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興自殺事件
惠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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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 大清 |
姓 | 瓜爾佳氏 |
名 | 惠興 |
族裔 | 滿洲 |
旗籍 | 鑲藍旗 |
世居地/穆坤 | 長白山 |
出生 | 1870年 |
婚年 | 1888年 |
逝世 | 1905年12月21日 |
親屬 | |
父親 | 杭州協領昆璞 |
夫 | 杭州協領吉山 |
子 | 金賢 |
經歷 | |
建立貞文女學校 貞文女學校停課後自殺 |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廿五日(12月21日),杭州貞文女學校的創辦人惠興為兌現一年之前「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之」的誓言,在凌晨服用大量鴉片自殺,年35歲。惠興在一年前因為旗人身份,無法入學杭州女學校,遂在杭州旗下建立了可以招收旗人女子入學的貞文女學校,但因為旗下滿人的冷漠和排斥、學校長期經費匱乏等原因,她創辦的貞文女學校在去世前3天停課。惠興留下一封呈稟,死前託付給家人轉交杭州將軍,希望為學校爭取長期經費。她的死雖然在杭州反響寥寥,但在北京引發了盛大的悼念活動,並經由《大公報》、《順天時報》等報紙以及《惠興女士傳》的戲劇改編變得廣為人知,間接推動了中國女子教育事業的發展。
時代背景
清朝末年國勢衰弱,漢人中興起排滿革命的思潮,部分滿人也產生了相應的民族危機意識。杭州作為當時思想比較活躍的地區,杭州的旗人日益受到當時新思想的浸淫。金梁就是杭州旗人中最早意識到危機的人之一,他關心清朝的國運,為了讓更多旗人能夠關心國事在杭州旗下設立了閱報社和學校。然而旗下的八旗子弟多數早已生活腐化墮落,淪為提籃架鳥、沉迷鴉片之徒,甚至於他們的長官——杭州將軍常恩就是以鴉片、嫖娼、蛐蛐為樂。金梁因為追求變革反而為旗人所忌,被迫離開杭州。[1][2]
庚子事變後,清政府開始了清末新政,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開始就在各地推廣新式學堂,杭州旗下也是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就開始推行新政。光緒三十年(1904年)上任的杭州將軍瑞興則是滿人中思想較為開放的人士,在他推動下旗下設立了針對八旗男子的義務教育制度,並且他還在旗下自費訓練新軍,但苦於財政不濟各種改革措施無法完全實施。[3]同年杭州女學校建立,由於創辦人大多是同盟會會員或資助人,因此這所學校也有着通過女子教育傳播排滿革命思想的意圖。惠興聽聞此事後就去報名女校,但因為旗人的身份無法入學,憤而在旗下興辦了貞文女學校。[4]
辦學及自殺
惠興是鑲藍旗滿洲人,長白山瓜爾佳氏,入關後世居杭州旗下,父親是杭州協領昆璞。惠興在18歲時嫁給附生暨協領吉山,然而成婚後僅一年就成為寡婦,留下遺腹子金賢。由於出身官宦,再加上早年喪夫、兒子年幼和後來婆婆去世,惠興在禮教森嚴的晚清社會沒有三綱五常的嚴厲約束,能夠在監督兒子學習之餘自學詩書,並且自己給自己取名惠興。雖然惠興有着相對獨立自主的地位,但她依然是一個重視女德、性格剛烈的節婦,曾在在丈夫死後不顧身孕和家人阻擋也要為夫殉節,篤信「割股療親」的傳統孝道,不僅僅是侍奉婆婆生病的時候割股,在後來興辦女學的過程中也有過割股行為。[1][5]惠興在學習讀書寫字之後也開始關注時事,並逐漸受到當時的興辦新學的風氣影響。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之洞等大臣上奏停辦科舉、普及學校,新式學校取代傳統教育已經成為趨勢,再加上「當時西太后有地方准辦女學之詔命」,如此時代背景下惠興」因讀南皮(張之洞籍貫)《勸學篇》大有感奮,遂以提倡女學自任」。[1][6][4]
光緒三十年(1904年)六月廿六,惠興邀來旗下名流商談興辦女學的事情,並且在會上當眾露出手臂割下一塊肉,發誓道:「今日為杭州旗城女學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為紀念。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之。」然而即便有如此毒誓,直到開學惠興募集的款項只有區區三百大洋,其中有杭州都統個人出資40大洋、動用公款80大洋,還有日本的八旗同鄉會捐款100大洋,端方隨員的50大洋,剩下來都是十元及以下的捐款,並沒有缺乏長期撥款。捐款最多反而是留學生,可見惠興在旗下的募款並不順利,反而更可能受到旗人的冷落。九月十六(10月24日),貞文女學在杭州旗下迎紫門北面金鈎弄梅清書院舊址開學[7]。開學之後,惠興想為學校建立校舍,於是從八旗富眷中募款,又到旗下乞得3畝空地,然而等到十月校舍完工這些捐款人不僅不認賬,反而還一起指責惠興「趕新潮」。惠興在後來的遺書也提及了最初合夥的幾位官太太,最後都嫌棄她「多事」,「始以規避,繼以絕裂,終以毀謗」,學校也因為認捐收不齊瀕於破產。在苦苦支撐一年之後,貞文女學校最終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廿二(12月18日)停學。為了兌現自己的諾言,惠興決定自殺;然而,惠興家因為辦學早已傾家蕩產,到最後連服毒用的鴉片也只能典質一銅臉盆換錢購買。十一月廿五(12月21日)凌晨,惠興在服用大量鴉片後擬乘轎到杭州將軍署處以死請命,但不等出門,留下遺言「此稟遞上,有長年經費矣」後在家中斷氣。[8][4][6]
惠興留下兩篇遺書,一篇交給杭州將軍,一篇留給自己的學生。[4]在給學生的遺書裏,惠興告誡學生「現在的時勢正是變法改良的時候」,漢人興辦教育與時俱進,滿人不應該不思進取,「要與外人爭氣,不要與同部人爭意氣,被外人笑話」。[2]她在遺書稱自己的死並非自尋短見而是「盡犧牲」,也就是通過獻祭自身生命「為所興的事求其成功」,「譬如為病求神保佑,病好之後,必買香燭還願」;她認為「女學堂如病人」,因此「割肉療親」也是有作用的。她的「盡犧牲」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對於學生的安慰,惠興最希望的可能還是她的死能夠引起旗人對女學的重視,為女學爭取長期撥款。[5]然而惠興的死並沒有在一開始打動杭州的多數旗人。當惠興的遺書轉交給惠興心目中繼任校長、副校長人選的三多夫人、蓮君時,二人均拒絕接手,最後不得已才轉交給貴林承辦。貴林身為男人卻主持女學,不合於當時的禮教,於是貴林再三懇求二位無果後,才找來自己的老母掛名。匯報此事的八旗協領在給杭州將軍的呈稟中評價「該氏私立學校,不自量力,勢難中止,因此自盡,跡近婦女愚見,本難風世」。但是出乎呈報人的意料,杭州將軍瑞興對惠興評價頗高,除了賞給「義烈可風」的匾額,還上報禮部咨請旌表。[1]
媒體發酵與社會反響
惠興的辦學經歷一開始並沒有獲得媒體關注,素來熱心報導各地女學消息的《東方雜誌》也沒有關注到鄰省發生的這一事件,最早報道的反而是以鼓吹排滿著稱的《警鐘日報》。《警鐘日報》在1904年10月22日最早報道了惠興因為身為旗人不能入學而自辦女學。在12月1日的報道中,《警鐘日報》評價惠興是「無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謂學也」的「東胡賤種」中的「高岡一鳳」,漢人應該警惕滿人的辦學自強,因此特意報道此事「使我漢人讀之,當若何驚心動魄者」、「以為二萬萬女同胞勸」。[1]惠興的死直到9天後才為《申報》所報道,《申報》的報道平淡記述了惠興家世和辦學經由,沒有任何議論或者評價,直到3個月後北京就此事的輿論發酵之後《申報》才有後續報道。[6]
與《申報》形成對比的是北京的《大公報》,當時是由滿人英華主持,將惠興之死置之於興辦現代女子教育的話題中討論。《大公報》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30日刊登了第一則報道:「京師閱報處近日會議,謂陳(陳天華)潘(潘英伯)二烈士及慧興(惠興)女士之死,京外學界均已追悼,惟閱報社尚未舉行。擬於今春聯合同志擇地開追悼會,以盡同胞惋惜之情雲。」《北京女報》的創辦人張筠薌在聽到消息後在陶然亭為惠興舉辦了追悼儀式,2月2日北京淑範女學校又舉辦了盛大的追悼大會,根據《順天時報》的報道參加者有四五百人,參與者幾乎囊括了北京的男女維新派人士。惠興的生平事跡也很快獲得了媒體的詳細披露,報章文字無一不充斥着讚譽之情,《順天時報》在2月8日的《補記杭州貞文女學校校長惠興女傑歷史》更是讚譽惠興為「中國六千年來女界第一偉人」,《大公報》3月14日則刊登了浙江武備學堂總辦三多的《記惠興女傑為學殉身事》,7月19日又刊登了時任內閣中書、杭州旗人金梁寫的《擬請代奏為惠興女士請旌摺稿》;惠興之死經由京津媒體的集中報道,開始在中國北方廣為人知。[9][1]
北京的戲劇家田際雲受到惠興事跡鼓動,與張筠薌一起組織「婦女匡學會」,請來北京有名的演員同台義演,為惠興的學校籌款,後來在在張筠薌提議下,將惠興的事跡改編為《惠興女士傳》,惠興的事跡第一次登上了戲劇舞台。這次義演原定3月18日、21日、23日開演,很可能是為了籌備新編戲劇《惠興女士傳》,延後到3月29日、4月1日、4月5日3天。1906年3月13日《大公報》刊登的第一則《惠興女士傳》戲劇演出的預告:「都下鞠部(戲班)代表因浙杭惠興女士之問題,大動感情,稟請官府,定於三月初五(3月29日)、初八(4月1日)、十二(4月5日)計三日內,在湖廣會館演戲,所收戲價,悉數匯寄杭州貞文女學校,以資經費。」然而中途又將會場從湖廣會館改到福壽堂飯莊,夏曉紅認為這因為這一場義演主要面向女賓,設置在人員混雜的會館並不適合。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文明新戲獲得了強烈的舞台反響,根據《大公報》的報道演出過程中觀眾因為「觀劇觸發感情之故」有情緒失控者,「大號不止,警兵聞知,即前去勸解,方始停哭」,媒體讚譽其「北京戲園二百餘年,此乃感動之第一聲也」。鑑於北京的反響之大,天津天仙茶園老闆趙廣順邀請田際雲到天津演出,這部戲也走出了北京,在天津8月28至29日連演兩天、大獲成功。1907年1月19日上海的丹桂茶園出演了夏氏兄弟編排的《惠興女士》,這也是南方第一次出現惠興事跡改編作品,但不同於北方,根據現存廣告詞的描述,這部劇主要標榜奇聞軼事,強調的是女性自強和放足。1907年5月8日惠興女學的繼任者貴林來北京演說,在演說前田際雲也演出了一遍,貴林在北京一天就收到了3600多大洋的捐款,已經遠遠超出了他過去一年在杭州籌集的1700多大洋辦學款。[10]
對女子教育事業的影響
惠興的死令她的貞文女學校起死回生,在她死後她的學校由貴林操辦,貴林對此事盡心盡力,「乃為請於當道,咨部旌表,並竭力籌款得以繼續辦理」。浙江將軍會同浙江巡撫張曾敬為其上奏朝廷,於孤山放鶴亭下葬建坊,杭州旗下也給予辦學經費。[8][11]在惠興去世第二年(1906年)的四月初一(4月24日),貞文女學校重新開學,並更名為「惠興女學堂」以示紀念。根據惠興的遺願,這所學校錄取的學生不分滿漢、不分本省和外省,到1907年5月已有教職員5人、學生60人,開設修身、讀經、歷史、地理、國文(兼習字)、算學、女紅、刺繡、唱歌、體操10門課程。而根據杭州將軍給朝廷的匯報,這所學校開辦五年已經有學生百人,合格畢業生36人,以美術手工女紅刺繡為特長,學生的藝術作品曾送往南洋勸業博覽會,獲得了「金牌優獎」。[4]這所學校一直辦到了1949年,學校所在的道路也被命名為惠興路,1950年代學校整體併入杭州第十一中學,2000年杭州第十一中學初高中部分離,初中部遷回惠興路原址辦學,恢復了惠興中學的名字。[8][12][13]
惠興之死不止於杭州當地的女學建設,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北京當地的女學興辦也出現熱潮,乃有《大公報》感慨「自惠興女士一死,北京女學逐漸發達」。《大公報》所提及的「江亢虎所設之女學傳習所,大公主之譯藝女學堂,近者設婦女匡學會」,其中有些早在惠興之生前就在謀劃階段,但趁着惠興之死的熱度迅速登場、順利開張。[1]出身蒙古八旗額哲特氏的慧仙在病危之際聽聞了惠興殉學的事跡,頗為感慨,留下遺囑要將家產用於辦學,死後家人分別資助覺先僧學堂四百兩、惠興女學堂五百兩、公立學堂風琴器三百兩,又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建立了私立慧仙女工學堂,時人稱惠興、慧仙為「南北興學二女士」。[14]慈禧太后本人也感受到了社會對於女學的熱情,1906年6月6日內務府傳召戲班到頤和園演出《惠興女士傳》。[1]有鑑於社會上興辦女學風潮正盛,清政府也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以"女學堂風氣大開,各地遍設,故學部議定妥訂章程,俾資遵守"之名頒佈了《奏定女學小學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首次認可了民間的女子教育。[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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