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收縮城市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收縮城市（英語：Shrinking cities，或譯作萎縮城市）是原本人口密集，但發生了顯著的人口流失的城市。遷出是城市收縮一種常見原因。由於這些城市的基礎設施是為了支持更多的人口而建造的，其維護可能成為一個嚴重問題。與之相關的一個城市化現象是逆城市化。

定義

更多資訊：都市衰退

起源

城市收縮的現象通常是指大城市在短時間內經歷大量人口流失。該過程也被稱為逆城市化，在英語世界中也稱作「大都市分散」（metropolitan deconcentration）和「大都市轉向」（metropolitan turnaround）。[1]它常用於指舊工業區受西方私有化和資本主義的影響的東歐後社會主義。[2][3]另一方面，自2006年以來，美國城市密集的市中心已經在收縮，而郊區則繼續增長。[4]郊區化與去工業化、人口遷徙和2008年的大蕭條都成為了美國城市收縮的起因。學者估計，全世界有六分之一到一四分之一的城市正在國家經濟增長和去工業化的情況下收縮。然而，收縮城市的概念存在一些問題，因為它試圖囊括由各種複雜而不同原因造成的人口減少的地區。可能的原因包括人口老齡化、產業轉移、有意地收縮以改善生活質量，或轉型階段，這些問題都需要以不同的措施和規劃來應對。[5]

原因

城市收縮現象的原因有各種理論解釋。Hollander等人[6]和Glazer[7]提出港口城市的鐵路、國家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的老化，以及郊區化可能是逆城市化的原因。Pallagst[2]也提出，收縮是對去工業化的回應，因為就業從城市核心轉移到了周邊更便宜的土地。這種情況在底特律已經發生，由於空間有利業務擴張，土地也更便宜，汽車行業的就業機會轉移到了郊區。[8]Bontje[3]提出了導致城市收縮的三個因素，Hollander也提出了一個因素：

  1. 城市發展模式（Urban development model）：基於福特主義的工業化模型，它認為城市化是一個周期性過程，城市和地區的衰退最終將促進增長
  2. 單公司城鎮/單一結構模式（One company town/monostructure model）：城市過分關注經濟增長的一個分支的會使之容易受到快速衰退的影響，例如弗林特的汽車工業。
  3. 休克治療模式（Shock therapy model）：特別是在東歐後社會主義時期，國有企業未能在私有化下生存，導致工廠關閉和大規模失業。
  4. 精明衰退（Smart decline）：城市規劃者利用這個術語，通過「規劃人數減少、建築數量減少、土地使用量減少」來實現間接鼓勵收縮。這是一種開發方法，旨在提高當前居民的生活質量，同時不考慮居民的需求，從而將更多的人趕出市中心。

影響

經濟

城市人口的萎縮表明城市的經濟和規劃條件發生了變化。城市由經濟衰退開始「收縮」，這通常是戰爭、債務或缺乏生產和勞動力造成的。[9]人口下降會影響大量社區，包括遠離大城市的和大城市內部的社區。這些社區通常由本地人和常住居民組成，因此最初的人口並不多。人員外流會對這些地區的生產潛力和生活質量產生不利影響，隨之而來的是就業和生產力的下降。

社會和基礎設施

由於生育率下降、預期壽命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和家庭結構的縮小，收縮城市會經歷巨大的社會變化。這種變化的另一個原因是工作需要導致的遷移。這導致了不同的家庭需求，對城市住房市場和新土地或城市規劃的開發構成挑戰。人口的可能使人們對城市喪失信心，並且往往會瓦解地方的士氣。再加上經濟疲軟，城市及其基礎設施開始因缺乏市政維護而惡化。[來源請求]

政治

歷史上，城市收縮在政治上一直是個忌諱的話題。代表或議員們對其視而不見，導致許多人認為收縮不是真問題。今天，城市收縮已成為公認的問題，許多城市規劃機構共同制定戰略，以應對收縮對日常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

國際視角

斯洛伐克的Partizánska Ľupča，現在是個1300名居民的村莊，但它在14-19世紀是一個4000多人口的採礦重鎮。一些房子仍然具有城市特色。

歐洲和中亞的前社會主義地區歷來受人口下降和去工業化的影響最大。東德城市以及前南斯拉夫和蘇聯地區受到了社會主義垮台後經濟形勢疲弱的嚴重影響。歐洲國家的統一既有利也有弊。例如，因為許多人移民到了柏林等西方城市，萊比錫和德累斯頓等德國城市的人口急劇下降。而德國統一後，1991年，漢堡人口劇增，產量創下紀錄。相反，萊比錫和德累斯頓遭遇了經濟衰退和基礎設施失修。這些城市本是為了支持更多人口而建的。不過，德累斯頓和萊比錫人口已恢復增長，但主要是以犧牲較小的城市和農村地區為代價。 美國的收縮城市面臨的問題不同：大部分人口遷出城市去其他州，以獲得更好的經濟機會和更安全的環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口普遍較多，因此這種轉變並不像後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危險。美國也有更多的公司願意恢復收縮城市並投資振興工作。例如，1989年舊金山的洛馬普里塔地震之後，城市與居民之間的動態關係引起了新變化，並且規劃在城市中取得了明顯成效。相比之下，德國的城市並未獲得同樣的關注度。城市規劃項目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獲得批准和確立。截至目前，萊比錫正在採取措施，使城市更加面向自然、更加「綠色」，以便讓人口先穩定下來，然後國家才可以集中精力吸引人口回到城市。[10]

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許多工業城市都發生了人口外遷和資本撤離，這促使人們對城市收縮或城市衰退的原因進行學術討論。正義、種族主義、經濟和健康差異以及不公平的權力關係等嚴重問題是城市收縮現象導致的後果。問題是，什麼導致城市衰退，以及它們為什麼會導致衰退。雖然理論有所不同，但城市衰退大致可歸因於以下三大類的影響：去工業化、全球化和郊區化。

去工業化

更多資訊：去工業化
1947-2009年美國各部門經濟的百分比占GDP的百分比[11]

收縮城市的理論之一是去工業化，或工業城市中心的撤資過程。[12]這種收縮城市理論主要聚焦於二戰後的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力量從西歐轉移到美國。[13]此時，製造業在西歐衰落，在美國興起。結果是西歐偏離工業化而轉向了接續產業。從英國服務業經濟的崛起即可清楚地看到這種經濟轉變。然而，隨着產業的轉型，許多工作崗位流失或被外包。其結果是城市衰退，以及人口自原工業城市中心至郊區和鄉村大規模遷移。

二戰後政治

二戰後由美國贊助的經濟援助政策鼓勵下的迅速的私有化激勵措施，如馬歇爾計劃和租借法案，推動了西歐經濟格局中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治理方法。這些私有化計劃的結果是資本流入美國製造業和金融市場以及西歐工業中心。[14]美國的貸款也被用作全球投資計劃中的政治貨幣，旨在扼殺蘇聯陣營東方集團內的經濟發展。[15]大量的債務將資本主義歐洲與美國聯繫在一起，金融封鎖阻礙了共產主義東部的全面發展，這種冷戰經濟權力結構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歐洲城市的衰落。

英國案例

19世紀，英國成為第一個全球經濟超級大國，因為它擁有卓越的製造技術和改良的全球通信，如蒸汽船和鐵路。

英國被廣泛認為是第一個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常被用作支持去工業化和城市衰退理論的案例研究。[14]政治經濟學家常認為冷戰時期是全球經濟權力結構發生巨大轉變的時期。[14]「大英帝國」建立在工業、貿易和金融統治之上。然而，在租借法案和馬歇爾計劃等項目下，這種控制權事實上流失到了美國。[14]隨着全球金融市場從倫敦轉移到紐約市，紐約的資本和投資的影響力也在增加。

二戰後的最初幾十年，英國致力於重建或調整在世界新秩序中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作用，因此英國直到20世紀60-70年代才出現對城市衰退的普遍擔憂。[14]隨着工業流出西歐、流入美國，英國發生了城市人口迅速減少並向農村地區流動的現象。[14]在20世紀80年代的柴契爾主義私有化政策下，去工業化進一步推進。[14]工業私有化導致工業失去了僅存的國家保護。此時工業在私有制下，「自由市場」的激勵（以及北海油田產生的強勁英鎊）進一步推動了製造業從英國流出。[14]

在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的領導下，英國試圖通過擴充服務業來改善人口減少和失業的城市，並取得了一定成效。[14]然而，除了倫敦以外，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轉型並未能扭轉1966年起城市衰退的趨勢。[14]

萊比錫案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轟炸後的萊比錫

萊比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東部城市衰退的一個例子。萊比錫是冷戰時期蘇聯陣營的東德城市，當時該並未得到足夠的政府投資，其工業產品也沒有足夠的市場銷路。[13]產品需求的停滯，使製造業投資受到遏制，萊比錫開始去工業化。[16]人口統計學家認為，這種去工業化促使人口從市中心遷移到鄉村和發展中的郊區，以便在別處找到工作。[13]自21世紀以來，萊比錫再工業化並重新變為增長的城市地區。

底特律案例

儘管關於去工業化的大多數主要研究都集中在二戰後的歐洲，但許多理論家也轉向研究美國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案例，將其用作去工業化與城市收縮之間相關性的進一步證據。[17]底特律因擁有龐大的汽車製造產業而被暱稱為汽車城，其人口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高峰。[18]隨着歐洲和日本工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中復甦，美國汽車工業不再具有壟斷優勢。伴隨新的全球市場競爭，底特律逐漸失去其作為「汽車城」的寶座。[18]伴隨需求下降，投資轉移到底特律以外的其他地方。生產率開始下降後，去工業化隨之發生。

全球化

更多資訊：全球化

從去工業化理論中顯而易見，政治經濟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都非常重視與人口穩定相關的資本和投資的全球流動。[19]許多理論家指出，布雷頓森林會議為新的全球化貿易和投資時代奠定了基礎。[19]隨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建立以及美國提出經濟援助計劃（即馬歇爾計劃和租借法案），許多學者將布雷頓森林作為世界經濟關係的轉折點。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新學術分層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金融重組後，資本投資流動和城市人口密度的趨勢也得到了理論闡釋。[20]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英語：product life-cycle theory）最初由雷蒙德·弗農（英語：Raymond Vernon）提出，旨在增進對現代國際貿易模式的理論理解。[19]在尤爾根·弗里德里希（Jurgen Friedrichs）的一項被廣泛引用的研究《城市衰落理論：經濟、人口學和政治精英》中，弗里德里希斯闡述了和建立現有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與城市衰退之間的關係。[15]弗里德里希斯以經濟衰退和城市人口遷出導致城市收縮為前提，討論了起初的經濟衰退如何發生、為何發生。[15]通過剖析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及其對過時產業撤資導致的城市衰退的跡象，他將城市收縮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特定城市地區缺乏多元產業。[15]弗里德里希斯認為，缺乏多樣性放大了少數幾家大公司的政治和經濟實力，削弱了工人在城市遭受撤資和隨後的去工業化之中自保的能力。[15]弗里德里希斯認為，城市經濟缺乏多樣性阻礙了工業中心的繁榮，使工人失去影響力。[15]反過來，這使得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和底特律等老工業城市的一些經濟精英能夠再投資於更便宜和監管較少的第三世界製造場所。[21]老工業城市經濟衰退的結果就是隨後失業人口的外遷。

新自由主義批判

南京路是上海的一條知名商業街。

近來有更多的研究基於收縮城市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然而，其中許多研究都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批判，聚焦全球化對城市衰退的影響。這種情境化被用來強調生產過程的全球化和國際化作為城市收縮和破壞性發展政策的主要驅動因素。[22]其中許多文章都以美國和中國之間經濟關係作為研究案例，以釐清和支持他們提出的主要論點。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批判認為，發達國家城市收縮的主要驅動因素是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20]理論家們認為，這種外流的原因是在日益國際化的經濟體系中，富裕國家的城市無法找到有生產效率的利基市場。[20]在撤資和製造業動向方面，美國外包廉價勞動力導致的中國製造業興起，常被認為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最恰當的例子。[20]依賴理論也被應用到這一分析中，它認為隨着城市間發生競爭，全球中心以外的城市，其人口都會外流。[23]

郊區化

更多資訊：郊區化

在20世紀中後期的美國，富裕的個人和家庭從工業城市中心遷移到周邊郊區是明顯的趨勢。[24]該遷移的具體理論因學科而異。然而，不同學科的共識是，白人群飛和汽車文化這兩種普遍的文化現象對此有影響。[25]

白人群飛

白人群飛通常指的是，在20世紀內，大部分高加索裔（白人）美國人從種族混居的城市中心遷移到基本同質化的郊區。[18]研究收縮城市的理論家認為，這種遷移的結果是城市中心的資金和基礎設施的損失。[18]伴隨富裕且政治影響力大的人口逃離城市的，還有資金和政府的利益。許多學者認為，其結果是從20世紀開始，美國城市的城市健康發生了根本性的衰退。[18]

一張房主貸款公司（英語：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的1937年費城安全地圖顯示了低收入社區的紅線。[26]紅區內的家庭和企業無法獲得抵押貸款或商業貸款。

白人群飛的後果之一物是財富的分層，城市中心聚集了最貧窮群體（主要是少數族裔），城外的郊區則是最富裕群體（主要是白人）。[17]隨着郊區化開始增長一直到20世紀末，城市健康和基礎設施水平發生斷崖式下降。換而言之，美國城市地區開始衰落。[17]

20世紀中葉的政治政策大大加劇了城市的資金流失和衰退。這些政策的結果和意圖都有極強的種族傾向。[17]儘管1934年《國家住房法案》通過之前已經存在歧視和種族隔離，但結構性的歧視是伴隨聯邦住房管理局（英語：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的建立在聯邦層面得到確立的。[18]FHA成立的結果是劃定紅線（redlining），也就是對貧困、少數族裔城市人口的特定地區進行劃界， 這些地區的政府和私人投資受到抑制。[17]在FHA及其政策下，少數族裔聚居的內城（英語：inner city）社區的衰退進一步惡化。[17]在不予發放抵押貸款的情況下下，被劃紅線的地區的人口無法增長，甚至無法維持使地區保持活力的人口。[17]

汽車文化和城市蔓延

與白人群飛這一種族驅動因素相結合，獨特的美國汽車文化的發展也導致了進一步的郊區化，乃至後來的城市蔓延。[27]隨着汽車文化讓開車變「酷」並成為「美國性」（American-ness）的關鍵文化層面，郊區作為美國人想象中的20世紀生活「理想空間」，被批量地建設。[27]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衰退只可能惡化。[27]

鳳凰城都會區（英語：Phoenix metropolitan area）郊區發展鳥瞰

鳳凰城和洛杉磯等美國城市最近出現的城市蔓延現象只有在汽車文化的條件下才能實現。[27]學者認為，這種汽車文化的影響及其導致的城市蔓延是三方面的。首先，雖然收縮中和成長中的城市的蔓延現象有許多相似的特徵，但衰退城市的蔓延可能會更加迅速，因為人們會越來越渴望遷出貧窮的、內城的地區。[13]其次，成長和衰退的城市的郊區，其特徵和特性有許多相似之處。[13]第三，通過改善內城的土地利用，例如建造微型公園和實施城市更新項目，可以遏制衰退城市的蔓延。[13]衰退型城市和成長型城市的蔓延之間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因此，這從城市規劃視角提供了遏制蔓延的相似的干預策略。

土地制度

除了上述兩個因素外，驅動郊區化的力量中還包含美國的土地制度。美國的土地和金融機構大部分是私有的，這導致一旦土地及其上的建築因為債務違約被止贖後，這些土地和建築就變成了私有的銀行的財產。由於止贖的過程中前房主有很大可能會進行破壞，加上銀行對於修復建築或重新開發土地沒有興趣（或沒有能力保證收回成本），導致相當一部分止贖地產被直接法拍。這種情況在低收入社區更加常見。止贖的地產中有相當一部分在被下一任主人接手前會持續損壞，一旦損害部分超過可能的利潤，修復和重新開發過程就會被終止。這種情況也會發生在有人住的住房內，但長期無人居住會使得房屋變得破敗，從而為附近街區增加可能的犯罪行為，進一步提高居民的遷出率。由於政府沒有辦法直接插手重建和重新開發活動，也不能取得止贖和遺棄地產的所有權，導致舊城區（內城）逐漸衰敗，宜居水平下降，導致更多人遷出，加上白人群飛現象和汽車普及率高這兩個因素的推動作用，形成惡性循環。同時，由於美國的聯邦和地方政府一般情況下不能控制土地交易，而郊區化的需求使得開發商不斷在郊區開發住宅區，這進一步導致舊城區的住房價格貶值（很多地區住宅價格仍在上漲，但漲幅低於通脹率），進一步壓縮了重建和修復的利潤，導致資金和稅基逃離舊城。底特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於舊城的重新開發利潤率太低，幾乎沒有私人機構願意支付維修和重建成本，市區內大多是老舊的住房，這些住房本來就已經因設計理念老舊和材料陳舊導致不宜居，加上失修和附近治安問題突出，除了其他低收入居民外沒人購買。除非城市建成區面積已經大到接近或超過了通勤距離極限且人口還在增長，比如紐約和洛杉磯，否則這種郊區化仍會進行，直到到達通勤距離極限。

干預措施

為根據其背景和發展來應對城市收縮問題，不同的城市政府會採取不同的干預措施。底特律和揚斯敦等收縮城市的政府採用了新的方法來適應遠低於其鼎盛時期的人口，而非採用增長模型、尋求刺激經濟的措施將人口提升回原來的水平。

綠色養老城市

來自歐洲的研究提出「退休移民」是應對城市收縮的一種策略。其設想是廢棄的房產或空地可以轉化成綠色空間，提供給從其他地方遷入的退休老年人。隨著老年人遷移到城市，他們可以將他們的知識和儲蓄帶入城市幫助其復興。[28]如果退休的老年人沒有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他們往往會被忽視。綠色養老城市（green retirement city）方法也有益於老年人的社會融入，例如進行城市園藝。[28]這種方法也可以作為「收縮城市的城市更新催化劑」。[28]同時，必須提供住宿，並保障社區設施和醫療保健的可達性。

建立綠色養老城市將是避免像1995年芝加哥熱浪這樣的悲劇的好方法。在熱浪期間，該市有數百人死亡，特別是在內城地區。受害者主要是生活在城市中心的窮人、老年人、非裔美國人。[29]後來的研究指出，這些受害者在社會上是孤立的，與朋友和家人缺乏聯繫。[29]這些孤立的鄰里中身患重病的人也受到影響，可能比其他人更早死亡。[29]衰退內城的高犯罪率使人們害怕開窗，這也是導致高死亡率的原因。因此，擁有充足社區設施和支持的綠色養老城市才能滿足貧困市中心社區中孤立的老年人口的需求。

正確規模

「正確規模」（right-sizing）的概念定義為「通過調整可開發的土地數量，將城市的建築環境與現有的和可預見的未來的人口的需求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從而穩定失衡的市場和陷入困境的社區。」[30]它尋求的不是振興整座城市，而是將居民重新安置到集中或更密集的社區。這種重組鼓勵人口稀少地區的居民和企業遷移到人口更密集的地區。[31]在改善這些密集的社區時，公共服務設施是重點。在人口較少的地區，廢棄的建築物被拆除，空地被預留作未來的綠色基礎設施（英語：green infrastructure）之用。

底特律市在其「底特律工作項目」（Detroit Work Project）計劃中採取了正確規模的措施。許多社區的入住率只有10-15%。[32]該計劃鼓勵人們集中到九個最密集的社區。[32]在該計劃下，城市執行了幾項任務，包括優先考慮公共安全、提供可靠的交通和計劃拆除空置建築。[33]

雖然「適當規模」的方法在處理大量空地、廢棄房屋和被孤立的居民時似乎有吸引力，但對於未進入這些密集社區的居民而言，這種做法可能是有問題的。[31]以底特律為例，雖然衰敗社區的居民沒有被強制搬到集中地區，但如果他們住在指定社區之外，將可能得不到必要的公共服務。[31]這是因為收縮城市中的社區往往是事實上被種族隔離的低收入社區。[34]這種隔離和排斥可能「增大社會心理壓力水平」，反而進一步增加這些社區的生活環境質量的負擔。[34]

精明收縮

在某些方面，「精明收縮」（smart shrinkage）的概念類似於基於增長的主流模型，即提供激勵，鼓勵投資，以刺激經濟和人口增長，並逆轉收縮。然而，政府並不認為城市能夠恢復到以前的人口水平，而是接受了收縮以及人口大幅減少的事實。[35]在這種模式下，政府強調經濟的多元化，優先考慮資金而不是搬遷人口和社區。

俄亥俄州揚斯敦的揚斯敦鋼板鋼管公司（英語：Youngstown Sheet and Tube）的廢棄廠房

美國俄亥俄州揚斯敦的揚斯敦2010（英語：Youngstown 2010）計劃是採用這種方法的一個案例。該計劃尋求使城市經濟多樣化，該城市過去幾乎完全以製造業為基礎。[36]Youngstown Initiative等稅收激勵（英語：Tax incentive）計劃也「在整座城市幫助吸引和留下了投資」。[37]計劃提出以來，這座城市收穫了許多重大投資。揚斯敦市區也從高犯罪率的地區變成了充滿活力的旅遊勝地。[36]

然而也有人擔心，「精明收縮」方法可能會加劇無法搬遷到更有活力的社區的社區居民的孤立。如果城市政府忽視產業規劃投資的類型以及社區隔離，就可能產生環境正義（英語：Environmental justice）問題。

環境正義

歷史先例

案例研究

新奧爾良

底特律

參見

參考文獻

  1. ^ Frey, William. Migration and Depopulation of the Metropolis: Regional Restructuring or Rural Renaiss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 52 (2): 240–287. doi:10.2307/2095452. 
  2. ^ 2.0 2.1 Pallagst, K. Shrinking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ree cases, three planning stories. The Future of Shrinking Cities. 2009, 1: 81–88. 
  3. ^ 3.0 3.1 Bontje, M.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hrinking cities in East Germany: The case of Leipzig. GeoJournal. 2005, 61 (1): 13–21. doi:10.1007/sgejo-004-0843-7. 
  4. ^ Hollander, J.; J. Németh. The bounds of smart decline: a foundational theory for planning shrinking cities. Housing and Policy Debate. 2011, 21 (3): 349–367. doi:10.1080/10511482.2011.585164. 
  5. ^ Maheshwari, Tanvi. Redefining Shrinking Cities. The Urban Fringe, Berkeley Planning Journal. [2018-08-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5-20）. 
  6. ^ Hollander, J. Moving Toward a Shrinking Cities Metric: Analyzing Land Use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Depopulation in Flint, Michigan. Cityscape. 2010, 12 (1): 133–152. 
  7. ^ Glazer, Sidney. Detroit: A Study in Urban Development.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Inc. 1965. 
  8. ^ Martelle, Scott. Detroit: A Biography. Chicago, IL: Chicago Review Press. 2012. 
  9. ^ Schteke, Sophie; Dagmar Haase. Multi-Criteria Assessment of Socio-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Shrinking Cities. Experiences from Eastern German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September 2007, 28: 485. 
  10. ^ Harms, Hans. Changes on the Waterfront-Transforming Harbor Areas (PDF). [2018-08-12].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6-03-04）. 
  11. ^ Who Makes It?. [28 November 2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9-20）. 
  12. ^ Clark, David. Urban Decline (Routledge Revivals). Hoboken: Taylor and Francis, 2013.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Couch, Chris, Jay Karecha, Henning Nuissl, and Dieter Rink. "Decline and sprawl: an evolving type of urban development – observed in Liverpool and Leipzig."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3.1 (2007): 117-136.
  14. ^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Lang, Thilo. "Insights in the British Debate about Urban Decline and Urban Regeneration." Leibniz-Institut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Planning (2005): 1-25.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Friedrichs, Jurgen. A Theory of Urban Decline: Economy, Demography and Political Elites. Urban Studies. 1993, 30 (6): 907–917. doi:10.1080/00420989320080851. 
  16. ^ Rall, Emily Lorance; Haase, Dagmar. Creative intervention in a dynamic city: A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of an interim use strategy for brownfields in Leipzig, Germany.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100 (3): 189–201.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0.12.004. 
  17. ^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Sugrue, Thomas.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Rappaport, Jordan. U.S. Urban Decline and Growth, 1950 to 2000. Economic Review: 15–44. 
  19. ^ 19.0 19.1 19.2 Vernon, Raymond. The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9, 41 (4): 255–267. 
  20. ^ 20.0 20.1 20.2 20.3 Martinez-Fernandez, Cristina; Audirac, Ivonne; Fol, Sylvie; Cunningham-Sabot, Emmanuèle. Shrinking Cities: Urban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2, 36 (2): 213–225. doi:10.1111/j.1468-2427.2011.01092.x. 
  21. ^ Rieniets, Tim. Shrinking Cities: Causes and Effects of Urban Population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ture & Culture. 2009, 4 (3): 231–254. doi:10.3167/nc.2009.040302. 
  22. ^ Taylor, M. "The product-cycle model: a critiqu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8.6 (1986): 751-761.
  23. ^ Silverman, R.M. "Rethinking shrinking cities: Peripheral dual cities have arrived."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8).
  24. ^ Voith, Richard. "City and suburban growth: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Business Review (1992): 21-33.
  25. ^ Mitchell, Clare J.A. Making sense of counterurbaniz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4, 20 (1): 15–34. doi:10.1016/s0743-0167(03)00031-7. 
  26. ^ The HOLC maps are part of the records of the FHLBB (RG195)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II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6-10-11..
  27. ^ 27.0 27.1 27.2 27.3 Fulton, William B. Who sprawls most? How growth patterns differ across the U.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Center on Urban and Metropolitan Policy, 2001.
  28. ^ 28.0 28.1 28.2 Nefs, M; Alves, S; Zasada, I; Haase, D. Shrinking cities as retirement cities? Opportunities for shrinking cities as green living environments for older individual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3, 45 (6): 1455–1473. doi:10.1068/a45302. 
  29. ^ 29.0 29.1 29.2 Roper, R. E. "Book Review of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2003, 1 (1): 7. doi:10.2202/1547-7355.1008. 
  30. ^ Schilling, Joseph; Logan, Jonathan. Greening the rust belt: A green infrastructure model for right sizing America's shrinking cit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8, 74 (4): 451–466. doi:10.1080/01944360802354956. 
  31. ^ 31.0 31.1 31.2 Lauren, Davis. Detroit plans to shrink by leaving half the city in the dark. Gizmodo. May 26, 2012 [2020-05-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21）. 
  32. ^ 32.0 32.1 Chris, McGreal. Detroit mayor plans to shrink city by cutting services to some areas. The Guardian. December 17, 2010 [2020-05-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1-29）. 
  33. ^ "Transforming Detroit Handbook" City of Detroit. Web. 5 March 2014
  34. ^ 34.0 34.1 Morello-Frosch, Rachel; Zuk, Miriam; Jerrett, Michael; Shamasunder, Bhavna; Kyle, Amy D. Understanding the Cumulative Impacts of Inequality in Environ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Health Affairs. 2011, 30 (5): 879–887. PMID 21555471. doi:10.1377/hlthaff.2011.0153. 
  35. ^ James Rhodes and John Russo. Shrinking 'Smart'?: Urban Redevelopment and Shrinkage in Youngstown, Ohio. Urban Geography. 2013, 34 (3): 305–326. doi:10.1080/02723638.2013.778672. 
  36. ^ 36.0 36.1 Lawson, Ethan. "Youngstown: A Shrinking City with Big Ideas" CEOs for Cities. July 25, 2013
  37. ^ Parris, Terry. Youngstown 2010: What shrinkage looks like, what Detroit could learn. Youngstown, Ohio: Model D. 2010-05-04 [2020-05-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0-10）. 

外部連結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收缩城市&oldid=7856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