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學
酈學是指針對酈道元的《水經注》的研究，一般可分三大學派：考據學派、詞章學派以及地理學派。
前言
《水經注》是繼《山海經》、《尚書·禹貢》 、《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後的重要地理著作。張岱說：「古人記山水，太上有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1]顧炎武稱為「三百年來一部書」。明清學者十分重視《水經注》，世人稱酈學。
《水經注》原書於宋代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經過後人割裂改編而成。武英殿本《校上案語》說「《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於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數也。」
晚明鍾惺、譚元春評點《水經注》又發展出詞章學派，這是由於《水經注》文字生動優美，長期來爲士人所喜愛。但楊守敬表示：「詞章之士，於地理學甚疏」「不值與趙、戴作輿台。」。
酈學研究中最後形成的是地理學派，因爲《水經注》記敘河流兼及自然地理。楊守敬、熊會貞，撰成《水經註疏》，並繪制《水經注圖》，是一部經世致用之書，屬於地理學派。
考據
金代蔡珪作《補正水經》三卷，已亡佚。明代竟陵（今湖北省鍾祥縣一帶）朱謀㙔與謝兆坤等人合著有《水經注箋》，並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這是酈學的考據學派新時代。
明代楊慎撰《水經補注》，又整理《水經》，歸納河川「八澤」之說。柳僉於正德間用宋本校《水經注》。
清朝的酈學研究達到一個高峰，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都是治酈學名家。王先謙將《水經注》研究成果寫成《合校水經注》。
乾隆十四年全祖望始七校《水經注》，乾隆十七年，七校畢，身後文稿散佚。經王梓材、董沛整理刊行問世。全祖望在五校本《題辭》說：「經文與注頗相似，故能相混。而不知熟玩之，則固判然不同也」。陳橋驛《全祖望與(水經注)》認為有五點，第一「合理編排」；第二「區分經注」；第三「提出《水經注》在體例上的注中有注，雙行夾寫的見解」；第四「提出《水經》成書於三國魏人之手」的見解；第五「引用了大量的參考文獻」。[2]
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戴震開始研究《水經注》，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次校定《水經注》，補缺漏字2128字，刪妄增字1448字，正臆改字3715字[3]。此書區分經注，校勘字句，成為北宋景祐缺佚以來最佳版本。余英時謂：「東原謂方志當重地理沿革，這裡顯然表現出了一種狹義的考證觀點。蓋東原治《水經註》有年，即移《水經註》之法於方誌之纂修也。」
黃宗羲在酈學研究中批判說：「朱鬱儀（朱謀㙔）《水經注箋》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陳運溶在《荊州記序》中所說的： 「近世為《水經》之學者，又皆校正字句，無所發明。」
水經注百年公案
戴震的校訂《水經注》一事引發一起百年公案。當時趙一清與戴震都校訂過《水經注》，由於相似處極多，「十同八九」。[4]戴震被指控抄襲趙一清的成果，此案爭執了一百多年。段玉裁是戴震弟子，他在《與梁曜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諸篇中竭力為戴氏辨白。段玉裁認為趙書襲戴。[5]道光年間魏源力主戴襲趙說。張穆也論定戴襲趙書[6]。譚獻亦頗疑戴襲趙書[7]。光緒年間，楊守敬作《水經註疏》，見有戴襲趙處，楊守敬每每點出：「此戴襲趙之確證。」更說，戴之襲趙，「證據確鑿，百喙不能為之解。」[8]王國維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負責編撰直隸《河渠書》時，確實看到趙校《水經注》，但他認為「似非全出因襲」。大致而言，除段玉裁之外，都認定戴震抄襲全、趙。
《合校水經注》在光緒十八年（1892年）出版；該書的主要校勘人是經學家王先謙先生。王先謙在該書的「例略」中表示，不認為戴震抄襲全、趙對《水經注》的研究[9]。王先謙認為戴震的校本「增補刪改多至七千餘字」、「纂修時，或旁攷群書、或獨伸己見」；因此，他不相信戴震「戈取」趙氏的見解。而導致這個「誤解」，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世罕覯《大典》元文」。同時，王先謙亦肯定了趙一清的研究成果；認為趙氏對《水經注》的研究是「覃精極思」、「旁接廣證」、「數十年考定的苦心」。王先謙認為，段玉裁、魏源、張穆等人就此事的「諸家聚訟」只是「各執一詞」而已；所以，建議採取「存而不論」的立場。而王先謙亦在序中表示，他參與《合校水經注》的校勘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使秘籍不致湮沒」和「因兩美之合，以釋千載之疑」。所以，《合校水經注》的校勘方法是「於官本案語下，並列趙氏所釋」[10]。可是，楊守敬在撰寫《水經註疏》的「凡例」時，表明不認同王先謙的觀點[11] ；楊說：「至於戴之襲趙，則昭然若揭。今觀王氏合校本，雖百喙不能為之解者。」又說：「戴氏得見趙本，以其書未刻，略為改訂，冒為己作，而又盡刪趙氏識語，以泯其跡。厥後得見《大典》本，遂居為奇貨。」不過，楊守敬對於戴震在《水經注》領域上的校勘工作也有肯定，說：「唯《經》、《注》混淆之故，戴氏條例分明，確鑿不易。趙氏所訂，約略言之，終不瞭然。」
日本酈學家森鹿三則否定「戴襲趙書」，1933年森鹿三發表《關於〈戴校水經注〉》，提出反證。自1936年起孟森一口氣發表了九篇關於《水經注》案的文章，每篇都對戴震做出極為強烈抨擊，罵戴震「詐偽盜竊，甘心不肖」。王重民說戴震「竊趙之跡益明」。胡適則替同鄉戴震「打抱不平」[12]，他撰寫《趙一清與全祖望辨別經注的通則》、《水經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綱領》等文，認為並無戴抄趙之事：「這十組證據都是趙氏書裡的特別優點，而都是戴氏書裡全沒有的……這十組都是偷書的人決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襲的人決不肯放過的。若單舉一件兩件，也許還有偶然遺漏的可能。多到了幾十件，其中並且有幾百字或幾千字的校語，決不會被《水經注》專門學者忽略或遺漏的」[13]。
但是胡適的擁戴論文一發表，即遭到港、台學術界許多反駁。吳天任在《楊惺吾先生年譜》中專文反駁胡適對《水經註疏》醜詆楊守敬的言論。對此，吳天任表示胡適：「於趙戴公案，雖力為辯白，亦終難取信於人。徒增糾紛，而於酈書本身，究何補益？」寓居澳門的學者汪宗衍說：「餘年精力, 為茲枝節問題, 雖曰求是, 實於酈書何干? 亦費詞矣。」楊家駱對《水經注》卷十八《渭水》進行抽樣調查，證明「戴之不忠於大典而複雜於趙，固至顯然也」。陳橋驛表示至今仍「未獲得開脫」。即使是極力為戴震辯「誣」的胡適本人亦承認，「他們的兩部校本有百分之九十八九的相同」。
戴震早年即校訂了一次《水經注》，這個版本後來被稱為「微波榭本」，這個版本的結論與後來的「武英殿本」幾乎完全不同。在「微波榭本」完稿之時，戴震被召為《四庫全書》編纂館。一年之後，便迅速整理出「武英殿本」。1786年，趙一清的《〈水經注〉釋》也被刊行，學者孫灃鼎終於發現，「武英殿本」和《〈水經注〉釋》，居然「十同九九」[14]。陳橋驛最後論定戴震確實全盤抄襲了趙一清[15]。
地理
清初學者汪士鐸等人曾繪製《水經注圖》。1877年楊守敬與熊會貞開始撰寫《水經註疏》，1904年，《水經註疏》稿成四十卷，是「酈學」集大成之作，「以《經》頂格，《注》水者低一格，其泛引故事者，再低一格，以清眉目。」這是酈學研究中最後形成的是地理學派。《水經註疏》中「凡酈氏所引之書，皆著出典。」[16]如《水經注·江水二》:「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猿鳴三聲淚沾裳」之句，傳誦千古。楊《疏》文指出:「自三峽七百里……淚沾裳」之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實引自盛弘之的《荊州記》[17]。又，楊守敬每每點出：「此戴襲趙之確證。」熊會貞稱：「戴多本《大典》本，不盡本《大典》，而戴之冤可大白於天下，戴之偽亦眾著於天下矣。」另有《水經註疏要刪》和《補遺及續補》兩部簡本。1970年代史念海根據《水經注》和李吉甫《元和郡縣誌》的描述，推算黃河從公元527年至現代平均每年後退3.3米的結論。[18]1984年吳天任在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水經注研究史料匯編》，收錄了酈學史料共一百七十八篇。
現代酈學
熊會貞十九歲之年進入楊守敬之家為其長孫授讀，他本人繼續楊守敬的事業，「瞑寫晨鈔，二十餘年如一日」。[19]
1934年出版的鄭德坤《水經注引得》一書稱《水經注》注文引用四百三十六種。侯仁之主編《中國地理學簡吏》一書有「《水經注》注文所引用的書籍多至四百三十種」之語。1960年馬念祖列出《水經注》引書共三百七十五種。[20]陳橋驛在《酈道元評傳》中記載《水經注》列名引用的文獻，計得四百八十種，分成二十五類。
酈學界為戴震辯解者主要有段玉裁、森鹿三、胡適三人，其中又以胡適投入的精力最巨。胡適自1943年開始考證《水經注》[21]，稱之「小玩意兒」，1954年7月1日以後，他都是以《水經注》的考據自娛，打發「根株浮滄海」的時光。1947年，胡適讀到鍾鳳年發表的酈學文章，寫信邀他於星期日到胡寓作客，討論《水經注》問題，兩人有不少爭論，日後又有信件反覆討論，雙方見解仍然迥異，胡適曾回信說，「辯論無益，徒傷感情」[22]，關於這次的爭論，陳橋驛認為「胡適無疑是個輸家」[23]。胡適晚年寫有二百萬字手稿，他於1962年去世。1966年起，《胡適手稿》陸續出版，共十集，前六集都與《水經注》有關, 「以論文而言實無出其右」。[24]但許多人認為純粹是浪費精力，徒增糾紛[25]，陳橋驛稱胡適不屬於酈學三派中的任何一派。[26]楊聯陞為《胡適手稿》作序說：「現在把他的大批考證文字印出來，可以讓人充分評論。」費海璣指出胡適在戴東原辯誣時所採用的是「羅素方法」[27]，胡適本人還蒐集了四十一種《水經注》的版本[28]。陳橋驛著有《水經注研究》、《水經注研究二集》、《酈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酈道元與水經注》、《酈道元評傳》等五部專著。吳天任著有《酈學研究史》和《水經注硏究史料滙編》，集酈學研究之大成。
注釋
- ^ 《琅嬡文集》卷五《跋寓山注二則》
- ^ 《全祖望與水經注》，《歷史地理》第十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 ^ 孔葓谷為戴書作序，稱「東原治《水經註》，始於乾隆已酉夏，越八年壬辰，刊於浙東」
- ^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酈氏《水經注》沉霾千載，至明代朱謀瑋為之箋，然獨辟蠶叢，始導先路。國朝全謝山（祖望）為七校，遺書未刊。同時趙誠夫（一清）有注釋，亦未即鐫板。至乾隆間，戴東原（震）入四庫館。始雲以《永樂大典》本校刊，辨明《經》、《注》混淆，刪正四五千字，海內學者翕然從之。至嘉慶間，趙氏刻本出，而所校乃與戴氏十同八九，趙氏未見《大典》本，安得與戴氏悉同？而其所據訂正者，一一皆出原書，其非蹈襲他人可知。全氏之書又最後出，多與趙同，兩人生前互相推挹，其從同不足怪；而亦間有與戴氏特出之見合者，未必非校刻者之所為，或遂嗤為偽作，亦過也。」
- ^ 段玉裁《戴東原年譜》裡說：「趙書經梁處素校刊，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
- ^ 張穆：《全氏〈水經注〉辨誣》
- ^ 譚獻：《復堂日記》
- ^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酈氏《水經注》沉霾千載，至明代朱謀瑋為之箋，然獨辟蠶叢，始導先路。國朝全謝山（祖望）為七校，遺書未刊。同時趙誠夫（一清）有注釋，亦未即鐫板。至乾隆間，戴東原（震）入四庫館。始雲以《永樂大典》本校刊，辨明《經》、《注》混淆，刪正四五千字，海內學者翕然從之。至嘉慶間，趙氏刻本出，而所校乃與戴氏十同八九，趙氏未見《大典》本，安得與戴氏悉同？而其所據訂正者，一一皆出原書，其非蹈襲他人可知。全氏之書又最後出，多與趙同，兩人生前互相推挹，其從同不足怪；而亦間有與戴氏特出之見合者，未必非校刻者之所為，或遂嗤為偽作，亦過也。余研尋有年，乃知戴之襲趙，證據確鑿，百喙不能為之解。至酈氏之閫奧，諸家多有未窺，間有酈氏不誤，諸家改定反誤者。國初劉繼莊（獻廷）擬為《水經註疏》而未成。道光間沈文起（欽韓）亦有此作，未付刊。余乃與崮芝發憤為之，疏厘為八十卷，凡酈氏所引之典，皆標所出，批於書眉行間，凡八部皆滿。孺初先生嘗題余初稿雲……此先生己卯冬敘語，愛我之深，不覺推之逾量，至此二十餘年，先生墓木已拱，而吾書方成，過情之譽，何堪告人！欺許之私，聊以志知己雲耳。」
- ^ 酈道元. 王先謙 , 編. 合校水經注 思賢講舍刻本 / 2019年3月第6次印刷. 北京: 中華書局. 光緒十八年（1892年）: 45. ISBN 9787101064483. 《合校水經注》#174/1339例略 ‧ 水一 ‧ 第五十三頁（右）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 酈道元. 王先謙 , 編. 合校水經注 思賢講舍刻本 / 2019年3月第6次印刷. 北京: 中華書局. 光緒十八年（1892年）: 45. ISBN 9787101064483. 《合校水經注》#175/1339 例略 ‧ 水一 ‧ 第五十三頁（左）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 楊守敬. 《水經注疏》凡例. 水經註疏 : 序. 熊會貞. [2022-04-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22）.
- ^ 胡適：《水經注考》，《手稿》第六集下冊
- ^ 胡適：《戴震未見趙一清水經注校本十組證據》
- ^ 孫灃鼎《水經注跋》
- ^ 《論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經注〉的功過》，收入陳橋驛《酈學新論》
- ^ 《水經註疏要刪·自序》
- ^ 引文見《太平御覽》卷五十三
- ^ 陳橋驛《汪辟疆與〈水經注〉》，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宋保平《論歷史時期黃河中游壺口瀑布的逆源侵蝕問題》（《歷史地理》第十六輯）
- ^ 《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
- ^ 《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
- ^ 1960年胡適在《評論王國維先生的八篇水經注跋尾--重審趙戴水經注案的一次審判》（《胡適手稿》第六集下冊）中說：「我是從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開始研究一百多年來的所謂『趙戴水經注案』（又稱「全趙戴三家水經注案」）的一切有關證件，到於今已經十六、七年了。」
- ^ 〈胡適復鍾鳳年的信（1948年7月11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
- ^ 陳橋驛：《鍾鳳年與水經注》
- ^ 陳橋驛:《胡適與〈水經注〉》,《〈水經注〉研究二集》,第67頁
- ^ 吳天任纂輯《〈水經注〉研究史料匯編》下冊
- ^ 桑兵：〈胡適與《水經注》案探源〉，收入《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一書
- ^ 費海璣《漢學反哺集》
- ^ 1948年12月，北京大學建立五十周年紀念，胡適在北大舉辦了一次《水經注》版本展覽，分：甲、宋刻本，乙、明鈔宋本，丙、明刻本，丁、清代校刻朱謀㙔箋本，戊、清朝早期重要版本，己、十八世紀四大家之一沈炳巽各本，庚、十八世紀四大家之二趙一清各本，辛、十八世紀四大家之三全祖望各本，壬、十八世紀四大家之四戴震各本。共九類，達四十一種，胡適作有《目錄提要》。
參考書目
- 陳橋驛：《論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經注〉的功過》，收入陳橋驛《酈學新論》
- 吳天任：《酈學研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