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土戰爭 (1877年—1878年)

俄土戰爭（1877－1878）
東方危機和俄土戰爭的一部分
設於莫斯科聖以利亞廣場（St Elijah's Square）的普列文記念碑，記念在保加利亞的普列文之戰中陣亡的俄國士兵
日期 1877年4月27日－1878年3月 地點 巴爾幹及高加索地區 結果 俄國勝利，簽訂柏林條約 領土變更 保加利亞領土被重新劃分；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蒙特內哥羅自鄂圖曼帝國治下獨立
參戰方
俄羅斯帝國 羅馬尼亞聯合公國 塞爾維亞公國 蒙特內哥羅公國 保加利亞志願軍	奧斯曼帝國
指揮官與領導者
米哈伊爾·德米特里耶維奇·斯科別列夫 米哈伊爾·洛里斯-梅利科夫 約瑟夫·古爾科 伊凡·拉扎列夫 卡羅爾一世 科斯塔·普羅蒂奇	艾哈邁德·穆赫塔爾帕夏 奧斯曼·努里帕夏 蘇萊曼·帕夏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 維塞爾·帕夏
兵力
俄羅斯帝國: 初期: 185,000名士兵,多瑙河軍團, 75,000名士兵,高加索軍團 總共: 260,000人	鄂圖曼帝國: 初期: 70,000人 總共: 281,000人
傷亡與損失
俄羅斯帝國 15,567–30,000人戰死 81,166人病死 56,652人受傷 1,713人因傷而死 羅馬尼亞 4,302人死亡或失蹤 3,316人受傷 19,904人生病 保加利亞 2,456人死亡或負傷 數千人死亡 (包含疾病) 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 2,400人傷亡	~30,000人死亡 60,000–90,000人因傷或疾病而死 ~110,000人被俘

俄土戰爭（1877年–1878年）是一場發生於19世紀末鄂圖曼土耳其與俄羅斯帝國及其盟友之間的戰爭。該場戰爭因為發生在魯米歷的1293年，因此在土耳其也被稱為「93年戰爭」（土耳其語：93 Harbi）。

這場戰爭源自於俄羅斯希望打開通往地中海的通路，並且解放生活在巴爾幹半島，信仰東正教的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使他們從鄂圖曼帝國中獨立。

在1875年，黑塞哥維那地區發起了一場反抗蘇丹統治的起義。起義迅速蔓延至波斯尼亞及保加利亞境內。列強選擇干涉以免巴爾幹半島爆發為一場慘烈而血腥的戰爭。最先行動的是三皇同盟，同盟國對於近東的問題態度可以於安德雷西的文件中體現（安德雷西為奧匈帝國的外交家）之中。這份文件，主要是為了避免東南歐發生大規模的暴亂而催促蘇丹進行多項改革，包括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另外組建基督徒及穆斯林混合委員會，以監督蘇丹的改革。英法對此表示贊同，安德雷西文件遞交予蘇丹，蘇丹於1876年1月31日同意文件的建議。然而，赫塞哥維那的反抗軍領袖拒絕接受這份文件，指出蘇丹曾經承諾進行改革，但是從未履行。

三皇的代表再次於柏林聚會，他們達成了。為了說服赫塞哥維那人蘇丹會切實執行其承諾，備忘錄建議由列強領事監督在反抗省份的改革。在朴特同意這個備忘錄前，內亂已對奧斯曼帝國產生較大影響，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一世被廢位。新的蘇丹穆拉德五世，在3個月後因為精神問題也被廢除，而後選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繼位。同時，奧斯曼帝國遇到更多困難：帝國國庫已經空虛，而且反抗由波赫繼續燃燒至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及保加利亞境內(又稱四月起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然而奧斯曼帝國仍然在1876年8月鎮壓下反抗行動，這干擾了俄國的計劃，因為其打算趁混亂期間奪取奧斯曼帝國在東南歐的地區。

當起義被大規模鎮壓後，有謠言稱奧斯曼帝國對反抗省份居民施以暴行。這衝擊了歐洲人的感情。俄國現在期望發動戰爭並加入反抗軍一方，目的為趁機奪取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不過列強（英、法、俄、德、奧匈、意）代表召開君士坦丁堡會議，試圖取得更大的和平。蘇丹卻拒絕允許外國領事監督波赫的改革進行。1877年，列強再次試圖與奧斯曼帝國談判，但建議再度被對方拒絕。

俄國於1877年4月24日對奧斯曼帝國宣戰，也成功爭取到奧匈帝國的中立，通過許諾戰後與奧匈瓜分戰時奪取的土地，即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儘管英國仍然對俄國威脅其在南亞的殖民地，但並未捲入戰事中。而當俄國威脅到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時，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雷利催促德國及奧匈帝國協助他。

1877年4月24日，俄軍從巴爾幹半島及高加索兩地發動進攻。巴爾幹半島是主要戰場，俄軍主力進入羅馬尼亞後，6月及7月在不同地點渡過多瑙河，12月攻佔土軍重要據點普列文，次年1月逼近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被逼接受俄國提出的和平條件，是為《聖斯特凡諾條約》，條約建議建立包括亞得里亞堡和薩洛尼卡的大保加利亞，並使土耳其賠款2億1,000萬盧布。由於這會令俄國在歐洲的勢力坐大，各國均極力反對。最後1878年歐洲列強在柏林舉行了柏林會議並以《柏林條約》取代《聖斯特凡諾條約》，保加利亞、東魯梅利亞改由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保護，土耳其賠款2億盧布。

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在戰後脫離了土耳其的控制，兩國視這次獨立為第二次建國。這場戰爭也為羅馬尼亞王國完全獨立提供了機會，儘管羅馬尼亞從未像其它巴爾幹國家那樣被奧斯曼帝國所直接統治，他們仍將此戰視爲羅馬尼亞獨立戰爭。

戰前歷史

土耳其境內基督徒的待遇

終結克里米亞戰爭的1856年巴黎條約第九條要求土耳其給予境內基督徒與穆斯林平等的權利。土耳其在簽訂條約之前下達了花廳御詔，宣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原則上平等，並促成了一些有效的宗教權利改革，例如廢除對非穆斯林徵收的人頭稅，並允許非穆斯林參軍。

然而，與非穆斯林的次等公民身份相伴的一些不公平待遇被保留了下來，例如法庭不接受基督徒針對穆斯林疑犯的證詞，這樣使穆斯林犯下侵犯基督徒的罪行後仍然能逍遙法外。雖然地方上兩教信徒大致能和睦相處，但法律上的漏洞始終鼓勵穆斯林侵害基督徒權利。地方官員也時常公開鼓勵穆斯林侵犯基督徒以迫使後者就範。

1860年：黎巴嫩危機

1858年，信奉馬龍尼禮教會的農民在教士鼓動下揭竿起義，推翻信奉德魯茲教的封建地主，建立農民共和國。在南黎巴嫩，信奉德魯茲教的農民和地主站到了一起以反擊馬農尼教派的農民。單純的農民起義演化成了局勢錯綜複雜的內戰。雖然內戰雙方都深受戰亂所害，但是德魯茲教徒屠殺了約10,000名馬農尼教派的農民。

由於歐洲列強以介入內戰相要挾，土耳其官方出面制止了動亂。然而英法兩國依然插手了。在西方的壓力下，土耳其蘇丹同意任命一名信奉基督教，且由蘇丹提名但經過西方列強審查的黎巴嫩總督。

1860年5月27日，一群馬農尼教徒襲擊了德魯茲教徒的村莊。揭開了一系列屠殺和報復性屠殺的序幕。動亂甚至溢出黎巴嫩並蔓延到敘利亞。最後，各個宗派之間有大約7,000到12,000人死於動亂，超過300個村莊，500所教堂，40座修道院，30所學校被毀。貝魯特的基督徒對穆斯林的攻擊挑起了大馬士革民眾對處於少數的基督徒的報復，最終導致大約5,000到25,000名基督徒被殺。美國和荷蘭大使也未能倖免遇難，這引起了國際關注。

土耳其外長穆罕默德·福阿德帕夏受命前往敘利亞平亂。他捕獲並處決了挑起動亂的罪魁禍首，其中包括了當地總督和其他官員。社會恢復安寧後，土耳其着手安排黎巴嫩獲得自治權，以免歐洲列強幹涉。雖然如此，法國於1860年9月將艦隊派往東方，而急於防止法國排擠自己獲得更大影響力的英國也緊隨着派出了艦隊，

1866-1869年：克里特起義

1866年爆發的克里特起義源自於土耳其無法實施改善民生的改革，以及克里特島民對與希臘統一的願望。起義軍迅速控制了全島。島上的穆斯林只能逃到尚未陷落的5個要塞中避難。希臘的報社宣稱穆斯林屠殺了希臘人，並推動這條新聞傳遍歐洲。上千名希臘的志願者動身前往克里特島作戰。

克里特島起義之中阿卡迪修道院之圍尤其知名。1866年11月，23,000名克里特穆斯林聯合土耳其部隊包圍了約250名希臘籍起義軍以及600名婦孺。有關圍城戰的消息迅速傳遍歐洲。經過一場惡戰後雙方都死傷慘重，克里特起義軍在彈盡援絕後無奈投降，卻在放下武器後慘遭屠殺。

1869年初，克里特島起義大致被平定，但土耳其朝廷也作出了讓步，引進了克里特島自治並賦予基督徒更多權利。對土耳其而言，雖然克里特島起義的結局比19世紀其餘幾次外交衝突都對她更加有利，但慘烈的起義和血腥的鎮壓行動引起了歐洲社會對土耳其境內基督徒待遇的注意。

歐陸勢力平衡的演變

雖然土耳其帝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獲勝了，但它的實力和聲望依然日漸衰微。土耳其政府迫於財政壓力不得不按極高的利率借貸，使得隨後一系列財政改革也無法將其從經濟危機和無力還貸的困局中解救出來。令局勢雪上加霜的是俄羅斯從高加索地區驅逐了超過600,000名切爾刻斯人，而土耳其則必須在安納托利亞北部一些港口和巴爾幹地區的康斯坦察和瓦爾納等地收容這些難民。為了安置難民，土耳其不但耗費了大量資金，還蒙受了難民帶來的社會動盪。

新歐洲協調

1859年,法國和奧地利在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中刀兵相見，這衝擊了1814年奠定的歐洲協調。隨後，俾斯麥領導下的普魯士王國在追求德意志統一的道路上先後於1866年擊敗奧地利和在1871年擊敗法國，頂替了奧匈帝國作為中歐一流強國的地位。德意志統一戰爭徹底粉碎了歐洲協調。英國深陷愛爾蘭問題的泥潭，消極避戰，無暇介入歐陸政局來重建歐洲協調。俾斯麥不願意看到土耳其帝國的分裂引發新一輪國際角力從而點燃戰爭的導火索，所以接受了俄羅斯沙皇的提議，組建三帝同盟以便在歐陸上孤立法國。

對此，法國採取的反制措施是扶持德俄奧三皇和土耳其蘇丹的國家裡的民族自決運動。波蘭的反俄運動和巴爾幹半島上的民族主義運動都受到了法國的援助。俄羅斯孜孜不倦地試圖奪回在黑海上組建海軍的權利，並藉助泛斯拉夫主義提倡由俄羅斯擔任所有斯拉夫國家的領袖，從而與法國在巴爾幹半島展開角力。俄羅斯若要實現一統斯拉夫民族的目的，就必須摧毀俄羅斯以外最多斯拉夫人居住的兩大帝國——奧地利帝國和土耳其帝國。最後，塞爾維亞自身正在經歷民主主義復甦，也抱有和列強的利益相衝突的擴張意識。俄羅斯和法國的野心和它們之間的矛盾都在這裡一一浮現。

克里米亞戰爭後的俄羅斯

克里米亞戰爭後，俄羅斯雖然並沒有損失領土，卻被迫摧毀自己的黑海艦隊和塞瓦斯托波爾港的堡壘設施。俄羅斯在國際上顏面無存。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都圍繞着為克里米亞戰爭復仇。然而這相當困難——按照巴黎條約的條款，英國，法國和奧地利對土耳其領土完整作出了擔保。只有普魯士仍然站在俄羅斯一方。

新上任的俄羅斯外長亞歷山大·戈爾察科夫依賴盟國普魯士和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為自己撐腰。此前，俄羅斯在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中忠實地站在普魯士一方。1871年3月，俄羅斯乘着法國兵敗如山倒之機，倚仗着心存感恩的普魯士的支持撕毀了巴黎條約的11條，遂獲得了重建黑海艦隊的權力。

然而，巴黎和約其他條款——包括英法奧三國對土耳其國土完整作擔保的第8條——的效力猶存。因此，俄羅斯在處理其與土耳其帝國之間的關係時如履薄冰，並時刻注意和歐洲其他列強協同行動。俄羅斯若要向土耳其宣戰至少要獲得列強的默許，而俄羅斯外交部就正等待着可乘之機。

1875-1879年：巴爾幹危機

土耳其帝國對巴爾幹的統治在19世紀內日漸鬆弛。中央政府甚至不時地失去對整個省份的控制。土耳其政府迫於歐洲列強的壓力實施的一系列改革不但沒有改善境內基督徒的生活，還觸怒了一大部分穆斯林。僅僅在波黑地區就經歷了至少兩次由穆斯林發動的暴亂，而最新一次暴亂則近在1850年爆發。

經歷了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動盪後，奧地利帝國境內的局勢終於穩定下來，她隨即重拾對土耳其帝國乘火打劫以擴張自身勢力的國策。同時名義上是土耳其帝國的自治區，實則獨立於土耳其之外的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大公國也企圖吞併住有大量同胞的土耳其領土。在俄國的煽風點火之下，巴爾幹境內民族主義和領土收復主義情緒高漲。最後，安納托利亞在1873和1874年接連遭遇大旱和洪澇之後爆發大饑荒，造成土耳其帝國腹地里民怨沸騰。由於五穀歉收，土耳其百姓無法繳納稅項使得土耳其政府國庫空空如也，最後不得不在1875年宣布破產並對邊陲省份包括巴爾幹地區增稅以維持國家運轉。

巴爾幹的起義浪潮

阿爾巴尼亞起義

阿爾巴尼亞人對繁重的稅務和兵役怨聲載道，所以在未來的俄土戰爭中與土耳其為敵。

黑塞哥維那起義

1875年7月，一場針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在黑塞哥維那境內爆發。延至8月，起義軍幾乎占據了黑塞哥維那全境，而起義的浪潮也蔓延到鄰近的波斯尼亞。起義軍獲得了來自塞爾維亞和黑山的志願者的援助，因此面對土耳其不斷增兵反而越戰越勇。

保加利亞起義

在波黑地區的起義的刺激下，在布加勒斯特蟄伏的保加利亞革命家也果斷採取了行動。1875年，保加利亞起義軍企圖乘着土耳其注意力分散之機揭竿而起，但起義行動操之過急使得全盤計劃胎死腹中。1876年春，又一場起義在有土耳其重兵把守的保加利亞中南部爆發。

為了平亂，土耳其設立了特殊軍事委員會。正規軍和非正規的散兵游勇同時被派往保加利亞與起義軍作戰（5月11日至6月9日）。土軍的非正規部隊多數由信奉伊斯蘭教的保加利亞百姓組成，其中也包括被逐出高加索地區的車刻斯穆斯林，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被逐出俄羅斯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甚至乎接受伊斯蘭教化的保加利亞人。土軍進行了血腥的平叛作戰，期間屠殺超過30,000人。巴塔克村莊的7,000名村民之中有7分之5慘遭屠戮。其人口幾乎被屠殺殆盡的兩個村落——巴塔克和佩魯斯蒂察——都積極參與了起義。土耳其司令部嘉獎了不少參與了屠殺的官兵。現代史學家估計遭到屠殺的保加利亞百姓多達30,000到100,000人，並普遍承認土軍對保加利亞百姓犯下了泯滅人性的罪行。

對保加利亞境內暴行的國際反應

有關土軍散兵游勇的暴行的風聲經由伊斯坦布爾城內的美辦羅伯特學院逐漸傳遍世界。學院的學生多為保加利亞人。他們不少人都收到了來自家鄉的噩耗。不久，風聲也傳進了伊斯坦布爾的西方外交官圈子，轉而傳到西方各國的報社。在1879年旅居伊斯坦布爾的基督教傳教士喬治·沃倫·伍德報稱阿馬西亞的土耳其政府殘酷迫害來自蘇呼米的基督教難民。他和英國使官愛德華·馬利特協力向土耳其朝廷上報此事，隨後亦將此事上報至時任外交大臣的羅伯特·加斯科因-塞西爾（第三代索爾茲伯里侯爵）。在英國，由於迪斯雷利政府在巴爾幹危機中堅定地支持土耳其政府，反對黨自由黨控制的報紙《每日新聞》僱傭美籍記者麥加漢前往獲取有關屠殺的第一手消息。

麥加漢遍游受保加利亞起義影響的每個地區。他的報道登上了《每日新聞》的頭版，並成功將輿論引導至迪斯雷利的親土耳其立場的對立面。9月，反對黨領袖威廉·格萊斯頓出版了其作品《保加利亞恐怖和東方問題》(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呼籲英國撤回對土耳其的支持並倡導由歐洲向土耳其施壓迫使其讓保加利亞和波黑地區實現獨立。隨着報道的細節傳遍歐洲，不少有識之士包括達爾文，王爾德，雨果和朱塞佩·加里波第都公開譴責土耳其在保加利亞的暴行。

在各國之中，俄羅斯的反應最為強烈。俄羅斯人對保加利亞獨立事業的同情心引致俄羅斯境內愛國主義情緒爆發，從規模上看堪比1812年俄法戰爭時期的愛國主義浪潮。1875年秋天起，增援保加利亞起義的運動席捲俄羅斯社會每個階層。同時，俄羅斯人也就祖國在這次戰爭中的目標展開激辯：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內的大斯拉夫主義者認為眼前的戰爭為俄羅斯統一天下所有東正教國家，實現歷史使命創造了機會。而持相反意見的是受屠格涅夫啟發的西化改革派。他們否定宗教的重要性，並認為俄羅斯的目的不應該是捍衛東正教而是解放保加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