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汾
高汾(1920年—2013年11月20日),女,江蘇江陰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記者。[1][2][3]
生平
成為記者
18歲時,高汾進入《救亡日報》當記者,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救亡日報》停刊後,她來到茅盾領導的香港文通社工作,後來又到贛南的《正氣日報》[4]、《贛州日報》工作。[1][2]
1944年秋,高汾離開贛南赴陪都重慶,進入《新民報》擔任記者,負責報道文化新聞。剛來到重慶的高汾缺少落腳之地,便住進文化人聚居的「碧廬」,這是回國參與抗日戰爭的華僑唐瑜建造的一座竹結構簡易房,專供自上海等地來到重慶後沒有栖身之處的人士居住。音樂家盛家倫、燈光師沈剡、劇作家吳祖光、電影演員金山、張瑞芳、呂恩、民主人士薩空了、沈求我、女畫家方菁、《大公報》記者高集等人都曾居住在此。這些人中,除高汾、高集是記者之外,其他人當時都無固定職業,生活近乎「流浪」,他們便戲稱自己像「二流子」。一次,郭沫若前來看望他們,開玩笑說:「我看你們這裡就叫做『二流堂』吧。」於是「二流堂」之名便在重慶的文化人中叫開。當時,「二流堂」是這些文化人議論時政、交流文藝的場所。高汾抵達重慶後,她的中共組織關係轉至曾家岩的中共辦事處,所以有機會在中共辦事處見到周恩來和鄧穎超,鄧穎超叫她「小高」,並問起她的姐姐高灝在江西的情況。[3]
1945年3月18日,高汾和高集結婚。高集是報業巨頭張季鸞的內侄,高集的父親曾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鐵道部秘書、煙酒稅局局長,高集是重慶的知名記者。成婚當天,郭沫若為他們寫下一首賀詩:「宏抒康濟夜深時,各具生花筆一枝。但願普天無匱乏,何勞雙鯉系相思?域中潮浪爭民主,海上風雲漾曙曦。特取巴黎公社日,朋簪聚賀泛瓊卮。」當時周恩來恰好回延安了,返回重慶後,便特地設宴款待高集和高汾、金山和張瑞芳、黃苗子和郁風這三對新婚夫婦。1945年,周恩來和鄧穎超自延安回到重慶時,帶來一批陝甘寧邊區延安人民土法生產的毛料,贈給高汾、高集一份。[3]
任職大公報
抗日戰爭勝利後,高汾進入《大公報》,和高集共同呼籲民主、和平,報道國共和談,被同人們戲稱為「夫唱婦隨」。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同年4月,高汾隨高集乘坐美國軍用飛機赴南京,任《大公報》南京辦事處記者,高集任《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副主任,二人繼續報道國共和談。同年6月13日,在南京「下關慘案」中,高集等人被中國國民黨打手毆打受傷,周恩來連夜赴醫院慰問。當時已懷孕的高汾和郁風等人赴現場聲援。[3]
1947年,高汾、高集被調往上海,高汾擔任上海《大公報》記者,高集則任上海《大公報》夜班編輯。[3]
1949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籌備會(俗稱「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開幕。高汾奉上海《大公報》派遣,赴北平採訪。《周恩來年譜》記載,1949年7月12日,周恩來約胡喬木在中南海頤年堂請新聞界友人聚餐,並且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高汾和新聞界名人朱啟平、鄧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岡、儲安平、薩空了、胡愈之、劉尊棋、宦鄉應邀赴中南海。在胡喬木的陪同下,周恩來到會見廳和眾人一一握手,並詢問每個人的近況。當時,正在天津任職的高集因病住院,周恩來讓高汾轉達他對高集的問候。事後,周恩來親自過問,安排高集轉到北京治療,並且親赴醫院探望。[3]
1949年9月中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各地的政協代表先後到達北平。9月13日,高汾對新政協特邀代表、出版家張元濟進行了兩小時的訪談。9月17日,新政協最後一次籌備會舉行,會間休息時,記者們圍住毛澤東,毛澤東遂與大家一一握手並交談。高汾擠到前面說道:「毛主席,你比1945年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時候胖了。」毛澤東仰頭大笑,隨後指着高汾穿的半高跟空花皮鞋問:「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對你這種皮鞋叫什麼?」高汾一時沒答上來。毛澤東說:「上海給這種鞋子叫『空前絕後』。」在場記者都被逗笑了。[3]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當日下午6時半,高汾作為上海《大公報》赴北平採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的記者,與《解放日報》的林淡秋、《文匯報》的唐海、《新聞日報》的陸詒等記者一同受到毛澤東接見。[3]
調往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汾任《大公報》首都記者組組長。丈夫高集則被范長江請到《人民日報》領導報道國際新聞。高汾先後寫下了《新社會把鬼變成人——記北京封閉妓院》、《從黑暗到黎明——記北京妓女改造工作》、《臭水坑變成了美麗的新湖——記北京陶然亭、龍潭的疏浚工程》等報道。1950年的一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和鄧穎超邀請高汾、高集夫婦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吃飯,同席的有孫維世、張瑞芳、金山等人。飯後,周恩來向高汾了解《大公報》駐北京辦事處的工作情況,稱讚《大公報》多年來培養了許多人才,幹部的事業心強,一些辦報經驗值得借鑑,並且勉勵高汾做好工作。[3]
1951年10月,高汾當選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婦女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她撰寫了《團結友愛的大合唱》、《和平使者在農村》等等會議側記。大會舉行之後,她先後發表了《愛倫堡和聶魯達在北京》、《訪法國作家羅阿》、《訪蘇聯芭蕾舞蹈家烏蘭諾娃和康德拉托夫》等報道。[3]
1953年11月,朝鮮戰爭停戰不久,高汾赴朝鮮訪問,寫下了《訪金日成元帥的故鄉和故居》、《每個人都是建築工人——記平壤蓋房子的熱潮》、《人比鋼鐵更強——訪朝鮮降仙煉鋼廠》、《從廢墟上建立的平壤紡織廠》、《他們偉大的理想將加速實現——記平壤金策工業大學》等報道。[3]
1950年代初,高汾發表了大批新聞作品。但同時,高汾的姐姐高灝卻因病常年臥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幾度住進精神病院,再未重拾新聞事業。[3]
右派生涯
1957年,高汾進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恰逢反右運動爆發,她被打成「右派」,發往黑龍江北大荒勞動。1959年底,摘去右派帽子返回北京,重新回到《大公報》社,被安排在《大公報》副刊「文化園地」編輯室工作。在此期間,她發表了《在江幼農同志家裡作客》、《張瑞芳談李雙雙》、《永遠做人民電影的先鋒——記新聞電影戰線的優秀攝影師》等報道。[3][1][2]
1963年11月,《大公報》約請向來對青年教育十分關心的鄧穎超就話劇《年輕的一代》發表看法。同年11月8日,鄧穎超特地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高汾。見面後,鄧穎超拉着高汾的手,邊端詳邊說:「瞧你活得不賴嘛!」後來鄧穎超一再說「今天瞧你不錯,我很高興。」顯然鄧穎超了解高汾被打成「右派」後的經歷。高汾十分感動。鄧穎超還問高汾有幾個孩子,高集身體怎麼樣,高灝、朱潔夫夫婦的情況,希望高灝早日病癒出院。正在說話時,周恩來走進來,一下便認出高汾,叫她「小高」。談到話劇《年輕的一代》時,周恩來、鄧穎超都認為此劇頗有現實意義,認為對幹部子弟的教育是迫切問題。臨別時,鄧穎超對高汾說:「以後有機會再來看我。」高汾對此次會面終身難忘,晚年還在《老報人的回憶》、《記者生涯記事二則》中提及此次採訪。[3]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高汾被列為專政對象,下放到新華書店郵購部當店員。1970年,高汾的姐姐高灝逝世,享年53歲。高汾難忘當年與姐姐高灝在《救亡日報》一起工作的情景,曾抄錄姐姐的多篇作品收藏,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未丟棄。[3]
改革大潮
1978年,高汾獲得平反,重新投身新聞工作,先後在《財貿戰線》、《中國財貿報》、《經濟日報》任副刊編輯。1982年6月,在參加全國記協舉辦的老新聞工作者讀書班後,她寫下《旅順口吊萬忠墓》、《棒棰島採石》等文章。此後,她接連發表《葉淺予在杭州》、《童心未泯美好心靈 ——張瑞芳演陶奶奶》、 《在那溫馨的小院——記詩人艾青的一天》、《一個老黨員的一天——記中顧委委員夏衍同志》等人物專訪。[3]
1982年秋,高汾回到家鄉江陰,採訪全國農業先進典型華西大隊。隨後她寫出《珠耀龍騰》一文,文中寫道:「我感到華西令人神往的,不光是物質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美!文明新風吹拂着這個錦繡村莊!」「華西人用自己的雙手改造了大自然,也給自己創造了幸福的生活。」高汾對華西村的報道、采寫的《項南談福建經濟建設》、對夏衍的專訪等發表之後都獲好評。[3]
1985年5月8日,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北京會見自國外來訪的老記者陸鏗、趙浩生及多位當年在國統區工作過的老編輯、老記者。高汾也應邀來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再度見到了鄧穎超。高汾的丈夫高集此時出差在外,未克出席。二十多年沒見,鄧穎超依然能叫出高汾、高集、高灝的名字。在為時一個多小時的會見中,鄧穎超和大家暢敘友情。高汾後來在《老報人的回憶》一文中寫道:「我站在大姐身邊,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全身。大姐,您永遠是我們的大姐,永遠是我們的親人。」[3]
1986年,高汾自《經濟日報》社離休後,復刊不久的上海《新民晚報》聘請高汾擔任駐北京特派記者,為該報在北京采寫新聞並且組稿。[3]1980年代後期,作為上海《新民晚報》駐北京記者,她在北京採訪過幾十位文藝界名人,包括劉海粟、李可染、白楊、秦怡、于是之、黃永玉、蕭乾、潘虹、劉曉慶、馬蘭、六小齡童、吳天明、張藝謀、李淑賢、陳道明、瓊瑤等。直到80多歲,她還為《新民晚報﹒夜光杯》撰稿及約稿,獲同事譽為「終身榮譽職工」。[1][2]
在幾十年的新聞生涯中,高汾先後採訪過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葉挺等政界領袖,愛倫堡、聶魯達、烏蘭諾娃等文化名人,寫出了報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的新聞《開幕盛典》、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震撼世界的一日》等知名新聞。[1][2]1991年,高集、高汾夫婦從他們寫的新聞作品及散文中選出64篇,出版了《天涯集》一書。1992年起,高汾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6月,在北京召開「首都女新聞工作者表彰大會」,高汾等70多名從業幾十年的女性新聞工作者受到大會表彰。[3]
2013年11月20日,高汾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她是抗日戰爭時期重慶「二流堂」成員中最後一位逝世者。2013年11月28日,高汾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梅廳舉行。高汾逝世後,其好友袁鷹、曾敏之、邵燕祥、譚文瑞等人紛紛撰寫文章或輓聯輓詩悼念。[1][2]
家庭
- 丈夫:高集,《大公報》記者。民國卅四年(1945年)3月18日,和高汾在重慶結婚。婚禮上收到王崑崙的詩幛、郭沫若在簽到簿上題詩,當晚還在「二流堂」的大廳舉辦了一個小型舞會,金山、張瑞芳、呂恩即興表演了舞蹈。高集和高汾舉行婚禮時,周恩來恰好回延安了,後來周恩來回到重慶後,專門設宴招待高集和高汾、金山和張瑞芳、黃苗子和郁風這三對新婚夫婦。[5]
- 女兒:高寧,中學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人民日報》記者。
參考文獻
- ^ 1.0 1.1 1.2 1.3 1.4 1.5 张宝林,《大公报》老报人高汾离世 带走一段历史,大公网,2013-12-02. [2014-0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1-13).
- ^ 2.0 2.1 2.2 2.3 2.4 2.5 钱江,写在高汾阿姨远行时刻,新浪,2013年11月28日. [2014-0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1-13).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沈俊鸿,从江阴走出去的姐妹记者,江阴日报,2008-04-21. [2014-0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1-13).
- ^ 检查我的右派言行. [2024-11-09].
- ^ 张宝林,各具生花笔一枝(16),新民网,2010-06-01. [2014-01-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