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警察

公安警察（日語：公安警察／こうあんけいさつ）是日本警察廳和各都道府縣警察（日語：都道府縣警察）下公安部的俗稱^[1]^:3，主要負責處理有關國家安全案件。其調查及收集訊息的對象包括日本國外前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國際恐怖主義組織，以及日本國內的極左暴力集團、朝鮮總聯、日本共產黨、社會主義協會（日語：社会主義協会）、學生運動、市民運動^[2]、新宗教團體（派系）、右翼團體（含右派系市民團體（日語：右派系市民グループ））等，發現違法行為時可能會立案逮捕違法者。此外，同僚的公安警察官、普通政黨、中央省廳（日語：省庁）、自衛隊、大型媒體等也被認為屬於公安警察收集訊息的範圍。

歷史

公安警察的前身是帝國時期的特別高等警察^[1]^:18-20。

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SCAP）於1945年10月4日發佈「人權指令」（SCAPIN（日語：SCAPIN）-93，去除對政治、公民及宗教自由的限制（備忘錄）），決定廢除特別高等警察。次田大三郎等內務官僚儘管廢除了特高警察，但考慮到需要儘早恢復對反政府行為的「監察和內偵」，他們決定儘快建立一個用於代替特高警察的組織，即1945年12月19日起設置在內務省警保局（日語：警保局）的「公安課」和設置在警視廳及各道府縣警察部的「警備課」^[3]^:221。1946年2月至3月，警視廳及各道府縣警察部的警備課陸續改稱公安課，各警察署內亦設置了公安系^[3]^:222。1946年8月，內務省警保局公安課分離成公安第一課和公安第二課，公安第一課成為「公安警察」的主力^[3]^:225。此後內務省解體並廢止，舊警察法制定，國家地方警察本部（日語：国家地方警察本部）警備部警備課從5個係擴充到了18個係。1950年前後，被公職追放^[4]的前特高警察官中很多人當上公安警察，在工作中活用特高警察時期的經驗和技術^[3]^:230。1954年的新警察法（日語：警察法）通過警察廳和都道府縣警察（日語：都道府県警察）使警察機構中央集權化，這也促進了公安警察的擴充和效率提高^[3]^:230。

架構

組織上以警察廳警備局（日語：警備局）為頂點，下級包括警視廳公安部、各道府縣警察本部（日語：警察本部）警備部（日語：警備部）及所轄各警察署的警備課（日語：警備課）^[1]^:3-4。公安警察相關的預算由國庫支付，因此都道府縣警察（日語：都道府県警察）的公安部門受警察廳直接指揮^[5]。

管轄東京都的警視廳擁有與警備部獨立的「公安部」，該部約有警察官（日語：日本の警察官）約1100人。若算上都內所轄警察署的警備課，人數則有2000人以上，是日本最大的公安警察組織^[1]^:19。

日本全國的公安警察官中三分之一以上在稱為「Zero」（ゼロ，即是零的意思）的絕密組織「中央指揮命令中心」（中央指揮命令センター）的指揮下工作，該組織由警察廳警備局警備企畫課的情報第二擔當理事官（又稱「Cap」（キャップ）或「裏理事官」（裏理事官））領導，負責招募協助獲取及管理間諜的人士，其任務和行動甚至不會讓公安警察所在縣警本部部長、警備部和管轄上司知曉^[6]^:150^[7]^:221。這是因為警察廳警備局等處下發的特殊命令若經過公開組織處理會有訊息泄露的風險，換由Zero直接指示全國公安警察不僅減少了公開化的可能，還可以加快處理速度。此外，不需要對多餘指揮系統內的人操心亦是優點之一^[7]^:222。

二戰前日本曾發生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兩起事件共造成6位警察官殉職。受這段歷史的影響，警察對軍事組織（包含戰後自衛隊）發動政變的可能性一直有所警戒，故其亦設有自衛隊監視班（マル自）監視「有右翼思想」及其他可疑的自衛隊軍人。據傳，該班曾在8月15日（終戰紀念日）拍攝當日訪問靖國神社的自衛官（日語：自衛官）面部照片^[8]。出版軍事訊息雜誌的出版社經常有自衛隊相關人員和各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武官等人物進出，自衛隊內部的機密（日語：軍事機密）經由這些出版社外流的情況時有發生，因此公安警察會記錄下出入這些出版社的可疑人物，並對他們的行動進行徹底監視^[7]^:120-121。

對前蘇聯相關國政府的情報活動及國際恐怖主義的調查由公安警察的外事課（日語：外事課）（外事警察）負責。儘管日本警察在日本國外沒有法律上的調查權，但為調查國際恐怖主義，外事警察在國外亦有進行調查活動。外事警察與防衛省情報本部有合作。

雖然公安警察和法務省外局之一的公安調查廳都起源於舊內務省，但它們是不同的組織。公安調查廳沒有公安警察的逮捕權和強制搜查（日語：強制捜査）權限，調查通常只進行資訊收集工作。與此相對的是，除收集資訊外，對犯罪的事後調查也是公安警察的任務之一。然而，公安調查廳次長與統管公安警察的警察廳警備局長都是日本情報機構相關的合同情報會議（日語：合同情報会議）成員，法律亦規定公安調查廳與警察有協力關係（破壞活動防止法第29條）。

調查

公安警察的警察官常稱為「公安警察官」。公安警察官與警務部（日語：警務部）、總務部（日語：総務部 (警察)）所屬的警察官在警察內部被視作精英。為避免他人記住自己的特徵，公安警察官一般會戴上口罩，對外人（包括其他部門警察官）亦不會透露自己的真名和所屬單位。但根據對象性質不同，有時也會以公安警察官的身份進行正式接觸。

公安警察官在秘密確認對象行動的技巧方面擁有很高的評價，這一點獲得曾於冷戰時期駐東京工作的歐美情報機構人員承認^[9]^[10]。

考慮到案件特殊性與保密方面的原因，公安搜查只由公安警察官進行。公安搜查中存在很多視察工作，例如視察對象團體的集會，以及追蹤團體成員，調查其有無違法行為。有時公安警察也會設宴款待團體成員，使他們成為合作者，以便收集相關情資。由於相關犯罪的特殊性，搜查並不一定在事件發生後進行，尚未擾亂公共秩序的可疑對象也可能遭到公安搜索。

公安警察官與其他部門警察官處理同一案件時不會互相交換、共享情資，這在警察內部被認為是秘密主義^[1]^:21-22。過去在連續企業爆破事件（日語：連続企業爆破事件）、警察廳長官狙擊事件等大規模事件中，警視廳的公安部和刑事部（日語：刑事部）曾共同將人手投入到一個特別搜查本部（專案調查小組）^[1]^:21-22，但雙方的情資相對分散，未能充分共享調查到的情資^[1]^:21-22。警察廳長官狙擊事件時，一位信奉奧姆真理教的警視廳警察官據傳就在案發現場，南千住警察署（日語：南千住警察署）特別搜查本部的公安部公安第一課人員隨後對其予以拘留，但直到事情聽取（日語：偵訊）階段也沒有向同一特別搜查本部的刑事部人員說明，這對案件調查工作而言造成了實質性阻礙。

公安搜查的費用基本上不對外公開，外界對預算分配的妥當性難以作出判斷。2010年曾曝出警視廳公安部公安第二課巡查部長詐領經費的事件。

此外，公安在搜查工作上亦有使用非法手段而遭到曝光，結果引發問題的事例（如菅生事件（日語：菅生事件））。有時也會進行有騷擾嫌疑的跟蹤行為^[11]。

公安警察搜查對象內團體的成員可能會被微罪逮捕（日語：微罪逮捕），以刑事、交通案件為由對監視對象團體進行家宅搜索的事例亦有發生。受逮捕者可能最後不會遭到起訴，但逮捕不如說只是一個出發點，透過逮捕嫌犯之後的偵訊及扣押證物等等進行蒐集情報，還有對內情之分析才是公安警察的目的（這種逮捕理想下稱為別件逮捕（日語：別件逮捕））。

警方有時會在搜查階段中對電話進行竊聽，或是做出偷拍等行為，該做法因有侵犯人權之虞而多次遭起訴。在日本共產黨幹部住宅竊聽事件（日語：日本共産党幹部宅盗聴事件）中法院曾判定警方行為違法，但在1999年通信傍受法（日語：犯罪捜査のための通信傍受に関する法律）制定前，這種搜查方法事實上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公安警察內部對偷拍（盗撮）和竊聽（盗聴）有特殊稱呼，分別為「秘攝」（秘撮）和「秘聽」（秘聴）^[1]^{:26, 31}。

批評

批評主要集中在利用微罪逮捕（日語：微罪逮捕）和別件逮捕（日語：別件逮捕）進行搜查（日語：捜査），以及搜查手段可能侵犯私隱權。

受到批評的搜查案例

以立川反戰傳單發放事件（日語：立川反戦ビラ配布事件）為代表，對發放宣傳傳單的市民團體（日語：市民団体）和日本共產黨相關人員的逮捕事件。一位社會保險事務所的股長在休假中投遞《赤旗報》廣報版，後被以涉嫌違反國家公務員法（日語：国家公務員法）為由逮捕（通稱「堀越事件」），該案在控訴（日語：控訴）審中宣告無罪（此後檢方的上告亦遭駁回（日語：棄却））。這一時期正值警察廳長官狙擊事件在未解決（日語：未解決事件）的情況下達到公訴時效（日語：公訴時効），兩件事情使各大報社對公安警察展開了批評^[12]。2012年12月，一位運動員在三鷹市住宅區內發放2012年東京都知事選舉（日語：2012年東京都知事選挙）中革新 (日本)派候選人的法定聲援傳單時遭到逮捕，理由是住居侵入^[13]。
2010年10月，警視廳公安部外事三課的114份搜查資料泄露到互聯網上，資料顯示警方懷疑超過600位穆斯林是恐怖分子預備軍，且蒐集了他們的個人資料。這次事件引發了個資管理、私隱侵犯等方面的疑慮^[1]^:217（警視廳國際恐怖主義搜查情報流出事件（日語：警視庁国際テロ捜査情報流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