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帆 (政治人物)
揚帆（1912年—1999年2月20日），原名石蘊華，曾用名殷揚，筆名揚帆，以筆名行，江蘇常熟人，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上海市公安局局長[1]。
生平
文化界活動
石蘊華1912年生於常熟一個趨於敗落的書香門第。自幼學詩讀書。1926年隨叔父到北京（1928年更名北平），初中畢業後當銀行練習生三年。1932年9月，以第9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在校期間，在中共地下黨員同學楊啟哲、袁成隆等人引導下參加學生運動，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執委和糾察隊長，在遊行中同軍警搏鬥。同時還投身文化界活動，學習社會科學理論，參加左翼文化團體，在「北平左翼作家聯盟」領導下組織成立了「文學研究會」。他還加入北京大學教授余上沅領導的「北平小劇院」，任總務主任，組織演劇活動，當導演兼演員。他在校內外陸續參加15個組織，成為不少組織的領導成員，在北京大學及北平文化界很活躍[2]。
1935年夏，因中共河北省委遭破壞，石蘊華的同學中多位中共地下黨員被捕，石蘊華也不得不離開北京大學。這時余上沅教授約他同赴南京創辦戲劇學校。該校是中國國民黨為同左翼爭奪文化陣地而開辦，籌委會主任是CC系的張道藩。余上沅經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推薦，由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聘為該校校長。石蘊華收到余上沅的邀約後，一些中共地下黨員朋友也都支持他去南京，可在培養戲劇人才的同時開拓左翼群眾運動陣地[2]。
1935年8月，石蘊華隨余上沅抵達南京，獲聘為籌委會秘書兼總務主任，承擔了籌辦學校的所有具體工作，不到兩個月便完成了建校任務，第一期在10月18日開學。石蘊華的辦事能力獲得了兼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和訓導委員會主任的張道藩賞識，於是他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秘書兼訓導委員會秘書。石蘊華利用該職掩護校內左翼師生，參與南京的左翼戲劇活動。他同該校導師馬彥祥、曹禺建立了友誼，並結識了該校特約講師田漢、陽翰笙。《曹禺傳》稱，曹禺到劇校後，「最難使他忘懷，也是對他的人生道路產生過影響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蘊華了。」[2]
石蘊華當初是請假暫時休學離開北京大學的，考試時仍回北京大學參加，所以保有北京大學學籍。1936年上半年是他在北京大學學業的最後一學期，一些中共地下黨同學希望他回北京大學，推動一二·九運動後遭壓制而陷入低潮的學生運動。因此並加上其他因素，他在1936年春向余上沅請假，自南京回到北京大學[2]。
回北京大學後，石蘊華立即參與重建北京大學學生會，當選為學生會常委，任北京大學四年級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區隊長，同時還參加「左聯」、「新興語文聯盟」等左翼團體的領導工作。他曾主持學生集會，參與領導遊行。在1936年6月13日北平學聯召開的大會上，他指揮糾察隊制止了國民黨支持者的干預，打傷了兩個支持國民黨的學生，因此被法院傳訊。這時，國民黨又將學生會執委名單送交日本領事館，指證他們是反日共黨分子，企圖借日本人之手加害他們。石蘊華不得不再度離開北京大學。幸而他已完成全部學業，可以正式畢業了[2]。
1936年7月，石蘊華回到南京戲劇學校擔任原職，繼續在師生中宣傳抗日救國思想，並掩護師生的愛國活動。他同經濟學家孫曉村、千家駒等人發起組織南京各界救國會，任救國會的訓練部長及文化界救國會的組織部長。1936年12月22日，國民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國會「七君子」，南京的救國會也遭追查。石蘊華的活動早已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關注，也引起了張道藩的懷疑。他們追查了石蘊華在北京大學的活動，無法容忍他繼續在南京活動。張道藩責令他自動辭職，「另謀高就」。他在馬彥祥家住了七天，後赴上海。當時是1937年3月[2]。
抵達上海後，石蘊華更名殷揚，住在朋友楊啟哲家，任文化界救國會組織部文藝組組長，負責聯繫文藝界的團體及個人會員。1937年8月6月，他經楊啟哲、汪光煥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因已經過長期考驗，所以無候補期）。八一三事變爆發後，上海戲劇界成立救亡協會，殷揚任協會組織部長。不久，根據中共江蘇省委指示，在文委書記孫冶方領導下成立戲劇電影委員會，由殷揚、於伶、姜椿芳負責，殷揚除了負總責之外，還分工領導群眾戲劇運動及「小劇場」活動，任「影評人協會」主席，並且指導「電影從業員協會」的工作。殷揚和於伶等人通過劇協組織起13個救亡演劇隊，派其中11個隊赴前線及大後方活動。國民黨軍隊撤離上海後，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動轉入上海租界。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劇協在部分學校和群眾團體中組織起一百餘個業餘話劇團體。殷揚組織業餘劇團每周日輪流演出救亡戲劇，該戲劇形式曾獲周恩來稱讚[2]。
1938年1月，殷揚受聘任《譯報》編輯及特派記者，負責編輯國際版及《譯報周刊》「戲劇與電影」欄目。同時還在中共地下黨開辦的「社會科學講習所」及「現代知識講座」講《中國戲劇史》；與梅益、林淡秋合作翻譯英國女作家弗蕾達·厄特利寫的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日本的泥足》一書；此外他還寫了些小小說及諷刺小說。1938年12月起，殷揚作為編委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文委組織的由梅益任主編的報告文學集《上海一日》[2]。
在上海的兩年中，殷揚除在文化戰線承擔任務外，還在劉少文領導下兼做情報工作，如調查日特及汪偽特務機關的活動；還奉命同國民黨地下情報機關建立聯繫，定期交換日特及汪偽的情報[2]。
1939年，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文化界救亡協會和以杜月笙為首的上海地方協會聯合組織「慰勞三戰區將士演出團」，團長是吳大琨（代表地方協會），殷揚任副團長（代表文化界救亡協會），團員30餘人，均為20歲左右的青年，大多準備參加新四軍，因為此前新四軍軍部曾要中共上海地下黨支援一批知識青年去加強新四軍的文化工作。慰問團春節期間自上海啟程，坐船至浙江省溫州，經浙江省戰時省會金華及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上饒。慰問團在為前線官兵演出慰問的同時，不斷突破第三戰區的監視、阻攔和扣押，最終經新四軍派人接應抵達安徽省涇縣雲嶺鎮新四軍軍部。殷揚本準備將這批青年送到新四軍後便回上海，但新四軍政委項英希望他留下，並說中共江蘇省委已同意他留新四軍工作。自此，殷揚成為新四軍戰士，更名揚帆[2]。
新四軍時期
揚帆到新四軍後，起初被分配到文化隊任指導員兼支部書記。1939年9月文化隊結束後，他被調到新四軍軍部任秘書、軍法處調查科長，在軍部秘書長兼情報處長李一氓領導下，負責收集情報，以確保軍部安全。自此，他經常以新四軍軍部中校秘書的身份，來往國民黨軍隊中，同國民黨軍隊和地方上的中共秘密黨員聯繫，收集情報，傳達上級指示。在日偽占領區，揚帆也建立了情報聯絡點，以掌握日偽動態。當時新四軍軍部和教導總隊、後方醫院、兵站等直屬單位分散在涇縣十多個村，而當地區鄉政府被國民黨控制，國民黨、三青團和特務組織遍布，這些組織與周邊的國民黨駐軍聯繫密切，時常針對新四軍進行活動。為做好新四軍軍部和直屬機關的保衛工作，揚帆發動群眾成立了「青年抗日聯合會」、「兒童團」，依靠群眾提供信息、收集情報[2]。
揚帆1930年代後期在上海時與藍苹（江青）的丈夫唐納同為「影評人協會」的領導成員，交往很多，因而較了解藍苹的情況。1939年5月，揚帆有一次路遇項英，項英因從國民黨報紙上得知藍苹同毛澤東結婚的消息，便向揚帆打聽藍苹是何人，揚帆作了詳細匯報，介紹了藍苹在濟南和上海的活動以及1934年被捕的情況，並說藍苹學識淺薄，愛出風頭，誇誇其談，喜怒無常，1936年4月與唐納結婚後，唐納百般體貼，但藍苹不稱心時便吵鬧打人，有時拽着唐納的頭髮往牆上撞，還常常口出污言，簡直就是個潑婦。後來藍苹又因與王瑩爭當《賽金花》主角而哭鬧。1936年9月間和已有妻兒的章泯同居，迫使章泯離婚。因藍苹這一系列表現，社會上對她很不同情，她在上海沒法混下去，這才在1937年春離開上海到西安，托關係進入延安。項英讓揚帆將上述情況寫成書面材料，並註明「是由曾在上海地下黨做戲劇界工作的殷揚所提供的。」項英據此給延安發電報，表明「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該電報自然起不了作用，因為半年前的1938年11月毛澤東便已與更名為江青的藍苹結婚[2]。
1941年初，在蔣介石催迫下，新四軍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撤離皖南。揚帆承擔組織軍部警衛的任務，於1941年1月4日離開雲嶺鎮。行動前，揚帆曾獲得國民黨軍隊內的中共地下黨員提供的情報，得知了國民黨軍隊的部署計劃，但因新四軍領導決策失誤，新四軍仍落入七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包圍，被困茂林石井坑，激戰四天後彈盡糧絕，不得不分散突圍。揚帆與胡立教一起，翻山越嶺，晝伏夜行，多次擺脫國民黨軍隊的捕殺，2月15日抵達蘇北東台，見到了陳毅、粟裕，成為「皖南事變」中突圍到蘇北的首批幹部。隨後，他們又來到鹽城新四軍新軍部，向劉少奇詳細匯報「皖南事變」情況，談了8小時[2]。
到鹽城後不久，揚帆被任命為新四軍軍部軍法處副處長兼鹽阜保安處副處長（代理處長），後來又任中共鹽阜區黨委社會部長兼鹽阜行署保安處長。他參與組建新四軍軍部、鹽阜行署及下屬縣區的公安隊伍，曾破獲兩起陰謀暴動案，保衛了新四軍軍部及蘇北根據地的安全。他還負責覆審了多起「肅托」冤案，使一些被誣為托派的中共黨員獲得平反。他爭取了地方武裝「左司令」，為開闢新根據地奠定了條件。經過揚帆與公安系統的努力，鹽阜地區治安情況好轉，社會趨於穩定。1942年他擔任鹽阜保安處長時，受到參加過長征的副處長排擠，最後揚帆被調離保安處[2]。
1942年初秋，揚帆調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華中局文化委員會任委員兼秘書。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原在上海的不少文化人轉移至蘇北根據地，文委是接待文化人的工作機構。揚帆被陳毅視為從事該工作的最佳人選，所以讓他負責文委的實際工作。揚帆在新四軍軍部駐地附近建立「文化新村」，作為部分文化人的住所及開展文化活動的地點，同時也是對當地上層人士開展統戰工作的基地。根據陳毅建議，揚帆籌組「湖海藝文社」，社址在文化新村。為便於開展統戰工作，揚帆還被安排擔任鹽阜參議會駐會委員[2]。
1942年12月，新四軍為應付日偽軍掃蕩而轉移至淮南，饒漱石讓揚帆留在鹽阜區，隨新四軍三師師部行動，陳毅囑咐揚帆協同三師師長黃克誠妥善安排文化人。揚帆以三師秘書長的名義，為一些文化人安排好居所後，便隨三師指揮所參加反掃蕩鬥爭。經63天戰鬥，打退日偽軍進攻，不僅收復失地，還擴大了根據地[2]。
延安整風時，有位曾在南京戲劇學校學習的文化人交代歷史時提到，他在戲校時曾由石蘊華介紹參加地下「救國會」。負責審幹的康生認定南京救國會同國民黨CC系有聯繫，揚帆是CC分子，乃通知新四軍逮捕審查。1943年12月2日，揚帆奉命從新四軍三師駐地到達盱眙縣新四軍軍部後便立即被逮捕，關押在黃花塘一個農家小屋，戴手銬腳鐐。中共中央華中局成立了由饒漱石、劉長勝、潘漢年組成的審查小組，多次逼揚帆「坦白」。揚帆則堅持四條原則：一不亂供，二不逃跑，三不自殺，四嚴守監規。在被監禁10個月後，因延安搶救運動獲得糾正，揚帆才獲釋[2]。
1944年冬，中共中央華中局決定成立敵區工作部，揚帆任部長。揚帆上任後，四處搜集情報並開展活動。其間兩次奉派到南京。第一次是因日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人來，希望和新四軍進行秘密接觸。中共中央華中局請示中共中央後，中共中央同意秘密接觸，以便摸清日方的意圖，但不談判具體問題。1945年6月，岡村寧次派三個日本人來談判，揚帆作為新四軍方面三位代表之一參加談判。日方提出建立「局部和平」，被新四軍方面拒絕。日方希望新四軍派出負責官員到南京同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決定派揚帆赴南京，全權代表新四軍同日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部談判。揚帆到南京後，日方由華中派遣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出面談判，提出日方願讓出8個縣城以換取「局部和平」，並希望新四軍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美軍及蔣介石軍隊。這種要求當即被揚帆拒絕。次日，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設宴招待揚帆，表示具體問題可先不談，希望今後保持聯繫。談判回來後，揚帆向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作了匯報。第二次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次日，揚帆奉命再到南京，談判日軍投降事宜。他通過前次被派到新四軍的日方代表，要求日軍按照朱德總司令命令，就近向新四軍投降。日方答覆稱，根據《波茨坦公告》，日方只能向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投降，希望新四軍方面諒解。此時揚帆獲悉蔣介石已再三下令中共軍隊「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擅自行動」，知道談判受降已無可能，便在收集情報並對潛伏南京的中共情報人員作了工作部署後，回到新四軍軍部復命[2]。
內戰情報工作
日本投降後，華中敵後廣大地區除少數城市外都先後被共產黨占領，連成了有三千萬人口的解放區。中央決定成立由鄧子恢、譚震林任正副書記的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揚帆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聯絡部長。任內，揚帆建起多條通往國統區的地下交通線，加強了與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情報工作聯繫，整頓並發展了一批直接掌握的工作關係，組織起6個工作委員會以分別對國統區的中統、軍統、青紅幫、軍隊、政府、黨團6個方面開展工作，情報工作一直伸展至湘鄂贛地區。獲取的情報有的上報中央及中央局，有的分送有關部門參考。如有位被派到南京的情報幹部打入了國民黨一個印刷所，獲得了國民黨的整軍方案，後又從國防部獲得「各戰區戰鬥序列」及準備內戰的部署。這些情報使中共在重慶談判和應付蔣軍發動內戰時掌握主動，受到周恩來表揚及中共中央嘉獎[2]。
1946年5月，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為配合戰爭，揚帆根據中央指示，率領情報隊伍開闢第二條戰線。1946年8月間，他們爭取「交通警察總隊」一大隊長王一藩率部四百餘人在山東起義，投向膠東解放區。1946年冬，中共軍隊主動撤出兩淮地區後，揚帆隨軍抵達山東，改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他繼續開展華中及上海、南京的情報工作，同時還在山東沿海港口開闢新交通線，恢復同南方部分國統區城市的聯繫。1947年9月，他奉命兼任「華東區處理俘虜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組織被中共軍隊俘虜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學習，經常為他們上課，並向他們收集情報。這些俘虜經審查教育，於1947年冬分批釋放，有的回去策動舊部起義，有的重新拉起部隊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有的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破獲敵特組織，捕獲武裝特務[2]。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為準備南下接管上海及蘇南的警察局，組建人民公安機關，揚帆於1949年2月下旬率六十多名幹部抵達淮陰，建立了面向上海、南京、鎮江等地的工作站，派出策動國民黨部隊投降的情報幹部。例如為策應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戰役發揮重要作用的江陰要塞起義，和此前的濟南前線吳化文起義，就是由華東社會部科長王征明具體組織。揚帆還組織一百餘人（包括從上海撤出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集中整理數年來積累的情報資料。在一個多月內將國民黨在上海的黨政軍警憲特、官僚企業和全市工商文教衛等各系統各部門的沿革、現況、領導名單地址、電話號碼，乃至各保保長名單等，整理匯編為36冊資料，分發給軍以上單位及接管幹部。陳毅表揚他們「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大功」[2]。
共和國初期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南京後，華東局社會部進駐江蘇丹陽。華東局決定由梁國斌、李士英、揚帆三人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部，揚帆分工負責進城後的肅反工作。1949年5月26日進上海後，因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工作，上海警察系統已經有20個中共地下黨支部，有中共黨員470名，所以接管工作順利，但市內治安很混亂。中共上海市委組建軍警聯合辦事處，數天內便收容散兵及外地流入人員共兩萬餘人；查封了證券大樓，遏止投機倒把，控制了局勢[2]。
經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揚帆充分利用已起義投誠的國民黨特務，偵取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的行跡，策動國民黨特務自首立功。很快便破獲國民黨保密局設在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等地的二十餘個電台及潛伏組織。各國民黨特務系統均有站長、處長、主任和骨幹秘密自首，有的還提供了潛伏特務及武裝特務的情報。在揚帆領導下，上海的肅反成績顯著。如根據一名投誠人員提供的情報，破獲潛伏特務及武裝特務共三十多起，繳獲了電台、密碼、槍支彈藥。1949年10月25日，破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情報總站的派遣特務組織，逮捕外籍間諜、報務員及中國籍情報員、交通員，進而在蘇聯駐滬商務代表團和領事館追捕了一批蘇聯籍和中國籍情報員。1949年11月，抓獲了自台灣潛入上海準備暗殺陳毅、揚帆和羅瑞卿的殺手劉全德。1950年1月，抓獲了向台灣提供轟炸目標的保密局上海獨立台台長羅炳乾。在此期間，還破獲多起準備爆破暗殺、投毒的案件，保衛了上海市民及黨政機關、民主人士的安全[2]。
1951年4月，揚帆任上海市鎮反統一行動指揮部總指揮，組織三千多名軍警幹部、工人、學生，在4月下旬統一行動，逮捕反對中共人士八千六百多人，並再次破獲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情報總站的間諜案，逮捕間諜雷德蒙等28人[2]。
當時「全國各大區和省市公安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幾乎全是當過紅軍的幹部，有的還是早年中央特科或延安中央社會部的老同志」，唯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是抗日戰爭初期時入黨的知識分子。由於中共有長期蔑視知識分子的傳統，揚帆遭挫折打擊很難避免。揚帆為人耿直，清高自守，不易見容。在1951年的華東公安會議上，與會者對揚帆的議論很多，例如說上海市公安局對華東公安部不尊重，和特務坐一條板凳，敵我不分，實行神秘主義、孤立主義，看不起外地外省等等，矛頭都指向揚帆。會上有人甚至指名道姓說：「揚帆目空一切，除陳毅饒漱石，誰也看不起，鬧獨立性，搞宗派。」[2]
揚帆在肅反工作中利用起義投誠的國民黨特務，「以特反特」，使上海的肅反工作獲得了很大成功。但早在1951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去廣州途經上海時，談到主持廣州公安工作的兩位公安局副局長陳泊、陳坤「包庇一批敵人到公安內部加以重用」，準備把他們「一鍋端」。羅瑞卿在談陳泊、陳坤的情況時曾當面警告揚帆：「揚帆，還有你吶，你好好說說。」揚帆向羅瑞卿解釋了當初經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利用敵特的情況，接着又在公安系統內進行了人事調整，以改變「敵情又多又濫」的狀況。對此，羅瑞卿表示：「上海糾正錯誤的態度是好的，上海的問題解決了[2]。
1951年12月，揚帆突然被免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職務，調任華東公安部副部長這一虛職，由許建國接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1952年6月，根據許建國的要求，揚帆回到上海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這種反常調動使揚帆感到「中央公安部可能對我有點看法，有些信不過我。」同時因連年積勞成疾，尤其是視力嚴重衰退，經診斷為腦垂體瘤，需做手術。經中共上海市委報中央批准，揚帆被送到蘇聯治療，於1953年2月接受手術[2]。
1953年3月，揚帆在莫斯科接受腦垂體瘤手術後，有一天蔡暢拉他去看望江青，蔡暢向江青介紹：這是你在上海時認識的揚帆同志。事隔16年，江青已不認得揚帆，揚帆主動說明自己在上海時的名字是殷揚。這就和當年項英給中央的阻止江青同毛澤東結婚的報告對上了，報告裡點明是殷揚提供的消息。後來據凌雲在《懷念徐子榮同志》一文中稱，江青曾多次找徐子榮談話，「說30年代過來的文化人中隱藏有叛徒特務，要公安部查究。」[2]
1953年5月，揚帆自蘇聯回到上海，江蘇省公安廳廳長黃赤波被調到上海任上海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10月，揚帆被排除在上海市公安局黨組之外。1953年12月21日，就在羅瑞卿陪同毛澤東到上海的五天之前，揚帆被免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和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委員職務。據1978年8月22日《解放日報》刊登的黃赤波《追憶羅部長對上海公安工作的關懷》一文稱，羅瑞卿當時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指揮市局「對混入黨內和公安機關的反革命分子揚帆」進行鬥爭。1954年7月起，揚帆不斷在各類會議上受批判，從包庇重用投奔國民政府的特務，引申到指責他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1954年12月31日，他被押送到北京「進行政治審查」，1955年4月12日被正式逮捕。揚帆被押到北京後，羅瑞卿、徐子榮都曾找揚帆談話，談話重點都是向他詢問當年向項英反映江青情況的始末[2]。
在被捕後的審訊中，揚帆多次被問到在南京戲劇學校的歷史、包庇重用壞人以及同饒漱石、潘漢年的關係。這些問題在此後的10年預審中審訊了10年。1965年8月，在秦城監獄小禮堂，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處揚帆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名一是內奸反革命，二是為台灣送情報導致「二六」轟炸，三是包庇重用大批叛徒特務[2]。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3月，陳伯達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陳伯達在1981年交代，他在1967年寫的讓謝富治「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的條子，「是開會時受命寫的」，受誰之命想不起來了。1967年4月，江青成立專案組，親自主管，名義上是饒漱石專案組，實際重點是揚帆。從此，揚帆受到殘酷迫害。原來秦城監獄監管人員屬於公安系統，較為講政策，此時換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他們對揚帆肆意凌辱，使揚帆重病，一隻眼睛還失明了。直到1971年9月林彪九一三事件後，監管條件才略有改善。1975年七八月間，揚帆獲釋出獄，安置在湖北沙洋勞改農場勞動改造，每月生活費80元。因長期遭受精神和肉體折磨，揚帆的精神已很不正常，幻聽幻覺嚴重。他自認為有架科學儀器，每天和周恩來說話。1978年10月，揚帆的妻子李瓊攜兒子到農場看他，他認為這是有人欺騙他，便把妻兒趕走了。次日他對指導員說：「昨夜來的不是我老婆兒子，是江青派來整我的特務，你們不要上當。」[2]
1979年1月7日，在李瓊的努力及有關部門支持下，揚帆被送回上海，住進上海精神病院，後轉華山醫院、華東醫院。經過這三家醫院的治療和兩次搶救，以及妻子兒女的護理，揚帆逐漸康復。1980年4月，公安部派人送來複查結論，否定了他的內奸反革命的罪名，但仍保留了他在工作中「確有嚴重錯誤」的尾巴。直到1983年8月22日才作出徹底平反的結論，承認揚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作出了顯著成績」，「1955年對揚帆隔離逮捕判刑都是錯誤的。揚帆蒙冤二十多年，應予平反，恢復名譽與清除影響。」上海公安系統因受揚帆冤案株連而遭清洗逮捕、長期遭迫害的七百多人也都陸續獲得平反，其中有些人已被迫害致死。揚帆平反後，恢復了八級工資，當了一屆上海市政協委員。1985年11月，揚帆在杭州養病，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王芳告訴揚帆：北京有關部門一位負責人曾親口對王芳說：「揚帆這個冤案，百分之百是江青的原因。」[2]
1999年2月20日，揚帆病逝[2]。
著作
- 《揚帆自述》
- 《斷桅揚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