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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迪克特·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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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時，懷特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合影。

哈里·迪克特·懷特（英語：Harry Dexter White 1892年10月9日—1948年8月16日）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通過與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的密切合作，他參與制定了美國二戰期間針對盟國的金融政策，後來被指控向蘇聯傳遞機密信息，美蘇曾一度是盟友，後來反目成仇。[1]

他曾作為美國高級官員參與1944年建立戰後經濟秩序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他主導了此次會議，使得會議採用了他對戰後金融制度的設想，放棄了英國代表凱恩斯的設想。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懷特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總設計師。

懷特1948年被控為蘇聯間諜，他堅決否認。儘管他從未加入共產黨，根據聯邦調查局解密檔案中監聽和破解的蘇聯通訊信息——即維諾那計劃——可以斷定，他是蘇聯方面的線人。[2]

背景

哈里·迪克特·懷特1892年10月29日出生於馬賽諸塞州波士頓。他是立陶宛裔猶太移民夫婦約瑟夫·懷特和薩拉·馬琪盧斯基的第七個也是最小的孩子。這對夫婦是19世紀80年代定居到美國的。1917年他參加美國陸軍，一戰期間以中尉軍銜在法國服非戰鬥兵役。直到30歲時他才開始進入大學學習，首先在哥倫比亞大學，然後在史丹福大學，在那裏他得到了第一個經濟學學位。哈佛大學出版社1933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題為1880年-1913年的法國國際賬戶。他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每年頒發的大衛·A·威爾斯獎。在38歲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之後，他教了四年書，先是在哈佛，後來在威斯康辛州的勞倫斯大學。[3]

財政部任職

1934年，在財政部供職的經濟學家雅各布·維納給懷特提供了一個財政部的職位，而他接受了。（1941年，維納從勞倫斯大學得到了一個榮譽學位，這所大學是懷特供職財政部之前教書的學校。[4]）懷特自此在貨幣事務上的角色越發重要，並成為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的頭號顧問，特別是在關於同中國、日本、拉美和英國的國際財政事務方面。[5] 懷特崇拜蘇聯，歷史學家薩姆·坦能豪斯（英語：Sam Tanenhaus）就其為蘇聯充當間諜寫道：「懷特的性格中夾雜着目中無人的傲慢與膽怯的恐懼，他更樂意於提交貨幣政策方面的宏大備忘錄……而不是供比科夫（一名格魯烏特工）及其莫斯科上級選閱的有關財政部高層對話的平常報告。」[6]

日本政策

1941年11月，懷特向摩根索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後來得到廣泛流傳並影響了國務院的計劃。懷特提倡採取理解性的和平解決方案，以緩和急劇升級的美日矛盾，呼籲雙方都做出重大妥協。朗格和格里森的報告指出，懷特的提案被國務院徹底修改，而美方的核心訴求遠在懷特提案之前很久就已成型了。這一核心訴求即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這一點日本完全不能考慮。[7] 複雜的談判在1941年11月底在美國政府高層及其關鍵性盟邦英國與中國之間展開，而懷特和摩根索是無法接觸到這一層的，懷特的提案從未提交給日方。[8] 但是有些歷史學家主張是懷特操縱了摩根索和羅斯福，激發了對日戰爭以保護斯大林的遠東防線。[9][10]歷史學家埃里克·洛奇威反對這些主張，聲稱這些主張是根據一些偽造檔案得出的。[11]

1941年12月美國參戰以後，財政部長摩根索任命懷特擔任財政部和國務院之間關於全部外交事務的聯絡人，此外他還被指派負責匯率穩定基金。懷特最終得以主導財政部的戰時國際事務，並獲得了有關美國及其戰時盟友的經濟狀況的廣泛可靠的情報。他向他所知曉的蘇聯間諜傳遞了多份秘密文件。[12]

懷特是一位高度投入的國際主義者，他被引導投身到延續同蘇聯的戰時同盟關係（英語：Grand Alliance）並以貿易保證和平的事業上去。他相信強有力的多邊國際組織能夠避免凡爾賽條約的錯誤並防止全球範圍內的經濟蕭條。作為擁有獨立資金來源的財金研究所的領導人，懷特得以不受正常公職人員規範和背景審查限制僱傭成員。他或許並不知情他的幾位僱員是蘇聯間諜。[13]

摩根索計劃

據亨利·摩根索兒子所稱，懷特是摩根索計劃的主要設想者，該計劃旨在永久性削弱德國的軍事能力。[14] 由懷特起草的摩根索戰後計劃，要求完全剝奪德國的工業，毀掉其軍事力量，並將其轉化為一個農業社會，過程中要摧毀大部分德國經濟及其發動另一場戰爭的實力。該計劃的一個版本在1944年第二次魁北克會議（英語：Second Quebec Conference）上由總統小富蘭克林·羅斯福和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簽署，其目的局限於將德國轉變為「一個有本國特色的農畜業國家」。但是，懷特的部門內某些接觸到這一計劃的人士將其泄露給媒體，而懷特本人將一個高級版本提供給蘇聯情報人員。[15] 公眾的抗議迫使羅斯福公開地部分撤回了這一計劃。納粹和約瑟夫·戈培爾利用摩根索計劃發動一場宣傳攻勢以鼓勵其軍隊與公民繼續抵抗。包括奧馬爾·布拉德利將軍在內的很多人注意到「德國軍隊近乎奇蹟般地復甦了」。不過最後摩根索還是得以影響到戰後的佔領政策。[16]

布雷頓森林會議

懷特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是美方的高級官員，而且據稱主導了會議，不顧英國代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反對，將自己的設想在會上通過。[13][17] 幾位經濟史學家得出結論認為懷特和強有力的美國代表團錯誤地無視了凱恩斯的創新性金融主張，即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貨幣單位（所謂銀行金（英語：Bancor））由各國外匯儲備組成並由各國央行持有。本恩·斯蒂爾（英語：Benn Steil）在2013年的論文中認為，自1971年以來專家們就被1944年的框架迷惑。[18]埃里克·赫萊納在2014年的論文中認為美國當時的主要目標是促進國際發展以利於和平時期的投資，開放全世界以便進口便宜商品，並為美國出口品開闢新市場。他指出南半球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越來越多地指責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一個北半球主導的安排，不利於他們的國家主導發展戰略。」[19][20][21] 戰後，懷特密切參與建立所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些機構旨在預防一戰後發生的那些經濟問題。至遲至1945年11月，懷特繼續主張加強同蘇聯的關係。[22]1947年6月19日，懷特突然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辭職，當天騰空了他的辦公室。

間諜指控

錢伯斯的指控：1939年，1945年，1948年

1939年9月2日，助理國務卿兼羅斯福的內部安全顧問阿道夫·A·伯利在記者伊薩克·唐·列文（英語：Isaac Don Levine）的安排下，同蘇聯叛諜惠特克·錢伯斯進行了一場會面。在會面當夜晚些時候列文寫下的筆記里列出了一系列名字，包括一位「懷特先生」。[23] 伯利的會談筆記中沒有提到懷特。[24] 伯利起草的四頁備忘錄後來提交給總統，認為其內閣中有間諜網的說法是「荒唐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至遲至1942年，[25] 也將錢伯斯的揭露說成是「故事，假說，或是欺騙」。

1945年3月20日，國務院安全官員雷蒙德·墨菲採訪了錢伯斯。他的筆記記下了錢伯斯將懷特指認為「一個逃脫了的相當膽怯的黨員」，說他把很多地下美國共產黨黨員帶進了財政部。[26]

1948年春，杜魯門的助理斯蒂芬·J·斯賓甘（英語：Stephen J. Spingarn）訊問了惠特克·錢伯斯，當時已公開承認自己為前蘇聯間諜特工，問到了哈里·迪克特·懷特：「錢伯斯……告訴我他不認為哈里·懷特是共產黨員，他認為懷特自視自己比共產黨員高明，可以利用他們，可是實際上是他們利用了他。」[27] 後來錢伯斯在1948年8月3日就其與懷特之間至1938年之前在地下共產黨附屬組織內的聯繫作證。[28] 錢伯斯提供了他在蘇聯在美間諜網中擔任信使時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手寫的備忘錄他聲明是懷特給他的。財政部證實這份文件包含來自國務院的高度機密材料，而聯邦調查局實驗室（英語：FBI Laboratory）證實了這是懷特的筆跡。[29] 但是錢伯斯聲明懷特是他聯繫人中效率最低的。[30] 錢伯斯說懷特，「他的動機總讓我莫名其妙。」（這一細節後來被其孫子大衛·錢伯斯低估了。）[31]

本特利的指控：1945年，1948年，1953年

1945年11月7日，蘇聯叛諜、信使伊利沙伯·本特利告訴聯邦調查局調查者，稱在1942年底或是1943年初她從蘇聯間諜內森·格里高利·西爾維馬斯特（英語：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和路德維格·烏爾曼（英語：William Ludwig Ullmann）那裏得知他們正在拍攝並通過她傳遞給克格勃間諜主管雅各布·戈洛斯（英語：Jacob Golos）的情報來源之一就是哈里·迪克特·懷特。[32]

第二天，聯邦調查局長埃德加·胡佛給在白宮的杜魯門總統軍事助理哈里·范高將軍（英語：Harry H. Vaughan）人工寄送了一封信，報告稱「美國政府僱員中的一系列人士正在向聯邦政府之外的人員提供數據和情報，這些人又將這些情報轉交給蘇聯政府的間諜特工。」這封信列出了一打本特利提供的嫌疑人名單，其中第二位就是哈里·迪克特·懷特。[33]

聯邦調查局總結了本特利提供的情報，隨後對她指認的嫌疑人進行了調查，其中包括懷特。[34] 調查報告題為「蘇聯在美間諜活動」，[35] 於1945年12月4日提交給白宮、司法部長和國務院。[36] 六周後，1946年1月23日，杜魯門提名懷特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方面主管。聯邦調查局的反應是提交了一份專門針對懷特及其聯繫人的內容長達28頁的備忘錄，白宮方面於1946年2月4日簽收。[37] 懷特的提名於1946年2月6日被參議院批准，當時參議院對針對懷特的指控不知情。

（六年以後，杜魯門在作證時稱在接到這則情報後懷特「被及時隔離於政府公務之外了」——首先是從財政部，然後是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38] 實際上，懷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到1947年6月19日——這是聯邦調查局向白宮發出關於他的警告兩年多以後——當天他突然辭職並迅速清空了他的辦公室，此時正逢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下令針對本特利的指控組織聯邦大陪審團調查。[39]）

1948年7月31日，本特利告訴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懷特在二戰期間為蘇聯進行間諜活動，[40] 將敏感的財政部文件交給蘇聯特工。本特利稱懷特的員工從他那裏將情報交給她。在本特利1953年的證詞中她聲稱懷特對於財政部將盟軍在德國佔領區通行的軍用馬克印版交給蘇聯的措施負有責任，蘇聯方面藉此得以用廢紙印刷貨幣，[41] 在佔領區造成黑市現象並引起嚴重通貨膨脹，[42] 給美國造成2億5千萬美元的損失。[43] 但對此的另一種解釋是財政部官員擔心否決蘇聯方面對佔領區馬克印版的請求會危害戰後合作。[41]

本特利在她1951年的自傳中聲稱她「得以通過哈里·迪克特·懷特安排美國財政部將實際使用的貨幣印版交給俄國人」。[44] 本特利在此前的作證中沒有向聯邦調查局和任何委員會、大陪審團、公訴人提到此事，而且當時並沒有證據證明本特利在此次活動中扮演了任何角色。有些人質疑本特利在其中的角色。[45] 在她1953年對約瑟夫·麥卡錫的參議院委員會作證的過程中，她作證並詳細敘述了她接受克格勃紐約站長伊薩克·阿卜杜洛維奇·阿赫梅洛夫（英語：Iskhak Akhmerov）（行動化名「比爾」）的指令，通過路德維格·烏爾曼（英語：William Ludwig Ullmann）和內森·格里高利·西爾維馬斯特（英語：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向懷特傳話「給向俄國交出印版的行動施加壓力」。[46] 這是本特利的早期傳記作者嘉芙蓮·奧姆斯特德唯一一次認為本特利對自己的角色撒了謊，[42] 她引述歷史學家布魯斯·克雷格的結論「整個『陰謀』是徹底的捏造」。[47] 然而，本特利的證詞在半個世紀後以戲劇性的方式同在蘇聯檔案館中發現的一份回憶錄對上了號。在這份回憶錄中，克格勃美國局（本特利的供職單位）領導蓋伊克·奧瓦基米安（英語：Gaik Ovakimian）[48] 引用了一份紐約方面（本特利的工作據點）[49] 成文於1944年4月14日（當時本特利在運作西爾維馬斯特間諜網（英語：FBI Silvermaster File））[50][51] 的報告，稱懷特通過西爾維馬斯特「接受我們的指令」，「向財政部把德國佔領區馬克雕版交給蘇聯方面做出了許可的決定」。[52]

個人生活和逝世

1918年，懷特同安妮·特里·懷特（英語：Anne Terry White）結婚，兩人育有二女，露絲（1926年5月11日-2009年12月28日）和瓊（1929年5月12日-2012年9月9日）。[53][54]

1948年8月13日，懷特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在結束作證後他遭遇一次心臟病發作。他離開華盛頓到位於新罕布什爾州菲茨威廉（英語：Fitzwilliam, New Hampshire）的農場休養。他剛到達那裏就又遭遇心臟病發作。[55] 兩天後，1948年8月16日，他以55歲的年齡去世，[56][57] 死因據報告稱是地高辛使用過量。[58]

遺產

1953年真納和麥卡錫的指控

參議院威廉·真納（英語：William E. Jenner）領導的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英語：United State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SISS）對政府部門進行的內部連環徹查中對非民選官員行使未經授權和不受控制權力的問題進行了詳細調查，特別是針對懷特。得出報告中的部分是關於羅斯福政府施行的中國政策，以《摩根索日記（中國）》為名出版。[59] 報告稱：

「財政部中特別是財金研究部里聚集了大量共產黨同情者，這是創下紀錄的事實。懷特是該部門的第一任主管，繼承他的主管是柯福蘭和哈羅德·葛萊瑟（英語：Harold Glasser）。受僱於財金研究部的有威廉·路德維格·烏爾曼（英語：William Ludwig Ullmann）、厄爾文·卡普蘭（英語：Irving Kaplan）和維克托·佩洛。其中，懷特、柯福蘭、葛萊瑟、卡普蘭、佩洛都被認定為共產黨陰謀組織的成員……」[59]

委員會還聽取了亨利·摩根索的演講撰寫人喬納森·米歇爾的證詞，指出懷特試圖說服他蘇聯已經發展出一套可以取代資本主義和基督教的體系。

1953年，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和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司法部長小赫伯特·布朗內爾（英語：Herbert Brownell Jr.）公佈了在杜魯門總統任命懷特任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聯邦調查局給政府當局發出的警告。布朗內爾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5年11月8日寫給白宮的信，其中對懷特及其他人發出了警告。這顯示白宮在杜魯門提名懷特任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六周之前就已收到聯邦調查局題為《蘇聯在美間諜活動》的報告，其中就包括懷特的案件。[60]

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在1997年莫伊尼漢委員會（英語：Moynihan Commission on Government Secrecy）報告中就政府保密問題寫下的引言中，儘管不否認聯邦調查局向杜魯門發出許多此類警告，但指出杜魯門始終未被告知關於維諾那計劃的情況。.[61] 為證明此點，他引用美國國家安全局和中央情報局撰寫的維諾那計劃官方歷史中的一則聲明稱「沒有明顯證據能夠證明」杜魯門總統知曉維諾那計劃。[62]

維諾那計劃

國安局的密碼學家認定哈里·迪克特·懷特就是維諾那計劃破解密電多次提到的消息來源，其行動代號有「律師」、[63] 「理查德」[64] 和「陪審員」。[65] 在他死後兩年，在一份1950年10月15日成文的備忘錄中，懷特被聯邦調查局根據維諾那計劃收集的證據認定為蘇聯線人，行動代號「陪審員」。[2]

數年後，司法部公開了維諾那計劃，其中破解的蘇聯有線電報里以「陪審員」指代蘇聯線人懷特。聯邦調查局就懷特提交的備忘錄中報告稱：

「您此前已經收到從（維諾那計劃）中搜集到的關於『陪審員』的情報，此人活躍於1944年。根據（維諾那計劃）之前收到的關於『陪審員』上交的情報，1944年4月間他提交了關於時任國務卿赫爾同副總統華萊士之間對話的報告。他還報告了華萊士的中國之行。1944年8月5日他向蘇聯報告稱他堅信除非有一場重大軍事失利，羅斯福能夠在即將到來的的選舉中獲勝。他還報告說選擇杜魯門擔任副總統是考慮到要保證民主黨保守派的選票。據報告稱，『陪審員』很願意為克格勃做出任何個人犧牲，但他擔心他的行為一旦曝光會造成政治醜聞，對選舉會有影響。」

這一代號被克格勃檔案員瓦西里·米特羅欣的筆記證實，其中點出了六名關鍵性蘇聯特工的名字。哈里·迪克特·懷特位列其中，其代號一開始是「卡西爾」後來是「陪審員」。[66]

懷特作為幫助蘇聯發揮影響力的特工的另一個例子就是他在1943年阻撓了向中國國民黨政府提供一筆已許諾的兩億美元貸款，他所收到的指令[67] 要求在通貨膨脹上升至不可控制之時就要執行這筆貸款。[68]

另一些維諾那破解密電顯示出對懷特更加不利的證據，包括懷特向他的蘇聯遞信人建議如何碰頭和傳遞信息。維諾那檔案71號破解密電包含了懷特討論為他給蘇聯所做工作應得的報酬。[68][69]

1997年，由民主黨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擔任主席的跨黨派有關政府保密事務的莫伊尼漢委員會（英語：Moynihan Commission on Government Secrecy）公佈其結論：「關於國務院的阿爾傑·希斯的複雜案件已經可以定案，財政部的哈里·迪克特·懷特亦是如此。」[70]

蘇聯檔案員和克格勃工作人員亞歷山大·瓦西里耶夫（英語：Alexander Vassiliev）披露了關於懷特充當蘇聯特工行為的複雜性的更多證據。在其與阿蘭·韋恩斯坦所著的《鬧鬼的森林：蘇聯在美間諜活動——斯大林時代》（The Haunted Wood: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 the Stalin Era）中，作為前蘇聯記者和克格勃工作人員的瓦西里耶夫公佈了關於懷特為蘇聯做事的相關蘇聯檔案。懷特堅持把財政部職員、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間諜哈羅德·葛萊瑟（英語：Harold Glasser）「提拔並保留在財政部，儘管知曉他的共產黨背景」。有懷特撐腰，葛萊瑟通過了聯邦調查局背景調查。1941年12月秘密情報部門向哈里·懷特提出報告指出有證據表明葛萊瑟參與了共產黨活動。懷特從未回應這份報告。葛萊瑟繼續供職於財政部，很快開始招募其他特工，並開始給蘇聯內政部提供有關財政部人員和其他潛在間諜人選的簡報。在美國參加二戰以後，葛萊瑟在懷特的批准下得以得到政府部門中幾個更高職位的任命。[71]

根據蘇聯檔案，懷特的其它克格勃代號有「理查德」和「里德」。為了保護這一線人，蘇聯情報部門經常更換懷特的行動代號。

對其蘇聯聯繫的分析

在2000年，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英語：Robert Skidelsky, Baron Skidelsky）在分析證據後得出結論：

「在天真、膚淺和對自己判斷的過分自信——也包括他的背景——這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釋了懷特的所作所為。這無疑是叛國，在向敵國透露本國情報這一層次上。但是毫無疑問，懷特在向蘇聯人傳遞密級情報的時候知道他在背叛對他的信任，即便他不覺得他是在叛國。」[72]

2004年，斯蒂芬·施萊辛格（英語：Stephen Schlesinger）寫道：「在歷史學家中，對懷特的判決仍未定案，但是很多人傾向於認為他想要幫助俄國人，但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構成間諜行為。」[73] 2012年布魯斯·克萊格寫道：

「就個人而言，有人會主張說，從某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懷特或許並不知悉他給的情報會被傳遞給莫斯科。但是總的分析來看，對於那些主張懷特的行為並不構成——就今天的標準來看——間諜行為的懷特辯護者們來說，（安德魯·）瓦西里耶夫提供的文件幾乎抹去了他們的辯護空間。」[74]

2012年，大衛·錢伯斯寫道：「或許懷特也有自己的使命……或許他想利用他的職位來扶植蘇聯——一個剛剛在1933年獲得承認的、基於新政政策基礎上的嶄新而新生的美國盟友。」[31] 本恩·斯蒂爾（英語：Benn Steil）在2013年寫道：

「對於懷特，可以肯定地說，在很多年的時間裏，他把美國政府的機密情報以原件、轉錄或是口頭的形式傳遞給一些就他所知可以轉交給蘇聯政府的個人……但是懷特所提倡的經濟學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至於懷特的國內政治傾向，當時是新政派進步主義者佔主流，沒有證據表明他傾向於作為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在懷特就經濟學和政治觀點公開的一面，和他為蘇聯所做的秘密行為的另一面之間有巨大的裂痕。這種裂痕構成了這個人眾多無法令人信服的個人檔案。」[75]

懷特的女兒們堅定地捍衛他的無辜。1990年她們聲明：「儘管在多年聯邦調查局的密切監視——包括尾隨和竊聽——之下，針對懷特構陷出的證據也僅僅是兩位並不認識他的聯邦調查局線人提供的無根據的指控（包括時代雜誌的主子惠特克·錢伯斯）。」[76] 1998年，他的女兒瓊·懷特·平坎代表她和她的姐姐露絲·懷特·列維坦寫道：「不論如何，作為一位卓越的忠實效忠他的祖國的出色經濟學家的女兒，我和我的姐姐堅信，按照考文垂·帕特摩爾的話說，『真相是偉大的，終將獲勝，哪怕無人相信它會獲勝』。」[77] 2012年，瓊·懷特·平砍寫道：「我對本·斯蒂爾4月9日所合寫的文章《銀行家、交易員、士兵、間諜》一文提出書面抗議。[78] 對我父親哈里·迪克特·懷特的陳舊的間諜指控又像事實一樣被老調重彈。」[79] 為回應這份2012年的聲明，惠特克·錢伯斯的孫子大衛·錢伯斯寫道：

「平坎女士忠實地捍衛她的父親。關於懷特所作所為的全部證據可能永遠無法浮出水面。即便這些證據浮現，人們也無法否認他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建立了一個更好的財政體系。他的成就終將和美國財政部、布雷頓森林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存，也包括他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上所宣誓的美國信條。而從反面說，惠特克·錢伯斯在斯大林清算了所有受他欺騙的黨內對手多年之後，還在全力洗白斯大林化的共產主義騙局。（但這並不能排除錢伯斯對懷特的揭露。）」[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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