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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德·加芬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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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羅德·加芬克爾
Harold Garfinkel
出生(1917-10-29)1917年10月29日
 美國新澤西州紐瓦克
逝世2011年4月21日(2011歲—04—21)（93歲）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
學術背景
博士導師塔爾科特·帕森斯[1]
受影響自
學術工作
主要領域
著名作品《常人方法學研究》
施影響於

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1917年10月29日—2011年4月21日）是美國社會學家、常人方法學學者、洛杉磯加州大學榮休教授。他為常人方法學（ethnomothodology, EM）奠定了基礎並進一步發展之，使其成為社會學調研工作的一個領域，聲名卓著。加芬克爾對社會學的貢獻集中在書籍《常人方法學研究》中，這本書是論文集，匯集有一系列發表於1967年的文章，也有早前發表的一些工作。後來加芬克爾未發表的材料經過挑選集結成兩部選集《用社會學的眼光看》（Seeing Sociologically）《常人方法學綱要》（Ethnomethodology’s Program），[2][3][4]他另外編輯有一本有關的《工作論文集》，內容是他的學生所作。[5]

人物小傳

早年生活與教育背景

哈羅德·加芬克爾生於新澤西州紐瓦克，長於猶太裔家庭，[6]在當地度過童年。[7]他的父親是家具商，本希望兒子能跟隨他投身家族事業，[7]但在幫助父親營生的同時，哈羅德到紐瓦克大學（今羅格斯大學紐瓦克校區）報到，學習會計學。[8]紐瓦克大學的課程主要由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講授，他們帶來的理論進路在之後導引了加芬克爾的研究方向。畢業後的夏天，加芬克爾志願到佐治亞州科妮莉亞參與貴格會的勞動夏令營，和背景不同，志趣各異的學生一同工作，這段經歷也影響了他日後以社會學為志業的抉擇。[9]在佐治亞投身義工活動時，加芬克爾得知北卡羅來納大學有社會學項目。[8]這一項目特別注重公共工程的課題，正和加芬克爾所參與的事業相似。[8]

1942年，加芬克爾在霍華德·奧杜姆（英語：Howard W. Odum）指導下寫成學位論文，於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完成了碩士學業，學位論文的主題則是種族間兇殺。期間他還曾寫作短篇小說，1940年初次發表於《機遇》（Oppotunity）雜誌上。小說的標題是《膚色難題》（Color Trouble），討論了遭到種族隔離的黑人女性群體在弗吉尼亞州乘公共汽車出行時受到苦難的故事。[10]加芬克爾的這篇短篇小說有現實原型，是人權律師兼活動家保莉·穆雷（英語：Pauli Murray）與室友阿德琳·麥克比恩（Adelene McBean），小說就基於二人從華盛頓特區到北卡州達勒姆的旅途經歷寫作，達勒姆是穆雷童年生長的地方。[11]

哈佛社會關係系

1946年時哈佛大學在多個科系之間新組建了社會關係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加芬克爾進入這一新創不久的科系學習，結識塔爾科特·帕森斯。[8][12]帕森斯研究分類與概括，也強調這些內容，然而加芬克爾則更注意具體細節的描述。[8]「令加芬克爾與帕森斯其他學生和同事有所區別的地方在於他特别致力於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ies）。比起問些例如支撐家庭結構必須有什麼樣的規範網絡（normative network）之類的問題，加芬克爾會問『有些什麼規範網絡？』或者『有沒有什麼規範網絡？』」[13]帕森斯在哈佛努力攻讀學位的同時，社會學家威爾伯特·莫爾（英語：Wilbert E. Moore）邀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參與組織行為學課題。加芬克爾接受邀請，在普林斯頓執教兩年。[8]這段經歷又使他得以接觸當時行為科學、信息科學、社會科學界最傑出的一些學者，其中有格雷戈里·貝特森、肯尼斯·伯克（英語：Kenneth Burke）、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弗雷德里克·莫斯泰勒（英語：Frederick Mosteller）、菲利普·塞爾茲尼克、赫伯特·賽門、約翰·馮·諾伊曼等人。[14]1952年，加芬克爾完成博士論文《他者的感知：社會秩序的研究》（The Perception of the Other: A Study in Social Order）。

從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後，加芬克爾受邀在1954年美國社會學學會一次會議上講話，發明了一個術語，所謂「常人方法學，這後來也成為他研究的主要重點」。[8]另外當年他加入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社會學系。1963年至1964年間，加芬克爾在自殺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15]其後在1975年至1976學年度，又在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工作。在之後歲月中，加芬克爾於1979年至1980年在牛津大學任訪問學者；1995年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頒發的庫利-米德獎，以表彰他對有關領域的貢獻；[16]1996年加芬克爾得到諾丁漢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加芬克爾在1987年從UCLA正式退休，直到2011年4月21日於洛杉磯去世，都是該校的榮休教授。

學術影響

加芬克爾醉心於帕森斯對社會秩序的研究。[17]帕森斯曾經試圖為社會秩序（例如，我們如何解釋在社會中所親歷得知的秩序？）的問題給出解答，通過這樣為社會學的研究奠定學術基礎。帕森斯從早前社會學理論學者（如馬歇爾、帕累托、涂爾幹、韋伯等人）的成果出發，假定所有的社會行動都能夠藉助一套「行動參照系」（action frame）的術語加以理解，這套行動參照系包含許多要素（行動者、目的或指向的未來事態、行動發生所處的周圍處境及其「規範性取向」）。[18]行動者在可能的結果之間選擇，選擇的不同能導致前述的各種結果，而規範性的標準則限制着哪些選擇看來可以有效。按照帕森斯的說法，行動者自己引導着自己，所依據的方式「與科學家相類似……他的知識就是其行動的主要的決定因素」。[19]所謂秩序，從這種觀點看來則並不是自上而下強加的，而是自行動者作出的理性選擇中化生的。帕森斯就尋求建立起一個理論框架，以理解社會秩序如何通過這些選擇而得以建成。

常人方法學並不是為取代帕森斯所推重的形式化分析而設計的。加芬克爾曾明確承認兩種研究綱領「不一樣又無可迴避地有關係」。[20]二者都追求為社會生活作出記述，但所問的問題種類並不相同，制定的主張也大為相異。以形式化綱領開展工作的社會學家奮力提出客觀的（換言之，所謂非指示性的）主張，與自然科學中提出的主張大體相似。為做到這一點，這些社會學家就必須採用一套理論結構，預先對社會世界的形態作出定義。加芬克爾的目的則不同於帕森斯及其前後的大批社會學家，他不着眼於構建表述又一個解釋體系。對於社會學的種種理論推導，加芬克爾統統表示「不感興趣」。[21]由此不通過理論的鏡片觀照社會實踐，加芬克爾追求直接探索社會世界，用詳盡的細節描述其在地生成的各樣行為。涂爾幹曾有名言表示「社會事實客觀的真實性就是社會學的基本準則」，[22]而加芬克爾將「準則」改為「現象」，這就標誌着社會調查出現了一條不同的進路。[23]按照加芬克爾的展望，社會學的任務在於組織調研，鑽透涂爾幹所謂社會現實是如何帶入現實之中的。這樣的結果，則是社會調查的一種「選擇全新、不相對稱、沒有共同標準的」研究綱領。[24]

歐洲學者阿爾弗雷德·舒茨與加芬克爾相識，向他介紹了社會理論、心理學與現象學中新出現的一些理念。[25]與帕森斯相近，舒茨也關心為社會科學研究建立堅實基礎之類的事。然而，對於帕森斯所謂社會中的行動者必舉止理性的假設，舒茨卻有意見。對於「自然心態」下的理智和科學的理智，舒茨作了區分。[26]科學學者的理智建立在平日的常識之上，但此外還要有「對理性狀態的假定」。[27]科學的理智在這些人的主張和總結（例如形式邏輯規則的應用、概念清晰度的標準、同業已廣泛接受的科學「事實」之間的協調共存）之上加了特別的要求，這就引出社會科學研究兩項重要的推論。首先，社會學學者像帕森斯建議的那樣以科學的理智為鏡片，這樣觀照人類的日常生活並不恰當，因為這兩種理性本有區別。另外，傳統所謂科學的主張和常識的見識之間相差懸殊，這種說法也無由存續了，因為科學觀察兩種理性都要動用。[28]由此社會科學的學者面前亮起了紅燈，因為這些學科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從事對某些共有見識的研究，由這些見識能構成社會一天天運作的基礎。則一旦概念構架被常識的種種範疇和理性玷染，沒有擺脫的希望，對於平日的理智，又何以作出超然而客觀的主張？

常人方法學的根基

加芬克爾在嘗試分析1945年芝加哥一起案件後陪審團作的討論時，萌發了常人方法學的概念。當時他試圖理解陪審員之所以明白如何按陪審員的方式做事，經過了怎樣的途徑。[29]在嘗試着理解陪審員們的舉止後，加芬克爾發明了術語「常人方法學」，可以用來描述人們是怎樣用不同的方法而能了解他們所生活的社會。[29]通過對常人方法學的鑽研，加芬克爾發現，為了解所生活的社會，人們用的種種方法與他們的自然心態緊緊相連。[29]加芬克爾的主要觀點是，一旦隔着社會學的鏡片思考，社會學學者在想法解釋情境中發生了什麼事時，就只會考慮表面的資料（社會事實）來解釋這些情境。加芬克爾用這一點強調常人方法學與經典社會學以及涂爾幹的思想有何等不同。在經典社會學中，就更常用慣例習俗之類表面的資料解釋情境，而不甚用個人的情況。[30]

有關理性

加芬克爾吸取了舒茨對帕森斯提出綱領的批判，嘗試另找一種方式表達社會秩序的問題。社會的參與者如何自行安排到一起，社會秩序就正如何從中產生。對情境的感知也就從參與者的互動中浮現。加芬克爾寫道：「任何社會場景（都可以）看作是自己組織的，之所以這樣看，是與場景自身表象能夠被人理解的特徵有關，它要麼是某種社會秩序的代表，要麼是證據」。[31]社會生活的無序由此就從社會成員時時刻刻的所作所為中產生出來，而常人方法學的任務則是要闡述這種作為是怎麼做成的。加芬克爾又寫道：「井然妥當地安排好了的成員，他們一直都得忙着去決定、去認知、去促請、去講清楚（他們的行動中）那些理性的，換言之要麼自成一體、要麼連貫、要麼選好、要麼周密、要麼行得通、要麼講條理、要麼有見識的那些特徵」。[32]粗加審視，這同帕森斯提出的內容似乎沒有多少區別，然而二者對理性的看法卻不一致。對加芬克爾來說，社會的特徵並不由某種強加的理性標準支配，無論標準是科學的還是其他什麼。

對於加芬克爾來說，社會成員怎樣打造他們時時刻刻的互動，理性就正是在這種互動中、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在社會的當地自發產生的成果。他寫道：

不將理性這類特質當作有條理的規範，用來闡釋各種行動這樣處理，而會將它當作經驗上充滿問題的材料來對待。理性的地位會和數據一樣，而行為舉止之中更讓人熟悉的那些特質，它們如何記述，理性就要以一樣的方式記述。[33]

在1967年加芬克爾出版的書籍《常人方法學研究》中〈科學與常識活動的理性特質〉一章里，作者圍繞根據人們行為的方式，「理性」這一術語如何具備了多樣的含義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加芬克爾提到了舒茨論述理性問題的論文，也提到後者對理性這一術語多樣的表達。加芬克爾一一論述這些「理性」和所發生的「行為」如下：[34]

  1. 分類與比較：「有時理性指的是這樣的情況，人在兩個情境間按可以比較的方法搜尋；有時指的則是他對將事物弄得好比較這件事所操的心」。
  2. 可以忍受的誤差：「在人所起名、測量、描述的事情上，從見聞到理論之間，他有可能去『要求』各種程度的『吻合度』，要麼他就會堅決將見聞得到的感覺當數據看」。
  3. 對「意思」的搜尋：「理性有時用來表達說一個人回顧種種按部就班的規矩，是今日正渴望的一些實際的效果，而這些規矩在以往帶來過的」。
  4. 對替代方案和後果的分析：「理性這個術語很經常地用來提起對這樣一種事實的注意，就是估量某種情境的人，他會預見到他的行動將帶來什麼改變」。
  5. 策略：「在實際作出選擇的情勢之前，一個人可能會選定一套行動路徑作替代，底下的條件一個不漏都要滿足」。
  6. 關切時間：「對時間的關切，人將事情在某時會發生的、可能的種種方式放在多重的地位上，就和這種程度有關」。
  7. 可預測性：「人可能去找事情可以預測的信息，這是為了建立經驗上的概念；又或者他可能嘗試將他用來『定義』事情的結構，檢視它們的邏輯性質，這樣將情景變得可以預測……」
  8. 程序的守則：「有時理性指的是程序的守則，還有一個人判定他的論斷、推論、感知、形容種種有多正確，這樣有關的結論」。
  9. 選擇：「有時是一個人在意他實際上踐行選擇的可能性，這樣的事實；有時是他作出選擇，這樣的事實，這些就是理性一詞通俗的意思」。
  10. 選擇的根底：「一個人從各種替代中踐行一個選擇，這麼做的根底；還有他用來給一個選擇解釋得合法的根底，這些時時被人指出就是一個行動它理性的特質」。
  11. 用形式邏輯法則作目的-手段關係的比較：「一個人可能會將經過深切思考的一套行動路徑當成解決問題過程中各種步驟的排次」。
  12. 語義的清楚明辨：「一個人用功處理結構在語義上的清楚程度，經常會有提到將這種用功的程度作為變量，有最大值而一定要儘量接近；解決為情境構造可信的定義這種問題時，這是所需要的步驟」。
  13. 「從自己意思上看」的清楚明辨：「舒茨指出，所謂對清楚和明白的關切，可能是在關切對這個人的目的來說要足夠明白這樣的事」。
  14. 對情境的描述和科學知識二者的相容性：「一個人所認為是『事實情況』的東西，可以允許它們根據和科學發現的主體是否相容的情況而受到批評」。

加芬克爾還提到很多時候理性表示的是「人附加在自己處事方式上的感受，例：『情感中正』『平板冷漠』『超然客觀』『無所偏倚』『不帶私情』。然而對本文的理論任務而言，人可能帶着這樣的感受投入所屬的環境中，這樣的事實實在無趣。不過，能引起興味的是，人正談論的事情或者對所發現事物的依據，他會用對所屬環境的感受來將這些事情顯得受歡迎些」。[34]

反身性

反身性（reflexivity）意味着社會成員參照周遭環境打磨行動，而環境自身也時刻經由這些行動而重新得到定義。[35]加芬克爾將索引性的表達看作是關鍵的現象。像「here」「now」「me」這類詞，什麼時候用或者什麼地方用，意思都會隨之轉變。哲學家和語言學家之所以將這些詞稱作指示詞，是因為它們指向周圍環境，它們自身正是從中產出的。加芬克爾的一大貢獻在於提到這類表達超出「這裏」「現在」之類，而總覽了社會成員之所產生的所有一切話語。按加芬克爾所強調，「索引性表達與索引的行為有着顯而易見的理性特質，這種特質（是）日常生活組織有序的種種活動所持續達成的」。[36]索引性表達流布瀰漫，又有由成員指定的特性，這就意味着所有類型的行動都會通過它們之所以產生的方式，來使得自己可以得到理解。[37] 換言之，行動有着自反性的特質，藉此行動正是在它所得到生產的環境中間受到光照，獲得意義。

然而，環境的背景也不應該看作是行動不能動的背景版。對反身性重要性的認識，最開始正是在研究陪審員的審議會時產生的，其中陪審員決定事情之後，他們自己又拿作出的決定反回來考量正要下定論的事情有多正確。還有其他的調研也揭示出這樣的事：當事各方按照自己的表述也並不總能明白自己的意思，相反是將事情局域的順序用口頭表達出來，而收集這樣的表達來得到能讓表達具有連貫意味的真意。加芬克爾宣言道，實際行動如何與它們所在的環境相聯繫，這個問題就處在常人方法學調研的核心。今使用專業人士品嘗咖啡為例說明，描述味覺的詞不僅僅只是刻畫，也引導着對咖啡的嘗味；因此，描述詞與所嘗到的味道之間並不只有因果關係，見下：

咖啡⇒味覺描述詞

並不是所謂方法論的帝國主義得出的：

味覺描述詞⇒咖啡

而是描述詞與它所描述的東西彼此決定：

味覺描述詞⇔咖啡

一對描述詞之間不斷反身作用，所憑即在「咖啡」中尋得各自的意思，又各用以使對方表述更為明晰。遊戲內部的規則、平常行動中的說理由，大略都可稱是與此相類。[38]這種找理由的反身性無處不在，含義同「反身性」一詞在分析哲學中是如何使用基本毫無牽涉，同整理民族志的研究者奮力要曝光他們自身的影響之所謂「反思性民族志」（reflexive ethnography），同許多社會學家之用作「自我反思」同義詞的那種「反身性」也都毫無牽涉。對於常人方法學而言，反身性是人人日常生活中實在而無法避免的特性。

等排隊

加芬克爾經常以等排隊（service lines）為例說明常人方法學的分析法。[39][40]人人都知道站成一列是什麼樣子，排隊是我們日常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們每天全都參與、全都這麼做的事物中，排隊也是其中一分子。有人排着隊我們能看出來，我們自己正「當着」排在隊裏一分子時，也有方法顯示這個狀態給人看。換句話說，隊伍看着漫不經心、稀鬆平常，但卻展現出一種從內生長出的、由成員造就出來的具體結構。一列隊伍是「能見證到生產出來的社會對象」，[41]按涂爾幹的詞說，就是「社會事實」。參與者的行動是什麼（比如在隊列里站個位置）「看得出來」，這取決於參與者所投身去做的、和其他人在最近距離上所做事情有關的事。要認出某人是在隊伍里，或者我們自己要被人看出是「在排隊」，這就需要注意到身體的移動、身體和其他人互相的位置、實體的環境，上述的移動也算環境。這也是我們認為行動之有索引性的另一層含義——它是在與情境相聯繫、在發出行為的成員的實踐這些方式下看出意義的。這樣的分析法可以用在任何社會事項上（例如身為女人、遵循指令、給出證明、參與談話等等）。上述問題能代表常人方法學之希圖着手研究的問題種類。特別來說，加芬克爾在1967年對一名叫作艾格妮斯（Agnes）的跨性別女性作過有名的案例研究。「加芬克爾將性事看作是社會成員通過實踐行動達成的具有實踐意義又不斷前進的成就」，並關注「艾格妮斯一直冒着被人發現是跨性別人的風險，『過關』當上正常女性」是怎麼做的。[42]

破壞性實驗

按社會學家喬治·里策爾（George Ritzer），破壞性實驗（Breaching experiments）指的是這樣一種實驗：「社會事實被人擾亂，這樣就可以將人們構築社會事實的方法揭示出來」。[8]在加芬克爾的研究中，他鼓勵學生試着做破壞性實驗，為基礎的常人方法學提供實例。[8]按加芬克爾，這些實驗有其重要之處，因為能幫助人們理解「日常場景中『社會所定出標準和正在定下標準的』『看到了卻沒注意到的』所期望的、作為背景的特性」。[17]他在書中特別強調了不少這樣的實驗。

下文摘自加芬克爾《常人方法學研究》，是書中提到破壞性實驗的一例：

案例三：周五晚上我丈夫和我看電視。我丈夫說了句他累了，我問：『你有多麼累呢？身上累，心裏累，還是說就是乏了呢？』

受試者（S）：我不知道，我猜身上，差不多吧。

實驗者（E）：你的意思是肉痛還是骨頭痛呢？

S：我猜吧。別這麼較真了。（再看了一些電視後）

S：這些老電影裏邊都有老鐵床，長得一樣。

E：你是什麼意思呢？你的意思是說所有老電影裏面呢，還是一些呢，還是只說你看過的那些部呢？

S：你怎麼搞的？你知道我說的什麼。

E：我希望你能說得更具體一點呢。

S: 你知道我說的什麼！死一邊去！[43]

今日一些社會學的教科書常表示說，破壞性實驗是常人方法學探索行動之在社會上的組織時用的研究方法。然而對加芬克爾而言破壞性實驗主要是教學工具，依他[44]描述是「常人方法學課程中的教學練習」。[45]

對日後研究的影響

有大量的經驗研究工作開展出來，探討加芬克爾的作品所提出的議題。

直接受到加芬克爾啟發的有哈維·薩克斯（Harvey Sacks），開始研究會話互動的有序組織。[46]這一項目和同事蓋爾·傑弗遜（Gail Jefferson）、伊曼紐爾·謝格洛夫（Emanuel Schegloff）一道開創，產生出龐大豐富的研究文獻。還有一組小些的文獻出自薩克斯另一種興趣，是和社會分類的實踐有關。[47]

謝格洛夫運用常人方法學的概念探究電話通訊，以及這些通訊如何影響社會互動的問題；蓋爾·傑弗遜則使用常人方法學研究笑，並研究人在對話中如何知道到了可以笑的時候；約翰·赫里泰奇（John Heritage）同大衛·格雷特巴赫（David Greatbach）探究政治演說的修辭，以及這些修辭和演說者獲得掌聲多少的聯繫；斯蒂文·克萊曼（Steven Clayman）則探索聽眾之中倒彩是怎麼產生的；菲利普·曼寧（Phillip D. Manning）、喬治·雷用常人方法學的途徑研究羞赧；還有常人方法學者如格雷厄姆·巴頓（Graham Button）、R·J·安德森（R. J Anderson）、約翰·休斯（John Hughes）、韋斯·沙羅克（Wes Sharrock）、安傑拉·加西亞（Angela Garcia）、傑克·瓦倫（Jack Whalen）、D·H·齊默爾曼（D. H Zimmerman）等人都在各院所中研究常人方法學。[8]

起初，加芬克爾呼籲對研究工作的本質進行基於常人方法學的調查。[48]這也引起了範圍寬廣的研究，目標遍及各個行業，如實驗室科學、[49]法律、[50][51]警務工作、[52]醫學、[53]即興創作爵士樂、[54]教育、[55][56]數學、[57]哲學[58]等等。

加芬克爾的研究引起了多種學科範圍廣闊的共鳴，包括社會學、語言學、性別研究、組織研究、管理學，也包括技術科學。[45]在技術科學的領域，常人方法學的影響當可歸於露西·薩奇曼（Lucy Suchman）對學習使用複印機的研究，[59]而開始作為人工智能規劃理論一種重要的評論，發揮其作用。

重要著作

加芬克爾所作的專著，大部是學術文章、技術報告等等，其中多數都按次序重新出版作了書籍的各個章節。不過為了充分理解加芬克爾思想的逐年發展，了解這些作品實際寫下的時間也有其重要之處。《用社會學的眼光看》出版於2006年，[60]實際上卻是在為作者剛到哈佛兩年時一部學位論文計劃書的草稿作註解，這樣寫出的。《邁向信息的社會學理論》[61]也是在加芬克爾還是學生時寫就的，是1952年作者和普林斯頓組織行為學課題合作，建立在這樣起草的一份報告的基礎上。加芬克爾一些早期論述常人方法學的文章集成《常人方法學研究》重新出版，[註 1]這個本子在社會學家中相當出名。接着加芬克爾又出版了一部經過編輯的選集，選了一些受到常人方法學啟發的工作作為例子。[62]再後來又有一部集子集合了先前出版的一些文章和一些新作發行，題名《常人方法學綱要：實踐涂爾幹的箴言》，[44]後出的這本集子和《研究》聯繫起來，就代表着常人方法學進路最權威的闡述。加芬克爾有計劃要出版一部作品，作《常人方法學綱要》的姊妹篇，當時暫且題名作《常人方法學寫作者們利用常人方法學對工作和科學的研究之工作場所與文獻的多樣性：我們幹了什麼？我們學到了什麼？》，這個企劃一直沒有完成，但一些初步的筆記集結在《人類研究》中發表。[63]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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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m Lehn, Dirk. Harold Garfinkel: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omethodology. Left Coast Press. 2014. ISBN 978-1-61132-980-3（紙本）；ISBN 978-1-61132-754-0（電子書）

註釋與參考文獻

註釋

  1. ^ 初由Prentice-Hall公司出版於1967年，之後重新發行一個擴充版本，由波德的Paradigm Publishers出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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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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