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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各斯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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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亦稱邏輯中心主義）是20世紀20年代由德國哲學家路德維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提出的哲學概念。邏各斯中心主義指的是把詞彙和語言看作是對外部現實的根本表達的西方科學和哲學傳統。它認為邏各斯（logos）在認識論上具有優越性，邏各斯所代表的是一個原初的、不可化約的對象。因此邏各斯中心主義主張，世界中的存在必然以邏各斯為中介。邏各斯正是柏拉圖式的「理念」的觀念化再現。

語言學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語言學（linguistics）把邏各斯看作是再現性統一體的場所，並進一步剖析了邏各斯的結構，將語詞的聲音和意義確立為形而上學含義原初的、理想的居所。邏輯中心主義的語言學主張，「為意義和語言行為奠基的當下的、特別的統一體，通過聲音統一體和語音（phonic）中的意義傳達出來」[1]。語言學正是通過這種符號語音學的方式而成為一門科學。所以言說（speech）是語言的首要形態，書寫是次要的、表現性的，最關鍵的是，它外在於言說。書寫是「符號之符號」（sign of a sign）[1]，語音才是最基本的。

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文學理論：一個簡明導論》中寫到：

書面文字是「符號之符號」這一觀念在西方思想中有很長的歷史。亞里士多德（384BC-322BC）曾說，「口頭文字是心理經驗的象徵，書面文字是口頭文字的象徵」[2]。盧梭也認為：「寫作只不過是言語的再現；奇怪的是，人們更關心圖像的斷定而不是客體對象。」

索緒爾與邏各斯中心主義

弗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其語言學符號及其術語的發展中遵循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線索。只要語詞仍被理解為整體符號，概念和聲像（sound-image）的統一體就會分別成為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的統一體[3]。能指由一個不可分割的聲音和圖像構成，因此符號的圖形形式是外在的。

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索緒爾說，「語言學的對象不是由書面文字和口頭文字的結合來定義的：單單口頭形式的文字構成了對象」[3]，語言是「獨立於書寫的口頭傳統」。 

德里達與邏各斯中心主義

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論文字學》一書中詳細回應了索緒爾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觀點。在第二章「語言學與文字學」，德里達解構了語言中顯然是內在的、語音的系統，認為出於本質的原因，索緒爾的代現性判斷（representative determination）是「......一個明確地導向一個功能進行的觀念（ideal），但這一功能進行絕不會是語音的」[2]。書寫可能是不同於語音的功能，也不僅僅是言說的代現性描述，這一觀念在德里達所說的無限主義的形而上學裡告終，它允許一種絕對的邏各斯概念[4]。存在的差異絕不會像邏各斯中心主義者所設想那樣被還原；相反，意義的鏈條是在場-缺席（presence-absence）的痕跡。[4] 。

「所指是原初的、本質性的（而不僅僅是關於一個有限的、被創造的精神的）痕跡，它始終已經處於能指的位置上，這看似是一個無可指摘的提法———其中關於邏各斯、存在和意識的形而上學都必須把書寫視作其死亡和來源。」

文學理論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索緒爾的理論中蘊含着的結構主義文學方法開始發展，這種方法依據文學文本或話語對特定的組織性慣例的附屬來進入到文本之中，這種附屬性往往會確立其客觀意義。同樣，索緒爾指責文學理論中的結構主義缺少對自身基礎的說明：「......語言構成了我們的世界，而不僅僅是記錄或標記它。意義始終是通過人類心靈而被歸諸於對象或觀念的，並由語言來構造和表達：意義並非已然包含在事物中。」 

所以在結構之外沒有絕對真理，無論這一結構有多麼科學、豐富。在德里達之後，後結構主義出現。處在後結構主義譜系中的其他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包括：尼采、海德格爾和弗洛伊德。[5]在《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1968）發表後，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也從結構主義轉向後結構主義。

根據巴特的說法，後結構主義作家必須要在某種缺席（或死亡）中在場（present），正如讀者在文學表達的「瞬間」的在場中缺席一樣。因此後結構主義反對西方文學傳統中的道德形式主義，它只保留了偉大人物，我們應該到他們那裡去尋找文學靈感，而這不過是一種政治控制和達到社會平衡的手段。

現代主義拒斥後結構主義，這是出於對恢復某種失落了的存在的渴望。後現代主義接受了這種失落（作為「在場」的存在的失落），並超越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界限。

非西方文化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一些研究者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並不存在於所有文化中，而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偏見。泰德洛克（Tedlock）通過研究奎希（Quiché）瑪雅文化中的故事得出，可能是字母書寫系統的發展導致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視角，但並非所有的書寫系統都如此，在書寫尚未確立的文化中尤為少見。泰德洛克認為：「[在德里達看來]聲音是線性的，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一系列的音素中只發生一件事」[6]，這反映在書寫，乃至語言學領域中的語言學習之中，泰德洛克所謂的「神話學（或更大規模的結構主義）」「不是建立在對多維度聲音的多維度理解上，而是建立在對聲音內最小音節的單線性書寫之上」[7]。書寫的單一維度意味着，字母書寫只表現了文字，而音調、聲音、口音和風格往往很難表現文字。 Geaney[8]研究了古代漢語的「名」（ming）的書寫方式，說明了表意文字系統給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觀念造成了困難，德里達甚至也以矛盾的方式書寫中文文字，他一開始假設「文字有一個歷史性的目的，對它而言語音書寫是正常的「產物」，又說「可以毫不諷刺的斷定，中文書寫是「一場外在於所有邏各斯中心主義文明的運動」。 

參見

參考文獻

  1. ^ 1.0 1.1 Derrida, p. 29
  2. ^ 2.0 2.1 (Derrida, p. 30)
  3. ^ 3.0 3.1 (Derrida, p. 31)
  4. ^ 4.0 4.1 (Derrida, p. 71)
  5. ^ (Barry, p. 64)
  6. ^ (Tedlock, p. 322)
  7. ^ (Tedlock, p. 323)
  8. ^ (Geaney)

相關資料

  • Barry, P (2009),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3rd ed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Derrida, J (1976), 'Linguistics and Grammatology', Of Grammat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pp. 27–73, (CRO— CQU Library, HUMT20012 Code).
  • Geaney, J (2010), 'Grounding 「Language」 in the senses : what the eyes and ears reveal about MING (names) in early Chinese texts',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 60, no. 2, pp. 251–293.
  • Tedlock, D 1979, 『Beyond logocentrism: trace and voice among the Quiché Maya』, Boundary 2, vol. 8, no. 1, pp. 321–333.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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