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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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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心理學（Peace Psychology），是心理學和和平研究的分支學科，是從心理學角度研究和平、衝突、暴力和戰爭的科學。和平心理學包括四大相輔相成的支柱：研究、教育、實踐和推廣。[1]

和平心理學行為以心理學模式（理論）和方式為基礎；通常，實現（儘可能地）無暴力的方式維護和平的理想將他們的方式和目標原則性地緊密聯繫在一起。暴力與和平在約翰·加爾頓（英語：Johan Galtung）對和平概念的擴展中已有定義，[2] [3]約翰·加爾頓認為和平不僅是指不存在個人的（直接的）暴力和戰爭（＝消極和平），而且還指不存在結構性的（間接的）和文化上的暴力（＝積極和平）。[4] 和平的理念也可以定義為人權（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的全面實現 ；在眾多目標中，實現人權應該保證對基本人性需求的滿足，例如正面的個人和社會身份，控制力，安全感，（社會）正義，福利，一個安全的環境和足夠食物和避難所的使用權。[5]

注重和平心理學的機構有，例如，美國的和平、衝突和暴力研究社團（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Peace, Conflict, and Violence）（美國心理學協會和平心理學分部——48分部）和華盛頓特區的非政府機構社會責任心理學家協會 （Psychologist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6]德國的Friedenspsychologie論壇；[7]澳大利亞心理學社團的名叫和平心理學家（Psychologists for Peace）的興趣團隊。在國際上，有和平心理學研究的委員會，也有聯繫德國、芬蘭、美國、澳大利亞、哥斯達黎加、印度和意大利等國家的社會責任心理學家國際互動網。[8]

和平心理學研究

和平心理學研究可以是分析性（對和平的研究）或原則性（為和平的研究）導向的。不管是分析性或原則性導向，和平心理學研究主要用心理學的角度探討衝突（包括戰爭）的形成，升級，降低和解決，對維護和平有利或有害的社會心理條件，以及戰爭和暴力對社會心理的影響。不同的情況，會涉及到不同級別的分析和說明：從個人的級別到團體，社會組織和機構，國家和國家體制（例如歐盟），軍事聯盟（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集體防務體系（例如聯合國和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OSCE）。

衝突的形成和升級

和平心理學着重於衝突的形成，升級，降低和解決的心理學方面。衝突存在於至少兩個參與方中，其中至少一方認為其他方的期待值，利益，需求或行為是與其不相容的。和平心理學主要討論社會群體(群體間的衝突，比如民族，種族，宗教團體和國家等等之間的)關於像權利，財富，原材料的開採和市場，文化或宗教的價值觀，榮譽，尊嚴，或認可等領域的衝突。在衝突中，人們必須區分（公開的）立場（例如，「我們不與X談判）和潛在的利益（例如，權利,影響力和財富）以及激發矛盾的因素（例如，政治抗議中的暴力）還有系統性的，持久性的，結構性的原因（例如，剝奪某個團隊的政治參與權或從事專業的權利）。儘管衝突是無法比避免的，但是如果以建設性的方法處理，[9]也可以帶來積極的改變，衝突的升級尤其是暴力的出現是可以避免的。處理信息的心理過程（注意，認知，記憶，思維，判斷），情緒，和動機極大地影響對衝突的處理方式，尤其決定衝突是否升級到暴力的階段。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衝突方不同的觀點，比如一方基於良好動機的行為會被其對立方認為是有敵意的而導致矛盾激化。衝突很容易升級。當涉及雙方，最初的受害者在無意識中變成施害者的時候，暴力的循環就有可能產生。[10]

衝突會通過塑造敵人形象，心理戰爭，和媒體的宣傳，政治精英，教育體系，社交，文化標誌和其他方式特別地加強。敵人的形象可能有一個真實的軀殼，但是低對方的消極影響是被誇大了的。強大的敵人形象的核心作用包括：（1）一個對敵對方的負面評判（例如，具侵略性的，無道德的，而且是低劣的），（2）一個對負面事件對敵對方單方面的譴責，以及（3）一個對己方類似行為不同的評判（「雙重標準」；比如建立軍隊在己方是自我防衛，在敵方就是侵略）。這些塑造可以使對方看起來人性喪失，以致於道德標準不再適用於他們。在極端的情況下，敵人的痛苦和被殺害看起來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符合人心的。塑造敵人形象對軍隊，暴力，和戰爭進行辯解起着核心作用。並且，還可以提高個人和集體的己方形象。[11]

心理戰包括那些創造或增強平民大眾和軍隊之間的對戰爭的支持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利用媒體的虛假報道（戰爭宣傳），也包括破壞，免職，謀殺，和恐怖活動。戰爭宣傳由兩個相輔相成的策略組成：（1）反覆強調和修飾那些可以增強敵人形象或危機理念的細節信息，和（2）無視或忽視那些可以緩和衝突的信息。並且，敵方的消極行為可能會被激發（例如，在邊境的軍事演習）或譴責敵方參與了某些完全被編造的可惡行為（比如，Nayirah的假證詞）。[12]

降低和解決衝突（和平心理學策略）

不同的關於無暴力解決衝突的和平心理學策略（衝突的降低，衝突的解決，衝突的化解）都有討論過。人們可以區分官方層次的策略（例如，對降低緊張局勢的測量和建立信任比如查理斯·E·歐斯古德（Charles E. Osgood）的『Graduated and Reciprocated Initiatives in Tension Reduction』［GRIT］，談判，調解），非官方外交手段的方式（問題解決互動研究會），以及公民社會層面策略（例如，和平記者，社會團體之間的聯絡）的不同。

官方層面

歐斯古德的GRIT模式是為反對東西方軍備競賽而設計的理論，其中，一些前超級大國，美國和前蘇聯，不斷地提高他們的武器數量和質量，使核戰爭造成對人類的摧毀變的越來越有可能。

相反的，GRIT模式的目的是降低危險並床在相互信任的氛圍。一方公開宣布或執行一個實際的，具體的步驟來緩和緊張局勢，必要求或邀請對方做類似的事情（建立信賴的螺旋）。小心維護才能使每個步驟都不會危及到己方的安全。GRIT的設計是為了通過讓雙方都參與到逐步的和相互的自發行為中，來緩衝核武器軍備競賽中緊張氣氛。[13]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是有人認為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後的談判就是以GRIT理論為基礎的。[14]

當衝突各方捲入長期的，嚴重的衝突時，就很難進行建設性的雙邊談判。在這種情況下， 第三方（比如，社會科學家或著名的政治家）可以作為調解員來協助衝突管理。調解員必須清楚地認識衝突及衝突發展的歷史，應該具有衝突各方的信任，並且需要熟悉衝突分析和交流策略。重要的策略包括建立信任，找出衝突的基本因素，並可能需要分解問題，所以至少能有一個部分的解決方案來防止或停止暴力。如果調解員有偏見或涉及了很多的個人利益，問題就會出現。如果衝突是中度激烈，雙方的力量懸殊越小，加上如果調解員有很高的威望（因為個人或組織關係），調解成功的可能性越大。[15]

非官方層面

在嚴重的持久的衝突中，低於官方外交層次的介入是可取的。非正式的方式，把衝突各方聚集到一起。[16]這些包括德高望重的公民，他們來自社會不同的領域，例如媒體，商業，政治，教育或宗教；一組社會科學家（例如，心理學家）發起和推廣一個以衝突分析，構建備選方案，及創造能讓各參與方滿意的非暴力的解決方案為基本元素的問題解決程序。期待或希望這些參與的人能影響他們的政府和公共輿論，所以官方層次的談判可得以進行。這個過程中，心理學方面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校正各自的和敵人的形象。互動解決問題的方式特別是在美國心理學家赫伯特•凱爾曼和他的團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中有使用］。[17]

公民社會層面

媒體通常參與了塑造敵方形象和衝突的升級。相反，和平新聞學的目標是調查並且利用媒體的影響力來鼓勵建設性的，非暴力的衝突解決方式。主要策略包括代表衝突各方以及適當描述衝突和衝突歷史，鑑定宣傳，並清晰報道人民遭受的苦難。[18]

民眾為了和平和社會公正的集體行為和和平示威活動可以對當權者的決定產生影響 － 尤其是在民主國家。除其他因素外，民眾的決策取決於社會機會，個人的價值取向（例如，重視非暴力，社會正義），楷模的存在，和他們對其行為預計成功的機率。[19]

對立團體之間的接觸（例如，城市，協會，大學和商會之間）有助於建立積極的關係並減少偏見（參見接觸假說）[20] [21] [22]。當團體之間彼此交流時促進其關係的相關條件包括：涉及的人物有相似的社會地位；有可以通過合作來實現的共同目標；還有這種接觸是得到社會機構支持的。

在非對等衝突中，有一方的政治，經濟，和／或軍事上明顯更勝一籌，較強方可能對一個實際 的可持續的衝突解決方案不感興趣。在非對等的情況下，當衝突的根本原因得不到充分的討論，結構性的暴力就仍然存在。對於這種情況，已發展了的對策有非暴力抵抗和起源於拉美的與解放神學有關的解放心理學。[23]

非暴力抵抗是指針對不公的，公開的非暴力行為；它涉及公開闡明個人的意圖，致力於與對方的交流，並願意承受因個人行為而產生的消極後果。[24]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包括從抗議活動（例如，遊行示威）到不合作（例如，罷工， 抵制），到民間抵抗（例如，交通封鎖）。尤其眾所周知的有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馬丁•路德•金的行為，演講和著作。

戰爭和暴力的影響

和平心理學檢測團體之間的戰爭和暴力，並且帶有列舉戰爭和暴力的心理和社會代價的目的，並紀錄人類因此遭受的苦難。心理後果特別包括，心理創傷（主要是人民大眾，也包括軍隊成員），認知和情感傷害，社會信任關係的破壞。戰爭往往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是通常引起新的暴力和戰爭。例如，在戰後社會，可以看到家庭和社區的暴力程度的增加。[25]另外，處理民眾問題所需的資源（例如，教育，醫療，社會福利）都損失了。對戰爭的後果和代價的全面的客觀的研究仍然非常少。[26]

持久和平的社會心理條件

即使暴力已經被停止了或者和平條約已經達成，為了防止衝突重新升級的危險，就要求物質的和經濟的重建以及社會政治和心理學的介入。這些措施的目的在於撫平戰爭的心理創傷，建立信任，創造一個共同的集體的記憶，承認過去的錯誤行為，達成和解，並／或寬容。[27]例子有創傷治療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s)。

此外，不論哪種衝突和暴力，和平心理學研究着眼於阻礙或促進持久和平的心理學條件。其根本目的是將暴力文化轉變成和平文化。[28]

以下的文化特色是可持續和平發展的障礙：認為己方群體（種族，宗教，民族等）高人一等和更有價值，而其他人比較低劣和價值不高（或在極端的情況下：毫無價值）；塑造地方形象，對其它人的非人性化，暴力和破壞的合法化；像種族中心主義，社會支配傾向，權威主義，軍國主義的潛在信念（思想）以及推廣這些意識形態的教育體系；權力強大方保持或增大與其他方的力量懸殊，並在財富，醫療，教育和政治參與（結構性暴力）等領域創造不平等的條件。[29]

有利於發展可持續和平的因素有：對衝突雖頻繁但是可以用非暴力的，對衝突各方有利的方法來解決的根本信念；以人性尊嚴，和平， 同情，尊重，寬容和團結，以及尊重所有人和尊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為特色的人文精神；辯證地看待己方群體 － 除了定義正面積極的－ 也結合自身的弱點，錯誤，並在共同自我概念中承認錯誤。[28]

在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的轉變中，對人權的重視是非常重要的。人權是不可剝奪的權利，適用於所有人，沒有性別，膚色，種族， 語言，宗教，政治見解，或社會出身的區別（禁止歧視）。聯合國人權憲章包含了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和兩公約（1966年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重要文件。世界人權宣言共有30篇100多類個人權利，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例如，生命權、禁止酷刑權、公正公開審判權、庇護權、言論自由權、定期選舉權），還包括社會、囧機和文化的權利（包括工作、休息、帶薪假期、防止失業的權利、獲得食物、衣服、房屋、醫療保健和免費小學教育的權利）。在聯合國人權觀念中尤其重要的是所有人權都是極為重要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這些權利適用於每一個人（普遍性）。對人權的心理學研究主要考察了支持人權所需要的知識，態度和條件。在德國有代表性的調查顯示，實現人權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時有關人權的知識水平還很低也很不準確。調查結果顯示「減半」的人權：一些公民權利已被接受，而另一些經濟和社會權利幾乎不被認為是人權。 [30] 和平心理學中，分析人權是否在和平意義上得到運用或是在構建敵方形象或戰爭準備中被濫用也是很重要的。

和平心理學的教育

和平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的和平教育的內容和實踐中都有應用，[31]從小學到高中和大學教育（例如， 以大學中的和平心理學課程的形式）到職業培訓。

科羅拉多大學的衝突信息聯盟（Conflict Information Consortium）提供Beyond Intractability Project, 一個公開參與的，合作的學習平台。[32]

和平心理學的實踐

和平心理學的實踐是指，例如，心理創傷治療工作，非暴力解決衝突的貫徹培訓，以及衝突調解員或國內和平工作者所涉及的活動。尤其重要的是研究與實踐之間的合作，例如評估研究的形式對持續改進實踐的貢獻。

和平心理學的倡導

提倡導向型的和平心理學家，有時候作為和平運動的一部分，會試着通過以和平為理想的和平心理學原則（規範）性導向更普遍地去影響政策制定者和社會。這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參與和平活動（例如，遊行示威），發表政治聲明，或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提供專家證據。

文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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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r-Tal, D. (Ed.) (2011). Intergroup conflicts and their resolution: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Blumberg, H. H., Hare, A. P., & Costin, A. (2006). Peace psychology: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therton, D., & Balvin, N. (Eds.) (2012). Peace psychology in Australia. New York: Springer.
  • Christie, D. J. (Ed.) (2012). The encyclopedia of peace psycholog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Coleman, P. T., & Deutsch, M. (Eds.) (2012). Psychological components of sustainable peace. New York: Springer.
  • Deutsch, M., Coleman, P. T., & Marcus, E. C. (2007). The handbook of conflict resolu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 Hoboken, NJ: Wiley.
  • MacNair, R. M. (2011). The psychology of peace: An introduction (2nd ed.).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 Montiel, C. J., & Noor, N. M. (Eds.) (2009). Peace psychology in Asia. New York: Springer.
  • Simić, O., Volčič, Z., & Philpot, C. R. (Eds.) (2012). Peace psychology in the Balkans: Dealing with a violent past while building peace. New York: Springer.
  • Staub, E. (2013). Overcoming evil: Genocide, violent conflict, and terro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opp, L. R. (Ed.) (2012).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group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外部連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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