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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穩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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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基歐漢是重要的霸權理論學者。

霸權穩定論（英語：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簡稱HST，又稱霸權安定論）是一種國際關係理論，根植於政治學、經濟學和歷史學領域的研究。霸權穩定理論表明，當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是占主導地位的世界大國或霸權時，國際體系更有可能保持穩定[1]。因此，現有霸權或無霸權國家的衰落會削弱國際體系的穩定性。當一個霸權通過外交、脅迫或說服來行使領導權時，它實際上是在部署它的「優勢力量」，這就是所謂的霸權，它指的是一個國家「獨力支配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的規則和安排」的能力[2]。此外，通過討論衰落的霸權與其崛起的後繼者之間的共生關係，也可以用來理解和計算國際政治的未來[3]。

霸權研究可以分為現實主義學派和系統主義學派，每個學派都可以細分為兩種主流理論。「霸權穩定論」這個概念是由羅伯特·吉爾平首先提出的[4]，他將其列入了阿布拉莫·菲莫·肯尼斯·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的權力轉移理論。如今，喬治·莫德爾斯基支持的長周期理論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支持的世界系統理論已經成為系統學派的兩種主流方法[5]。

金德伯格是與霸權穩定理論聯繫最為密切的學者之一，被一些人視為霸權穩定論之父[6]。在1973年出版的《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一書中，他認為，導致大蕭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經濟混亂，部分原因是缺乏一個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世界領導人。然而，金德伯格的推理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學：霸權穩定理論背後的核心思想是制定全球體系的穩定，從政治、國際法等方面，建立一個依賴於霸權制定和執行體系的規則。

除了金德伯格，霸權穩定理論發展的關鍵人物還包括羅伯特·吉爾平、喬安妮·戈瓦、羅伯特·基歐漢、斯蒂芬·克拉斯納（英語：Stephen D. Krasner）、喬治·莫德爾斯基等[7][8]。

霸權穩定論的提出和演進

經濟霸權

在國際政治學領域，較為公認的霸權穩定論的起源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金德伯格在國際經濟學領域裡建立的經濟霸權穩定論。金德伯格（英語：Charles P. Kindleberger）教授通過考察歷史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規律，發現歷史上的英國霸權時期和現行的美國霸權時期的世界經濟得到了有序發展，在資本主義世界自由經濟的發展與霸權國的存在和有效管理之間存在一種因果聯繫。金德爾伯格教授在其1973 年出版的《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一書中對 19 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進行了研究，反思了經濟大危機為什麼能夠持續那麼長的時間，影響範圍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且破壞力如此之大的原因，對於各國政府之間採取的目光短淺的貿易保護和相互設置貿易壁壘的短視行為尋找根源，最後金德爾伯格對上述問題得出了結論：大危機之所以帶來全球性災難後果主要由於當時的大不列顛實力衰落沒有能力承擔穩定國際經濟體系的能力，而美國由於受孤立主義的影響拒絕承擔全球領導者的責任，更不願意為了世界經濟穩定而犧牲自身利益，由此導致經濟危機的持續蔓延。接着金德爾伯格又指出，當時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只顧及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忽視全球性公共利益，沒有國家願意為全球公利付出成本，每個國家的私利也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而這裡誰能夠為全球公利付出成本，金德爾伯格指出只能是一個具有全球性力量的「穩定者」，而這個穩定者就是霸權國[9]。

金德爾伯格通過引入「支配」（Dominance）和「領導」（Leadership）的概念來解釋霸權國的作用，其中支配就是一國對另一國具有主導地位，不需考慮另一國的感受而進行行動；領導則兼具強力和懷柔的策略，而霸權國就是具備支配能力和領導才能的國家。金德爾伯格重點探討了經濟學領域的公共產品概念，他指出雖然公共產品不具有排他性，但公共產品卻不是無限供給的，就猶如公路，當容納範圍內最後一輛車駛入公路時，其公共產品的性質就會發生轉變而難以負擔公益，但是除了政府之外沒有私人部門會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由此導致公共物品的不足。由於國際上不存在最高權威的政府，當世界經濟遭受危機時，就需要一個國家承擔起國際職責[10]。

權力霸權

參見：利維坦 (霍布斯)
霍布斯《利維坦》的封面，該書系統闡述了國家學說，探討了社會的結構，其中的人性論、社會契約論、以及國家的本質和作用等思想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是西方著名和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著作之一。

經濟學領域出現的霸權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的觀點很快被國際政治學者接受，其中羅伯特·吉爾平將霸權的經濟穩定作用延伸到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在霸權體系與國際安全之間也建立了一種因果關係，其中霸權實力是決定國際安全穩定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作為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吉爾平的霸權穩定思想與現實主義對人類「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的解決方案一脈相承。

古典現實主義的鼻祖，英國思想家、哲學家霍布斯生活在英國內戰和歐洲三十年戰爭的戰亂環境中，加上家庭的不幸形成他對於人性和國家研究的悲觀視角。他將人類的原始生存狀態描述為「自然狀態」，人性的自私致使人類為了利益而展開鬥爭，整個人類社會充毫無信任可言到處充斥着暴力，生存和自我保護成為人類的首要目標，而強者的權力則是自然狀態下唯一的法則。為了結束這種危險的自然狀態人類將自己的部分權利交給一個強大的利維坦，由國家來統一負責個人的安全[11]。雖然國家內部的安全秩序得到了有效保障，但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就猶如人類的自然狀態一樣缺乏一個像利維坦一樣的國際權威而充滿了暴力和戰爭，以吉爾平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學者賦予霸權國部分利維坦的功能，以霸權國的強制力和管理能力來維護國際安全的穩定。

吉爾平把現代國際關係史看作是幾個大帝國或霸權國家的興衰史，用現實主義的分析方法詳細分析了世界政治變化的原因和規律，並把國際體系權力制衡的變化作為國際秩序穩定的決定性因素，在邏輯上形成了完整的霸權興衰論。吉爾平以現實的歷史周期假說為基礎，開始分析制度變遷和霸權的興衰。

  1. 國際體系變遷的原因。吉爾平認為，在國際體系中，任何國家為了生存和發展，其戰略目標都是獲得更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然而，國際體系並沒有給所有國家平等的機會來分配國際利益。國際體系往往只保護體系中權力最大的國家的利益，因此，各國爭奪權力的再分配。當權力處於均衡狀態時，國際體系將是穩定的。當國家間的權力增長差異導致權力失衡時，一些國家就會改變現狀。最後，通過霸權戰爭重新分配權力和利益後，國際體系將再次進入均衡。具體來說，影響國際體系改革的因素有三個：物質條件、國際體系結構和國內因素。然而，制度結構的作用是影響現實主義者行為的根本因素。因為現實主義假設主權國家處於國際無政府秩序中，國際行為體的類型和作用是相同的，決定國際體系結構變化的只是每個單位的力量，在建築的壓力下，每個行為體都有着相同的目的和動機，結構成為行為主體行為的決定性因素[12]。
  2. 霸權的擴張與成長。吉爾平指出當一個國家實力增長後就會產生擴張的欲望，其會尋求領土擴張、要求獲得相應的國際威望以及對世界經濟的控制，只要其擴張的成本小於體系變革帶來的回報，國家會一直擴張。
  3. 霸權的衰落與挑戰。吉爾平認為，隨着霸權國的擴張，總有一個時刻，霸權國進行擴張和統治的成本逐漸等於和大於國際體系為其帶來的收益，從這個時刻起霸權國開始衰落。根據霸權穩定論，霸權統治也需付出極大的人力和經濟成本，這就需要霸權國具有強大的國力及充分的經濟盈餘，但隨着時間推移，霸權國的經濟盈餘不可避免的減少。造成霸權國支出大於收入的原因主要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從內部因素來看，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國際經濟競爭優勢的轉移等削弱了霸權國的經濟優勢，而高昂的武器開支和軍備部署極大地消耗着霸權國的國民儲蓄，影響着霸權國的國內再生產的資本運用。從外部因素來看增加霸權國有效統治成本的原因包括：聯盟中不成比例的過高防務負擔與軍事開支；新興國家利用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先進技術的擴散迅速崛起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給霸權國帶來直接競爭和挑戰；搭便車國家的不負責行為致使霸權國負擔高昂的國際公共產品開支，這一切都為霸權體系的維持增加負擔，使霸權的國際收益越來越小於其付出的成本，加速霸權實力的消耗[13]。新崛起的國家由於所擁有的國家實力與所處的國際地位不相符，強烈要求改變體系現狀重新分配國際收益，但歷史上沒有一個霸權國會自動讓出其統治地位，由此導致爭霸戰爭不可避免。通過殘酷的大規模霸權戰爭，會產生新的霸權國，新的霸主會獲得統治合法性並根據自身價值與利益需求重新建立國際體系，由此開始新一輪的霸權循環。

機制霸權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遭受重大的挑戰，霸權穩定論的遇到了現實檢驗的危機，霸權穩定論學者不得不對該理論做出調整以適應國際格局變化的現實。在軍事安全方面，美蘇冷戰持續進行，美國在蘇美對抗中處於守勢，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越南戰爭使美國在經濟和人員方面損失慘重，但仍無力擺脫越南戰爭帶來的泥潭，美國的超級大國形象受到嚴重影響。在國際經濟方面，二戰後美國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由於美國無法繼續維持美元黃金固定比例兌換而瓦解，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在 1977 年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遠低於二戰後初期，美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和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比重也都比 50 年代大幅下滑。在國際力量對比中，日本和西歐已經走出戰後的恢復期，在國際經貿上成為美國的有力競爭者，中國加入聯合國國際地位大增，第三世界國家的開始執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以聯合的方式對抗西方干涉。總之，雖然美國在各個方面都無可爭議的處於領先地位，但其領先優勢在逐步減小，並且在國內國際都面臨着不小的危機。

由於美國相對實力的下滑，原有的理論不能很好地適應美國的政策和利益需要，為此美國國際政治界發生了一場理論革新和爭鳴。以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學者對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發起了進攻，他們認為在複合相互依賴的現實世界中，在堅持國家中心觀的同時應承認多重行為角色的作用，傳統的無政府結構正逐步的讓位於相互依賴的結構，軍事武力難以發揮原有的作用，國家的關注點聚焦於絕對收益和經濟福利。[14]在新自由主義迅速崛起並發揮巨大解釋力的情況下，霸權穩定論也開始接受新自由主義的部分觀點以延續其生命力。

基歐漢贊同傳統的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即實力強盛的霸權國承擔國際責任、提供國際公益能夠保證國際社會的穩定，但是基歐漢不認同傳統霸權穩定論所表述的隨着霸權國的綜合實力下降，國際秩序一定會發生動盪這一結論。而這也是基歐漢開展研究的核心，如何在霸權國衰落的前提下維持國際合作與國際公共產品的有效提供？基歐漢認為原有的霸權穩定論將霸權僅僅限於原料、資本、市場等物質資源上，是一種「粗糙」的理論，僅僅憑藉權力因素就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在理論上是不充分的。[15]基歐漢為此引入國際機制的概念，他認為霸權國是憑藉對國際機制的創設和控制來促進國際合作，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的，由此將霸權穩定論的核心由物質霸權穩定改進為物質霸權基礎上的機制霸權穩定。機制一詞的拉丁文（regimen）意指規則和指導，是由約翰·魯傑於1975年引入國際政治領域的，他將機制定義為「國家接受的一系列相互的預期、規則、計劃以及資金的承諾」。[16]對於國際機制概念具有重要發言權的還有斯蒂芬·克拉斯納，他認為國際機制就是「在特定問題領域裡組織或協調國際關係的原則、規則和決策程序」，這也成為對國際機制最經典的闡釋。

新自由制度主義對霸權穩定論的改造使該理論走向成熟和完善，其根本方式是通過霸權建立和領導的國際機制為平台協調多國合作來維持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減少霸權國自身投入的成本，以便在霸權實力衰退後繼續維持霸權的領導和支配地位。機制霸權穩定說是既是對七十年代美國霸權實力下降的回應，也適應了全球化的浪潮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的要求，機制合作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尊重了小國參與權和發言權，使霸權統治建立在一種協調和認同的基礎上，較之前的霸權穩定學說增加了靈動性和合理性，也成為美國維持世界領導權最為重要的方式。

單極霸權與後單極霸權

美國

參見：美國 § 當代、巨棒外交和羅斯福推論

冷戰的結束使二戰後形成的國際格局發生了徹底變化，蘇聯在美蘇博弈中徹底敗下陣來，中國、日本、西歐、俄羅斯雖然都占據國際政治中重要的一極，但與美國實力相比都過於懸殊，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唯一超級大國。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認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經是人類所能發展的最高階段[17]，人類的制度進步已經走到頂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在美國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全球霸權國的事實下，美國無需再遮遮掩掩，將美國的霸權與世界秩序直接聯繫起來發展起了單極穩定論。

冷戰後霸權穩定論的發展在學術理論上並沒有太多創新，大多是對美國霸權實力的客觀描述和對美國霸權合法性的辯解。其中查爾斯·克勞塞默率先發表題為《單極時刻》（The Unipolar Moment）的文章，克勞塞默認為冷戰後的國際形勢對美國極為有利，短期內不會有任何國家能夠成為美國的威脅，作為世界上超級大國的美國應抓住這一機遇建立美國版本的世界新秩序以維護其霸權地位。[18]國際政治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教授也在其發表的《孤獨的超級大國》一文中指出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無論是政治、軍事、外交還是經濟、技術等方面都是世界主導國，其霸權領導力覆蓋率世界各個角落[19]。


中國

參見：中美貿易戰和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裁
世界地圖上的中國（橙）和美國（綠）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左）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右）在2020年1月簽署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協議

大多數學者認為，儘管美國仍在經濟、軍事方面位居世界前列[20][21]，但有諸多新的國際權力在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在這其中，中國被認為是美國最具實力的競爭者，因為中國正在以「現代歷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發展速度快速逼近美國[22]。

歷史上霸權衰落的徵兆出現在兩個主要領域：一個是主導國家的軍事力量的衰弱，另一個是經濟的衰弱[23]。因此，觀察中國在這兩個領域的崛起以及更多地了解不斷變化的權力結構非常重要[24] 。

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後），這對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構成了重大挑戰，特別是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英語：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數據，預計到2080年，美國國債將激增至國內生產總值的717%。此外，這筆債務主要由中國通過購買美國國債來融資。另一方面，隨着高消費和外國投資的增加，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僅限於工業化和現代化）正在迅速崛起。[25]正如《2025年全球趨勢》所指出的，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使兩國恢復到「兩個世紀前的地位，當時中國的財富占世界的30%，印度的財富占世界的15%」[26]。這被學者普遍認為是中國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

美國在超過55個國家擁有海外駐軍，目前已經發展到了其所能夠發展的極限。而中國正在利用自身的財富將自身軍隊產業化，以求在軍備競爭中獲得優勢。毛思迪（英語：Steven W. Mosher）據此認為，中國通過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來達到在未來全面超越美國的目的[27]。

然而，許多人認為，中國與美國有着共生關係。雙方如果有一方完全拒絕與對方進行往來，會將自身同時置於不妙的境地。約翰·古力克指出，中國的繁榮「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生產和借貸，美國借貸和消費』的框架中」[28]中國的經濟相互依存源於他們是一個生產國而不是消費國。[28] 如果美國的另一場經濟危機降低了對中國出口的需求，依賴出口的結構可能會嚴重抑制經濟增長。因此，中國的經濟困境是其霸權抱負的障礙之一。然而，這並不是中國實現霸權所必須克服的唯一障礙。事實上，霸權穩定論表明，如果中國想要獲得霸權地位，就必須努力達到擔負起世界領導力的一些要求，這其中包括中國是否有領導的意願和領導的能力。此外，國內政治不穩定、環境惡化、公共衛生問題和人口趨勢都可能是中國通向霸權之路的阻礙[29]。

學界評價

學界普遍認為，一個民族國家要想達到霸權的水平，必須具備如下的一些條件[30]。首先，它必須有政治力量、軍事力量和強大的國家力量，這是它建立新的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能力所必需的。就軍事力量而言，必須要擁有強大的三軍力量，特別是空軍力量和海軍力量。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地區霸權在地理上都位於半島或島嶼上。半島和島嶼提供了額外的安全，在需要海軍力量的地方提供了投射軍事力量的能力。這裡「半島」和「島嶼」的概念隨國家客觀實力的強大而產生改變，例如，美國雖然並非在半島或島嶼上，但其東西海岸與其他大陸隔絕、且接壤國幾乎均為戰略同盟的地理條件，使其仍然成為了霸權國。此外，核武器的現代發明和強大空軍的存在為該國提供了高度可靠的安全保障，使其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超級霸權，被認為是目前唯一的一個世界範圍內的霸權國家。其次，霸權是指具有執行系統規則的能力屬性的狀態。最後，霸權必須有領導的意志，建立霸權政權的意志，以及領導和執行制度規則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有領導的意願，但缺乏領導的必要能力。由於沒有能力迫使國際體系保持穩定，英國幾乎無法阻止大蕭條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最後，霸主必須致力於這一體系，這一體系需要被視為對其他大國和重要國家行為者都有利。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對霸權穩定論作出系統批判和重要修正並發展為「後霸權主義」，他們認為霸權之後並不是戰爭而是合作，國際機制能夠克服國際政治中的「市場失靈」現象，使合作在即使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也能夠實現。因此，霸權穩定論總體上強調物質因素並以三個要素為中心: 一是有霸則穩; 二是公共產品的無償供給;三是霸主的自我損耗。

羅伯特·吉爾平反對均勢理論。他認為霸權穩定論沒有指出霸權國提供的公共效益；例如，美國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世界銀行、北約和推行民主化等手段，建立一種穩定的貨幣體系。吉爾平進一步認為，在全球體系中，「霸權戰爭」之後，一場勝利越具有決定性，新體系就越穩定。他同意保羅·肯尼迪所說的「帝國主義的過度擴張」是霸權主義垮台的原因之一。吉爾平補充說，所有的霸主都不可避免地會倒下，因為很難保持霸主的地位。為了舉例說明這一概念，如果一個人走進一間舉重室，房間的一側是壯年男子，面對着那些正在努力達到壯年男子水平的男子，他們會看到，工作男子的肌肉生長速度遠遠快於已經壯年男子。這是因為他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霸權已經發展壯大了，霸權就更難「成長」了。最終，一個挑戰者將會挑戰大國的權力體系，接近當前霸主的對等地位，而這將引發一場新的全球戰爭，如此往復循環。一般來說，崛起的挑戰者不會繼續成為新的霸主，因為他們的大部分資源已經在與霸主的戰鬥中耗盡，沒有更多的空閒時間來灌輸他們的偏好。相反，一些理論家認為，一個在文化和偏好上與舊霸權相似的國家將獲得新的霸權地位。[31]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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