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計算問題

經濟計算問題是針對使用經濟計劃作為生產要素基於市場的分配方式的替代品的批評。首先由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他1920年的文章《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中提出，後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加以拓展。在他第一篇文章中，米塞斯描述了資本主義下的價格體系的天性並描述了社會中個人的主觀價值是如何轉變為資源的理性的分配所必要的目標信息的。

市場交易中，價格反映了資源、勞動和產品的供給和需求。在他第一篇文章中，米塞斯着重於資本貨物的社會主義化不可避免的匱乏，但米塞斯後來在《社會主義》中詳細說明多種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米塞斯和哈耶克指出經濟計算僅僅通過市場價格提供的信息實現，並且官僚式或者技術式的分配方式缺乏理性分配資源的方法。爭論發生在1920至1930年代，而且爭論的具體時期被經濟史學家稱為「經濟計算爭論」。米塞斯最初的批評受到了許多回擊並導致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探索，最有名的是蘭格模型。

米塞斯指出「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的經濟計算」中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價格體系是必定缺乏的，因為如果公有實體掌握了所有的生產資料，沒有可以像僅僅是在社會主義體系內部的貨物輸送，且不是「交易的對象」那樣獲取資本財產的價格，不像最終產品。所以，他們無法制定價格，而且因此這一體系必然會沒有理性，中央計劃者無法知曉怎樣有效的分配有用的資源。他寫道「……理性的經濟活動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是辦不到的。」米塞斯在他1922年的著作《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把他對社會主義的批評發展的更為完善，指出市場價格體系是人類行為學的表達，而且不能被任何官僚主義的形式取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計劃受到了提倡分散式計劃的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在奧地利經濟學派之前包括互助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馬克思主義者列夫·托洛茨基和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彼得·克魯泡特金。中央計劃後來受到了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如雅諾什·科爾奈和Alec Nove的批評。Robin Cox指出經濟計算爭論只能在貧窮的社會主義經濟體通過能讓決策者允許生產貨物以計算類的相對稀缺性為基礎的存量管制的自我調節系統實現很大程度上的自發性秩序的假設上才能被成功反駁。這是在多數決定為分散式的經濟體中僅有可行的辦法。托洛茨基指出中央計劃者不能對經濟中局部的變化做出有效反應，因為他們舉措沒有有意義的投入及經濟體中數以百萬的經濟參與者的參與，而且因此成為協調經濟活動的無效的機制。

理論

比較各種各樣的商品

自從資本財物及勞力高度多樣化（就是說他們有關於物質生產力的不同的特性）以來，經濟計算要求對資本及勞力的所有形式的比較的共同基礎。

錢作為交易手段，使得買家能比較商品成本而無需其基本因素的知識；消費者能簡單集中於個人成本效益分析的決定。價格體系由此通過或許沒有所有生產或供應條件的明確知識的中介運用資源來提升經濟效率。這被稱為價格的信號功能，以及阻止任何資源過度利用的配給功能。

沒有市場過程去實行這些比較，對非市場社會主義的批評稱其缺乏任何比較不同商品及服務的途徑並不得不取決於實物計算。聲稱由此產生的決定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判斷是否合理。

資本財物與消費貨物的關聯效應

比較資本財物的共同基礎也必然與消費者福利相聯繫。也必然能在當前的消費與延遲的消費（對於今後更大的回報）之間比較希望的權衡，通過投資於資本財物。錢的使用作為交易的中介與記賬單位對於經濟計算前兩個問題的解決是必要的。米塞斯（1912年）應用卡爾·門格爾發展的邊際效用理論在金錢上。

邊際消費支出表現了邊際效用或消費者在花費金錢時所希望的額外的滿意程度。這類似於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發展的「邊際-均等原理」。消費者補償最後一元錢的邊際效用（滿意度的衡量）花在任意商品上面。因此消費商品的交易建立表現了消費者邊際效用的價格，而且錢由此是消費者滿意度的代表。

如果錢還花在了資本財物和勞力上，那麼在資本財物和消費貨物之間作比較是可能的。消費貨物、資本財物和勞動商品的交易不意味着資本財物定價準確，僅僅意味着對資本財物做出的定價是可能的。

社會主義計算批評的第一個要素是最基本的：經濟計算要求貨幣對所有商品的使用。這是必要的，但不是經濟計算成功的充分條件。

沒有價格機制，米塞斯指出，社會主義缺乏將消費者滿意度與經濟活動聯繫的方法。價格的激勵功能允許擴張性的利益，就像每個家庭的便宜的、高質量的鞋子的利潤去比較鞋匠昂貴的低劣的鞋子的集中化的利潤。沒有價格機制，可能與鞋匠的專業知識密切聯繫的建設「合理化生產」的一組專家，會傾向於支持鞋匠「陰謀對抗公眾」的利益。如果這發生在所有產業，每個人會遭遇比他們所受到的市場競爭的嚴酷性更糟糕的結果。

馮·米塞斯的金錢與計算的理論直接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相衝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允許勞動含量作為可能的資本財物定價的通用方法，現在隨着邊際效用理論的成功而在經濟學界不受歡迎。

企業家精神

經濟計算的第三個條件是存在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市場競爭。

根據Kirzner（1973）和Lavoie（1985），企業家通過滿足所有市場中未滿足的需求獲利。企業家由此帶來更接近於邊際成本的價格。市場中價格的調整傾向於「均衡」（供需平衡）給予他們更大的功利性的意義。企業家的活動讓價格使價格在如何表現消費者邊限效用方面更為準確。價格扮演了計劃生產的嚮導。他們計劃生產用價格決定生產線應該延長還是縮短。

社會主義下企業家缺乏盈利動機來承擔風險，而且因此不大可能嘗試去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沒有價格體系去適應消費者的效用來激勵生產，或者指示那些效用而「沒有提供動機」，國家計劃者不太可能在新的想法上投資以滿足消費者需求。

合乎條理的計劃

經濟計算成功的第四個條件是在那些計劃生產的人之上的計劃協調。計劃生產的問題是由哈耶克解釋出來（1937、1945年），但首先提到並且說明的是他的導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社會主義》（1922年），不能與《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1951年）混為一談。計劃不能在分散的方式中完成，要求一些保證個人計劃條理分明的機制或者集中化，要求大量的信息。

資本主義中，對生產的總體規劃是出自大小企業的資本家的個人計劃組成的。自資本家在同樣可行的共同的資源外購置勞力和資本但缺乏勞力和資本以來，他們的計劃在至少是半契合的方式中組成一體是必要的。哈耶克（1937年）定義有效的計劃過程為一個所有決策者建置計劃的地方包含其他人的計劃中來的相關數據。企業家在計劃中通過價格體系從其他人獲取數據。價格體系是一個對於計劃企業家的合作不可或缺的通信網絡。價格的漲跌給企業家提示相關的經濟狀況，其中他們必須調整他們自己的計劃。

對於社會主義，米塞斯（1944年）和哈耶克（1937年）堅稱單個部門的官僚不能在沒有價格體系的情況下協調他們的計劃。如果集中式的社會主義不能運行，中央機關必須制定計劃。但中央計劃者在構建合乎條理的計劃時面臨知識問題。米塞斯和哈耶克把集中化看成是社會主義中不可避免的。

反對者指出按準則一個經濟體能看作是一套方程式。由此應該不需要價格。用有關可用的資源和人的喜好的信息，應該能計算可選的解決方案。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回應道方程組需要太多的信息而可能不容易實現，而且隨後的計算可能會太過困難。這部分是因為個人擁有可用的信息但不覺察到它重要性，可能沒有動機傳達信息，或者可能有動機傳達有關他們喜好的錯誤信息。他認為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對價格信號的運用利用所有市場中的分散知識。早期的爭論是在現代計算機更大的計算力成為可能之前做出來的，但也先於混沌理論的研究。1980年代，Alec Nove指出即使用最好的計算機，計算可能花上百萬年。

對於像經濟那樣高度複雜的體系做出長期預測或許是可能的。

哈耶克（1935、1937、1940、1945年）強調中央計劃的知識問題，部分是因為分散式的社會主義看起來站不住腳。部分原因是哈耶克強調知識問題也因為他主要關注對市場社會主義和奧斯卡·蘭格的模式（1938年）的提議的爭論，而且哈耶克的學生亞巴·勒納（1934、1937、1938年）發展了對經濟計算爭論的回應。蘭格和勒納承認價格在社會主義中是必需的。蘭格和勒納認為社會主義官員能模擬出一些市場（主要是現貨市場），而且現貨市場的模擬足以使社會主義合理有效。奧斯卡·蘭格指出價格可以僅僅看作是財會實踐。原則上，宣揚的市場社會主義中，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管理者年使用價格體系作為財會實踐，為了減小成本並傳達信息給其他管理者。然而，當這可以處理商品存貨、提供能被確定的價值的基礎的時候，還無法處理新資本存量的投資。

哈耶克通過論述社會主義中模擬市場會因缺少真正的競爭和企業家精神而失敗來回應。中央計劃者仍會計劃生產而沒有在經濟層面上有意義的價格的幫助。蘭格和勒納還承認社會主義會缺乏任何金融市場的模擬，而且那會造成計劃資本投入的問題。

然而，哈耶克的論點不僅注意到了中央計劃者計算的複雜性。他進一步指出許多個體的信息不能被收集或者被別人利用。首先，個體或許沒有或者只有一點點動機去分享信息給中央甚至當地的計劃者。其次，個體或許沒有覺察到有有價值的信息，而且在覺察到的時候，只在有用的時間裡面有用，時間太短以至於無法給中央或當地的計劃者交流。第三，若不是在允許對價值有意義的比較的形式裡面，信息對其他個體沒用（也就是，貨幣定價作為比較的共同基礎）。所以，哈耶克指出，個人必須通過真實市場中的價格獲取數據。

金融市場

經濟計算成功的第五個條件是存在功能良好的金融市場。經濟效益高度取決於在資本投資中避免錯誤。資本投入中反向誤差的花費是潛在大的。這不僅僅是發現用處甚微是重組或轉變資本的問題。時間成本重新安排生產結構損失了生產消費品的時間。那些計劃投資的人如果避免在一些生產線投入太多而在另一些生產線投入太少就必須預測消費需求中的未來趨勢。

資本家計劃生產是為了盈利。資本家用價值構建預期決定資本積累的組成、產業投資的格局。按照消費者需求投入的人盈利，那些人沒有被迫轉向更有效益或者停業。

期貨市場中的價格在經濟計算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期貨市場為期貨時間段的商品發展價格。在期貨市場中企業家以他們的期望為基礎為生產整理計劃。期貨市場在企業家投資決定和家庭消費決定之間建立聯繫。自多數貨物不在期貨市場明確交易以來，替代性市場成了需求。證券市場作為「衍生的期貨市場」評估企業家的生產計劃（Lachmann 1978年）。一般來說經濟計算問題是在金融市場中解決的。

經濟計算問題出現在一個永遠處在變化中的經濟體……為了解決這類問題它首先是必要的，資本從特定的事業中被收回並應用在其他的生產線……這是資本家買賣證券和股份、發放和回收貸款、在各類商品投機的基本問題。

金融市場的存在對於經濟計算是個必要條件。金融市場的存在本身不自動反應企業家的投機活動會傾向於效益。米塞斯指出金融市場中的投機活動傾向於效益是因為「嘗試與錯誤」進程。在投資中犯下較大的錯誤的企業家以其他消費者需求更高的更有利可圖的風險為代價擴大一些生產線浪費他們的資金。犯下最嚴重的錯誤的企業家通過構建對消費者需求的不準確的期望遭受財務上的損失。財務上的損失從產業中權威的位置上去除了這些無能的企業家。

犯下較小的錯誤的企業家通過更準確地預料消費者的需求獲得更大的財務上的成果。建立關於市場的未來狀態最準確看法的企業家（也就是消費者需求的新趨勢）盈利最高並取得對產業更大的控制。那些預料未來市場趨勢的企業家浪費了最少的實際資本並找到了金融資本市場上金融最優惠的條件。實際資本財物的最小的浪費反映出資本-經濟計算最小的機遇成本。資本財物的價值通過金融市場中的競爭帶進未來消費品價值線，因為資本主義的金融家之間利潤的競爭回饋定價更準的企業家（也就是預測未來價格更準的）並排除定價不甚準確的企業家。

總而言之，所有市場（現貨和金融）中錢在交易所有商品（資本/勞動力和消費）的使用結合利潤驅動金融市場中的企業家精神和達爾文自然選擇都綜合起來作出理性的經濟計算及資本主義進程的成果的分配。

米塞斯堅稱社會主義的計算是不可能的，因為社會主義以一個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或錢為準妨礙資本財物的交易。金融市場中的投資決定現代工業的資本結構與一定程度的效益。社會主義的平等阻止了金融市場中的投機活動。米塞斯由此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在工業的資本結構中缺乏任何清晰的改善的趨勢。

示例

路德維希·馮·米塞給出了在生產酒和油中間做出選擇的例子：

顯而易見的是，即使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一百萬升的酒很明顯比八十萬升的酒要來的有價值，同樣的一百萬升的酒也明顯高於五十萬升的油。不需要任何計算體系就可以建立這樣一個事實：決定性的因素在於所涉及的經濟主體的意願。然而，一旦這種決定權從消費者手上被奪去，我們才正要開始應付理性經濟計劃的問題，亦即，我們要如何在經濟上讓供給配合需求。這種問題只能透過某種經濟計算來解決。因為人腦是無法在缺乏有效經濟計算工具的情況下從大量的中間商品、生產潛能里整理出個頭緒，單純的在管理上和地點上的問題就可以讓這種計算完全停擺。

這類中間商品包括土地、庫存、瓶、桶、油、交通等等。不僅要將這些東西組合，而且這些會同其他經濟目標的成就競爭。沒有資本財物的定價，從本質上，米塞斯指出，就無法知曉它們怎麼理性的/最有效的使用。投資尤其是不可能的，就如潛在的未來產出不能被任何通貨標準衡量，不用說是貨幣經濟要求的計算。價值消費者對於未來的消費上的日常消耗不能被表達、確定或實行，就像投資是從積蓄中獨立出來的。

批評

市場的效率

另一個批評時宣稱自由市場在分配資源時有效是錯誤的。Alec Nove指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共同體」中馮·米塞斯「傾向於通過資本主義及資源優化配置同時進行的暗含假設破壞他的案例」，

經濟學家瓊·羅賓遜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中許多價格是由「似乎是壟斷者」創建的有效的「價格管理」，由此挑戰了資本市場和理性的資源分配之間的聯繫。

經濟學家Robin Hahnel指出自由市場事實上系統性地效率低下，因為外部性是普遍的，而且因為真實世界的市場很少真正競爭或者處在平衡中。

米爾頓·佛利民同意有壟斷性競爭的市場是無效的，但指出在有自由貿易的國家中來自外部競爭的壓力會使壟斷成為競爭方式。在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國家中外來競爭不能充當這個角色，但潛在競爭威脅是公司濫用他們的地位，新競爭者會出現以及消費者對舊公司增添的不滿——仍然能減少無效益。

其他自由意志主義分析者相信壟斷和大商家通常不是自由市場所造成的。相反他們稱這樣的集中是對特許經營權或特權的政府補助引起的。他們堅決反對通過引入政府影響的市場結構的任何扭曲，主張這樣的介入會成為中央計劃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達到這種程度同樣會直接做出從私有到公共領域的決定。

約瑟夫·熊彼特指出大公司通常通過投資和創新帶動經濟的發展，而且因此他們的增殖不一定是壞的。

均衡

受到爭論的對中央計劃者來說不僅困難而且辦不到的找到真正的經濟平衡的論點同樣適用於市場體系。就像任何通用圖靈機能做任何其他圖靈機能做的，一個分散的計算機系統（也就是市場）在一個中央計算機上沒有原理上的優勢。

問題的廣度

一種批評是理論的支持者通過描述社會主義不能實現而不是沒有效率誇大了他們的力量。

經濟學家布萊恩·卡普蘭寫了他為什麼不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解釋。其中他討論了經濟計算的爭論，而且，在承認這對於社會主義是個問題的時候否認米塞斯已經表明的它是致命的，或者是導致社會主義國家崩潰的特別原因。

奧地利經濟學派誇大了經濟計算的爭論。詳細的實證證據的缺乏顯示出這給特殊問題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僅僅是上百個反對社會主義的論點中的另一個。我們怎樣知道工作努力的問題，改革，或者地下經濟，或者不比經濟計算問題重要的其他任何問題？

穩態經濟

瓊·羅賓遜指出在無增長經濟中會有生產資料的有效的豐度，並且因此將不需要市場。馮·米塞斯承認在他最初的小冊子裡面有這樣的理論可能性：

穩態能在經濟即使中分配。對此經濟生活中的同樣事件曾經出現過；而且如果我們假設穩定的社會主義經濟體中的第一性承接競爭性經濟體的最終狀態的基礎，我們或許在所有從經濟角度合理控制的社會主義生產體系的事件設想。

他聲稱，然而，固定的條件在真實世界中從不占優勢。經濟條件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即使它沒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會很混亂以至於從開始排除諸如穩態的存在。

一些人支持真實單位結算的具體運用及計劃經濟的需求調查會不經資本市場而操作，在後稀缺狀況中，價格機制的目的是允許個體認識到決定的機會成本：後稀缺狀況中沒有這樣的成本。這是說在這種狀況中有一個不需要減少開支，也就是有充足的新鮮空氣和水的地方。只要有有限的供應，也就是理相的土壤，經濟會適應。

技術的使用

Paul Cockshott和Allin Cottrell在《Towards a New Socialism》、《Information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Hayek》和《Against Mises》中指出現在計算機技術的運用簡化了經濟計算並允許中央計劃實現並維持下去。就如Cockshott和Cottrell所稱：

既不是西方提出的理論論證，也不是蘇聯社會主義崩潰的事實，這無疑是歷史的里程碑，保證簡單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是站不住腳的信念隨着時間過去了。的確，信息技術的現代發展開啟了計劃體系能比市場在效率（接觸人類需求）及公平方面做得更好的可能性。

Len Brewster回應了這一批駁意見，指出

C&C的新社會主義的檢驗確認了米塞斯合理的社會主義規劃是不可實現的結論。看起來為了經濟計劃者通過他們可能會引導的方式擁有任何有用的數據，市場必須被牽扯進去，並有私有財產、不平等和開發的相似物。

——Len Brewster，https://mises.org/journals/qjae/pdf/qjae7_1_6.pdf

然而, 米塞斯研究所於2020年5月21日發表文章反駁上述批駁意見，認為這兩位馬克思主義者混淆了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和經濟計劃（Economic Planning）這兩個概念，前者是指由國家所主導的經濟模式，後者是指公司或國家因應市場需求所實行的計劃，本質上仍然依賴於價格機制等等，文章亦指出他們的作品實際上仍未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概念的混淆

一些馬克思主義者表示他們認為米塞斯混淆了物價的性質，價格分為狹義價格與廣義價格，前者是市場上商品的交換比例，後者則多出了「提供其他選擇的條件」的特例。由於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沒有實際交換資本貨物的市場，因此米塞斯得出了在資本貨物領域中得不到「選擇指數」的結論，但事實上只有在廣義價格的意義上價格才是分配資源所不可缺少的，他們亦聲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混淆了價值與價值形式這兩個概念，而且只關注交換過程而忽略了生產過程，沒有意識到價值來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誤以為貨幣外在於價值的範疇之外，由此得出了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衡量不了事物的價值的錯誤的結論。

理論的缺陷

一些學術界人士對米塞斯及海耶克所提出的論點提出了一些批駁意見，其聲稱這些論點無法成立。

參見

• 經濟計劃
• 地方知識問題
• 市場社會主義
• 新經濟政策
• 奧圖·紐拉特
• 蘭格模型
• 後稀缺
• 使用性的生產
• 真實價格與理想價格
• 社會主義
• 社會主義化
• 稅收選擇
• 轉型經濟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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