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盧旺達內戰

典範條目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此條目介紹的是1990至1994年盧旺達內戰。關於1994年的種族大屠殺，請見「盧旺達種族滅絕」。
盧旺達內戰

保羅·卡加梅（左）和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分別是內戰期間大部分時間盧旺達愛國陣線與盧旺達政府軍領導人
日期1990年10月1日至1994年7月18日
地點
盧旺達
結果

盧旺達愛國陣線勝利

參戰方
盧旺達愛國陣線  盧旺達
 薩伊（1990年）
 法國
指揮官與領導者
弗雷德·魯維吉耶馬  †
保羅·卡加梅		 盧旺達 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意外身亡）
盧旺達 塞內斯提·巴高索雷
兵力
兩萬人[1] 盧旺達武裝部隊：3.5萬人[1]
法國武裝部隊：
六百人（1990年）
四百人（1993年）
2500人（1994年）
傷亡與損失
7500名戰鬥人員死亡[2]
50至80萬平民死於種族滅絕
15名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維和人員[3]

盧旺達內戰是1990年10月1日至1994年7月8日盧旺達發生的大規模內戰，交戰雙方分別是政府控制的盧旺達武裝部隊和盧旺達愛國陣線叛軍。戰爭源自該國胡圖族與圖西族兩大族群間曠日持久的爭端。盧旺達革命推翻圖西族王朝，建立胡圖族領導的共和國，33.6萬多圖西族人被迫逃往鄰國避難。部分難民在烏干達建立弗雷德·魯維吉耶馬和保羅·卡加梅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20世紀80年代後期已發展成隨時準備戰鬥的武裝部隊。

1990年10月1日，盧旺達愛國陣線入侵盧旺達東北部並長驅直入60公里，拉開內戰序幕。魯維吉耶馬在第二天戰鬥中陣亡，重創叛軍士氣。盧旺達陸軍在法國軍隊協助下占據上風，十月結束時盧旺達愛國陣線基本一敗塗地。戰鬥打響時還在美國的卡加梅趕到盧旺達接掌叛軍，他命令部下撤至維龍加山脈，等待數月後再度進攻。盧旺達愛國陣線發動游擊戰，戰鬥持續到1992年中期，雙方都無法壓倒對手。持續不斷的抗議示威迫使盧旺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與盧旺達愛國陣線和國內反對黨和談。「胡圖族權力」極端分子反對任何協議，採用包括殺戮在內的各種手段擾亂和談，盧旺達愛國陣線還在1993年初再度發動攻勢，但談判還是取得成果，各方於1993年8月簽署《阿魯沙協議》。

接下來的和平局面雖不穩定，但協議條款逐步落實。盧旺達愛國陣線武裝分子進駐首都吉佳利，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維和人員在該國布署。然而，「胡圖族權力」運動的影響穩步增長，計劃以「最終解決方案」消滅圖西族。1994年4月6日哈比亞利馬納總統遇刺後，「胡圖族權力」開始落實「最終解決方案」。前後約一百天裡共有50到100萬圖西族和胡圖族溫和派被殺，史稱「盧旺達種族滅絕」。盧旺達愛國陣線恢復內戰，穩步奪取領土，包圍城市並切斷補給線。同年六月中旬，叛軍已包圍基加利，並在7月4日攻陷。數天後盧旺達愛國陣線占領全部領土，迫使臨時政府和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極端分子逃往薩伊。

盧旺達愛國陣線勝利後控制全國，卡加梅是實際領導人，1994年起擔任副總統，2000年起任總統。盧旺達愛國陣線按計劃重建國內基礎設施，恢復經濟，將種族滅絕罪犯繩之以法，並推動胡圖族和圖西族和解。1996年，盧旺達愛國陣線領導的盧旺達政府進攻扎伊爾境內難民營，除前政權領導人外，這裡還有數百萬胡圖族難民。此舉引發第一次剛果戰爭，長期獨裁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因此下台。截至2024年，卡加梅和盧旺達愛國陣線依然在盧旺達政壇占據絕對優勢。

背景

獨立前的盧旺達，胡圖族、圖西族和特瓦族的由來

恩延扎重建的盧旺達國王宮殿

公元前八千至三千年間，特瓦人、以狩獵採集為生的俾格米原住民率先在今盧旺達境內土地定居並生活至今[4][5]。公元前七百年至公元1500年，班圖人遷居此地，開始毀林開荒[6][5]，住在森林裡的特瓦人喪失大部分土地並遷往山坡居住[7]。歷史學家對班圖人移民提出多種理論，部分認為首批移民是胡圖族，圖西族後來遷入，很可能是來自非洲之角的不同種族群體[8][9]。還有歷史學家覺得移民持續時間很長，數量穩定，新進族群逐漸融入而非征服原有群體[10][5]。從第二種理論來看，胡圖族和圖西族沒有顯著種族差異，只是社會階層不同[11][12]。

隨着人口聚集，當地先形成氏族[13]，再凝聚成王國，1700年時盧旺達歷史上一共已有約八個王國[14]。18世紀中期，圖西族「尼金亞」（Nyiginya）氏族統治的盧旺達王國已占據顯著優勢[15]，通過征服和同化持續擴張[16]。王國在1853至1895年基加利四世（Kigeli IV）統治期間達到巔峰，他向西面和北面擴張領土，但發起的行政改革在胡圖族和圖西族間形成裂痕並不斷加大[17][15]。根據國王制訂的「布哈克」（ubuhake）制度，胡圖族淪為圖西族的僕人，需向圖西族提供服務和農產品換取牛與土地的使用權[18]；「烏布日塔」（uburetwa）徭役制度規定胡圖族必須為圖西族工作，才能獲許耕種本屬於他們但卻被圖西族沒收的土地[19]。盧旺達和鄰國蒲隆地在1884年柏林會議上劃為德國殖民地[20]，該國1897年與盧旺達國王結盟並建立殖民據點[21]。德國人通過盧旺達君主實行間接統治，這樣就不需要派駐大量軍隊保障殖民[22]。殖民者認為圖西族是埃塞俄比亞移民，種族上更加優越，所以指派行政職務時就偏向圖西族[23]。盧旺達國王歡迎德國人到來，利用殖民者的軍事實力穩固統治、擴張領土[24]。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比利時奪得盧旺達和布隆迪殖民地控制權[25]，1926年起採取更直接的殖民統治手段[26][27]。比利時政府連同天主教神職人員促使殖民地經濟現代化[28]，同時增加稅收，實行強制勞役[29]。比利時支持盧旺達君主統治，圖西族的優勢地位更形鞏固，胡圖族喪失公民權[30]。1935年，比利時推行身份證制度，標明證主是圖西族、胡圖族、特瓦族還是入籍人士。過去富裕的胡圖族還有可能在名譽上成為圖西族，但身份證導致階層固化。[31]

革命、圖西族流亡，胡圖族共和國

1945年後，盧旺達形成胡圖族精英階層[32]，要求將圖西族權力移交胡圖族[33]。圖西族領導人想經談判迅速獨立，但已得不到比利時支持[34][35]。盧旺達天主教會也在同時轉變[36]，工薪階層出身青年取代教會早期聲望卓著的保守派，新一代神職人員又以佛拉芒人為主，同情胡圖族困境，與比利時瓦隆人截然相反[37]。1959年，圖西族激進分子刺殺胡圖族首領的謠言導致胡圖族群情激憤，從11月開始暴動，襲擊並放火焚燒圖西族居所[38]。暴力迅速蔓延全國，拉開盧旺達革命序幕[39]。圖西族國王和政治家反擊[40]，試圖奪權並排擠胡圖族和比利時人[41]，但不敵殖民地總督派來的蓋伊·洛吉斯特（Guy Logiest）上校[40]。洛吉斯特重整社會治安，開始公開宣傳和保護胡圖族精英[42]。他用胡圖族取代眾多圖西族領導人，迫使基加利五世（Kigeli V）流亡[43]。

胡圖族軍官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1973年經政變當上盧旺達總統

1961年，洛吉斯特和胡圖族領袖格雷戈瓦·卡伊班達宣告盧旺達是自治共和國，該國1962年獨立[44]。截至1964年，已有33.6萬圖西族離開盧旺達逃避胡圖族的種族大清洗[45][46]，大部分人前往布隆迪、烏干達、坦桑尼亞和薩伊等鄰國[47]。大部分流亡圖西族淪為難民[48]，期盼有朝一日返回盧旺達[49]。部分難民支持盧旺達新政府，其他人拿起武器反攻[49]，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1963年，一度逼近基加利[50]。這些武裝團體在盧旺達語中人稱「蟑螂」[51]，歷史學家對名稱來由尚無定論，有可能是叛軍自創，反映他們基本是在夜間偷襲[52]。20世紀90年代「蟑螂」一詞再度盛行，是帶有強烈貶義的圖西族代名詞，胡圖族強硬派以此將圖西族非人化[52]。20世紀60年代的「蟑螂」缺乏裝備和組織，無法與政府軍抗衡。他們最後一次大規模襲擊是1963年12月從布隆迪境內發動，純屬絕望一搏，終因規劃不力、裝備不足失敗，政府為此大肆屠殺盧旺達境內圖西族，估計有一萬人死亡。[50]

卡伊班達持續統治胡圖族共和國十餘年，專制統治與革命前的封建君主制八九不離十[53]。1973年，胡圖族軍官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發動政變推翻卡伊班達[54]。他在1975年成立政黨全國民主與發展共和運動（Mouvement républicain national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 développement）[55]，並在1978年公投後頒布新憲法，宣告盧旺達實行一黨制，所有公民都必須加入全國民主與發展共和運動[56]。哈比亞利馬納任內圖西族依然面臨歧視，但經濟繁榮改善社會治安，針對圖西族的暴力行徑減少[54]。20世紀80年代末咖啡價格雪崩，盧旺達富裕階層收入大減，引發爭奪權力和外援物資的政治鬥爭[57]。第一夫人阿加特·哈比亞利馬納的「阿卡祖」（Akazu）家族在鬥爭中取勝[58]。「阿卡祖」比總統所屬家族地位更崇高，曾在19世紀統治吉塞尼附近的獨立國家[59]，哈比亞利馬納需要依靠他們來控制盧旺達西北部人口[59]。「阿卡祖」利用情勢不斷壯大，總統越來越依賴他們維持統治[59]。經濟形勢迫使哈比亞利馬納大幅削減國家預算，進而引發內亂[60]，他接受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建議承諾實施多黨制，但不採取任何行動實現目標[61]。學生抗議遊行接踵而至，1990年末盧旺達已深陷危機[61]。

盧旺達愛國陣線成立與備戰

盧旺達愛國陣線的前身組織於1979年在烏干達成立[62]，起初人稱「盧旺達難民福利協會」（Rwandan Refugees Welfare Association），1980年更名「盧旺達民族團結聯盟」（Rwandan Alliance for National Unity）[62]，旨在反抗烏干達總統米爾頓·奧博特對圖西族難民的迫害與歧視[62]。奧博特指控難民與前總統伊迪·阿敏聯手，聲稱難民搶奪擺脫阿明統治的烏干達人房屋和牛[63]。與此同時，圖西族難民弗雷德·魯維吉耶馬與保羅·卡加梅加入約韋里·穆塞韋尼領導的叛軍救國陣線（Front for National Salvation）[64]。穆塞韋尼曾與奧博特並肩戰鬥，1979年打敗阿明後，奧博特在1980年烏干達大選獲勝，但這場勝利極具爭議，大規模選舉舞弊的傳言四起，穆塞韋尼也退出政府[65]。穆塞韋尼與魯維吉耶馬和卡加梅合作組建新叛軍全國抵抗軍（National Resistance Army）[66][65]，旨在推翻奧博特政府，烏干達叢林戰爭爆發[65][67]。奧博特擔任總統期間一直敵視盧旺達難民，盧旺達民族團結聯盟1981年被迫流亡到肯尼亞的奈洛比[68]。1982年，經奧博特授權[69]，安科勒（Ankole）地區議會發布通報，要求將難民逐出民居，只能住在營地[70]，青年民兵以暴力落實驅逐[69]。流離失所的難民想返回盧旺達，但哈比亞利馬納政府把他們限制在相互孤立的營地並關閉邊境，阻止平民湧入[71]。面對無處容身的境地[71]，烏干達大量圖西族難民加入穆塞韋尼領導的全國抵抗軍[72][73]。

1987年10月，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與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在白宮會晤

1986年，全國抵抗軍以包括五百名盧旺達人在內的1.4萬兵力攻陷坎帕拉後組建新政府[74]，穆塞韋尼就職總統後任命卡加梅和魯維吉耶馬擔任烏干達新陸軍高級軍官[75][76]。參與烏干達叢林戰爭的經歷令卡加梅和魯維吉耶馬深受啟發，考慮襲擊盧旺達，推動難民重返故土[77]。兩人履行軍隊職責的同時開始在軍隊內部秘密建立盧旺達圖西族難民網，打算用這些軍人充當襲擊盧旺達的力量核心[77]。穆塞韋尼同情難民處境，盧旺達民族團結聯盟在他掌權期間得以回遷坎帕拉[78]。經過1987年的會議，盧旺達民族團結聯盟更名「盧旺達愛國陣線」，旨在採取一切手段把難民送回盧旺達[79]。盧旺達愛國陣線1988年發生領導層危機，魯維吉耶馬介入組織後掌權，接手彼得·巴因加納（Peter Bayingana）的主席位置[80]。卡加梅及魯維吉耶馬在全國抵抗軍的其他資深盟友一同加入，卡加梅任副主席[80]。巴因加納留在組織內任副主席，但對主席位置被奪憤恨不已[80]。1989年下半年，巴因加納及其支持者打算不靠魯維吉耶馬的支持發動戰爭攻進盧旺達[81]，但很快就被政府軍擊退[82]。

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知道烏干達陸軍的流亡圖西人持續增長，為此與穆塞韋尼總統交涉[83]。與此同時，全國抵抗軍眾多烏干達和巴干達人（Baganda）官員批評穆塞韋尼任命盧旺達難民出任高級軍官[84][85]。穆塞韋尼於是在1989年將卡加梅和魯維吉耶馬降級[83]，兩人事實上還是高級軍官，但名義級別下降，將來可能無法獲得烏干達軍隊資源[81]，迫使他們決定加快進軍盧旺達的計劃[86]。

1990年，烏干達西南部牧場主和他們土地上的占地者發生糾紛，這些占地者大部分是盧旺達人[87]，事態引發該國廣泛爭論，最終所有盧旺達難民都被貼上「非公民」的標籤[88]。魯維吉耶馬和卡加梅知道自身地位岌岌可危，考慮到難民離開烏干達的壓力增大，盧旺達國內局勢不穩，兩人1990年中期決定立即實施入侵計劃[89]，穆塞韋尼總統很可能知道這項計劃，但沒有明確支持[90]。穆塞韋尼1990年中期命令魯維吉耶馬前往美國萊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指揮參謀學院參與軍官培訓課程，還計劃把軍中其他盧旺達高級軍官派到海外[91]，此舉有可能是為減小盧旺達愛國陣線入侵盧旺達的威脅[91]。經過兩天商討，穆塞韋尼同意服役多年的魯維吉耶馬留在烏干達休假[92]，但要求卡加梅前往美國受訓。為防總統猜疑，盧旺達愛國陣線領導層同意卡加梅前往，這也意味着戰爭爆發時他遠在千里之外。[93]

戰爭歷程

1990年入侵與魯維吉耶馬之死

1990年10月1日，五十名盧旺達愛國陣線叛軍擅離烏干達陸軍崗位，跨過兩國邊境進入盧旺達，殺死卡吉通巴（Kagitumba）邊境哨所海關人員，迫使其他人逃離[94]。成百上千的叛軍隨後前來，身穿烏干達國民軍（Ugandan National Army）制服，攜帶包括機槍、機炮、迫擊炮和蘇制BM-21火箭炮等從烏干達盜取的武器[94]。盧旺達愛國陣線估計烏干達陸軍共有四千盧旺達人，其中約2500參與此次進攻[94]，隨行的還有醫療人員、信使等八百平民[95]。烏干達和盧旺達兩國總統此時都在紐約出席聯合國世界兒童峰會[96]。盧旺達愛國陣線在戰鬥打響後向南推進60公里抵達加比羅（Gabiro）以南[97]，盧旺達武裝部隊身為政府軍人數占優，約有5200名軍人，還有法國提供的裝甲車和直升機，只是對盧旺達愛國陣線偷襲猝不及防[97]。烏干達政府在該國西部各地設立路障，防止更多軍人叛逃，同時阻止叛軍撤回烏干達[97]。

10月2日，盧旺達愛國陣線領袖魯維吉耶馬頭部中彈身亡。當時的具體情況尚無定論，卡加梅政府的官方口徑和歷史學家傑拉德·普魯尼爾（Gérard Prunier）1995年的著作聲稱魯維吉耶馬死於流彈。[98][99]但是，普魯尼爾2009年的著作《非洲世界大戰》（Africa's World War）改稱魯維吉耶馬是因戰術爭執死在二把手彼得·巴因加納槍下[100]。書中宣稱，魯維吉耶馬打算緩慢推進，先戰勝盧旺達的胡圖族，再進攻基加利，但巴因加納和同為指揮官的克里斯·布尼耶耶茲（Chris Bunyenyezi）主張強力進攻、長驅直入，儘快掌握權力。爭執愈演愈烈，巴因加納最後槍擊魯維吉耶馬[100]。盧旺達愛國陣線高官斯蒂芬·恩杜古塔（Stephen Nduguta）目睹事發並告知穆塞韋尼總統，穆塞韋尼派弟弟薩利姆·薩利赫（Salim Saleh）調查，薩利赫下令逮捕巴因加納和布尼耶耶茲，後將兩人處死[101]。

戰事消息傳來，哈比亞利馬納請求法國援助打擊入侵[102]。法國總統之子讓-克里斯托夫·密特朗（Jean-Christophe Mitterrand）是法國政府非洲部門負責人，承諾派兵干預[102]。10月4日晚，基加利響起神秘槍聲，據稱是盧旺達愛國陣線突擊隊所為。但後世研究普遍認為這是盧旺達當局做戲，以期向法國證明國家政權危在旦夕[注 1]。六百名法國軍人次日抵達盧旺達，比先前承諾多一倍[102]。法軍行動代號「西北風」（Noroît），官方說法是保護法國公民[105]，實際卻是支援哈比亞利馬納政權，法國傘兵連立即建立陣地，阻擋盧旺達愛國陣線向首都和基加利國際機場推進[106]。比利時和扎伊爾均在十月上旬派兵前往基加利[107]。比利時軍人起初主要負責保護該國在盧旺達境內公民，但局勢發展證明他們根本沒有危險。哈比亞利馬納政權任意逮捕和屠殺，而且沒有從源頭上應對戰爭，消息傳到布魯塞爾後引發政治爭議。[108]國內爭議愈演愈烈，和平遙遙無期，比利時政府從11月開始撤軍[109]，此後沒有再向哈比亞利馬納提供軍事援助[110]。扎伊爾總統蒙博托·塞塞·塞科派出總統特種師（Division Spéciale Présidentielle）數百名精英[107]，他們不像法軍般消極，直接沖往前線作戰[107]。但這些「精英」軍紀渙散[111]，在盧旺達北部洗劫民居、強姦平民[111]，促使哈比亞利馬納還不到一周就把他們驅逐回國[112]。魯維吉耶馬之死對盧旺達愛國陣線士氣打擊很大，再加上法國援助，盧旺達陸軍優勢顯著。十月結束前，政府軍已收復所有失地，迫使叛軍朝烏干達邊境退卻[113]。開小差的軍人眾多，有些返回烏干達，有些逃到阿卡蓋拉國家公園躲藏[113]。哈比亞利馬納指控烏干達政府資助盧旺達愛國陣線，在坎帕拉建立「後方指揮部」，發動侵略[114]。10月30日，盧旺達政府宣布戰爭結束[113]。

盧旺達以10月4日基加利的槍聲為由任意逮捕八千餘名圖西族政治反對派[104]，懷疑圖西族的民意持續膨脹，盧旺達電台（Radio Rwanda）在節目中煽動種族仇恨。10月11日，吉塞尼省（Gisenyi Province）基比里拉鎮地方當局組織屠殺383名圖西族人。[115][116]鎮官員和副省長一度下台入獄，但很快獲釋[117]。這是近二十年來首次針對圖西族的大屠殺[118]，此前哈比亞利馬納治下的反圖西族暴力雖然持續不斷，但程度尚不嚴重[119]。

卡加梅重組盧旺達愛國陣線

維龍加山脈是盧旺達愛國陣線1990至1991年的大本營

內戰爆發時，保羅·卡加梅還在美國萊文沃思堡參加培訓[120]，他在堪薩斯州期間頻繁與魯維吉耶馬通電話，仔細規劃十月入侵[121]。卡加梅九月底通知指揮參謀學院打算離開，抓緊時間處理各項事務準備在戰爭打響後儘快回國[120]。學院同意他攜帶教材離開，卡加梅後來便用這些教材制訂戰爭策略[120]。10月5日得知魯維吉耶馬去世後他馬上出發[122]，經倫敦、亞的斯亞貝巴抵達恩德培機場，借烏干達特勤局的朋友幫忙安全通過[123]。警方一度考慮逮捕卡加梅，但穆塞韋尼人在國外而且沒有留下特別指示，最後由他離開[124]。烏干達同僚開車把卡加梅送到邊境，他在10月15日清晨進入盧旺達[124]。

卡加梅趕到時，盧旺達愛國陣線一片混亂，士氣非常低落[124]。據他事後回憶，當時部隊因魯維吉耶馬去世缺乏組織，戰事失利又重挫士氣，局面非常嚴峻[124]。卡加梅在盧旺達愛國陣線名氣很大，許多人都曾在烏干達陸軍與他並肩作戰，非常歡迎他在危急時刻前來[125]。此後幾周他和高級軍官收集情報[126]，盧旺達愛國陣線十月底已退至烏干達邊境，卡加梅認定繼續戰鬥註定只是徒勞[126]，下令盧旺達東北部大部分軍人沿西北邊境向維龍加山脈轉移[126]。他知道維龍加山脈地形崎嶇，即便部隊位置暴露也有崇山峻岭保護[127]。盧旺達愛國陣線軍人與烏干達陸軍的昔日戰友私誼尚存，卡加梅所部在穆塞韋尼總統默許下多次進出兩國邊境，長途跋涉近一星期[128]。

少量盧旺達愛國陣線軍人留下充當誘餌，不時小規模偷襲對大部分叛軍已朝山區轉移一無所知的政府軍[128]。戰爭開始朝游擊戰方向轉變，首先是卡圖納（Katuna）的盧旺達邊境海關遇襲[129]，盧旺達政府隨即指控烏干達蓄意包庇盧旺達愛國陣線[130]。新戰術對盧旺達陸軍構成重大傷亡，結果政府軍炮擊烏干達領土報復，導致烏干達平民喪生和重大財物損失，據稱盧旺達軍人還跨境搶劫和綁架[131]。

維龍加山脈的生存條件非常惡劣，海拔五千米的山區基本無法獲取食品和補給[132]，許多軍人缺乏保暖衣物，在高海拔寒冷氣候中手腳壞死甚至活活凍死[128][132]。卡加梅花費兩個月重組軍隊，其間沒有發動任何軍事行動[132]。曾與哈比亞利馬納合作、但在兩人交惡後流亡的亞歷克西·卡尼亞倫圭（Alexis Kanyarengwe）上校加入盧旺達愛國陣線，身為胡圖族卻得以擔任主席[132]。同為胡圖族的塞斯·森達宗加（Seth Sendashonga）擔任盧旺達愛國陣線與盧旺達反對黨的聯絡員[133]，此時部隊的其他大部分高級人才都是烏干達圖西族[132]。流亡布隆迪、扎伊爾等國家的難民陸續自願前來，軍隊人數穩步增長[134]。卡加梅一直嚴肅軍紀，按計劃訓練部隊，制訂大量軍人行為守則[135]。軍人在民間購物應該付款，不得飲酒吸毒，令當地居民對盧旺達愛國陣線印象甚佳[135]。違紀人員會受毆打等懲罰，謀殺、強姦、開小差等嚴重罪行最高可能處死[135]。

盧旺達愛國陣線大力籌資，財務專員阿洛伊西婭·伊雲巴（Aloisia Inyumba）在坎帕拉領頭[132]。流亡世界各地的圖西族人向他們捐款[136]，對政府不滿的盧旺達商人也不例外[137]。籌得金額雖然不大，但盧旺達愛國陣線施行嚴格的財務紀律，領導人甘願身先士卒清苦節儉地生活，部隊作戰能力逐漸提升[138]。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取得武器彈藥，其中包括利用冷戰結束導致武器供過於求的局面從公開市場購買[138]。烏干達陸軍軍官很可能向盧旺達愛國陣線提供武器。據普魯尼爾記載，叢林戰爭期間與卡加梅並肩作戰的烏干達人仍然忠實於他，願意私下送武器給盧旺達愛國陣線[139]。穆塞韋尼對此很可能知情，只不過面對國際社會時堅稱一無所知[139]。據穆塞韋尼後來透露，「盧旺達愛國陣線落敗會損害盧旺達圖西族人民的利益，不利於烏干達穩定」，面對這樣的「既成事實局面」，烏干達決定「從物質上幫助盧旺達愛國陣線」[140]。新聞工作者賈斯圖斯·穆漢古茲·坎帕（Justus Muhanguzi Kampe）認為，烏干達陸軍的圖西族軍人帶着武器投身盧旺達愛國陣線，這意味着國家軍火庫「幾乎耗盡」，他懷疑盧旺達內戰「必定對烏干達政府產生巨大財務影響，特別是烏干達軍事預算」，消耗該國「數萬億先令」[141]。

1991年1月襲擊魯亨蓋里

魯亨蓋里，遠方是維龍加山脈

重整軍隊三個月後，卡加梅1991年1月認為盧旺達愛國陣線已完成備戰[142]，首輪襲擊目標是維龍加山脈以南的盧旺達北部城市魯亨蓋里[142][143]。這裡不但是省會，而且離山脈不遠，足以保障突襲效果[139]。卡加梅選中魯亨蓋里還有文化方面原因。哈比亞利馬納總統、第一夫人及背後的強大家族都來自盧旺達西北部，而且大部分盧旺達人都把西北部視為哈比亞利馬納政權核心[139]。突襲魯亨蓋里能確保盧旺達人民知道盧旺達愛國陣線還在伺機而動，卡加梅希望藉此破壞政府穩定[144]。

1月22日夜間，七百名盧旺達愛國陣線武裝分子在當地支持者協助下從山脈潛入市內各處隱蔽[144]，第二天早上發動進攻[145]。政府軍猝不及防，基本無力抵禦[144]。盧旺達警察和軍隊短暫打退駐點周圍武裝人員，打死許多叛軍[144]。法國政府事後獎勵約15名參與後防的法軍傘兵，估計盧旺達陸軍很可能得到法軍援助[144]。盧旺達愛國陣線中午已打敗守軍占領全城[146]，大部分平民逃離[147]。

魯亨蓋里擁有全國最大的監獄，是盧旺達愛國陣線此役的主要目標[139]。典獄長夏爾·烏維霍耶（Charles Uwihoreye）得知叛軍來襲後致電基加利政府請求指示[145]，「阿卡祖」家族的埃利·薩加特瓦（Elie Sagatwa）上校命令他殺害所有囚犯，以防他們逃脫或轉投盧旺達愛國陣線[144]，同時避免知名政治犯或昔日內部人士向叛軍透露機密[139]。但烏維霍耶拒絕從命，薩加特瓦後來主動打來電話強調命令已獲總統批准時也不例外[144]。盧旺達愛國陣戰最後占領監獄釋放囚犯[146]，許多人加入叛軍，其中包括哈比亞利馬納總統昔日的親密盟友泰奧內斯特·利贊德（Théoneste Lizinde），他在1980年政變失敗後被捕[146][139]。

叛軍占領魯亨蓋里至1月23日下午，然後撤回山區過夜[146]。盧旺達政府此前宣稱已將盧旺達愛國陣線趕出國門，叛軍只能從烏干達發動游擊戰，卡加梅所部此次行動無異於回抽一記耳光[147]。次日政府派兵趕赴魯亨蓋里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該市及周邊地區嚴格實施宵禁[146]。盧旺達愛國陣線此後幾個月幾乎每晚都來偷襲政府軍，該國自前一年十月戰事結束後重燃戰火[146]。

1991至1992年游擊戰

盧旺達愛國陣線襲擊魯亨蓋里後發動游擊戰[148]。盧旺達陸軍在該國北部集結，把守關鍵位置並炮轟維龍加山脈的叛軍藏身處，但受崎嶇山地限制無法全面進攻[149]。卡加梅所部的襲擊反覆無常，竭力維持盧旺達愛國陣線復甦形成的外交和心理影響[150]。卡加梅採取同時偷襲該國北部多達十個地點等戰術，防止政府軍集中兵力進攻一處[150]。這種低強度戰爭持續數月，雙方都順利突襲敵方，但不足以占據上風[150]。叛軍取得邊境城鎮加圖納（Gatuna）等領土[148]，封死盧旺達經北方走廊連接肯尼亞蒙巴薩港的道路，對該國影響顯著，所有貿易只能改走坦桑尼亞，選擇路途更遠、成本更高的中部走廊[148]。1991年接近尾聲時，盧旺達愛國陣線已控制全國半成領土，在比溫巴省（Byumba Province穆林迪（Mulindi，今北部省吉昆比縣鄉村）附近的廢棄茶廠設立新總部[151]。叛軍控制區的大量胡圖族逃到政府控制區，形成龐大的國內流離失所人群[152]。

戰火再起對盧旺達主要產生兩方面影響，一是針對該國境內圖西族的暴力活動抬頭，胡圖族激進分子在地方官員許可下殺害多達一千名圖西族，首先是基尼吉（Kinigi）附近三十到六十名巴格格威（Bagogwe）圖西族牧民遇害，接下來蔓延到南面與西面的魯亨蓋里和吉塞尼蔓延[153]。殺戮持續到1991年6月，直到政府頒布措施容許潛在受害者遷至基加利等更安全的地點[153]。「阿卡祖」開始大規模宣傳活動，用廣播和出版物向胡圖族宣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圖西族亡我之心不死，他們不信上帝，一心只想恢復往日封建君主專制，以期達成奴役胡圖族的罪惡目的」[154]。《喚醒他人》（Kangura）雜誌刊登「胡圖族十誡」（Hutu Ten Commandments），從盧旺達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強調胡圖族高人一等[155]。盧旺達愛國陣線為此在烏干達開辦穆哈武拉電台（Radio Muhabura），向盧旺達境內廣播宣傳，1992至1993年雖有聽眾收聽，但始終沒有形成規模[156]。

第二方面影響是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宣布國內實施多黨制，除內戰外，國際社會施加的巨大壓力也是重要原因，連他最忠實的盟友法國也在施壓國家之列[157]。哈比亞利馬納在1990年中期首度承諾多黨制，反對團體此後幾個月出雨後春筍般湧現，如共和民主運動（Mouvement démocratique républicain）、社會民主黨（Parti Social Démocrate）、自由黨（Parti Libéral）等[158]，但保障一黨制的法律依舊[159]。1991年中期，哈比亞利馬納正式容許多黨制運作，許多新政黨走到陽光下[159][160]。這些政黨的宣言提倡全面民主並與盧旺達愛國陣線和解[157]，但人微言輕，毫無政治影響[159]。老牌反對團體登記成為正式政黨，該國表面上正朝多黨分配代表權的包容內閣政治方向邁進，但在統治階級不斷阻礙下進展緩慢。這段時間最後形成的反對派是共和國防衛聯盟（Coalition pour la Défense de la République），[161]是比哈比亞利馬納所在黨更加強硬的胡圖族黨派，與「阿卡祖」關係密切[154]。

1991至1992年的政治改革進展緩慢，1991年10月成立的內閣幾乎沒有反對派，全國各級行政機構只承認總統領導的政黨全國民主與發展共和運動權威[162]。1992年1月的內閣又全屬一黨，基加利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迫使哈比亞利馬納真正讓步[163]。他宣布願意和盧旺達愛國陣線談判[163]，並在同年四月組建多黨內閣。新內閣仍由他的政黨主導，但反對派要員可以出任關鍵職位[164]。1992年1月內閣的反對派與盧旺達愛國陣線會面談判停火協議，叛軍1992年7月同意停戰，各方開始在坦桑尼亞城市阿魯沙和談[165]。

1992至1993年和平進程

共有四方勢力參與和談，每方都有自家小算盤，導致局面非常複雜。首先是共和國防衛聯盟代表以「阿卡祖」家族為核心的胡圖族強硬派，以及總統所在全國民主與發展共和運動內部的極端分子[166]。其次是除共和國防衛聯盟以外的官方反對派，傾向民主與和解，但非常懷疑盧旺達愛國陣線的動機，擔心他們旨在破壞1959年革命建立的胡圖族「民主」統治政策[167]。第三方是盧旺達愛國陣線，卡加梅知道談判桌前許多人都是毫無誠心的強硬派，但他擔心拒絕和平機遇會傷害叛軍政治形象，喪失國際信譽，故不顧部分高級官員反對參與和談[157]。最後一方代表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參與和談的主要目標是採取一切手段保住權力，即表面上公開尋求中間立場的妥協方案，但私下裡竭力阻止，儘量長久地拖延進程，保持現狀[166]。哈比亞利馬納知道胡圖族激進派對他威脅很大，曾在1992年中期試圖解除部分高級軍官的職務。此舉效果有限，「阿卡祖」成員奧古斯汀·恩丁迪利伊馬納（Augustin Ndindiliyimana）和塞內斯提·巴高索雷仍然擔任要職，為「阿卡祖」控制權力提供方便。[168]

哈比亞利馬納及執政黨強硬派不斷朝和平進程使絆子，但阿魯沙的談判代表還在是1992年下半年取得進展[169]。各方八月同意組建包容盧旺達愛國陣線的「多元過渡政府」[169]。共和國防衛聯盟和執政黨強硬派認為阿魯沙的和平進程把他們邊緣化，對此反應強烈[170]，開始屠殺基布耶地區圖西族平民，共殺害85人，焚毀五百戶民房[169]。普魯尼爾認為，殺害盧旺達所有圖西族人的種族滅絕「最終解決方案」便是這時開始醞釀[171]。強硬派忙於在國家官方機構框架內建立平行機構，如另組陸軍等，意圖促使國家背離總統和溫和反對派採取的和解立場[171]。他們的目標是從胡圖族普遍認可的哈比亞利馬納政府手中接過國家權力，鼓吹盧旺達愛國陣線和圖西族會威脅胡圖族整體民族自由的說法，千方百計阻止阿魯沙談判達成任何協議[172]。

1993年初，阿魯沙和談出台完整權力分享協議，全國民主與發展共和運動、盧旺達愛國陣線及其他主要反對黨瓜分政府職位，但把共和國防衛聯盟排除在外，局勢旋即惡化[173][174]。協議要求政府根據過渡憲法治國，直到舉辦自由公正的選舉[173]。協議反映當時的實力平衡，哈比亞利馬納、主流反對派和盧旺達愛國陣線都已接受，但共和國防衛聯盟和執政黨強硬派官員極力反對[173]。全國民主與發展共和運動全國書記馬蒂厄·尼格魯帕茨（Mathieu Ngirumpatse）宣布該黨不認可協議，與總統和阿魯沙的黨派談判人員立場衝突[173]。全國民主與發展共和運動強硬派在全國各地組織遊行示威，動員軍隊與平民中的支持者發起比過去規模更大的殺戮狂潮[175]。暴力席捲盧旺達西北部所有地區並持續六天之久，大量房屋燒成白地，成百上千的圖西族人喪生[175][176][177]。

1993年2月，盧旺達愛國陣線恢復進攻

1993年2月盧旺達愛國陣線恢復攻勢後的盧旺達[178]，綠色由政府控制，叛軍控制藍色區域，灰色是非軍事區。盧旺達政府首度承認喪失部分領土控制權[179]

保羅·卡加梅退出阿魯沙和談繼續戰爭，持續六個月的停火告一段落[175][180][176]。叛軍宣稱此舉是由共和國防衛聯盟和執政黨強硬派的暴力引起，但外交政策學者布魯斯·瓊斯（Bruce D. Jones）認為此舉主要目的是增加盧旺達愛國陣線的談判籌碼[177]。下一個談判主題是新建統一軍隊時各方官兵數量比例，卡加梅所部如果在進攻中成功對抗盧旺達政府軍，展示叛軍野戰實力，盧旺達愛國陣線就能提升協議中他們的部隊人員比例[177]。

叛軍2月8日開始進攻，從盧旺達北部已經占領的邊境地區向南推進[175]。與1990年10月、1991至1992年的歷次戰鬥相比，政府軍對此次攻勢的反擊力度不強[175]，估計很可能是因為政府軍內部士氣大幅下滑，作戰經驗嚴重不足[175]。曠日持久的戰爭重創該國經濟，盧旺達法郎嚴重貶值[181]，連定期支付軍晌都令政府疲於奔命[175]。軍隊還在迅速擴張，只花一年就從不到一萬人一度增至近三萬人[182]。新兵大多軍紀渙散而且缺乏戰鬥準備[182]，有些還酗酒，虐待甚至強姦平民[175]。

盧旺達愛國陣線二月的攻勢基本沒有遇到反抗，部隊穩步南下占領國土[183]。叛軍戰鬥剛打響就拿下魯亨蓋里[183]，並在第一天占領比溫巴。盧旺達愛國陣線占領區胡圖族平民成群結隊地逃離，其中大部分住進基加利郊區難民營。[184][183]此輪進攻引起的平民傷亡缺乏權威記載，吉恰瓦估計有數千人死亡[184]，普魯尼爾聲稱叛軍只有「小規模」殺戮行徑[183]。但是，暴力行徑導致盧旺達愛國陣線失去該國反對派潛在盟友[185]。

局勢發展表明盧旺達陸軍無力抵禦叛軍進攻，哈比亞利馬納請求法國緊急援助[177]。法國擔心盧旺達愛國陣線很快會攻取基加利，立即派150名軍人進入該國[177]，同時提供武器彈藥支援政府軍[185]。2月20日法國又派250人趕往盧旺達[177]，法軍抵達基加利後大幅扭轉軍事局勢，南下的叛軍遭法軍炮火攻擊[186]。

2月20日，盧旺達愛國陣線距首都基加利已不足30公里[187]，觀察員普遍認為該市會馬上遇襲[183]，但叛軍沒有進攻，而是在這個時候宣布停火[187]。盧旺達愛國陣線此時的打算尚無定論，卡加梅事後自稱此時的主要目標是儘可能打擊政府軍，奪取武器，緩慢占領國土，但在叛軍徹底勝利前不會進攻首都或結束戰爭[176]。他告訴新聞工作者兼作家史蒂芬·金澤，攻擊基加利來贏得戰爭會顛覆國際社會對盧旺達愛國陣線的良好印象，招來以戰爭推翻胡圖族統治只為把圖西族扶上台的指控[176]。前來干預的法軍越來越多，當地胡圖族對政府非常忠誠，這表明叛軍不能再像此前盧旺達北部那樣輕鬆攻進基加利，首都爭奪戰會更加困難和危險[188]。卡加梅手下高級官員敦促他爭取全面勝利，但他沒有接受[186]。二月攻勢結束時，該國已有上百萬平民背離家園，其中大部分是胡圖族，逃亡人口規模創下盧旺達歷史新紀錄[186]。

1993至1994年，《阿魯沙協議》與「胡圖族權力」興起

和談舉辦地阿魯沙國際會議中心

盧旺達愛國陣線停火後，保羅·卡加梅、穆塞韋尼總統和歐洲國家代表等人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談判兩天[179]。歐洲國家堅持要求叛軍退回二月攻勢前占領的地區，卡加梅表示如果政府軍不得進入盧旺達愛國陣線二月新占國土，他可以同意上述條件[179]。他還宣稱要恢復進攻，占領更多領土，雙方最後達成妥協。叛軍退出二月前占領的國土，同時在這片領土與盧旺達其他地區之間建立非軍事區。[179]妥協方案意義重大，代表哈比亞里馬納政權正式讓步，承認北方領土為叛軍占領[179]。盧旺達愛國陣線許多高級軍官認為卡加梅讓步太大，叛軍不但要放棄二月占領的領土，還需承諾不侵犯非軍事區，等於放棄擴大領土的野心[179]。卡加梅之前救盧旺達愛國陣線於水火，在叛軍內部聲望卓著，足以壓制上述顧慮，最後各方返回阿魯沙的談判桌[189]。

代表還在阿魯沙談判，但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在法國政府支持下不顧坎帕拉達成的協議[188]，花費接下來幾個月時間集結對抗盧旺達愛國陣線的「共同陣線」[190]。這其中不但有他所在黨派和共和國防衛聯盟，還有權力分享聯盟內其他反對黨的強硬派系[190]。與此同時，上述黨派的其他派系與盧旺達愛國陣線一起發表聲明，譴責法國干預盧旺達事務，呼籲充分尊重阿魯沙和平進程[190]。各黨強硬派系逐漸結合成超越黨派政治的「胡圖族權力」（Hutu Power）運動[191]，這其中只有共和國防衛聯盟是全黨投入[192]。其他黨派都分裂成「溫和派」與「權力派」，兩邊均自稱合法代表各自政黨[192]。執政黨也存在權力派，其中成員反對總統簽署和平協議[193]。眾多激進青年民兵團體依附在各黨權力派下成長，如執政黨下的「聯攻派」（Interahamwe）[194]，共和國防衛聯盟的「同一目標派」（Impuzamugambi）[195]。青年民兵開始在全國各地主動出擊，屠殺圖西族[196]。政府軍訓練民兵，幫忙訓練的法國人完全沒想到此舉純屬助紂為虐[195]。

1993年6月，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已將「胡圖族權力」視為超出主流反對派的最大威脅，促使他改變策略，全面投入阿魯沙和談，積極推動協議達成[197]。但普魯尼爾認為，他此時的支持依然只是花架子好看，缺乏實效。哈比亞利馬納自信只需對叛軍和反對派讓步少許，就能比容忍「胡圖族權力」干擾和談更容易地繼續把持權力。[197]軍隊人數比例分配的談判曠日持久、困難重重，其間和談兩度幾乎夭折[198]。盧旺達政府希望按國內圖西族人口比例向盧旺達愛國陣線分配軍官，這就只有一成五，但叛軍的要求是對半分[198]。盧旺達愛國陣線二月進攻勢如破竹，而且得到主持會議的坦桑尼亞支持，在和談中占據優勢地位[198]，政府最終同意他們的要求[199]。除半數軍官位置外，叛軍在普通軍人中占比達四成[199]。協議還要求大量軍人復員，協議談判時盧旺達陸軍共有3.5萬人，盧旺達愛國陣線兩萬人，但新成立的國防軍只保留1.9萬人[1]。所有細節商討完畢後，各方最終在1993年8月4日簽署《阿魯沙協議》（Arusha Accords），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及各鄰國首腦出席正式簽字儀式[200]。

盧旺達再度進入動盪不安的和平時期，一直持續到1994年4月7日。《阿魯沙協議》呼籲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1993年10月進駐該國[201]，加拿大羅密歐·達萊爾將軍統領[202]。協議還規定盧旺達愛國陣線可在基加利「國家發展委員會」（Conseil national de développement）、今盧旺達眾議院（Umutwe w'Abadepite）派駐外交官[203]。1993年12月，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通過「清理走廊行動」（Operation Clean Corridor）將六百到一千名盧旺達愛國陣線軍人送到基加利，負責保護外交官[203]。與此同時，各黨派的「胡圖族權力」派系開始計劃種族滅絕[204]。梅爾希奧·恩達達耶於1993年6月當選布隆迪史上首位胡圖族總統，但同年十月就被該國陸軍中的圖西族極端分子刺殺[205]。此事導致胡圖族堅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圖西族亡我之心不死」[204]。共和國防衛聯盟及其他黨派的權力派也意識到他們可以大做文章[204]。1992年首度提出後一直屬邊緣觀點的「最終解決方案」如今成為第一要務[204]。「聯攻派」線人通知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官員，胡圖族極端分子計劃破壞和平進程，謀殺基加利的圖西族[206]。

1994年種族滅絕期間的軍事行動

主條目：盧旺達種族滅絕
盧旺達愛國陣線四月（紅色）、五至六月（橙色）和七月（粉紅色）的進攻路線，左下角的淺藍色部分是法國人建立的「綠松石區」，上方的深灰色小塊是盧旺達愛國陣線原占領區，淺灰色部分是非軍事區

1994年4月6日，不明身份的武裝分子在基加利國際機場擊落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專機，哈比亞利馬納與新任布隆迪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雙雙遇難[207][208]。兩人是在達累斯薩拉姆參加區域峰會後返回，肯尼亞、烏干達、坦桑尼亞等國領導人在會上敦促哈比亞利馬納不要再拖延《阿魯沙協定》落實[209]。普魯尼爾事後不久在著作中表示，這很可能是哈比亞利馬納政府胡圖族極端分子發動的政變[210]，但法國法官讓-路易·布魯吉耶爾（Jean-Louis Bruguière）和西班牙法官費爾南多·安德魯（Fernando Andreu）分別在2006和2008年駁斥普魯尼爾的看法[211]，聲稱卡加梅和盧旺達愛國陣線才是始作俑者[212]。2010年末，接替布魯吉耶爾的法官下令聘請彈道學家和聲學家，開展更徹底的科學調查。報告顯示兩位總統應該是死於胡圖族極端分子之手[213]，但法官沒有因此撤消針對盧旺達愛國陣線嫌疑人的指控[214]，直到2018年才因證據不足駁回[215]。

總統遇刺促使盧旺達種族滅絕在數小時內爆發。軍方成立塞內斯提·巴高索雷上校為首的危機委員會，根據法定總統繼任順利，阿加特·烏維林吉伊馬納總理應成為國家領導人，但危機委員會拒絕承認[216]。維和部隊司令達萊爾將軍宣布刺殺屬政變行徑，堅持由烏維林吉伊馬納接掌權力，巴高索雷同樣拒絕接受[217][216]。總統衛隊連夜殺害總理夫婦和十名保護他們的比利時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軍人[218]，也沒有放過一眾知名溫和派政治家和新聞工作者[219][220]。危機委員會任命的臨時政府仍在巴高索雷有效控制下[221]，開始下令有條不紊地發動襲擊，殺害大量圖西族人和胡圖族溫和派政治家[222]。經過約一百天屠殺，全國約有五十至一百萬人命喪黃泉[223][222]。

種族滅絕開始後，保羅·卡加梅警告臨時政府和聯合國維和部隊，如不停止屠殺，盧旺達將再陷內戰泥潭[224]。次日，盧旺達陸軍從各方向進攻該國議會大廈，但盧旺達愛國陣線駐軍成功將其擊退[225]。叛軍接下來從北部占領區跨過非軍事區並從三條戰線進攻，政府軍無法確定哪條才是叛軍主力，基加利是否即將遇襲。非軍事區的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撤回營地，以防捲入戰鬥[226]。卡加梅拒絕與臨時政府對話，覺得臨時政府不過是巴高索雷統治的遮羞布，根本無意停止種族滅絕[221]。叛軍此後幾天在盧旺達東部穩步南下，占領加比羅和基加利北面與東面的廣大鄉村地區[227]。盧旺達愛國陣線駐基加利部隊雖與卡加梅所部失去聯繫，但青年軍人部隊跨越政府占領區為雙方恢復聯絡[227]。叛軍此時沒有進攻基加利或比溫巴，而是逐步占領城市周邊並切斷補給線[228]。盧旺達愛國陣線還允許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在叛軍控制區內地居住[228]。

聯合國維和部隊四月多次嘗試促成停火，卡加梅每次都回應叛軍只會在屠殺中止時停戰[229]。四月下旬，盧旺達愛國陣線已占領所有接壤坦桑尼亞的領土，開始從基本古（Kibungo）西進，前往基加利以南[230]。除基加利和魯亨蓋里周邊外，叛軍基本未遇抵抗[221]。臨時政府此時位於吉塔拉馬，卡加梅所部5月16日已切斷首都到該市的公路，6月13日已占領吉塔拉馬。政府軍隨後企圖打通公路未果，臨時政府被迫遷至盧旺達最西北角的吉塞尼。[231]卡加梅在指揮作戰之餘大量招兵買馬擴充盧旺達愛國陣線，新兵既有圖西族大屠殺倖存者，也有此前在布隆迪生活的盧旺達圖西族難民，但這些人無論訓練和紀律表現都不及老兵[232]。

1994年8月基加利的法軍

1994年6月下旬，法國發動聯合國授權的「綠松石行動」（Opération Turquoise），為流離失所的居民、難民和面臨危險的平民設立人道主義安全區[233]。法軍從扎伊爾戈馬與布卡武的基地出發進入盧旺達西南部，在尚古古、基布耶、吉孔戈羅三角地帶建立「綠松石區」，約占盧旺達兩成面積[233]。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估計「綠松石區」共挽救1.5萬人命[234]，但隨着種族滅絕結束、盧旺達愛國陣線崛起，多數盧旺達人認為「綠松石行動」目的是保護胡圖族，甚至保護種族滅絕劊子手[235]。法國仍然敵視盧旺達愛國陣線，阻止叛軍向盧旺達西南部推進[236]。「綠松石行動」一直持續到同年8月21日[237]。

盧旺達愛國陣線六月中旬已全面包圍基加利，下半個月便開始首都爭奪戰[238]。政府軍人數和武器占優，但叛軍依然穩步占領國土，並發動突襲救援敵軍防線後方平民[238]。達萊爾將軍聲稱卡加梅實乃「心理戰大師」[238]，深知盧旺達陸軍此時已將種族滅絕視為第一要務，保護首都淪為次要目標，進而通過占據國土打擊政府軍士氣[238]。7月4日，盧旺達愛國陣線終於戰勝基加利的政府守軍[239]，7月18日，叛軍占領吉塞尼和西北部其他地區，臨時政府被迫流亡扎伊爾。盧旺達愛國陣線最終贏得內戰，結束種族滅絕[240]。卡加梅所部在七月結束前占領除「綠松石區」以外的盧旺達全境[241]，盧旺達愛國陣線將攻陷基加利的7月4日定為解放日，是盧旺達公共節日[242]。

種族滅絕期間，進駐盧旺達的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雖是聯合國維和部隊，但因《聯合國憲章》第六章限制，無力軍事干預[243]。達萊爾將軍促成和平之舉淪為空谷足音[244]，援助團大部分盧旺達工作人員在種族滅絕初期遇害，嚴重製約組織運作能力[224]。援助團最大的貢獻是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在位於阿馬霍羅體育場（Amahoro Stadium）的總部及其他聯合國安全區容留成千上萬的圖西族和胡圖族溫和派避難[245]，二是協助其他國家民眾轉移。比利時政府提供的援助團軍人最多[246]，但都在保護烏維林吉伊馬納總理的十名軍人遇害後撤離[247]。五月中旬，聯合國承認「可能已發生種族滅絕行徑」[248]，同意派出增援[249]。增援部隊六月開始抵達[250]，七月種族滅絕結束後留在該國維持治安和穩定直到1996年任務中止[233]。1994年4至7月，15名聯合國維和軍人在盧旺達遇害，其中包括十名比利時人，三名加納人，一名烏干達人，還有冒生命危險反覆救助盧旺達人的塞內加爾人姆巴伊·迪亞涅[3]。

影響

1994年7月，盧旺達副總統兼事實上的領導人保羅·卡加梅接見美國國防部長威廉·佩里

種族滅絕結束後，贏得內戰的盧旺達愛國陣線控制盧旺達全境，截至2020年仍是該國占據絕對優勢的政治力量[251][252]。他們組建的政府框架基本與《阿魯沙協議》相符，但全國民主與發展共和運動已是非法政黨，在協議中的份額歸盧旺達愛國陣線所有[253]。盧旺達愛國陣線武裝部隊更名「盧旺達愛國軍」（Rwandan Patriotic Army），此後發展成國防軍[254]。保羅·卡加梅同時擔任盧旺達副總統和國防部長；曾是哈比亞利馬納政府公務員、後來加入盧旺達愛國陣線的巴斯德·比齊蒙古出任總統[61][255]。比齊蒙古及其內閣掌握一定的國內事務控制權，但卡加梅身為武裝部隊總司令才是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256]。

國內局勢

盧旺達的基礎設施和經濟在種族滅絕期間損失慘重，大量建築不宜居住，前政權逃往國外時將貨幣和動產席捲一空[257]。人力資源嚴重枯竭，全國超過四成人口喪生或逃離[257]。除平民外，戰爭期間約有7500名戰鬥人員死亡[2]。倖存者情況不容樂觀，許多人親屬喪生或親眼目睹殺戮，甚至一度參與種族滅絕[258]。戰時層出不窮的強姦影響曠日持久，如社會孤立、性傳染病、意外懷孕及單親嬰兒，部分受害人自行流產[259]。政府開始重建國家機構和基礎設施期間，卡加梅帶領的軍隊維持治安和秩序[260][261]。

非政府組織逐漸返回盧旺達，但國際社會對新政權態度冷淡。盧旺達大量胡圖族難民逃到扎伊爾，大部分國際援助直接送往難民營。[262]卡加梅力爭讓新政府更顯包容，而不是圖西族一家獨大。他命令取消公民身份證的種族項目，政府政策力求淡化胡圖族、圖西族和特瓦族的區別。[260]

種族滅絕期間和盧旺達愛國陣線贏得內戰後的幾個月里，盧旺達愛國陣線軍人殺死許多被控參與或支持種族滅絕的人[263]，但規模、範圍和責任源頭尚具爭議。人權觀察與普魯尼爾等學者聲稱死亡人數可能高達十萬[264]，但卡加梅和盧旺達愛國陣線高官沒有參與組織，也沒有聽之任之[133]。卡加梅在接受史蒂芬·金澤採訪時承認存在上述殺人行徑，但都是部分軍人自做主張，根本無法控制[265]。1995年，盧旺達愛國軍在布塔雷省向國內流離失所者營地開火，史稱「基貝霍大屠殺」（Kibeho massacre），昔日盧旺達愛國陣線的殺戮也在同時引起國際關注[266]。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的澳大利亞軍人估計至少四千人死於1995年慘案[267]，盧旺達政府宣稱死者共計338人[268]。

卡加梅2000年接過比齊蒙古的總統位置並啟動大規模國家發展運動，計劃在2020年將盧旺達發展成中等收入國家[269][270]。該國各項關鍵指標進步顯著，如人類發展指數、醫保和教育。2004至2010年，盧旺達年均增長八個百分點[271]，2006年57%的貧困率到2011年底已降至45%[272]。2000年該國人口預期壽命46.6歲[273]，2021年估計升至67.5歲[274]。國家進入和解時期之際，盧旺達開設法庭審判種族滅絕嫌犯，如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以及為處理大量積壓案件重新啟用的鄉村傳統加卡卡法庭（Gacaca court）[275]。

難民危機、叛亂和剛果戰爭

主條目：第一次剛果戰爭和第二次剛果戰爭
1994年薩伊的難民營

盧旺達愛國陣線贏得內戰後，約兩百萬胡圖族擔心卡加梅所部報復種族滅絕行徑逃往鄰國難民營，其中以扎伊爾最多[276]。難民營人滿為患，髒亂不堪，數以萬計的難民死於霍亂、痢疾等各種流行病[277][278]。難民營是聯合國難民署設立，但在前胡圖族政權軍隊和政府的有效控制下，其中不乏種族滅絕的罪魁禍首[279]，他們還設法取得武器，期望打回盧旺達重掌權力[280][281]。

1996年下半年，難民營的胡圖族武裝分子經常跨境入侵，盧旺達愛國陣線領導政府反擊[282]。盧旺達向扎伊爾南基伍省的圖西族班亞穆楞吉人（Banyamulenge）提供軍人和軍事訓練[281][283]，幫他們擊敗扎伊爾安全部隊。班亞穆楞吉人投桃報李，聯同其他扎伊爾圖西族人襲擊難民營，重點打擊胡圖族民兵[283][281]。數十萬難民因此逃離[284]，許多人返回盧旺達直面新政府，其他人繼續深入扎伊爾西部[285]。盧旺達愛國陣線以解放剛果民主力量聯盟叛軍之名持續追擊深入扎伊爾的難民[286]，估計殺害23.2萬人[287]。盧旺達西北部省份占絕對優勢的胡圖族人口支持前政權[288]，昔日敗兵藉此繼續跨境作戰[289]。1999年，政府通過宣傳和胡圖族順利融入國防軍取得該族人口支持，叛軍最後一敗塗地[290][291]。

除打擊難民營外，卡加梅還以戰爭將蒙博托趕下台[281]。蒙博托曾支持難民營的種族滅絕罪犯，還面臨容許扎伊爾境內圖西族人遭受襲擊的指控[292]。盧旺達和烏干達政府支持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為首的四大叛軍團體聯盟，叛軍發動第一次剛果戰爭[293]，迅速控制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後西進。扎伊爾政府軍組織不力，士氣低下，面對叛軍攻勢基本沒有抵抗，領土不斷喪失。[294]1997年5月，叛軍控制扎伊爾全境[295]。蒙博托流亡國外，扎伊爾更名「剛果民主共和國」[296]。1998年，剛果新政權排擠盧旺達勢力，卡加梅轉為支持新叛軍，引發第二次剛果戰爭[297]，戰爭持續到2003年，導致數百萬人死亡和極其嚴重的破壞[296]。2010年，聯合國發布報告指控盧旺達愛國軍在兩次剛果戰爭期間大規模侵犯人權，犯有危害人類罪，盧旺達政府否認指控[298]。

2015年，盧旺達政府向烏干達支付賠償，補償盧旺達內戰期間該國邊境地區所受破壞[299]。

注釋

  1. ^ 眾多文獻認為此事純屬演戲[103][102]，盧旺達問題專家安德烈·吉恰瓦（André Guichaoua）也認為最可能是政府做戲，但實情至今沒有定論[104]。

腳註

  1. ^ 1.0 1.1 1.2 IPEP（2000年），第49–50頁
  2. ^ 2.0 2.1 Cunningham（2011年），第137頁
  3. ^ 3.0 3.1 Dallaire（2003年），第400頁
  4. ^ Chrétien（2003年），第44頁
  5. ^ 5.0 5.1 5.2 Mamdani（2002年），第61頁
  6. ^ Chrétien（2003年），第58頁
  7. ^ King（2007年），第75頁
  8. ^ Pottier（2002年），第12頁
  9. ^ Prunier（1999年），第16頁
  10. ^ Mamdani（2002年），第58頁
  11. ^ Chrétien（2003年），第69頁
  12. ^ Shyaka（2004年），第10–11頁
  13. ^ Chrétien（2003年），第88–89頁
  14. ^ Chrétien（2003年），第482頁
  15. ^ 15.0 15.1 Chrétien（2003年），第160頁
  16. ^ Dorsey（1994年），第38頁
  17. ^ Mamdani（2002年），第69頁
  18. ^ Prunier（1999年），第13–14頁
  19. ^ Pottier（2002年），第13頁
  20. ^ Appiah & Gates（2010年），第218頁
  21. ^ Carney（2013年），第24頁
  22. ^ Prunier（1999年），第25頁
  23. ^ Jones（2001年），第17頁
  24. ^ Chrétien（2003年），第217–218頁
  25. ^ Prunier（1999年），第25–26頁
  26. ^ Prunier（1999年），第26頁
  27. ^ Chrétien（2003年），第260頁
  28. ^ Prunier（1999年），第32–35頁
  29. ^ Prunier（1999年），第35頁
  30. ^ Prunier（1999年），第38–39頁
  31. ^ Gourevitch（2000年），第56–57頁
  32. ^ Mamdani（2002年），第108頁
  33. ^ Prunier（1999年），第45–46頁
  34. ^ Prunier（1999年），第43頁
  35. ^ Kroslak & 2007，第24頁
  36. ^ Prunier（1999年），第43–44頁
  37. ^ Mamdani（2002年），第113頁
  38. ^ Carney（2013年），第124–125頁
  39. ^ Carney（2013年），第125頁
  40. ^ 40.0 40.1 Newbury（1988年），第196頁
  41. ^ Newbury（1988年），第195–196頁
  42. ^ Carney（2013年），第127頁
  43. ^ Sabar（2013年）
  44. ^ Prunier（1999年），第53–54頁
  45. ^ Prunier（1999年），第62頁
  46. ^ Mayersen（2010年），第21頁
  47. ^ Mamdani（2002年），第160–161頁
  48. ^ Prunier（1999年），第63–64頁
  49. ^ 49.0 49.1 Prunier（1999年），第55頁
  50. ^ 50.0 50.1 Prunier（1999年），第56頁
  51. ^ Prunier（1999年），第54頁
  52. ^ 52.0 52.1 Kinzer（2008年），第34頁
  53. ^ Prunier（1999年），第57頁
  54. ^ 54.0 54.1 Prunier（1999年），第74–76頁
  55. ^ Twagilimana（2007年），第117頁
  56. ^ Twagilimana（2007年），第116頁
  57. ^ Prunier（1999年），第84頁
  58. ^ Prunier（1999年），第85頁
  59. ^ 59.0 59.1 59.2 Prunier（1999年），第86頁
  60. ^ Prunier（1999年），第87–89頁
  61. ^ 61.0 61.1 61.2 Prunier（1999年），第90頁
  62. ^ 62.0 62.1 62.2 Prunier（1999年），第67頁
  63. ^ Dash（1983年）
  64. ^ Prunier（1999年），第68頁
  65. ^ 65.0 65.1 65.2 Kinzer（2008年），第39頁
  66. ^ Associated Press (I) & 1981
  67. ^ Nganda（2009年）
  68. ^ Prunier（1999年），第63頁
  69. ^ 69.0 69.1 Prunier（1999年），第69頁
  70. ^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19頁
  71. ^ 71.0 71.1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22頁
  72. ^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24頁
  73. ^ Prunier（1999年），第70頁
  74. ^ Kinzer（2008年），第47頁
  75. ^ Kinzer（2008年），第50–51頁
  76. ^ Simpson (I)（2000年）
  77. ^ 77.0 77.1 Kinzer（2008年），第51–52頁
  78. ^ Wells & Fellows（2016年），第29頁
  79. ^ Prunier（1999年），第72–73頁
  80. ^ 80.0 80.1 80.2 Bamurangirwa（2013年），第80頁
  81. ^ 81.0 81.1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34頁
  82. ^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31頁
  83. ^ 83.0 83.1 Kinzer（2008年），第53頁
  84. ^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33頁
  85. ^ Mamdani（2002年），第175頁
  86. ^ Kinzer（2008年），第53–54頁
  87. ^ Mamdani（2002年），第176頁
  88. ^ Mamdani（2002年），第182頁
  89. ^ Kinzer（2008年），第57頁
  90. ^ Prunier（1999年），第97–98頁
  91. ^ 91.0 91.1 Kinzer（2008年），第61頁
  92. ^ Kinzer（2008年），第61–62頁
  93. ^ Kinzer（2008年），第62頁
  94. ^ 94.0 94.1 94.2 Prunier（1999年），第93頁
  95. ^ Kinzer（2008年），第65頁
  96. ^ Biles（1990年）
  97. ^ 97.0 97.1 97.2 Prunier（1999年），第94頁
  98. ^ Government of Rwanda（2009年）
  99. ^ Prunier（1999年），第95–96頁
  100. ^ 100.0 100.1 Prunier（2009年），第13–14頁
  101. ^ Prunier（2009年），第14頁
  102. ^ 102.0 102.1 102.2 102.3 Wallis（2006年），第24–25頁
  103. ^ Prunier（1999年），第102頁
  104. ^ 104.0 104.1 Guichaoua（2015年），第34頁
  105. ^ Wallis（2006年），第27頁
  106. ^ Melvern（2000年），第14頁
  107. ^ 107.0 107.1 107.2 Prunier（1999年），第101頁
  108. ^ Prunier（1999年），第107頁
  109. ^ Prunier（1999年），第107–108頁
  110. ^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88頁
  111. ^ 111.0 111.1 Prunier（1999年），第109頁
  112. ^ Kinzer（2008年），第78頁
  113. ^ 113.0 113.1 113.2 Prunier（1999年），第96頁
  114. ^ Muhanguzi Kampe（2016年），第116頁
  115. ^ Guichaoua（2015年），第34–36頁
  116. ^ Melvern（2004年），第16頁
  117. ^ Human Rights Watch（1992年），第13–14頁
  118. ^ Longman（2017年），第126頁
  119.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20. ^ 120.0 120.1 120.2 Kinzer（2008年），第64頁
  121. ^ Kinzer（2008年），第63頁
  122. ^ Kinzer（2008年），第67頁
  123. ^ Kinzer（2008年），第75–76頁
  124. ^ 124.0 124.1 124.2 124.3 Kinzer（2008年），第76頁
  125. ^ Kinzer（2008年），第78–79頁
  126. ^ 126.0 126.1 126.2 Kinzer（2008年），第79頁
  127. ^ Prunier（1999年），第114–115頁
  128. ^ 128.0 128.1 128.2 Kinzer（2008年），第80頁
  129. ^ Muhanguzi Kampe（2016年），第112–113頁
  130. ^ Muhanguzi Kampe（2016年），第114頁
  131. ^ Muhanguzi Kampe（2016年），第115–116頁
  132. ^ 132.0 132.1 132.2 132.3 132.4 132.5 Prunier（1999年），第115頁
  133. ^ 133.0 133.1 Des Forges（1999年），The Rwandan Patriotic Front
  134. ^ Prunier（1999年），第116頁
  135. ^ 135.0 135.1 135.2 Kinzer（2008年），第83頁
  136. ^ Kinzer（2008年），第82頁
  137. ^ Prunier（1999年），第117頁
  138. ^ 138.0 138.1 Prunier（1999年），第118頁
  139. ^ 139.0 139.1 139.2 139.3 139.4 139.5 139.6 Prunier（1999年），第119頁
  140. ^ Mamdani（2002年），第183頁
  141. ^ Muhanguzi Kampe（2016年），第117, 121頁
  142. ^ 142.0 142.1 Kinzer（2008年），第87頁
  143. ^ ITMB Publishing.
  144. ^ 144.0 144.1 144.2 144.3 144.4 144.5 144.6 Kinzer（2008年），第88頁
  145. ^ 145.0 145.1 Prunier（1999年），第120頁
  146. ^ 146.0 146.1 146.2 146.3 146.4 146.5 Kinzer（2008年），第89頁
  147. ^ 147.0 147.1 Muhanguzi Kampe（2016年），第127頁
  148. ^ 148.0 148.1 148.2 Prunier（1999年），第135頁
  149. ^ Kinzer（2008年），第90頁
  150. ^ 150.0 150.1 150.2 Kinzer（2008年），第91頁
  151. ^ Kinzer（2008年），第96頁
  152. ^ Prunier（1999年），第136頁
  153. ^ 153.0 153.1 Prunier（1999年），第136–137頁
  154. ^ 154.0 154.1 Kinzer（2008年），第98頁
  155. ^ Kinzer（2008年），第92–94頁
  156. ^ Des Forges（1999年），Propaganda and Practice
  157. ^ 157.0 157.1 157.2 Kinzer（2008年），第97頁
  158. ^ Prunier（1999年），第123–124頁
  159. ^ 159.0 159.1 159.2 Prunier（1999年），第127頁
  160. ^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66−67頁
  161. ^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69頁
  162. ^ Prunier（1999年），第134頁
  163. ^ 163.0 163.1 Kinzer（2008年），第103頁
  164. ^ Prunier（1999年），第145頁
  165. ^ Prunier（1999年），第150頁
  166. ^ 166.0 166.1 Prunier（1999年），第161頁
  167. ^ Prunier（1999年），第151頁
  168. ^ Prunier（1999年），第167頁
  169. ^ 169.0 169.1 169.2 Prunier（1999年），第162頁
  170. ^ Prunier（1999年），第163頁
  171. ^ 171.0 171.1 Prunier（1999年），第169頁
  172. ^ Prunier（1999年），第170頁
  173. ^ 173.0 173.1 173.2 173.3 Prunier（1999年），第173頁
  174. ^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140−141頁
  175. ^ 175.0 175.1 175.2 175.3 175.4 175.5 175.6 175.7 Prunier（1999年），第174頁
  176. ^ 176.0 176.1 176.2 176.3 Kinzer（2008年），第104頁
  177. ^ 177.0 177.1 177.2 177.3 177.4 177.5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141頁
  178. ^ Dallaire（2003年），第xx頁
  179. ^ 179.0 179.1 179.2 179.3 179.4 179.5 Kinzer（2008年），第106頁
  180. ^ Guichaoua（2015年），第80頁
  181. ^ Prunier（1999年），第159頁
  182. ^ 182.0 182.1 Melvern（2004年），第20頁
  183. ^ 183.0 183.1 183.2 183.3 183.4 Prunier（1999年），第175頁
  184. ^ 184.0 184.1 Guichaoua（2015年），第81頁
  185. ^ 185.0 185.1 Prunier（1999年），第176頁
  186. ^ 186.0 186.1 186.2 Kinzer（2008年），第105頁
  187. ^ 187.0 187.1 Prunier（1999年），第177頁
  188. ^ 188.0 188.1 Prunier（1999年），第178頁
  189. ^ Kinzer（2008年），第107頁
  190. ^ 190.0 190.1 190.2 Prunier（1999年），第179頁
  191. ^ Prunier（1999年），第188頁
  192. ^ 192.0 192.1 Prunier（1999年），第181–182頁
  193. ^ Prunier（1999年），第182頁
  194. ^ Dallaire（2003年），第129頁
  195. ^ 195.0 195.1 Prunier（1999年），第165頁
  196. ^ Melvern（2004年），第25頁
  197. ^ 197.0 197.1 Prunier（1999年），第186頁
  198. ^ 198.0 198.1 198.2 Adelman & Suhrke（1999年），第142–143頁
  199. ^ 199.0 199.1 Prunier（1999年），第193頁
  200. ^ Prunier（1999年），第191頁
  201. ^ Dallaire（2003年），第98頁
  202. ^ Dallaire（2003年），第42頁
  203. ^ 203.0 203.1 Dallaire（2003年），第130頁
  204. ^ 204.0 204.1 204.2 204.3 Prunier（1999年），第200頁
  205. ^ Prunier（1999年），第199頁
  206. ^ Greg Barker（2014年）
  207. ^ 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1998年）
  208. ^ BBC News (I)（2010年）
  209. ^ Prunier（1999年），第211頁
  210. ^ Prunier（1999年），第222–223頁
  211. ^ Wilkinson（2008年）
  212. ^ Bruguière（2006年），第1頁
  213. ^ BBC News (IV)（2012年）
  214. ^ Reyntjens: "Had the expert report, which became public in January 2012, been as convincing as the letter wants us to believe, the judges would have dropped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Rwandan suspects ages ago."
  215. ^ BBC News (VI)（2018年）
  216. ^ 216.0 216.1 Dallaire（2003年），第224頁
  217. ^ McGreal & 2008
  218. ^ Gourevitch（2000年），第114頁
  219. ^ Dallaire（2003年），第231頁
  220. ^ Prunier（1999年），第230頁
  221. ^ 221.0 221.1 221.2 Prunier（1999年），第268頁
  222. ^ 222.0 222.1 Dallaire（2003年），第386頁
  223. ^ Henley（2007年）
  224. ^ 224.0 224.1 Dallaire（2003年），第247頁
  225. ^ Dallaire（2003年），第264–265頁
  226. ^ Dallaire（2003年），第269頁
  227. ^ 227.0 227.1 Dallaire（2003年），第288頁
  228. ^ 228.0 228.1 Dallaire（2003年），第299頁
  229. ^ Dallaire（2003年），第300頁
  230. ^ Dallaire（2003年），第326–327頁
  231. ^ Dallaire（2003年），第410頁
  232. ^ Prunier（1999年），第270頁
  233. ^ 233.0 233.1 233.2 United Nations（1996年）
  234. ^ RFI（2014年）
  235. ^ Fassbender（2011年），第27頁
  236. ^ McGreal（2007年）
  237. ^ Rucyahana（2007年），第137頁
  238. ^ 238.0 238.1 238.2 238.3 Dallaire（2003年），第421頁
  239. ^ Dallaire（2003年），第459頁
  240. ^ Prunier（1999年），第298–299頁
  241. ^ Dallaire（2003年），第474–475頁
  242. ^ MINFOTRA（2015年）
  243. ^ Prunier（1999年），第261頁
  244. ^ Prunier（1999年），第236–237頁
  245. ^ Dallaire（2003年），第270頁
  246. ^ Prunier（1999年），第204頁
  247. ^ Melvern（2004年），第197頁
  248. ^ PBS.
  249. ^ Melvern（2004年），第229頁
  250. ^ Melvern（2004年），第411頁
  251. ^ BBC News (V)（2013年）
  252. ^ Park（2020年）
  253. ^ Prunier（1999年），第299–300頁
  254. ^ Wallis（2006年），第ix頁
  255. ^ Prunier（1999年），第300頁
  256. ^ Prunier（1999年），第369頁
  257. ^ 257.0 257.1 Kinzer（2008年），第181頁
  258.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2011年）
  259. ^ de Brouwer（2005年），第14頁
  260. ^ 260.0 260.1 Bonner（1994年）
  261. ^ Kinzer（2008年），第187頁
  262. ^ Prunier（1999年），第327–328頁
  263. ^ Kinzer（2008年），第189頁
  264. ^ Prunier（1999年），第360頁
  265. ^ Kinzer（2008年），第191頁
  266. ^ Lorch（1995年）
  267. ^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268. ^ Prunier（2009年），第42頁
  269. ^ BBC News (III)（2000年）
  270. ^ Kinzer（2008年），第226–227頁
  271. ^ Murdock（2010年）
  272.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of Rwanda（2012年）
  273. ^ UNDP（2013年），第2頁
  274. ^ CIA (I)
  275. ^ Bowcott（2014年）
  276. ^ Prunier（1999年），第312頁
  277. ^ UNHCR（2000年）
  278. ^ Siddique（1994年）
  279. ^ Prunier（1999年），第313–314頁
  280. ^ Prunier（1999年），第381–382頁
  281. ^ 281.0 281.1 281.2 281.3 Pomfret（1997年）
  282. ^ Prunier（1999年），第382頁
  283. ^ 283.0 283.1 Prunier（1999年），第384–385頁
  284. ^ Prunier（2009年），第118頁
  285. ^ Prunier（2009年），第122–123頁
  286. ^ Reyntjens（2013年）
  287. ^ Emizet（2000年），第163, 178–179頁
  288. ^ Kinzer（2008年），第216頁
  289. ^ Kinzer（2008年），第209頁
  290. ^ Brittain（1999年）
  291. ^ Kinzer（2008年），第215–218頁
  292. ^ Byman et al.，第18頁
  293. ^ Prunier（2009年），第113–116頁
  294. ^ Prunier（2009年），第128–133頁
  295. ^ Prunier（2009年），第136頁
  296. ^ 296.0 296.1 BBC News (II).
  297. ^ Prunier（2009年），第182–183頁
  298. ^ McGreal（2010年）
  299. ^ Muhanguzi Kampe（2016年），第120頁

來源

擴展閱讀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卢旺达内战&oldid=8442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