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我的1957年
經歷——我的1957年是一部1950年代中國甘肅的女記者和鳳鳴（1932年－）撰寫的回憶錄，主要記述了她被劃為"右派"後，於1957年到1961年，被發配至偏遠的安西農場，進行勞動改造的經歷。根據該書的描述，"右派"成員在不同農場的遭遇相差甚大，總體而言，在當時政治高壓下，右派成員被輿論宣傳妖魔化，淪為了社會的底層，受到社會的普遍歧視，有些農場（如酒泉夾邊溝農場）對送來勞動的"右派"成員進行了有組織的虐待、迫害，導致大量"右派"成員因飢餓等原因非正常死亡（包括和鳳鳴的丈夫王景超）。
該書由中國敦煌文藝出版社初版於2001年，2006年經修訂後再版，這部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57年反右運動的一個縮影。
內容介紹
"右派"的產生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和鳳鳴作為甘肅日報社的成員，跟隨甘肅代表團前往北京參觀農業展覽，期間受到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當時中國大陸已經在進行整風運動，並且中共中央已經開始各地中共的領導層布置反右運動。和鳳鳴從北京回來後，報社領導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和鳳鳴自己撰寫、參與撰寫了《向XXX同志進一言》、《請公開宣判》等五張大字報，主要內容是向上級提意見以及替同事鳴不平。和鳳鳴的丈夫王景超在領導的鼓勵下，寫了雜文《略論"行政手段"》，文中認為靠行政手段以服人，有點"霸"味，該文被發表於報紙頭條，還獲得了甲等稿費，此後王景超又撰寫發表了雜文《為"三脫"幹部叫屈》，以及《關於"牴觸情緒"》（未見報）。7月，報社連續開展100多人－200多人的鬥爭會，王景超被認定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是右派小集團"黑社"的首領，原寫的三篇雜文被認為是大毒草，他在鳴放座談會上的發言被認為"噴毒液"。編輯部共找出了五名"右派"，包括杜紹宇、和鳳鳴等，原來的同事都將他們作為"敵人"來進行公開鬥爭批判，由於在眾人一致聲討中有口難辯，絕望中和鳳鳴曾試圖服安眠藥自殺。8月8日，甘肅省市新聞出版系統召開批判"右派"成員的大會，王景超被要求第一個站在方凳上"亮相"，和鳳鳴也被要求站到前面。在這段時期，"右派"的上班時間就是挨斗、寫檢查交代罪行。迫於生活的壓力，王景超曾試圖服六六粉自殺。
1958年4月下旬，王景超、和鳳鳴等六位甘肅日報的"右派"成員，登上了西去的火車，王景超的勞教場所是酒泉夾邊溝農場，和鳳鳴前往安西縣十工農場，此後他們沒有能夠再見面。而倆人的兩個孩子留在了蘭州，當時分別只有6歲、3歲。在經濟方面，王景超被單位開除，沒有收入；和鳳鳴的月工資由102元降為58.24元。雖然毛澤東稱不剝奪"右派"成員的公民權，但由於各個農場的狀況迥異，導致受勞教的"右派"成員此後的遭遇差異甚大。
來到農場
安西縣有"世界風庫"之稱，自然條件很惡劣，但由於十工農場的領導對"右派"成員的態度比較緩和，"右派"成員在這裡雖然要干許多苦重的農活，但生活還算和睦平穩。與和鳳鳴住在同屋的徐福蓮年僅20，女兒只有七八個月大，雖然徐尚在哺乳期，甚至還沒有明白什麼是"右派"，由於被人揭發說其同意儲安平"黨天下"的觀點，被定為"右派"。另外一位是石天愛，軍閥石友三的女兒，27歲，由於家庭背景特殊，被劃為"右派"。她們都被送來農場"監督勞動"，沒有工資，但能從農場領取每月20元的生活費。和鳳鳴在農場參加的勞動包括整地、推車、挖草、種玉米、白蘭瓜、割麥等，通常每天要勞動十二三個小時，雙周休息一次。
和鳳鳴與王景超通過信件來往，王景超的信件不封口，要經檢查後才可發出。夾邊溝農場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可能是當時甘肅最嚴酷的勞教場所。勞動者一去那裡就得忍飢挨餓，並且要干繁重的體力活，有的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勞動，比如強制長時間在鹼水溝中浸泡勞動，造成肢體的蝕傷，和鳳鳴知道後特意給王景超寄去一雙長筒雨靴。
參加演出
儘管當時"右派"成員的地位很低，但由於他們中的許多人的文化層次較高，1958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37周年，十工農場的部分"右派"成員根據事先農場領導的安排，進行了全場的文藝會演，和鳳鳴與徐福蓮表演了俄羅斯雙人舞，其他節目還有獨唱、拉手風琴、小提琴等。由於演出成功，農場決定繼續排練，三四天後到安西縣參加演出並得到了認可。在不久後的麥收中，還組織了小型的文藝演出隊。這一時期，雖然其他一些農場（比如夾邊溝農場）已經在挨餓，但十工農場的人員在高強度勞動的同時，可以吃飽，每人一個月90斤糧。
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躍進」運動的高潮，和鳳鳴所在的十工農場也不例外。在當時「大煉鋼鐵」的號召下，農場開始動員「右派」成員煉鋼。和鳳鳴和其他「右派」成員一起，日夜投入到煉鋼的勞動中。儘管條件十分艱苦，大家要不斷地在高溫的爐邊操作，甚至有時在沒有足夠食物的情況下繼續勞作，但他們依然被要求完成高產量的目標。這一段時間，農場裡的「右派」成員普遍處於極度疲憊與飢餓的狀態。
飢餓
1959年起，農場的生活條件開始惡化，隨着全國性的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的失敗，饑荒逐漸蔓延到農場。原本能夠吃飽的「右派」成員不得不開始面對極度的飢餓。十工農場的情況雖然比夾邊溝農場稍好，但也時常缺乏糧食供應，成員們每日的口糧減少，身體逐漸虛弱。
夾邊溝農場的狀況更為嚴峻，和鳳鳴通過丈夫王景超的信件得知，他那裡的「右派」成員由於飢餓和超負荷勞動而大量死亡。王景超自己也在這樣的惡劣條件下，體力逐漸衰竭，生命垂危。和鳳鳴的內心充滿焦慮與恐懼，但她仍努力通過有限的通信與丈夫互相鼓勵，堅持生活下去。
生死離別
1960年，和鳳鳴突然得知，丈夫王景超在夾邊溝農場因飢餓和疾病去世。這一消息猶如晴天霹靂，徹底擊垮了她的精神。失去丈夫的痛苦和自身艱難的處境，讓她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然而，為了兩個年幼的孩子，和鳳鳴只能強忍悲痛，繼續在農場艱難地生活下去。
被「摘帽」與釋放
1961年，國家對「右派」成員的政策有所鬆動，開始對部分「右派」進行「摘帽」處理，允許他們離開勞改農場。和鳳鳴得以從安西農場釋放，回到蘭州，結束了長達四年的勞改生活。然而，這段經歷對她的生活和心理都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傷害。
外部連結
- 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2001年版，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630134444/http://www3.nbnet.nb.ca/stao/wlcp_huofengming.htm
- 錢理群，地獄裡的歌聲，http://www.taosl.net/dir2/wg010.ht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李玉霄，楊顯惠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http://www.taosl.net/wcp/wlcp026.ht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