠傳激發反德情緒[52][53][54][55]。北窩打老徵兵委員會主席1916年3月1日寫給《柏林新聞紀事報》（Berlin News Record）的信表示：「事實依然如此，柏林是以普魯士首都、如今的德意志帝國首都命名，那裏是歷史上最惡毒罪行與暴行的發源地」[56][57]。1916年2月國會大樓起火，但被誤傳為德裔人士縱火[57]。許多戰時暴行的記載事後證明純屬捏造或英國政治宣傳，但大部分加拿大公民當時深信不疑[58]。

說德語、展示德國旗幟均淪為不忠於加拿大的標誌[22]。沒有報名參軍的年青人、特別是德裔在街上遇到騷擾[59][60]。多倫多《環球報》（The Globe）、《多倫多新聞報》（Toronto News）等傳媒經常抨擊德裔加拿大人，《環球報》社論甚至主張密切監控柏林市民，謹防間諜[50]。為防德裔加拿大人的蓄意破壞，1.6萬加拿大軍人留守本土，1915年10月至1916年9月還有五萬加拿大遠征軍志願者留在國內以防萬一[61]。所有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德裔從1914年就開始被拘留[29]，加拿大政府有權自行認定並拘留任何「間諜」或可能通敵者[62]。1916年，加拿大各地拘留的德裔約有兩千[29]，戰爭結束時達到2009人[63][30][注 4]。安大略省無人遭遇此類拘留或囚禁，但各地德裔的權利和自由都存在縮水[52]。布雷索普在1916年2月的日記感嘆：「加拿大的公眾情緒極其反德，乃至在一定程度針對一切與德國有關甚至讓人想到德國的事物」[64]。加拿大軍方領袖同樣接納並鼓吹反德情緒[50]，格蘭維爾·布拉德（Granville Blood）軍士長1916年4月致信《柏林新聞紀事報》，警告柏林市民「盡英國人的本份，否則就忍受鄙視……要麼當英國人，要麼去死」[65]。士丹利·納爾遜·戴西（Stanley Nelson Dacey）中尉寫給加拿大人民的信得以刊發，其中寫道[41]：

忠於（德國）凱撒、處心積慮要把（英國）國王拖下地獄的物種就混在你們中間，我只能說，把這些反動分子關進拘留營，把這些不配當英國公民的東西關進它們理應之所在……窩打老北區的年輕人已經爛到骨子裏，我曾聽外界商人對柏林批發行的推銷員說：「我不會再買那天殺德裔城鎮的任何物品。你覺得我會花錢支持德國佬？那我跟他們豈不是一個檔次。」[50]

1916年2月16日，前一天洗劫當地德裔社交俱樂部的第118營軍人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1897年和平紀念牌前，舉起寫有「柏林不再是柏林」字樣的標語

1916年1月，加拿大遠征軍分散各地的營開始新一輪招兵買馬但成交不彰，窩打老北區第118營也不例外。招兵人員不惜走上街頭騷擾尚未入伍的男士，強迫他們前往招兵辦事處。[59]柏林地方警隊難以控制這些軍人，警員布里文斯（Blevins）想逮捕騷擾市民的約瑟夫·梅星（Joseph Meinzinger）時被對方打脫下巴[66]。2月15日，第118營軍人闖入協和俱樂部，盜取紀念品並將室內物品摧毀[37]。博登營經過調查宣佈軍人強闖俱樂部合理，沒有提出控罪[67]。

1916年初，加拿大民兵部長山姆·休斯（Sam Hughes）在下議院演說時攻擊柏林信義宗牧師塔珀特（C. R. Tappert）神父[68]。塔珀特在宗教事務中繼續說德語[69]，告訴孩童不要向聯合積敬禮，也不要唱《天佑吾王》[70]，他拒絕向愛國基金捐款，公開質疑反德政治宣傳，這些舉動都引起爭議[58]。1915年初，塔珀特致信《柏林新聞紀事報》，自稱忠於加拿大的同時內心仍是德國人[48]。休斯指控塔珀特為德國暴行和君主極權辯護[20]。面對要求他最遲在3月1日離境的威脅，塔珀特沒有理睬[70]。60名軍人3月4日或5日闖入家中把他抓起來[20][注 5]。據證人回憶：「塔珀特在幾分鐘內就被綁在馬後拖上街，他臉上血肉模糊，軀體扭曲着陷入昏迷，同時路面還在刮落他的血肉」[20]。裁判官約翰·威爾（John J. A. Weir）認定犯下此等罪行的兩名軍人分別是二等兵舍費爾（Schaefer）和軍士長布拉德。威爾自稱記得舍費爾涉嫌1914年把威廉一世半身像扔進維多利亞公園湖，還知道布拉德有計劃攻擊其他市民。兩人最後被處100加拿大元罰金和/或入獄半年，但都得到緩刑。[73]休斯指責塔珀特以反英情緒煽動軍人過激行為[68]，塔珀特與家人3月8日離開柏林[72]。

組織公投

1916年2月4日，《柏林新聞紀事報》刊登的信件第一個提議改名。作者署名「納稅人」，建議柏林市議會建議通過決議為該市更名。[69]最初的改名動機是為經濟利益，無關愛國情懷。柏林製造商在戰爭爆發後拿到許多合同，但業主擔心產品上「柏林製造」的標籤不利銷售，柏林貿易委員會1916年2月8日提出城市改名，希望藉此向全國彰顯該市愛國心，促進地方商務。[74]議會2月11日決定：[64]

大英帝國各地似乎已對「柏林」及其代表的一切形成強烈偏見，

本市公民完全理解這種偏見的產生非常自然，任何忠誠的市民都不可能認為還應該用普魯士首都之名來稱呼本市。

有鑑於此，市議會決定接受呈請，採取必要措施把「柏林」改為其他更符合我等民族情感的名稱。[41]

會上大部分人支持決議，僅布雷索普反對[41]，他發言批評議會主張，聲稱改名對英國能否贏得戰爭毫無影響，任務變更市名的提議都應交由民眾表決。布雷索普在日記中稱此次會議「劃越時代」。[41]2月1日，決議組織者把帶有1080人簽名的城市更名請願書送到市議會[38]。議會表決贊成向安大略省省議會提出城市改名或併入窩打老[74]。商界和社區領袖紛紛致信《柏林新聞紀事報》支持或反對更名，許多主張演變成人身攻擊[75]。三月上旬製作商和企業家的會議決定推動柏林改名，反對派面臨抵制威脅。市議會有獎徵集新市名，三月結束前就收到成千上萬的建議[70]。4月4日，柏林代表團向安大略省議會私人法案委員會陳述，委員會經投標不向省議會上報法案，擔心會在柏林引發暴力動亂[72]。未達目標的代表團回到柏林後組建英國聯盟，「促進社區英國情感」[76]。4月14日，聯盟通過決議要求市議會對他們之前在私人法案委員會的遭遇向省議會抗議，市議會通過決議，其中還有修正條款同意柏林舉辦公投決定是否改名。4月24日，市議會投標決定在5月19日公投。[77]

大部分柏林人對城市更名提議的波瀾毫無興趣[34]，但關注此事的市民認為宣傳過程非常激烈[70]。從事檔案管理工作的芭芭拉·韋爾遜指出，「市長赫特（J. E. Hett）等許多柏林人覺得為柏林改名沒什麼現實意義，但要是反對二月的更名運動又要面臨不忠於祖國和親德指控」[69]。《柏林電讀報》（Berlin Telegraph）贊成改名，《柏林新聞紀事報》反對，兩報都刊登文章和廣告宣傳各自主張[70]。局勢日趨緊張，並在5月5日30名軍人闖入並洗劫窩打老阿卡迪亞俱樂部時達到高潮[37]。加拿大司法部長查理斯·多爾蒂（Charles Doherty）拒絕為俱樂部爭取賠償，聲稱這只會進一步激化種族矛盾[37]。柏林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兼窩打老歷史學會主席威廉·布雷索普（William Breithaupt）直言不諱地反對更名[41]。宣傳期間他收到威脅信，家中電話線也被切斷[78]。

公投和結果

1916年5月22日（公投三天後），市民在柏林火車站為第118營軍人送行。城內緊張局勢隨着軍人離開緩解

1916年5月19日柏林舉辦公投，選民需回答問題「你是否贊成本市更名？」[77]歷史學家亞當·克雷拉（Adam Crerar）指出，表決過程充斥恐嚇等操縱行徑，第118營軍人想方設法令可能反對的選民無法前往投票站[57]，贊成更名人士還質疑未入籍公民的投票資格[79]。許多被剝奪選舉權的人曾在以往選舉投票，他們的兒子還在海外為國而戰[57]。最後統計的有效選票總數是3057張，贊成改名的以僅81票優勢取勝[80]。據英格利希和麥克勞克林記載，女子和軍人大多投下贊成票，工薪階層、特別是北區德裔居民普遍反對[79][注 6]。支持者在結果出爐後走上街頭慶祝，《柏林新聞紀事報》的報導稱人們朝空中和行人路燃放煙花，最後導致多人受傷[82]。市政官員霍爾曼（J. A. Hallman）向英王喬治五世發電報，稱「加拿大柏林的忠誠公民無比歡欣地告知陛下，他們已在今天永遠拋棄普魯士首都的名字」[82]。干諾公爵5月23日告知霍爾曼，國王收到電報[82]。軍樂隊和民眾在柏林街頭招搖過市，隨後在反對更名派系主力奧古斯特·朗（August Lang）門前聚集。朗與民眾對峙，雙方隨即爭執起來。第118營的洛克黑德（Lochead）上校宣稱部下沒有過錯。[78]初步公投過去一周後，第118營的707名軍人於5月22日離開柏林到安大略省倫敦繼續訓練，柏林的緊張局勢大幅緩解[80]。

99人組成公民委員會建議新市名，從成千上萬提議中選出六個入圍名稱，分別是胡倫多（Huronto）、柏加拿（Bercana）、杜納德（Dunard）、水力城（Hydro City）、雷諾馬（Renoma）、艾阿諾里奧（Agnoleo）[78][注 7]。《柏林新聞紀事報》發文嘲笑這些名字仿佛「國家的笑柄」[78]。6月1日，市議會向公民委員會致謝，決定自行挑選入圍名稱，所有建議一經採納還有現金獎勵[85]。6月5日[78]，英國戰爭大臣、陸軍元帥霍雷肖·夏拔·基秦拿因衡州郡號裝甲巡洋艦前往俄國途中觸雷沉沒遇難[86]。消息次日廣為傳播[87]，促使柏林市議會把基秦拿加到入圍城市名稱[78]。當地商人特別認可「基秦拿」之名，但也有人覺得如此起名沒什麼品味[78]。安大略省史特拉福《先驅報》（Herald）的社論指出，柏林更名主要是為經濟利益，不應採用戰爭烈士之名[78]。

1916年6月挑選新城市名稱的選票

最後入圍的六個名字分別是布洛克（Brock）、基秦拿、科羅納（Corona）、阿達納克（Adanac）、基奧瓦納（Keowana）、本頓（Benton）[78][注 8]。部分市民提議柏林更名窩打老後兩市合併[80]，決議案6月20日在市議會表決時未通過[78]。1916年6月24至28日[注 9]每天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柏林舉辦第二輪公投決定新市名[89]。此次表決投票率很低，全市共4897人有資格投票，但統計的選票只有892張[89][注 10]，其中又有163張廢票，許多都把所有選項劃掉然後寫上柏林或窩打老[89]，基秦拿以346票勝出[87]。

選項 票數 百分比
基秦拿 346 38.79
布洛克 335 37.56
阿達納克 23 2.58
本頓 15 1.68
科羅納 7 0.78
基奧瓦納 3 0.34
無效/空白票 163 18.27
合計 892[注 10] 100
登記選民/投票率 4,897 18.22
來源：[87][89]

反響和餘波

據韋爾遜記載，六月公投結果出爐後的反應「一片死寂」[87]。《柏林新聞紀事報》針對如此之低的投票率表示，此次公投的「突出特點便是納稅人無比冷漠」[90]。1916年7月4日，柏林市議會批准表決結果，決定同年9月1日正式採用新市名[90]。新成立的公眾聯盟取得2068人聯名反對更名[91]，市議會7月11日表態支持聯盟舉動[90]。代表團向安大略省議會遞交請願書[90]，省政府認為之前的公決完全合規，拒絕介入[87]。8月23日，省政府通過指令認可新市名9月1日生效[92]。

1916年9月1日，柏林正式更名基秦拿。英格利希與麥克勞克林指出，柏林更名不足以打消外界對德裔人口是否忠誠的疑慮。[91]投票反對更名的市民遭遇騷擾[93]，許多人向基秦拿寫信時繼續把地名寫成柏林，迫使郵局發佈備忘錄。安大略省各城鎮當局呈請政府採取措施，強迫拒絕採用新地名基秦拿的人屈服[94]。1917年1月1日基秦拿市政選舉前夕，英國聯盟人士企圖把「異族」趕出選民行列[95]，結果所有入選市議會的候選人都曾反對改名[88]。結果公佈後，英國聯盟、部分市民和第118營軍人聚在《柏林新聞紀事報》辦事處、新當選市長大衛·格羅斯（David Gross）的家和紐扣廠門前。軍人打破窗戶，摧毀建築內部物品[96]。為緩解局勢，格羅斯在就職演說時承諾不會嘗試把市名改回柏林[97]。1919年12月2日的市議會最後一次大力推動把市名改回柏林。財務委員會遞交報告，建議再度對市名投票。大部分由世界大戰退伍軍人協會成員組成的約五百名群眾設法趕到議會大廳反對重新投票。議會最後否決提案，示威者毆打投棄權票的兩名議員，強迫他們親吻英國旗幟，還把其中一人扔進維多利亞公園湖區。[98]

博登總理1917年11月24日到訪基秦拿[99]，為他的《兵役法》爭取支持，同時為所屬工會黨參加即將開始的聯邦選舉搖旗吶喊[100]。加拿大政府兩個月前通過《戰時選舉法》，結合其他措施一起剝奪有可能反對徵兵的選民投票權[101]，其中包括1902年3月31日後取得加拿大國籍的德裔移民[102]。心中不滿的市民質問來訪總理[100]，引來全國媒體報導，商界領袖要求基秦拿市議會向博登道歉[99]，議會以五票贊成、七票反對拒絕[103]。京士頓、貴湖、布蘭特福德等安大略省城市報紙宣稱，基秦拿市議會拒不道歉，證明該市改名只是做個樣子，居民照樣把德國看得比加拿大更重要[99]。博登的回憶錄表示，「基秦拿事件」對加拿大其他地區影響遠超他的任何演說[104][105]。基秦拿貿易委員會、基秦拿製造商協會在議會拒絕道歉後組織工廠12月3日停工抗議[106]，抗議當天市議會經投票決定讓步，避免停工曠日持久[107]。

選舉期間，安大略省各地報紙普遍與工會黨政府一個鼻孔出氣，支持徵兵[108]，基秦拿與窩打老情況類似，《柏林新聞紀事報》與《柏林電訊報》在競選活動最後三周半沒有刊登自由黨的任何競選素材[108]，候選人威廉·道姆·歐拉（William Daum Euler）只能自辦《人民之聲報》（Voice of the People）[109][110]。工會黨競選海報打出標語：「德國皇帝會把票投給誰？」[111]選舉結果，窩打老北區在任工會黨議員魏歇爾不敵自由黨候選人歐拉，後者是反對徵兵派的重要成員[112][100]。歐拉的勝選幅度超過兩成，是安大略州自由黨候選人之最，大部分支持者是德裔。他拿下63.1%的平民選票，但支持他的軍人票僅4.6%。[113]魏歇爾失利之際感嘆：「德國皇帝在窩打老北區所向披靡」[114][115]。德裔對工會黨政府和保守黨的敵視世代相傳[116]，歐拉勝出令外界對基秦拿和窩打老居民依然忠於德國的觀念更形穩固[117]。

樞密令禁止德語出版物後，安大略省最後的德語報紙《柏林人報》於1918年停刊，上圖是1889年左右的報社

歷史學家大衛·布力般（David Blackbourn）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像德裔人民在盎格魯-撒克遜人世界生活的分水嶺，標誌着日耳曼文化的普遍衰落[118]。「大量德裔居住的安大略省柏林市變成基秦拿，愛荷華州的柏林改名林肯，這種事在英語世界的德語地區重複次數成千上萬，小小的德語世界急劇萎縮」[118]。戰爭結束後，許多德裔加拿大人把姓名英語化，布勞恩（Braun）改成布朗（Brown），施密特（Schmidt）變成史密夫（Smith）[119]，自稱荷蘭人或奧地利人後代[120]。1918年9月26日，加拿大政府通過樞密令要求國內所有採用「敵國語言」的報刊改用英語或法語。安大略省最後的德語報紙《柏林人報》同年10月2日刊發最後一期德語版，並在11月停刊。[121]地理學家克里斯·波斯特（Chris Post）與德里克·奧爾德曼（Derek Alderman）認為，一戰期間及其後美國、加拿大、澳洲都把源自德國的地名改掉，是「地名清洗的政治符號學進程」典型[122]。柏林更名基秦拿期間的公共動亂與同代其他更名事例差別顯著[29]。反德情緒在戰後持續，1919年的樞密令直接禁止德國移民入境，直到1923年才取消[123]。此後數十年間，基秦拿的德裔人口持續減少[119]，1911年人口普查顯示當地七成六居民是德裔[22]，1921和1931年分別降至55.6%和53%[119]。柏林此前一個世紀曾吸引大量德裔移民，但1923年移民禁令取消後，大部分新移民改在資源產業豐厚[124]、土地便宜的加拿大西部定居[123]。

20世紀30年代初，基秦拿和窩打老市民基本對德國納粹黨在當地催生的法西斯運動不屑一顧[125]。加拿大與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對抗德國之際，兩地社區領袖為避免不忠於祖國的指控迅速行動，想方設法緩和外界懷疑；協和俱樂部及其他德裔社交俱樂部1939年8月關閉[126]。二戰期間基秦拿的反德氛圍遠不及一戰[100]，共七位市民被當成敵僑拘留，低於周邊社區，《每日紀事報》（Daily Record）對此頗顯自豪[127]。歷史學家威廉·坎貝爾認為，一戰後加拿大人身份認同範圍在原本佔主導的英語和法語文化基礎上擴大，是二戰期間反德情緒減輕的重要原因[100]。英格利希與麥克勞克林指出，汽車與電影、廣播、雜誌這些新形式大眾媒體令基秦拿的文化不斷擴張，與加拿大乃至北美洲看齊並結為整體[128]。大部分學者認為，德裔加拿大人大多在戰後數十年間同化[117][100]。

從20世紀後半葉開始，基秦拿的新移民以希臘人、葡萄牙人、印度人、西印度群島人、華人為主[129]，2001年人口普查時只剩四分之一的居民自認屬德裔[130]。一戰過後當地轉為強調是德裔賓夕凡尼亞人與門諾派教徒率先來此定居，梅貝爾·鄧納姆（Mabel Dunham）1924年的時代小說《大篷馬車的蹤跡》（The Trail of the Conestoga），以及1926年揭幕的窩打老先鋒紀念塔均以此為主題[131]。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基秦拿恢復歐洲日耳曼傳統慶祝活動[132]，基秦拿－窩打老啤酒節每年吸引數十萬人參與，是北美洲最大規模的啤酒節[117]，不過英格利希與麥克勞克林認為，啤酒節與其說是慶祝德國文化，倒更像是提倡飲酒文化[133]。霍雷肖·夏拔·基秦拿曾在第二次布爾戰爭期間設立集中營，時代車輪進入21世紀後，這成為部分基秦拿市民眼中的重大污點。2020年，380人聯名呈請為城市改名，基秦拿市議會表示：「我們絕不會寬容或忘記他的所作所為……（但）基秦拿已經遠遠超出英國陸軍元帥代表的歷史意義」。[134]

註釋

  1. ^ 「日耳曼」在1871年德意志統一前不指單個民族國家，此前加拿大的日耳曼語系移民通常是舉家遷離今德國地界，或是離開某個語言和文化相同的地區[6]。
  2. ^ 據英格利希與麥克勞克林合著，麥克勞克林、傑拉爾德·斯托茲（Gerald J. Stortz）與占士·瓦爾（James A. Wahl）合著的著作記載，事情發生在1914年8月22日早上[31][32]。8月26日《柏林人報》稱事發時間是8月23日（周日）凌晨一到兩點[33]。
  3. ^ 半身像結局說法不一，大部分文獻——戈特利布·萊布蘭特（Gottlieb Leibbrandt）、英格利希與麥克勞克林合著、麥克勞克林與沙朗·賈格爾（Sharon Jaeger）合著，以及芭芭拉·韋爾遜（Barbara M. Wilson）的著作稱半身像放入協和俱樂部的貯藏室後被軍人偷走，1916年2月在國王街遊街示眾[35][36][37][38]。英格利希與麥克勞克林的著作還稱半身像後來熔毀製成餐巾架及其他紀念品[39][40]。威廉·坎貝爾（William J. Campbell）稱半身像立回維多利亞公園後又在1916年2月被盜，從此不知所蹤[34]。海司稱1916年2月15日闖進協和俱樂部的軍人沒找到半身像[41]。調查法庭認定2月15日協和俱樂部遇劫，威廉一世的半身像被盜[42]。
  4. ^ 拘留的兩千人里生活在加拿大的德裔佔1192人，剩下的817人都是被俘的水手或商業海員，此前與加拿大毫不相干[62]。
  5. ^ 英格利希、麥克勞克林、韋爾遜的記載是3月4日[71][72]，海司稱3月5日[70]。
  6. ^ 約翰·阿勒曼（John Allemang）在《環球郵報》撰文聲稱只有男納稅人有資格投票[81]，但英格利希與麥克勞克林的著作稱婦女也參與此次公投[79]。
  7. ^ 「柏加拿」是「柏林」和「加拿大」的混成詞[83]，「水力城」由推動水力發電的當地居民德特威勒（D. B. Detweiler）提出[84]。
  8. ^ 「阿達納克」是「加拿大」倒寫[78]，「布洛克」源自參與1812年戰爭的英國軍官艾薩克·布洛克[88]。
  9. ^ 韋爾遜稱「6月25至28日」[87]，帕特里夏·麥克格尼（Patricia P. McKegney）稱「6月24到28日」[89]，海司沒有說明公投持續時間，只稱是在「6月20日」過去四天後開始[78]。
  10. ^ 10.0 10.1 海司和韋爾遜稱共有892張有效票和163張無效票，所以統計票數應該是1055[78][87]。但從韋爾遜附上的每種選項得票數來看，有效票總數只有729[87]，再加163票無效票就是892票總數[89]。

腳註

  1.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30–31頁.
  2.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頁.
  3.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9頁.
  4. ^ McLaughlin 1991，第42頁.
  5.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79頁.
  6. ^ Bloomfield 1995，第214頁.
  7.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35, 74頁.
  8. ^ McLaughlin 1991，第43–44頁.
  9.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46頁.
  10.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78–79頁.
  11.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74, 79頁.
  12.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74頁.
  13.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74, 76頁.
  14.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77頁.
  15. ^ Hayes 1999，第133頁.
  16.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81頁.
  17.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80–81頁.
  18. ^ 18.0 18.1 Leibbrandt 1980，第178頁.
  19. ^ 19.0 19.1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70頁.
  20. ^ 20.0 20.1 20.2 20.3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91頁.
  21. ^ Frisse 2005，第140頁.
  22. ^ 22.0 22.1 22.2 22.3 22.4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88頁.
  23.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07頁.
  24. ^ Campbell 2015，第47頁.
  25. ^ Lloyd George 1938，第42–48頁.
  26. ^ Copp 2005，第36頁.
  27. ^ Löchte 2008，第112頁.
  28. ^ Bausenhart 1989，第93頁.
  29. ^ 29.0 29.1 29.2 29.3 Lawson 2007，第831頁.
  30. ^ 30.0 30.1 Avery 2005，第276頁.
  31. ^ 31.0 31.1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08頁.
  32. ^ McLaughlin, Stortz & Wahl 2002，第104頁.
  33. ^ Leibbrandt 1980，第250頁.
  34. ^ 34.0 34.1 34.2 Campbell 2015，第52頁.
  35. ^ Leibbrandt 1980，第253頁.
  36.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0, 114頁.
  37. ^ 37.0 37.1 37.2 37.3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90頁.
  38. ^ 38.0 38.1 Wilson 1977a，第lxxvii頁.
  39.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30頁.
  40. ^ Wilson 1977a，第lxxvii n24頁.
  41. ^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Hayes 1997，第120頁.
  42. ^ Wilson 1977b，第80頁.
  43. ^ Wilson 1977a，第lxxiii頁.
  44.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0頁.
  45. ^ Semchuk 2019，第2頁.
  46. ^ Semchuk 2019，第3頁.
  47. ^ Uttley 1975，第49頁.
  48. ^ 48.0 48.1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1頁.
  49. ^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93頁.
  50. ^ 50.0 50.1 50.2 50.3 Campbell 2015，第48頁.
  51. ^ Wilson 1977a，第lxxiv頁.
  52. ^ 52.0 52.1 Crerar 2005，第254頁.
  53. ^ McKegney 1991，第94–103頁.
  54. ^ Price 2016，第9頁.
  55. ^ Magee 2016，第492頁.
  56. ^ Wilson 1977b，第84頁.
  57. ^ 57.0 57.1 57.2 57.3 Crerar 2005，第256頁.
  58. ^ 58.0 58.1 McLaughlin, Stortz & Wahl 2002，第106頁.
  59. ^ 59.0 59.1 Wilson 1977a，第lxxiv–lxxv頁.
  60. ^ McKegney 1991，第169頁.
  61. ^ Granatstein 2005，第66頁.
  62. ^ 62.0 62.1 Semchuk 2019，第6頁.
  63. ^ Bausenhart 1989，第94頁.
  64. ^ 64.0 64.1 Hayes 1997，第119頁.
  65. ^ Coschi 2014，第311頁.
  66.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2頁.
  67.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5頁.
  68. ^ 68.0 68.1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91–92頁.
  69. ^ 69.0 69.1 69.2 Wilson 1977a，第lxxvi頁.
  70. ^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Hayes 1997，第121頁.
  71.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6頁.
  72. ^ 72.0 72.1 72.2 Wilson 1977a，第lxxviii頁.
  73. ^ McKegney 1991，第160頁.
  74. ^ 74.0 74.1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3頁.
  75. ^ Hayes 1997，第120–121頁.
  76. ^ Wilson 1977a，第lxxviii–lxxix頁.
  77. ^ 77.0 77.1 Wilson 1977a，第lxxix頁.
  78. ^ 78.00 78.01 78.02 78.03 78.04 78.05 78.06 78.07 78.08 78.09 78.10 78.11 78.12 Hayes 1997，第122頁.
  79. ^ 79.0 79.1 79.2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7頁.
  80. ^ 80.0 80.1 80.2 McLaughlin & Jaeger 2007，第92頁.
  81. ^ Allemang 2016.
  82. ^ 82.0 82.1 82.2 Wilson 1977a，第lxxx頁.
  83. ^ Outhit 2016.
  84. ^ Hayes 1997，第105, 122頁.
  85. ^ Hayes 1997，第121–122頁.
  86. ^ McLaughlin, Stortz & Wahl 2002，第108頁.
  87. ^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Wilson 1977a，第lxxxi頁.
  88. ^ 88.0 88.1 Crerar 2005，第257頁.
  89. ^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McKegney 1991，第178頁.
  90. ^ 90.0 90.1 90.2 90.3 Hayes 1997，第123頁.
  91. ^ 91.0 91.1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9頁.
  92. ^ Wilson 1977a，第lxxxii頁.
  93.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19–120頁.
  94. ^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95.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20頁.
  96.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21–122頁.
  97. ^ Hayes 1997，第124頁.
  98.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28頁.
  99. ^ 99.0 99.1 99.2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25頁.
  100.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Campbell 2015，第54–55頁.
  101. ^ English & Panneton 2015.
  102. ^ Leibbrandt 1980，第255頁.
  103.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26頁.
  104. ^ Borden 1938，第763頁.
  105.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25–126頁.
  106.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26–127頁.
  107. ^ Hayes 1997，第127頁.
  108. ^ 108.0 108.1 Crerar 2005，第240頁.
  109. ^ Heick 1980，第84頁.
  110. ^ Dutil & MacKenzie 2017，第207–208頁.
  111. ^ Dutil & MacKenzie 2017，第208頁.
  112. ^ Frisse 2005，第140–142頁.
  113. ^ Dutil & MacKenzie 2017，第238頁.
  114. ^ Heick 1980，第85–86頁.
  115. ^ Dutil & MacKenzie 2017，第222頁.
  116. ^ English 2005，第81頁.
  117. ^ 117.0 117.1 117.2 Frisse 2005，第141頁.
  118. ^ 118.0 118.1 Blackbourn 2015，第344頁.
  119. ^ 119.0 119.1 119.2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62頁.
  120. ^ Leibbrandt 1980，第256頁.
  121. ^ Löchte 2008，第115頁.
  122. ^ Post & Alderman 2014，第84頁.
  123. ^ 123.0 123.1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63頁.
  124. ^ Avery 2005，第289–290頁.
  125. ^ Betcherman 1975，第55–57頁.
  126.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67頁.
  127.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224n51頁.
  128.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162–163, 167頁.
  129.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206–209頁.
  130. ^ Frisse 2005，第139頁.
  131. ^ Hayes 1999，第137–141頁.
  132.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207頁.
  133. ^ English & McLaughlin 1983，第207–208頁.
  134. ^ Outhit 2020.

來源

圖書

報刊雜誌

擴展閱讀

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柏林更名基奇纳&oldid=83729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