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間期國際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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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間期國際外交關係影響了這個時代的世界歷史進程，具體影響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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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導火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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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和平與裁軍
1920年代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僅有幾場小規模戰爭，但也都一般在1922年之前結束，而小規模戰爭也沒有進一步升級威脅。雖說如此但也有一些例外情況，如1917年到1922年的俄國內戰、1919年到1921年的波蘇戰爭、1919年到1922年的希土戰爭，以及一些內戰，如愛爾蘭內戰。20世紀20年代的人們普遍嚮往和平，而非戰爭。
國際聯盟
旨在實現和平與穩定並解決爭端的主要國際機構是1919年成立的國際聯盟。[1]由於美國、德國和蘇聯以及日本的不參與或逐一退出，使得國際聯盟之力量事實上被削弱了；正因如此，國聯無法處理主要國家—特別是日本和意大利的戰爭行為，以及拒絕接受不利的決定。[2]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國聯在處理重大爭端中是無效的。[3]
一系列的重大國際危機使國際聯盟接近崩潰，最早的一次是日本入侵滿洲。[4]隨後不久，1934到1936年間發生了阿比西尼亞危機，當時，意大利入侵了當時非洲兩個獨立的非洲國家之一的阿比西尼亞；儘管其受到國聯之譴責；而意大利的回應是其退出了國際聯盟。國聯試圖對意大利實施經濟制裁，但無濟於事。這一事件凸顯了法國和英國外交上的弱點，其例證是他們不願意疏遠意大利，使其失去作為對抗希特拉德國的平衡力量。西方大國對其行動的不作為最終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推向了與希特拉德國的聯盟。[5]阿比西尼亞戰爭向世界展示了聯盟在解決爭端方面的低效性。它在處理西班牙內戰時沒有發揮任何作用。除此之外，聯盟也無法解決涉及歐洲主要國家的其他較小的衝突，如西班牙和摩洛哥分離主義分子之間的里夫戰爭。[6]
裁軍
華盛頓會議，又稱華盛頓軍備會議或華盛頓裁軍會議，是由美國總統沃倫·蓋瑪利爾·哈定召集的一次軍事會議，於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華盛頓舉行，由國務卿查爾斯·埃文斯·休斯擔任主席。會議在國際聯盟的主持下進行，有九個國家參加：美國、日本、中國、法國、英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葡萄牙，蘇聯沒有被邀請。會議的重點是解決有關太平洋和東亞利益的誤解或衝突。主要成就是所有與會者同意的一系列海軍裁軍協議，這些協議持續了十年。會議的結果為各國簽署了三個主要條約《四國條約》、《五國條約》（《華盛頓海軍條約》）、《九國公約》。[7][8]
英國在其後的限制軍備之中起了帶頭作用。1930年成功簽訂的《倫敦海軍條約》延續了1922年首次規定的大國之間的軍艦限制。1922-30年間的條約維護了20世紀20年代的和平，但由於世界局勢從1931年開始愈來愈動盪，其諸如此類的裁軍協定也沒有繼續簽署下去。[9][10]
洛迦諾之和平精神
1925年歐洲幾個主要大國（不包括蘇聯）在洛迦諾談判中達成的七項國際條約大大加強了德國魏瑪政府的合法性，為其在1926年恢復大國角色以及加入國際聯盟鋪平道路，而魏瑪德國也得以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中獲得了一個永久席位。
《洛迦諾條約》標誌着1924年-1930年西歐外交政治氣候的巨大變革。這些談判與條約促進了對追求持續和平的期望，其通常被稱為「洛迦諾精神」。當德國在1926年加入國聯，以及佔領德國萊茵蘭地區的協約國軍隊撤離時，「洛迦諾精神」也就在此時得到具體的體現。
而這種「和平精神」對後來的納粹德國卻全無用處。1936年3月7日，納粹德國派軍隊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並徹底否定了洛迦諾之精神。[11]
非戰公約
1928年所簽署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源於美國和法國起草的一項提案，該提案與條約提出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手段和只能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最後，大多數國家欣然簽署，並利用這一機會促進和平外交政策的目標。唯一的問題是，「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手段」之戰爭定義為何？雙方存在分歧；法國希望「戰爭」之定義僅限於侵略戰爭，而美國則堅持認為它應包括所有類型的戰爭。歷史學家哈羅德·約瑟夫森指出，《公約》因其道德主義和條文主義以及對外交政策缺乏影響而受到嘲笑。他認為，它反而導致了美國採用更激進的外交政策。而它的核心條款主要集中於放棄使用戰爭，促進和平解決爭端和集體安全以防止侵略；後來，這些條款被納入了《聯合國憲章》和其他條約。儘管如今，如敘利亞等國內戰仍在繼續，但自1945年以來，除了中東地區的少數例外，已建立的國家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已經很少。[12]
日內瓦議定
毒氣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全世界討伐的焦點。使用毒氣並不會因此贏得戰鬥，將軍們也討厭他。士兵們對毒氣的憎恨遠比子彈與爆炸性炮彈大得多。1918年時，化學炮彈佔法國彈藥供應的35%，佔英國的25%，佔美國庫存的20%。
1925年，《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簡稱《日內瓦議定書》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與生產。[13][14]
歐洲
英國
一戰後，英國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巨人，其外受挫並逐漸走向衰弱。20世紀20年代，它在外交上的主導地位大不如前，它經常不得不讓位於美國，後者經常行使其財政優勢獲得外交優勢。英國的外交政策主題便是在1919巴黎和會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上努力緩和法國要求對德國復仇之要求；[15]他最終取得了部分成功，但英國在德國問題上必須反覆約束法國。[16]同時，英國也是新成立的國際聯盟的積極會員國之一，但是其卻不停的在外交事務上受挫。[17][18]
拉丁美洲
美國於戰間期前後對拉丁美洲實行「睦鄰政策」，也就是以經濟與外交手段施壓令其接受美國的霸權。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便一直將拉丁美洲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當美國從海地撤軍時，當美國與古巴與巴拿馬的條約結束了兩國為美國保護國的地位後；1933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公約之中美國放棄了對拉丁美洲國家事務進行單方面干預的權利。其後，美國進一步的廢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使古巴免受美國的干預，並取消其在巴拿馬憲法之中的地位。[19]大蕭條對拉丁美洲的經濟產生巨大衝擊，因為大蕭條導致國際市場對原材料需求驟降，其對拉丁美洲各國的出口打擊極大。智利、秘魯與玻利維亞受打擊最大。[20][21]大蕭條後，拉丁美洲各國調換經濟政策，轉向進口替代工業化，而他們目標則為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最終將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工業以及龐大的中產階級，並能免受全球大蕭條波及；而這又會影響美國之利益，當羅斯福政府明白，美國不能反對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轉向—出口型經濟轉向進口替代時，因此，當墨西哥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將墨西哥的美國石油公司國有化之時，羅斯福政府實施睦鄰政策，沒有武裝介入，墨西哥國有化後，其在前者的基礎上創立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22][23]
巴西
巴西為拉丁美洲面積最大的國家，1930年的巴西爆發的自由主義革命推翻了長期以來借咖啡生產商之經濟與政治影響力行寡頭統治的第一共和國，城市中產階級得以進入統治決策圈，最終促進了工業化和現代化，並積極促進新工業的發展，使經濟得以在1933年扭轉下滑的局面。
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期間，由於巴西鄰國阿根廷的外交政策試圖將說葡萄牙語的巴西孤立於周圍說西班牙語的鄰國之中，從而促進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擴張。雖說如此，但巴西人們最擔心的是，阿根廷借其強大軍隊之優勢乘機襲擊巴西；而巴西為了防禦阿根廷之威脅，因而其選擇與美國修好關係，以應對其威脅。然而，與此同時，阿根廷卻與巴西相背而行，與軸心國交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西是美國的堅定盟友與支持者，並成立巴西遠征軍而向歐洲派遣遠征軍隊。相對的，美國提供了超過1億美元的租借贈款，以換取用於將美國士兵和物資運過大西洋的空軍基地的租金，以及用於反潛行動的海軍基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阿根廷始終幾乎在二戰中保持中立，甚至有時其立場還傾向德國。[24]
邊境糾紛與戰爭
在二十世紀初的拉丁美洲，小規模的邊界衝突很常見；[24]但只有一次邊境衝突失控，並最終演變成了戰爭，即1932年-1935年期間爆發的查科戰爭。兩個拉美小國，玻利維亞（擁有220萬人口）和巴拉圭（只有90萬人口）為爭奪大查科地區的控制權進行了艱苦而殘酷的戰爭；大查科地區是一個龐大但長期被忽視的邊境地區，而其又在戰爭爆發前發現了石油，玻利維亞雖擁有重油，但需要巴拉圭控制的河流上的港口來出口石油。玻利維亞用專制的方法組建了一支龐大的、裝備精良的軍隊。然而，它的士兵習慣於高海拔地區，在地勢低洼、疾病叢生的查科叢林中變得病怏怏的。而[25]巴拉圭僱傭了許多移民俄羅斯的軍官，有更好的計劃和後勤保障，在軍事上一般來說更成功。在阿根廷和其他四個南美國家調解後促成的和平條約中，巴拉圭獲得了約四分之三的爭議領土。沮喪的玻利維亞的退伍軍人組成了一個政黨，並發動了一場政變，其後建立軍事獨裁統治了三年，直到他們反過來又被下一場政變所推翻。[26]
亞洲與非洲
埃及
1921年12月，面對埃及民族運動的與暴力活動的開始，在埃及總督艾倫比爵士的建議下，1922年2月28日，英國被迫承認埃及獨立。然而，英國繼續或多或少的保留對新生的埃及王國部分事務的控制權。埃及國王被迫接受來自英國的「指導」，而英國也保留了對蘇伊士運河區的控制，以及蘇丹和埃及外交與國防事務的控制權。1936年去世，埃及國王福阿德一世去世，16歲的埃及王儲法魯克國王任新國王。當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時，他對第二次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感到震驚，並在其後簽署了《英埃條約》，要求英國在1949年前從埃及撤出所有軍隊—蘇伊士運河區軍事基地裏的英國軍隊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軍隊將埃及作為其在整個地區所有盟軍行動的主要基地。1947年，駐軍埃及的英軍被迫撤到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但戰後的埃及，其民族主義、反英情緒繼續增長。[27]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
參考文獻
- ^ Todd, Allan.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2–58 [2022-01-17]. ISBN 978-0-19-913425-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19） （英語）.
- ^ F.P. Walters,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Oxford UP, 1965). Available for free on the site of the UN in Geneva library
- ^ Mowat, C. L. (編).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pp 242-68. 1968-11-01. doi:10.1017/chol9780521045513.
- ^ Ian Hill Nish, Japan's Struggle with Internationalism: Japan,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31-3 (Routledge, 1993).
- ^ George W. Baer, "Sanctions and security: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Italian–Ethiopian war, 1935–193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7#2 (1973): 165-179.
- ^ Pablo La Porte, "'Rien à ajout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Rif War (1921—1926),"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2011) 41#1 pp 66–87
- ^ Thomas H. Buckle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1921-1922 (U of Tennessee Press, 1970).
- ^ Raymond G. O'Connor, "The" Yardstick" and Naval Disarmament in the 1920s."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5.3 (1958): 441-463. in JSTO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 Ronald E. Powaski. Toward an Entangling Alliance: American Isolation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Europe, 1901-1950. 1991: 53–54 [2022-01-17]. ISBN 978031327274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19）.
- ^ B. J. C. McKercher, "The politic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 in Britain in the 1920s."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4#3 (1993): 35-59.
- ^ JOHNSON, GAYNOR. Austen Chamberlai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he Kellogg-Briand Pact, 1928. Locarno Revisited:. Abingdon, UK: Taylor & Francis. : 59–79.
- ^ JOSEPHSON, HAROLD. Outlawing War: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Pact of Paris. Diplomatic History. 1979-10, 3 (4): p.377–390. ISSN 0145-2096. doi:10.1111/j.1467-7709.1979.tb00323.x.
- ^ Eric Croddy; James J. Wirtz.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wide Policy, Technology, and History. ABC-CLIO. 2005: 140 [2022-01-19]. ISBN 97818510949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22）.
- ^ Tim Cook, "『Against God-Inspired Conscience’: The Perception of Gas Warfare as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1915–1939." War & Society 18.1 (2000): 47-69.
- ^ Erik Goldstein. Winning the peace: British diplomatic strategy, peace planning, and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6-1920. 1991.
- ^ Andrew Barros, "Disarmament as a weapon: Anglo-French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s of enforcing German disarmament, 1919–28."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9#2 (2006): 301-321.
- ^ Peter J. Yearwood, Guarantee of Peace: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British Policy 1914-1925 (2009).
- ^ Susan Pedersen, "Back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2.4 (2007): 1091-1117. in JSTO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 Watson, Richard L.; Leuchtenburg, William E.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63-10, 69 (1): pp203-10. ISSN 0002-8762. doi:10.2307/1904489.
- ^ Paulo Drinot and Alan Knight,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Latin America (2014)
- ^ Rosemary Thorp, Latin America in the 1930s: the role of the periphery in world crisis (2000)
- ^ Glen Barclay, Struggle for a Continent: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South America, 1917-1945 (1972)
- ^ Thomas E. Skidmore and Peter H. 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6th ed. 2005)
- ^ 24.0 24.1 Including the Leticia Incident in 1932-33 and Ecuadorian–Peruvian War in 1941.
- ^ Elizabeth Shesko, "Mobilizing Manpower for War: Toward a New History of Bolivia's Chaco Conflict, 1932–1935."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2 (2015): 299-334.
- ^ Bruce Farcau, The Chaco War: Bolivia and Paraguay, 1932–1935 (1996).
- ^ III, B. Franklin Cooling; Hilliard, Jack B.; Vatikiotis, P. J.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Military Affairs. 1969-12, 33 (3): 422. ISSN 0026-3931. doi:10.2307/1985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