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托內利
個人資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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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 | 馬克·林登·托內利 |
所屬國家隊 | 澳大利亞 |
出生 | 昆士蘭州伊普斯威奇 | 1957年4月13日
身高 | 181厘米 |
體重 | 66公斤 |
運動 | |
運動 | 游泳 |
泳姿 | 自由泳、仰泳、蝶泳 |
大學校隊 | 阿拉巴馬紅潮 |
馬克·林登·托內利(英語:Mark Lyndon Tonelli,1957年4月3日—)原名馬克·林登·倫布魯根(Mark Lyndon Leembruggen),是活躍在20世紀70到80年代的澳大利亞退役仰泳、蝶泳和自由泳運動員,曾在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與其他三名隊友組建沉着自信四人組拿下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托內利臨時改游蝶泳,是四人組事實上的隊長。澳大利亞政府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要求抵抗莫斯科奧運會時,他是澳大利亞運動員爭取參賽權利的代言人。
托內利因患哮喘開始游泳,很快就打響名氣,年僅16歲便入選澳大利亞隊參加1973年世界錦標賽,在200米仰泳項目排第六。1974年他首獲全國冠軍,在百米仰泳和200米蝶泳項目奪冠,得以前往基督城參加1974年英聯邦運動會並獲首枚大型國際賽事冠軍,拿下百米仰泳金牌和200米仰泳銀牌。1975年,托內利在哥倫比亞卡利舉辦的世界錦標賽獲銀牌,這是他職業生涯中唯一的全球賽事個人項目獎牌。同年他前往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就讀並參加比賽。他獲選到蒙特利爾參加197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兩項仰泳賽事,但競爭激烈未獲獎牌。托內利在美國期間游出世界領先成績,但因違反紀律在1978年英聯邦運動會前被澳大利亞隊開除。
托內利大學畢業後回國並再度取得奧運會入場券。排除政治障礙後,他的賽程非常繁忙,需要參加兩項仰泳、百米自由泳和蝶泳,以及兩項接力共六個項目。托內利在個人賽表現平平,只有一項打入決賽。澳大利亞隊缺乏蝶泳選手,故派多面手托內利負責混合泳接力賽的蝶泳。他的表現超越個人最好成績,足以在個人賽拿下銀牌,為澳大利亞隊最終出人意料地贏得混合泳項目金牌立下汗馬功勞。托內利回國後退役,他一共在三個泳姿的比賽中獲得11項澳大利亞錦標賽冠軍。
早年經歷
托內利在昆士蘭州伊普斯威奇(州首府布里斯班西南方向約40公里)的工薪階層家庭出生,原名馬克·林登·倫布魯根。父親林登是荷裔藍領工人,母親穆里爾(Muriel)是愛爾蘭裔,在昆士蘭州政府勞資關係部上班。[1]:238穆里爾懷的是雙胞胎,但只生下馬克,另一個流產。一家人搬到北部內陸礦業小鎮伊薩山,林登在此當礦工。穆里爾與林登離婚並改嫁意大利移民勞工雷納托·「雷」·托內利(Renato "Ray" Tonelli),繼父帶着蹣跚學步的馬克離開伊薩山前往布里斯班。[2]:20-23他改跟繼父姓氏,不過要到18歲才正式改名[2]:58。
托內利的童年與獨子無異,同母異父的妹妹出生時他已14歲[1]:238,十年後托內利獲知生父再婚,而且還給他增添兩個同父異母的妹妹[2]:22。因繼父工作影響,一家人經常搬家直到在布里斯班定居[1]:238。托內利的家人對游泳缺乏了解,在其他運動項目也沒有優異表現,但媽媽鼓勵他游泳來緩解哮喘。托內利游泳第一年就在西區游泳俱樂部對應年齡段比賽拿到第三名,促使媽媽把九歲的他送到百年泳池,拜已有眾多弟子入選國家隊的名教練約翰·基廷(John Keating)為師,希望兒子成長為奧運會選手。[1]:238托內利自稱基本不會游泳[2]:25,十歲時已多次拿到學校嘉年華比賽冠軍,11歲在昆士蘭州錦標賽百米自由泳少兒組排第七,12歲就在該項目奪冠[1]:238。托內利曾在學校200米自由泳比賽中戰勝未來的1500米自由泳世界冠軍兼世界紀錄保持者史蒂芬·霍蘭德(Stephen Holland)[2]:36[3]:212-213,自認這是他最喜歡的比賽[2]:36。霍蘭德僅幾個月後就首破世界紀錄[3]:212-213。
為激勵托內利,基廷向他介紹《游泳世界》(Swimming World)雜誌上同齡美國男童的最好成績。托內利不知道美國的泳池只有不過46米,比澳大利亞約短一成,實在想不通為什麼美國人這麼快。[2]:27-28他自認游泳最重要的動機就是想讓父母高興[2]:31-32。
全國和國際首秀
1973年,15歲的托內利前往荷巴特首次參加澳大利亞錦標賽少年組比賽,拿下百米和200米自由泳、200米仰泳冠軍。優異成績為他獲得1973年世界水上錦標賽預選資格,他在幾個項目均排第四。[1]:238世界錦標賽開始前澳大利亞舉辦另一組預選賽,為選手提供最後的入選機遇[1]:238。托內利對此表示:「除我以外,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讓游泳隊老實聽話的策略」[2]:39。
托內利游完第一輪預選賽後返回布里斯班,在高中參與柔道時拉傷肋骨軟骨,傷痛導致他連續四個月不能游仰泳,但在谷地泳池教練約翰·里格比(John Rigby)指導下其他泳姿成績穩步提升。托內利在最後的預選賽百米和200米仰泳項目均排第二贏得國際首秀資格,僅次於奧運會冠軍布拉德·庫珀。他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的世界錦標賽200米仰泳項目排第六,東德選手羅蘭·馬蒂斯(Roland Matthes)奪冠並刷新世界紀錄。[1]:238回憶這場比賽托內利自潮:「決賽時我和他人一樣落後太遠,根本沒看見他(指馬蒂斯)」[2]:43。
1974年,托內利以59.55秒和2分7.3秒分獲全國錦標賽百米仰泳和200米蝶泳冠軍,是他首獲全國冠軍,也是首次參與全國級別高級賽事。托內利還與隊友為昆士蘭州贏得4×200米自由泳接力和4×100米混合泳接力賽金牌,其中4×200米項目是昆士蘭州首度奪冠。這樣托內利首次參加澳大利亞錦標賽就在三種泳姿項目奪金。[1]:238
英聯邦奧運會奪冠
托內利取得前往新西蘭基督城參加1974年英聯邦運動會的入場券並拿下首枚國際賽事獎牌。他在百米仰泳項目熱身賽輕鬆出線,決賽中又以59.65秒奪金並打破英聯邦運動會紀錄。[1]:238托內利還以2分9.47秒獲200米仰泳銀牌,但比冠軍庫珀要慢三秒多[1]:238, 240。他在200米蝶泳單項淘汰,與隊友在4×100米混合泳接力賽打破全國紀錄,但還是不敵加拿大隊只獲銀牌[1]:238[3]:440-441。
1975年,托內利獲澳大利亞錦標賽百米仰泳、200米仰泳和蝶泳冠軍,單項冠軍數量超過上年,但成績退步,分別是59.7秒,2分10.5秒和2分10秒[1]:240。他和昆士蘭州隊友在混合泳接力賽衛冕[1]:238,隨後獲選到哥倫比亞卡利參加1975年世界錦標賽。他在200米仰泳預賽排名第一,計劃決賽全程勇猛突進。但澳大利亞教練特里·蓋瑟科爾(Terry Gathercole)要求他比賽前半截保守表現,以防主要對手馬蒂斯和約翰·納伯(John Naber)跟在身後,利用領先的托內利來節省體力。但格特科爾的戰術弄巧成拙,托內利只拿到銀牌。[1]:238他在決賽下半斷游得更快,這在頂級游泳賽事極其罕見,說明運動員戰略失誤,比賽結束時他感覺還有大把力氣沒使上來。托內利從此立誓今後自行決定並堅持比賽策略。[2]:56-57
1976年奧運會,赴美求學
托內利在世界錦標賽結束後放棄史丹佛大學和哈佛大學邀約,接受阿拉巴馬大學游泳獎學金,在此可獲約翰·甘布里爾(John Gambril)訓練[1]:238。代表該校參加游泳比賽前,他在校園跳傘俱樂部活動時遇到空中降落傘故障險些喪命[2]:68-71。他後來取得傳播學和電影文學士學位[1]:238。
父母花錢安排已在阿拉巴馬大學就讀的托內利回國參加1976年澳大利亞錦標賽,爭取入選國家隊前往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舉辦的1976年夏奧會。托內利以58.35秒獲百米仰泳冠軍,但200米仰泳不敵馬克·克里只獲銀牌。他和克里均入選兩項仰泳和4×200米自由泳接力項目。[1]:239
蒙特利爾開賽後,托內利在百米仰泳每輪比賽都排第八。熱身賽時他的成績是58.53秒,在該組排第二,但總成績第八進入半決賽,比澳大利亞隊友格倫·帕欽(Glenn Patching)只快0.01秒;接下來又以58.14秒排在半決賽小組第四,總成績仍然第八;他的決賽成績是58.42秒,與獎牌成績相距甚遠,美國選手納伯以55.49秒奪冠。[4]克里在決賽超過托內利排名第七,所以入選4×100米混合泳接力仰泳選手[1]:236, 240。
托內利在200米仰泳小組熱身賽排第二,總成績第六打入決賽[5],最後以1.82秒之差無緣獎牌,比冠軍納伯慢近四秒。納伯不但打破世界紀錄,而且首次將紀錄縮短到兩分以內[1]:239[5]。4×200米自由泳接力賽競爭激烈,澳大利亞隊在小組熱身賽排名第三,但總成績只排第九,首輪即遭淘汰[3]:440-441[1]:239,游第二棒的托內利成績是1分55.94秒[6]。
托尼利奧運會結束後返回阿拉巴馬大學並加大訓練強度。據他回憶,「教練提供的環境的確更好,我已經習慣壓力。無論感覺如何,基本每個周末都要起身比賽,要是在澳大利亞,每年兩次都算運氣好。」[1]:2391977年,托內利在加利福尼亞州米申維耶霍獲美國公開錦標賽百米仰泳冠軍,此前澳大利亞選手極少能在美國賽事奪冠[1]:239。
國家隊除名
托內利1978年繼續在美國學習和訓練,據他回憶,這段時間他保持最佳表現,訓練期間曾在計時賽打破世界紀錄。托內利這段時間在部分項目游出北美洲最好成績,獲選到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頓參加1978年英聯邦運動會。[1]:239他參加的五個項目有四個奪冠,賽後聚會大家不醉不休,托內利和隊友決定把市中心旗杆上三面巨大的旗幟偷走,分別是加拿大國旗,埃德蒙頓市旗和艾伯塔省旗。結果托內利摔傷住院,手臂打上石膏。[2]:79-82
托內利回到米申維耶霍,頂住手臂傷痛繼續訓練,然後飛往夏威夷州的澳大利亞隊訓練營[1]:239,當選游泳隊長[7]:79。但是,他與隊友克里和喬·迪克森(Joe Dixon)因美國獨立日假日期間違反宵禁被澳大利亞隊開除[3]:440-441[7]:85。托內利向體育官員承認他當晚喝過酒,還吸過大麻,不過這在夏威夷州完全合法[2]:83-86。托內利事後在澳大利亞電視上堅決否認他和隊友參與毒品狂歡的謠傳。他承認曾吸食大麻,但這不違法。包括未來總理鮑勃·霍克在內的本土支持者請願要求恢復三人比賽資格,取得成千上萬的簽名,但於事無補。[2]:88
國家隊其他選手奔赴國際賽場,托內利返回美國,取得美國全國大賽百米仰泳冠軍,速度比帕奇的英聯邦運動會金牌成績還快兩秒之多[1]:239。在他看來,「袋鼠法庭」的開除決定對他事業影響極大[2]:91,參加比賽的進取心都因此削弱。托內利自認如果能留在國家隊,他能獲八項英聯邦運動會金牌並打破200米仰泳世界紀錄。[2]:91
1980年夏季奧運會
1979年,托內利在美國錦標賽百米仰泳賽事衛冕失利[1]:240,在大學最後一年的國家大學體育協會錦標賽同一比賽名列第三。就讀阿拉巴馬大學四年間,他共八次參加全美百米和200米仰泳賽事。[1]:239隊友參加友誼賽期間死於滑水事故,托內利隨後還是在國家大學體育協會錦標賽獲冠。事故發生時托內利正駕駛摩托艇掉頭,隊友從滑水板落水並被船的螺旋槳打中,最終死於嚴重割傷和失血過多。[2]:100-102
托內利畢業後回國[7]:43,獲1979年澳大利亞錦標賽百米自由泳、蝶泳和仰泳冠軍。第二年他以51.8秒和56.64秒衛冕自由泳和蝶泳項目並獲得前往莫斯科參加198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入選券,還在百米和200米仰泳項目排名第二,僅次於克里,雙雙取得奧運項目資格。然而,托內利的奧運征程遇上新障礙,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以美國為首的眾多西方國家集體抵制奧運會。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是澳大利亞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重要贊助人,他和部分公眾向運動員施壓,要求他們加入抵制。但托內利指出,各國間的貿易關係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抵制只會損害運動員的利益。他成為澳大利亞運動員的領導人物,為參加比賽的權利抗爭,並將他們的訴求向千家萬戶廣而告之。[1]:239[8]:334據澳大利亞女子游泳隊長莉薩·福里斯特(Lisa Forrest)回憶[7]:xiv,托內利以民粹策略捍衛運動員的權利,聲稱弗雷法總理用小麥和羊毛確保蘇聯軍隊衣食無憂,還把澳大利亞金屬賣給蘇聯人製造武器[7]:43,如此行徑與反對蘇聯軍事侵略的擬議自相矛盾[7]:43。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抱持同等個人反威權立場[7]:163-164,還與指責運動員是叛徒的蘭斯·希爾頓(Lance Shilton)牧師在國家電視台現場辯論[7]:163-164。希爾頓表示同情運動員的處境,但托內利認為對方態度帶着施恩於人的傲慢,對此他翻起白眼,還扭動手指,一副想打人的模樣[7]:163-164,完全沒想到這是電視直播,大家不僅能聽到他的話,也能看到他的動作和神態。福雷斯特對此表示「木已成舟——我們的重要反抵制遊說人士……舉動卻如此自作聰明。」[7]:163-164
托內利的莫斯科之行賽程繁忙,報名項目包括百米自由泳、仰泳和蝶泳,還有200米仰泳、4×200米自由泳接力和4×100米混合泳接力[1]:239。他在百米自由泳小組熱身賽排第三,以總成績第四進入半決賽,但52.17秒的半決賽成績只排到第十,離決賽資格還差0.26秒。如果保持選拔賽上51.8秒的澳大利亞紀錄,托內利就能以第六名打入決賽。[9]
托內利在百米仰泳的表現同樣不盡人意,他在小組熱身賽排名第一,但58.66秒的成績並不亮眼,在16名進入半決賽的選手中倒數第二。托內利在半決賽的成績是57.89秒,排名第三打入決賽。[1]:239比賽競爭非常激烈,半決賽第三到第九名只差0.18秒,決賽第三到第七名只差0.35秒,托內利以57.98秒排第七[10]。
托內利對個人賽表現深感失望:「過去12個月我只參加一場大型賽事,而且缺乏競爭優勢,簡直崩潰」[1]:240。他在200米仰泳熱身賽的成績是2分7.04秒,比上屆奧運會要慢四秒之多[1]:240,只排在第15名,比進入決賽的最後一名還慢兩秒多[11]。接下來托內利放棄百米蝶泳,專注4×200米自由泳接力[1]:240。他與隊友克里、格雷姆·布魯爾(Graeme Brewer)和羅恩·麥基翁(Ron McKeon)在資格賽以第四晉級,但決賽只排第七[1]:237。托內利在熱身賽游第一棒,決賽第二棒。獲200米自由泳個人賽銅牌的布魯爾在決賽第一棒排第三[12];托內利第二棒的成績是1分53.47秒,在32名選手中只排第15,澳大利亞隊掉到第七;克里和麥克基恩回天乏術,也沒有追上領先選手,澳大利亞隊最後排第七,與銅牌相差1.52秒[1]:240[3]:440-441[13]。澳大利亞隊賽前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項目排名世界第二, 托內利對賽果非常失望,覺得國家隊不該草率認定只需安排最快的四名選手參賽就能獲得理想成績[2]:5-6。
接力賽奪冠
4×100米混合泳接力是托內利莫斯科之行的焦點。1960年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成為奧運會比賽項目以來,美國隊每次都能取勝,所以美國隊抵制奧運會讓其他國家代表團看到希望。澳大利亞隊自項目設立以來的五次奧運會都有參與,最好成績是在羅馬首秀所獲銀牌,其次是1964年東京奧運會取得銅牌,1972年甚至在熱身賽就遭淘汰。外界分析認為澳大利亞隊有望獲得獎牌,但威脅不大,最受關注的三支隊伍分別是瑞典、英國和蘇聯。[1]:233東道主的仰泳和蛙泳選手都是奧運會銀牌得主,蝶泳運動員在百米項目排第五,自由泳選手後來的單項成績排第四。英國隊擁有百米蛙泳金牌得主鄧肯·古德休,瑞典的蝶泳和仰泳運動員均已拿下各自百米單項冠軍,自由泳選手將在數天後獲得百米項目銀牌。[1]:233澳大利亞隊的牌面實在無法與上述三隊相比,尼爾·布魯克斯因哮喘發作僅在百米自由泳項目排第14[3]:63,四人只有彼得·埃文斯在單項中拿到獎牌,獲蛙泳比賽季軍[3]:148。克里止步100米仰泳半決賽,托內利臨時安排成蝶泳選手[8]:334[1]:234。澳大利亞代表團在1976年奧運會上寸金未獲,國民仍在翹首期盼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後的首枚金牌,給運動員帶來更大壓力[8]:333。1980年奧運會的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項目一共只有13個國家參加,澳大利亞隊排在第七[7]:212。
瑞典隊首輪預賽即遭淘汰,澳大利亞勝率大增。四人組以23歲的托內利年紀最長,他也是事實上的領隊。托內利召集其他隊員,要求大家承諾把成績控制在一定時間內;克里發誓要在57秒內完成仰泳,蛙泳選手埃文斯承諾63秒內游完;托內利保證54秒搞掂百米蝶泳,布魯克斯則在從未快過51秒的情況下決定要以49.8秒為全隊收尾。托內利為隊伍取名「沉着自信四人組」,其他大部分參賽隊員以高昂的姿態走進編組區時,澳大利亞選取手依舊輕鬆愉快,對入水後的表現充滿信心。[8]:334[1]:234
首先入水的克里游得比之前單項賽快,但比個人最好成績還是要慢兩秒。他用57.87秒游完全程,澳大利亞隊排名第四。埃文斯接棒後游出63.01秒的個人最好成績,也是現場蛙泳選手的最好成績,讓澳大利亞隊在比賽完成一半時上升到第二位,而且游到50米時幾乎與東道主並駕齊驅。第三個入水的托內利以54.94秒游完100米,把個人最好成績縮短近兩秒之多。[1]:234他的兩臂力道不均衡,所以採用兩臂不同的游泳戰術[1]:242,如果個人賽也有如此成績,托內利就能拿下蝶泳銀牌[3]:440-441。他在後50米開始逼近一個身位外的蘇聯運動員,完成最後的衝刺時只落後不到一米。布魯克斯的入水強勁而及時,浮上水面時幾乎與蘇聯對手並駕齊驅。50米轉向時他取得領先並朝金牌發起最後衝擊,蘇聯自由泳選手雖在距終點25米時一度趕上並超過布魯克斯,但很快就被反超並拉開距離,最終澳大利亞選手以0.22秒優勢奪冠。布魯克斯以49.86秒游完全程,保住之前向隊友的承諾。[3]:63澳大利亞隊以3分45.7秒獲得該國史上首枚混合泳接力賽金牌[1]:234,托內利賽後表示「我都驚呆了。經過這麼多麻煩,我還一度是運動員喉舌,但我們終於做到了!」[1]:240[3]:440-441[8]:3342000年,托內利與三名隊友一起因折桂莫斯科獲澳大利亞體育獎章[14]。
澳大利亞代表團與澳大利亞政府的關係經過經過持續數月的政治鬥爭後仍未緩和[7]:213澳大利亞總理一般會向獲得奧運會獎牌選手發賀電,但澳大利亞代表團團長菲爾·科爾斯(Phil Coles)在托內利四人奪冠次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確認,四位選手沒有收到弗雷澤的信息。澳大利亞記者紛紛致電總理辦公室,質問弗雷澤為什麼不向運動員祝賀。多名政府要員建議總理祝賀四位選手,但弗雷澤不以為然,他在接受電台採訪時稱:「我希望今後幾年不要再出現同類情況,因為他們會為自己前去比賽感到萬分懊悔。」[7]:213總理之後讓步,辦公室於夜間發出電報[7]:213[15],但他不願直接發到奧運村,而是發給澳大利亞駐莫斯科大使館[7]:213。弗雷澤此前命令澳大利亞外交使團不得允許國內奧運會代表團人員進入使館[7]:202,所以大使館工作人員只能把裝有電報的信封從圍欄遞給澳大利亞奧運會官員。電報寫道:[7]:214「你們都知道我過去和現在都不同意澳大利亞參加本次奧運會。但我承認你們在接力賽中確有了不起的體育成就,對此我個人表示祝賀。」[7]:214托內利等人後來撕掉總理的電報[7]:214。
退役
托內利在奧運會結束後退役,他的體型在游泳運動員中比較瘦小,不具備水上運動的體力和體型優勢。他身高一米八五,體重七十公斤,手腳都比較細小。托內利自認起步較快,選擇的戰術有效,能保持一分鐘快速體能發揮,所以才能取得這樣的游泳成績。他儘量在比賽前感到緊張,自認這樣更有助成長和發揮。[1]:240
托內利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期間擔任電視解說[1]:240,並從2004年開始擔任澳大利亞天空新聞台游泳解說員。他曾於20世紀80年代在布里斯班腦癱兒童醫院工作,後來又自辦游泳學校。托內利參與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生活方式》(Lifestyle)電視節目,以及游泳和兒童發展電影製作,後來開辦計算機公司並經營三年。[1]:24020世紀80年代初,他曾在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擔任一屆體育主任[8]:368,提議創辦類似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的運動員上訴仲裁庭,確保「官員對行為負責」[2]:91。當年被國家隊開除是他提議設立仲裁庭的重要原因[2]:91。此外,托內利還曾擔任房地產經紀人和企業,他和夫人李(Lee)已經正式分居[16][1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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