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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產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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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指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其控制區域內發動的一場軍隊屯田和鼓勵生產的群眾運動，通過這場運動，中共控制區域基本實現了經濟自給自足。

抗日戰爭初期，中共及其控制的陝甘寧邊區對當地人民實行休養生息的方針，脫產人員的經濟來源主要依賴國民政府的軍餉，以及中共在國內外籌集的捐款維持。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後改變策略，逐步將軍事力量轉向中共控制的抗日根據地，對根據地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1940年，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的貿易實行統管。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政府完全停發軍餉，並對邊區進行嚴密封鎖，禁止外界匯款匯往邊區。邊區斷絕了一切外援，陷入經濟困難。同時，1940年開始，陝甘寧邊區及附近地區連年遭受自然災害，使得邊區的糧食供應也陷入恐慌。

為了應對困難局面，毛澤東於1939年2月發表講話，要求「自己動手，生產自給」。1940年2月，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要求各部隊「一面戰鬥，一面生產，一面學習」，標誌着大生產運動的開始。同年，八路軍120師三五九旅在旅長王震率領下開墾荒地南泥灣，成為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南泥灣也被譽為「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的好江南」。

背景

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由陝西西北部、甘肅及寧夏東部三個省的延安、安塞、甘泉、保安、延長、延水等共26個縣市組成。在中共中央及其所率領的紅軍最終成功地進人延安時，這個中國西部邊遠地區的中心、仍然保留着宋代華麗大理石牌坊的古老城市，因為多年戰亂和匪患，商業凋零、人丁稀落。在文化教育上，該地封建、文盲、迷信和不衛生。[1]

瓦窯堡會議後，中共中央制定了相對原中央蘇區更加溫和務實的政策。[1]

1935年10月，在一封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中，中共中央指出，「抗日討蔣」是目前中國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國共產黨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務。[1]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做出了《黨中央關於改變對付富農策略的決定》，決定指出，在目前民族革命戰爭緊迫的時期，富農也開始參加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官僚的革命，或採取同情與善意中立的態度，過去反對富農的策略已經不恰當了。[1]由於政策改變，逃往白區的民眾逐漸返回，經濟逐漸復甦。[1]但陝甘寧邊區「四方來歸」的樂觀局面並未維持多久。[2]從1939年開始，由於負擔急劇上升，邊區民眾不堪重負，一系列民眾逃亡、自殺、公開責罵領袖等事件相繼發生，直接影響到了邊區政權的聲譽。[2]

公糧危機

所謂「救國公糧」，其實質是當時邊區政府所徵收的農業稅，也是建國後農業稅的前身。[3]1937年8月1日，陝甘寧邊區黨委發布了《關於徵收救國公糧的決定》，要求當年完成徵收15000石救國公糧的任務。這一年制定的公糧徵收計劃為10000石，而最終實際徵收數量為14197石，逾額超過四成，但還沒有達到陝甘寧邊區黨委原定要求的15000石的數量。[4]

1937~1940年邊區公糧徵收統計表[5]
年份 耕地（萬畝） 收穫量（石） 計劃徵收（石） 實際徵收（石） 實征占收穫量（％) 每畝平均負擔（升）
1937 862.6 1116381 10000 14197 1.27 0.16
1938 989.4 1211192 10000 15955 1.32 0.18
1939 1007.6 1754285 50000 52251 2.98 0.52
1940 1174.2 1526741 90000 97354 6.38 0.83

由於上交公糧的任務年年上升，民眾的不滿也漸次加大。在「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下，通過聲勢浩大的社會動員，公糧的任務得到了完成：「最初，幹部和群眾都驚奇延川會有這樣龐大的數目字，但經過聯席會以後，幹部明白了方式，有了信心，這一戰鬥任務終於勝利完成了。[6]但過度徵收的負面影響是嚴重的。1940年3月1日，林伯渠在陝甘寧邊區聯席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征收公糧中存在「脫離群眾」的現象。謝覺哉的親身調查也說明，強迫攤派的情況是普遍性的。[7]

到1941年，救國公糧的負擔前所未有地增大。此前的1940年實際上是陝甘寧邊區整個抗戰時期因災糧損最慘重的一年——因為接連遭受水災、旱災、風災和雹災的襲擊，整個邊區受災面積達4298312畝，損失糧食235850石，受災人口達到515145人[8]。但由於外援的全面斷絕，所有行政經費和軍隊給養不得不完全依靠邊區民眾來負擔。這一年，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決定徵收「救國公糧」20萬石，而實際徵收量為201617石，實征數量占收穫量的13.85%——這平均比例已經遠遠超過中國自古以來農業稅收「十收其一」的標準，大大超過了民眾的承受能力。事實上，在離政府所在地最近的延安縣，徵收比例遠遠高於此數。[9]

1941~1945年邊區公糧徵收統計表[8]
項目

年份

公糧徵收量（石） 實征占收穫量比例（％) 每畝平均負擔量 每人平均負擔（斗）
計劃數 實征數
1941 200000 201617 13.85 1.66升強 —
1942 160000 165369 11.14 1.33升強 1.22
1943 180000 184123 10.16 1.38升弱 1.30
1944 160000 160000 8.83 1.20升弱 1.10
1945 124000 124000 7.75 0.87升弱 0.77

被要求到農村進行農民調查的張聞天觀察到，「整個經濟是縮小的」。他在「晉陝調查報告」中評價說，直到1941年，鄉村生產力仍未恢復到1934年土地革命前富農與經營地主的生產力水平[10]。

合法性動搖

在大生產運動開始前，邊區由於經濟緊張，也不斷加大了工商業稅收及勞役代金等各方面財政收人項目的徵收力度，使邊區百姓的其他負擔大幅增加。[11]作為領袖，毛澤東意識到，必須從解決糧食生產問題入手，緩解邊區的經濟和政治雙重危機，以及對自己所領導的執政黨的信任。大生產運動，正是在新生紅色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下開始發動的。[12]

「大生產運動」的提出

外部封鎖

對於邊區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時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兼貿易局長的朱理治在當時的一次財政部門的報告中對此解釋如下：「過去靠外面的接濟（單在一九四零年便有一千零四十萬的外匯及法幣）」，「那時邊區所需要的布匹、棉花、紙張及日常各種用品幾乎完全仰給友區。但由於邊區是個國防重地，並且是新民主主義的根據地，所以財政上的消費量不得不增大。於是經濟的生產力和財政上的消費力便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在皖南事變之前，由於獲得了國內外對邊區的充分幫助而得到解決，而在皖南事變之後，國內外援助的完全隔斷，遂尖銳化起來。[13]

在中共的官方文件中，「大生產運動」的直接原因，是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進行的經濟和軍事封鎖。這一話語體系直接來自於當時的官方文件表述——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會議上，毛澤東即在作報告《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時說：「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14][15]

擴軍

由於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急速擴張，其巨額軍餉支出，遠遠超過了當時陝甘寧邊區所能夠承擔的總量。在軍隊方面，1935年紅軍到達陝北時，紅一方面軍的總人數約為7000~8000人左右[16]，1936年底，軍事人口達到4.2萬餘人。此後，八路軍開拔前線，邊區留守部隊人口降落到約9000人左右[17][18]。朱德曾經於1938年在周恩來陪同下詳細報告八路軍的分布情況和戰績，稱八路軍總人數已經達到12萬[19]。到1939年的反共高潮時，為保衛邊區和中共中央，邊區的軍事人口又逐漸回升到約3萬人。[20]1940年1月29日，毛澤東與王稼祥一同致電葉挺和項英，要求擴軍。根據這個指令，到3月，新四軍已經從原有的五千人擴張到一萬五千人[21]。第二天，毛澤東與王稼祥又一同就擴軍問題復電朱德、彭德懷、楊尚昆：[22]

今年擴軍三十萬原則很對，但具體分配主要部分應放在有槍區域，我們意見在老黃河以北，以供消耗及收集殘槍為原則。在此原則下，如晉西北及十五區域擴軍不宜過多。否則，經費決難維持，不能持久。在老黃河以南、新黃河以北包括蘇北在內，有槍可收，物力亦富，應大加擴充。

「擴軍三十萬」的宏偉計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軍隊正在急速擴張。[23]

行政擴張

而軍隊之外非生產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一般而言，行政人員數量應控制在總人口的3%以內，但當時邊區黨政軍脫產人員已經達到5.4%[24]。據楊尚昆回憶：「1940年底，我到延安時，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情況十分困難……陝甘寧邊區140多萬人口，要供給7萬脫離生產的幹部和戰士。」[25]由於非生產人員增加迅速，邊區的購糧款大幅度增長，一度占年財政收入的18.86%。1940年秋季開始，由於國共局勢惡化，軍餉停發，邊區政府財政無款購糧，開始完全依靠向當地農民征糧來解決機關幹部、部隊人員和學生的糧食供應問題。[26]

同時，幹部與農民之間的明顯生活水平差距也引起了邊區各地民眾普遍不滿。[27]相比起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一階段邊區政府的幹部和工作人員的生活水準雖比之前有所降低，但總體而言要好得多。從1940年起，延安幹部實行分灶制度，按照大、中、小灶來區分幹部的伙食待遇，一些領導人還有自己的特灶。在絕大部分人民忍飢挨餓的情況下，這種「衣分三等，食分五等」[28][29]的現象，就格外容易引發不滿和質疑。[30]

在這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面前，毛澤東焦慮不堪。在蘇區根據地具有一定經濟建設經驗的他敏銳地意識到生產自救的必要性，並且將其視為在這一階段決定共產黨生死存亡的主要關鍵。[30]

提出生產自救

1941年2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提出「自己動手，才是出路」[31]。但對這一觀點，邊區政府的相當一部分高級幹部並不認同。任弼時、朱德等人主張採取積極發展的方針，即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邊區中央局副書記謝覺哉等人則主張鹽的生產運輸和銷售要在政府管理下實行自由貿易。他們認為，財政收人不敷用度，則應「精兵簡政」，減少開支，並反對增發邊幣，認為若減少軍隊數量和邊區幹部、學生等非生產性人口的數量，就可以有效地解決財政上的困難。[30]

「南泥灣精神」的形成

塑造模範

作為歷史的敘事與重構

評價

中國共產黨認為由於當時投放了大量生產資金，備戰費用也加大，導致物價上漲，在陳雲的領導下，到1944年穩定了物價[32]。

參考文獻

  1. ^ 1.0 1.1 1.2 1.3 1.4 记忆的政治. : 40–50. 
  2. ^ 2.0 2.1 记忆的政治. : 55–56. 
  3. ^ 记忆的政治. : 56. 
  4. ^ 朱, 玉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研究——基于公共财政职能视角. 經濟學. 2020-07-21, 3 (3). ISSN 2630-4759. doi:10.32629/ej.v3i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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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中央黨校延川實習團楊英傑等：《怎樣做邊區的支部工作（續完）》，《共產黨人》第六期，第53頁
  7. ^ 记忆的政治. : 58. 
  8. ^ 8.0 8.1 賈康、趙雲旗：《論抗日根據地初期的財政方針與政策》，《預算管理與會計》，2005年第8期。
  9. ^ 周海燕. 记忆的政治. : 59. 
  10. ^ 張聞天：《關於當前農村階級變化問題（1942年7月9日）》，《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頁。
  11. ^ 记忆的政治. : 61. 
  12. ^ 记忆的政治. : 66. 
  13. ^ 朱理治：《邊幣的根本問題》，載陝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編：《陝甘寧邊區金融報道史料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頁
  14. ^ 毛澤東：《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頁。
  15. ^ 记忆的政治. : 74. 
  16. ^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17. ^ 孫琦：《關於八路軍編成人數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8. ^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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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李國祥、張國琦、殷純俊：《抗日戰爭時期我軍編成情況》（上），《革命史資料》第9輯，196頁，轉引自黃正林：《陝甘寧邊區鄉村的經濟與社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頁。
  2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76頁。
  22.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頁。
  23. ^ 記憶的政治，76頁。
  24. ^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1頁。
  25. ^ 楊尚昆：《黨產問題的由來》，轉引自《黨史信息報》，2001年12月26日
  26. ^ 黃修榮編著：《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係紀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頁。
  27. ^ 記憶的政治，78-79頁
  28. ^ 王實味：《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23日。
  29. ^ 《王實味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32頁。
  30. ^ 30.0 30.1 30.2 記憶的政治，79頁
  31. ^ 毛澤東：《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頁。
  32. ^ 朱劭天. 陈云同志与西北财经办事处. 陳雲紀念館. [2012-05-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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