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史
中國書法歷史和中國文字使用的歷史一樣悠久。自從甲骨文發明以來,中國書法的字體經歷了由篆書到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產生了數量眾多的書法家和書法作品,這些書法家和書法作品構成了中國書法的深厚傳統。中國書法在古代已經是一門成熟的藝術,有豐富、完整、一脈相承的理論體系,很多理論著作是書法家藝術實踐的總結,極大地影響了後人的書法學習和創作。
甲骨文 | 金文 | 大篆書 | 小篆書 | 隷書 | 草書 | 行書 | 楷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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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萌芽
上古商周
一般認為中國書法的歷史最早可以溯源到漢字的起源時期。原始漢字的面貌和形成時期沒有確切的證據被發現,而目前發現的漢字最早的成熟形態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保留有部分象形文字色彩的漢字形態,從十九世紀末人們發現甲骨文到現在已經有超過15萬片的甲骨出土。甲骨文開始成為人們藝術欣賞的對象,並從這些甲骨上發現了中國書法的元素:漢字書寫的結體、布局等等。
顯然,把文字刻寫到堅硬的甲骨遠比寫到竹簡、縑帛或紙張上,要難得多。人們大多認為,在使用甲骨文的時代,能夠同時掌握文字識別和刻寫技術的人是非常少的,而這些人可以說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些書法家。儘管如此,在當時書法也不大可能從生活實用中區別出來,人們還沒有有意識地去創造和欣賞書法作品。
商、周兩個朝代,青銅器得到普遍地使用。一些青銅器上還銘刻有文字,這些文字被後人稱為金文。由於銘刻有文字的青銅器的大多是鍾和鼎,金文也稱為鐘鼎文。這些銘刻於鐘鼎上的文字,大多是記述當時天子、諸王侯、貴族的祭祀典禮、狩獵、征戰、詔命、封賜等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
一般認為金文是繼甲骨文之後的主要漢字形態,較早期的金文保存了很多和甲骨文風格相近的特點,後來則漸漸拉開距離,越來越具有獨立的風格特徵。也有人認為金文有自身獨立的起源,而且它起源的時代甚至比甲骨文更早,只是由於周朝人「事鬼敬神而遠之」(《禮記·表記》),主要用來占問鬼神的甲骨文不像在商朝那樣受重視,所以導致了甲骨文的衰落和金文的盛行。
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的金文風格雄渾厚重、典雅壯麗,代表作品有毛公鼎、大盂鼎和散氏盤。其中毛公鼎對後世的書法家影響很大,清朝書法家李瑞清甚至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這句話說明毛公鼎被認為是學習書法的「必修課」。
周朝末期,在石鼓、碑石、摩崖等石制物體上銘刻文字開始出現,這些文字被後人稱為石刻文字。石刻文字表現出了某些和金文不同的特點,但是金文和石刻文字都被歸入「大篆」的範圍。現存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春秋、戰國時期,竹簡和木牘開始廣泛作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從使用者的角度來說,由於簡牘的廉價,文字從此才可能開始被一般的平民所掌握。文字學習和書寫的主要群體,才可能開始由掌握專門技能的人變為一般的平民。而中國書法也開始有了比較廣泛的生活基礎。
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在政治上是一個分裂的時期,在秦始皇帝統一六國之前,各諸侯國在文字、貨幣、度量衡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由於歷史的原因,漢字形態的發展出現了民間和官方兩條路線。因此,漢字的具體形態在從大篆向小篆的發展過程,並不是一個線性一致的過程。後來的人們就在這個時期的簡牘文字中,發現了最初形態的隸書。
與簡牘的廣泛使用相適應,毛筆也開始作為主要的直接書寫工具。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毛筆一直是中國人主要的書寫工具。使用毛筆書寫成為中國書法的重要特點,從此中國書法的整體面貌就大致定型了。
秦朝兩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統一六國,建立秦朝。秦朝為了鞏固統治,採取了一系列消除原諸侯國之間的各種制度差異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同文書」(《史記·李斯列傳》),即把原來各諸侯國所使用的各有差異的文字統一成為小篆。
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敘述這段歷史時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這說明,小篆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當時的幾位大臣負責,對當時各諸侯國的文字進行改造後,統一整理形成的標準漢字形態。由於李斯在書法方面的名氣很大,後人把小篆也稱為「李斯小篆」,認為小篆是李斯一人發明的字體。
小篆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由國家規定的標準漢字形態。從字體風格的角度來看,它具有規範整齊、勻稱優美等特點,在秦朝滅亡後的兩千多年裡一直受到書法家們的喜愛,幾乎歷代都有善於書寫小篆的大家出現。
秦始皇在「書同文」的過程中,也採納了程邈整理的隸書。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前,基層官府即已採用戰國秦隸作為書寫公文的主要書體,如青川木牘。統一六國後,此一書體則稱為秦隸,如里耶秦簡、睡虎地秦簡等。
此外,小篆也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製作官用印璽的首選字體,篆刻藝術就是受到這方面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
漢朝最通行的字體是隸書,因而「漢隸」被認為是隸書的典範。一般認為,隸書的起源時間可以追溯至戰國,到秦朝時已經大致成型。小篆的筆畫圓轉勻稱,寫出來很美觀,但是書起來比較慢,不能夠適應實際生活中快速書寫的要求;而隸書簡化了小篆的筆畫和書寫方式,從而得到廣泛地採用。
隸書的發明和普及,在漢字形態的發展史和中國書法史都是一項大變革,人們普遍認為,隸書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漢代的隸書從筆畫和結構上,都非常接近現代使用的漢字。實際上,隸書出現之後,漢字的各種字體在整體上都和隸書相近,而與小篆及以前的字體相去甚遠。這是因為在隸書出現以前的時代,由於社會生活對於文字記錄的需求不足,以及書寫材料的昂貴等原因,能夠掌握漢字的識別和書寫的人是很少的。漢字識別和書寫的普及促成了隸書的出現,而隸書的使用反過來促進了漢字識別和書寫。因此,隸書是一個以實用性為目的的字體,這種實用性使得它和以前的字體都不一樣。也由於這個原因,隸書在其他字體出現後仍然沒有退出日常的實用領域。
現存的漢隸作品主要是以石刻、碑文和帛書簡牘的形式流傳下來的,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石刻有《萊子侯刻石》、《開通褒斜道摩崖》、《魯孝王刻石》等;碑文有《石門頌》、《乙瑛碑》、《西狹頌》、《郙閣頌》、《禮器碑》、《孔宙碑》、《史晨碑》、《華山碑》、《曹全碑》、《張遷碑》、《熹平石經》等;帛書和簡牘有《長沙馬王堆帛書》、《居延漢簡》、《武威漢簡》等。這些作品幾乎都無法考證其作者,只有《熹平石經》據傳是由東漢書法家蔡邕所書,另《大風歌碑》相傳為蔡邕大篆作品。其他著名的書法家如師宜官等也精通漢隸。
此外,除了主流的字體隸書之外,漢朝還新出現了草書,以及原始的楷書和行書。草書是在書寫隸書的時候以更簡化的筆畫、更快的速度書寫出來的一種字體,是書法藝術走向個人風格階段的開端。漢章帝很喜歡草書,因而這時的草書也稱為「章草」。東漢末年的張芝是第一位有名氣的草書大家,他把早期的草書進一步簡化為「今草」。
昌明發展
三國魏晉
到了三國、魏晉的時候,中國現在流行的大多數漢字字體都出現了。在這個時期,五種基本字體,篆書(包括大篆和小篆)、隸書、草書、楷書和行書,都已經基本發展成熟,其中草書、楷書和行書三種字體更是得到空前的發展。從此以後漢字字體上的發明基本停止,中國書法開始了以書法名家和流派為主線的發展歷程,也逐漸有了正式的書法理論。同時這也是中國人開始有意識地創作和欣賞書法作品的時代,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吳錄》關於書法家皇象的記載:「皇象字達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三國志·吳志·趙達傳》)這表明擅長書法已經是一項值得史書記載的技藝。
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出現了一些對後世影響極大的書法家,他們創作的很多作品被後世尊為中國書法的經典之作。三國時期的書法家鍾繇擅長楷書,他的小楷作品《宣示表》,被後人譽為「正書之祖」。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在《書斷》中稱讚他:「繇尤善書,於曹喜蔡邕劉德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東晉時期的王羲之是中國書法史上公認成就最傑出的書法家,被譽為「書聖」。他的行書作品《蘭亭序》,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具有藝術魅力的作品之一,被後世稱為「天下第一行書」。受王羲之影響,他的兒子王徽之、王玄之、王獻之,孫子王淳之都擅長書法;尤其是王獻之與其父齊名,兩人並稱「二王」。除了鍾繇、王羲之父子以書法聞名的之外,還有一些當時的名士在書法上也頗有造詣,例如東晉大臣王導、謝安、庾亮,隱士戴安道;此外,還有出現了一位女性書法家衛夫人,她是王羲之早年的老師。
在書法理論方面,鍾繇的《用筆法》,衛夫人的《筆陣圖》,衛恆的《四體書勢》,王羲之的《自論書》、《題衛夫人筆陣圖後》、《記白雲先生書訣》,索靖的《草書狀》等,都是書法家從事書法實踐的總結;而羊欣的《采古來能書人名》,則是中國書法史上第一部書法家列表。
人們普遍認為魏晉時期是中國書法的第一個高峰,由於魏晉時期的人們崇尚神韻、氣度,後人就用「尚韻」來概括這個時期中國書法的整體風格。
南北朝
南北朝時期開始於公元420年南朝宋取代東晉政權,結束於公元589年隋朝滅亡南朝陳。在此之間的160多年,中國南北方各出現了相繼的、或相互並立又相繼的若干個政權,一直是一種南北政權對峙的局面。
南北朝時期的書法繼承了魏晉以來的成果,繼續有所發展,尤其以楷書書法的成就最高。但是南朝和北朝在風格上卻也表現出顯著差異。清朝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評論:「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
由於這個時期戰亂頻仍,流傳下來的南北朝書法作品,除了少量墨跡和寫經,其餘大部分都是碑刻和墓志銘。南朝書法更多繼承了東晉的遺產,傳世主要作品有:碑刻有《爨龍顏碑》、《瘞鶴銘》等;墓志銘有《劉懷民墓誌》、《呂超靜墓誌》、《劉岱墓誌》、《桂陽王妃慕昭墓誌》等;墨跡有南朝齊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尊體安和帖》等;寫經是南朝佛教昌盛的結果,主要作品有南朝齊《佛說歡喜普賢經》,南朝梁《華嚴經卷》、《佛說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北朝碑刻數量眾多,其中以魏碑成就最為顯著,是漢字楷書書法的典範之一。例如,被稱為「龍門四品」的《楊大眼造像記》、《始平公造像記》、《孫秋生造像記》和《魏靈藏造像記》,它們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北朝的墓志銘數量更是前所未有,代表作有《元懷墓誌》、《張黑女墓誌》、《崔敬邕墓誌》等。
南北朝時期流傳下來的絕大部分作品都無法考證其作者,由此卻可見書法藝術的繁盛。流傳下來有名有姓的書法家也很多,南朝主要有羊欣、范曄、王僧虔、蕭子云、蕭衍、陶弘景等;北朝有崔浩、鄭道昭、趙文淵、王長孺等。這些人裡面,蕭衍是南朝梁的開國皇帝,是有名的皇帝書法家;范曄、王僧孺和蕭子云是文學家,而陶弘景則是醫學家。
南北朝的書法直接影響了隋唐的書風,隋唐時期的書法家智永、歐陽詢、虞世南直接取法於南北朝的碑刻,清朝則興起了推崇南北朝碑刻和墓誌的「碑學」流派。
追述革新
隋唐五代
隋唐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秦漢以來的又一個持續時間較長的大一統時期,這個時期在很多方面也達到了秦漢以來的又一個高峰。科舉制度作為選拔官吏的主體制度在隋唐時期正式確定下來,知識分子無論出身如何都可以通過科舉入仕。文學方面,詩歌有「李杜詩篇萬古傳」,散文有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樣,主要以詩文為文字內容的書法藝術也得到了眾多士人的喜愛和修習。
隋朝立國時間較短,在風格方面還有很多對南北朝書法的繼承因素,但是隋朝的楷書在整體上已經逐漸趨於平正、規整,並且顯示出融合南朝和北朝不同書風的氣象。智永是隋朝書法的代表人物,他的書法對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影響很深。他的代表作《真草千字文》,不但唐朝時學習書法的人很少有不拿來臨摹學習,而且現在還是人們學習楷書和草書常用的範本之一。隋朝的碑刻和墓志銘以《董美人墓誌》為代表,被人們認為是上承北魏、下啟唐朝的作品。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好書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曾經用重金搜羅王書,死後還把《蘭亭序》陪葬於昭陵。他的這種喜好有助於唐朝書法藝術的繁榮,而王羲之一派的書風能夠在書法史上長期居於主流地位,也與李世民對王書的推崇分不開。李世民本人的書法也被後世稱頌,他的行書作品《晉祠銘》是現在發現最早的行書碑刻。
唐朝在楷書方面成就最為後世推崇,「唐楷」以法度嚴謹的整體風貌著稱,在中國書法史上與「秦篆」、「漢隸」並列,是手書漢字形態的典範之一。唐朝擅長楷書的書法家很多,對後世影響深遠。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和薛稷並稱「初唐四家」,都是擅寫楷書的大家。顏真卿的楷書被稱為「顏體」,他之前的楷書風格大多以「瘦硬」為特點,而顏體則看來筋骨豐滿,筆力雄健,他因此也被視為楷書的改革者、書法史上繼王羲之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大師。柳公權也是一位楷書大家,與顏真卿並稱「顏柳」;他的楷書被稱為「柳體」,也是最受人們喜愛的楷書字體之一。
唐朝書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楷書,草書、行書、篆書也有眾多書法家和作品產生。張旭和懷素人稱「顛張醉素」,是唐朝最負盛名的兩位草書大家,他們開創了草書中最揮灑如意的「狂草」。唐玄宗年間,張旭的草書和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並稱「三絕」。此外,李邕的行書碑刻、李陽冰的篆書碑額、孫過庭的草書《書譜》都是非常著名的作品。
在書法理論上,唐朝也富有成果:孫過庭的《書譜》既是一件完整的書法作品,也是一部系統的書法理論著作。歐陽詢的《三十六法》,主要闡述了書法的筆勢和結體。顏真卿的《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體現了張旭書法修養的全面性,還說明了唐代書法家在理論上的繼承關係。張懷瓘是當時最博學多識的書法理論家,著有《書議》、《書斷》、《文字論》、《六體書論》等,尤其《書斷》是書法史上最有名的理論著作之一,主要闡述了漢字各書體的發明和演變,品評了自秦漢至當時的書法家共一百二十餘人。張彥遠編的《法書要錄》則是一部中國書法理論著作總集,輯錄了中國自東漢至唐朝元和年間的書論法理著作三十多種。
唐朝書法是晉朝以來的有一個高峰,因此後人多以「晉唐」並稱,而後來學習書法的人也有很多先是從唐人入手,向顏、歐、褚、虞等人學習,然後上溯至晉人,直接取法「二王」。整體上,唐朝書法崇尚法度,對於後世學習書法的人而言一方面有規律和方法可以依據,另一方面對法度的過分強調又會抑制人們創造性的發揮,造成一些消極的影響。
唐朝滅亡之後,中國歷史再次出現分裂和割據的局面,持續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907年-960年)。五代十國時期戰亂不斷,民生凋敝,風流掃地,後來蘇軾評論這個時期的書法創作說:「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文採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跡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為時世所汩沒者。」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影響,五代十國的書法創作也相對冷清。大體繼承了唐朝的書法風格,但是已經有所變化。代表人物楊凝式本人是唐朝的進士,在書法上早年學歐陽詢、顏真卿,後來取法王羲之父子,書風由規矩變為放逸,讓人耳目一新。宋朝的書法家大都對楊凝式評價很高,因此楊凝式在唐宋書風之間承前啟後的作用非常明顯。楊凝式的代表作《韭花帖》,已開宋朝書法崇尚「意趣」之先河。
宋遼金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分裂混戰局面。宋朝立國長達300餘年(960年-1279年),大部分時期社會比較安定。由於朝廷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在軍事方面,宋朝經常無法抵擋北方政權的侵擾,但是在文學、藝術、科技和哲學思想方面,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宋朝初期,持續戰爭對民生造成破壞餘緒未平,宋太祖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的軍人,雖然在大臣的建議下,實行重視文官治國的制度,但是文藝的繁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文學家歐陽修曾感慨:「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但是不久情況就發生了變化,蔡襄、蘇軾、黃庭堅和米芾相繼出現,被後人合稱為「宋四家」,宋朝書法一時變得光輝燦爛。
宋朝書法尚意,此乃朱大倡理學所致,意之內涵,包含有四點:一重哲理性,二重書卷氣,三重風格化,四重意境表現。這些在書法上有所體現,如果説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的體現,那麼到了宋代,書法開始以一種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這就是要墀書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兩個層次外,還需具有「學識」即「書卷氣」,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晉帖行書遺風。
面對唐朝的書法成就,宋朝的書法家有所變革和突破。蘇軾總結自己的書法特點時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與唐朝書法崇尚法度的做法相反,信手而來,追求個人的自由創造。黃庭堅早年學習周越,俗氣未脫,後來師從蘇軾,「乃得古人筆意」,擅長行書和草書,和蘇軾齊名。米芾在繼承傳統上用的功夫最深,自稱他的書法是「集古字」。他先是遍習唐朝顏、柳、歐、褚諸家,後來接受蘇軾的建議,開始學習晉朝人的書法。這種轉益多師的經歷,使得他能夠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他的書法是傳統的法度與自己的個性兼備,因此明朝書法家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說,「吾嘗評米字,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於東坡之上」,對他的書法推崇備至。蔡襄的書法由於恪守晉唐法度而顯得創新意識不足,但是他輩分最長,書法成就全面,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關鍵人物。
「宋四家」之外,宋朝的許多文人、大臣和皇帝也擅長書法。例如歐陽修、范仲淹、蔡京、宋徽宗趙佶、宋高宗趙構、秦檜、岳飛、范成大、陸游、張孝祥、朱熹、姜夔、文天祥等。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趙佶,他的楷書瘦直挺拔,自成一體,被後人稱作「瘦金體」。
中國書法發展到宋代,已經有了晉、唐的高峰在前頭,宋人面臨着豐富的書法作品遺產要整理和繼承,而他們在這方面的成績也相當可觀。刻錄於公元922年(宋太宗淳化三年)的《淳化閣帖》,是中國書法史上最早的法帖總集,被譽為「法帖之祖」。《淳化閣帖》收錄了從三代到唐朝一百多位書法家的四百餘幅作品,原刻本深藏於皇室和王公大臣之家,後來以翻刻本的形式流入民間,並且引起其他書法叢帖的大量出現,對後世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從此,以《淳化閣帖》為濫觴的各種法帖,就成為人們學習書法的範本,這種「帖學」獨大的局面直到清朝「碑學」興起才被打破。
遼、西夏和金都是與宋並立的少數民族政權,遼的前身契丹建國時間還在北宋之前,而金和西夏的立國則都早於南宋。這些政權和漢族的宋政權經常發生戰爭,但是在文化方面都受到漢族文化不同程度的影響。遼朝的契丹文是參照漢字創製的,但是只通行於契丹族人中,而且遼朝統治階層的人大多通曉漢文,所以漢字文化也在遼朝受到推崇,不過,儘管如此,遼朝並沒有出名的書法家和作品流傳下來。西夏和金的情形和遼朝相似,由於他們的文字都只通行於本民族中間,所以在他們所建立的政權滅亡之後,其民族文字逐漸變得無人使用,遑論文化的傳承。
元朝
蒙古人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於公元1279年消滅了南宋王朝最後的抵抗力量,統一中國。元朝在軍事上的強大,使得它擁有廣闊的疆域,然而能夠排除外患的干擾,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文化。元朝在其統治初期就恢復了科舉制度,尊崇屬於漢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但是,在元朝實行的種族制度下,一般漢族人卻遭受歧視和不平等對待。很多漢族的士人無法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便潛心於書畫等技藝;另一方面,其他民族的知識分子也受他們影響,出現了一些少數民族書法家。
元初經濟文化發展不大,書法總的情況是崇尚復古,宗法晉、唐而少創新。雖然在政治上元朝是異族統治,然而在文化上卻被漢文化所同化,與宋不拘常法的意境追求不同,元朝之意表現為刻意求工的開式美的追求,所以蘇軾標榜的是「我書意造本無法」,趙孟頫在書法方面成就非常全面,篆隸真行草各體皆精,尤其是他的楷書,風格典雅秀美,人稱「趙體」,與顏真卿的「顏體」、柳公權的「柳體」、歐陽詢的「歐體」齊名,至今仍是最受人們喜愛的楷書典範之一。趙孟頫鼓吹的是「用筆千古不易」前者追求率意之意,後者才強調有意之意。元朝書壇的核心人物是趙孟頫,他所創立的楷書「趙體」與唐楷之歐體、顏體、柳體並稱四體,成為後代規摹的主要書體。在元朝書壇也享有盛名的還有鮮于樞、鄧文原,雖然成就不及趙孟頫,然在書法風格上也有自己獨到之處。他們主張書畫同法,注重結字的體態。
趙孟頫主張學習書法應廣泛汲取古人的長處,在他的影響之下,元朝的士人學習書法多以「復古」為尚:一方面,元朝的書法家以晉、唐人的作品為榜樣,重視書法基本功的訓練,與宋人作書崇尚「意造」的旨趣大異;另一方面,和趙孟頫本人的成就相似,元朝的書法作品也呈現出一種不同於前朝的多樣性,不但行書、草書出現了成就很高的書法家,楷書的成就也高於宋朝,更難得的是,像章草這種幾乎絕跡的古書體也有書法家下功夫研習,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鮮于樞與趙孟頫齊名,但影響略小,尤其擅長行、草書,趙孟頫說:「余與伯機同學草書,伯機過余遠甚,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仆能書,所謂無佛出稱尊爾。」除去趙孟頫的自謙,也可見鮮于樞草書成就之高。與他們同時代的書法家鄧文原則擅長章草,是研習這種古書體不多見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於趙孟頫,也以草書名世,是少數民族書法家的代表人物。
學古創變
明朝
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即位,建立明朝。同年秋天,明朝將領徐達攻克大都,結束了元朝在中原地區的統治。朱元璋出身社會底層,對民間疾苦深有體會,明朝初年,採取輕徭薄賦的休養生息政策,使經濟民生得以好轉。不久,便恢復了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後來更要求科舉考試必須採用八股文的形式作答。
八股取士的做法不但對文章的格式規範有特定的要求,而且對書寫文章所用字體的風格也有明確導向,也就是倡導「台閣體」。台閣體並不是以某個書法家的作品為範本,而是明朝官方所提倡的書法風格,即一種端莊雍容、規範整齊的風格。由於科舉是普通讀書人入仕的主要途徑,寫八股文、練台閣體就成了他們的必修課。倡導台閣體的結果,就是造成書法風格的千人一面,沒有個性。受此影響,明初書法除了擅長章草的宋克等少數書法家之外,整體水準不高,能夠代表明代書法成就的書法家,還沒有出現。
明中期,以吳中四才子——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和王寵——為代表的文人書法,體現了這個時期的書法成就。祝允明、文徵明和唐寅都是當時知名的大才子,以詩文名揚天下,而文、唐二人在繪畫上也是當世巨擘,王寵則擅長篆刻。這些人藝術修養全面,書法風格方面追求個性,與仕途必修的台閣體書風截然不同。祝允明的草書成就最高,清朝朱和羹在《臨池心解》中這樣評價他:「祝京兆大草深得右軍神理,而時露傖氣;小草則頓宕純和,行間茂密,亦復豐致蕭遠,庶幾媲美褚公。」文徵明小楷名動海內,代表作《千字文》被認為可比肩王羲之《聖教序》。唐寅書名為畫名所掩,主要學趙孟頫但筆力稍弱。王寵晚年書法大巧若拙,自成一格。總體而言,他們學習書法多從近朝書法家入手,向趙孟頫、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學習,然後循唐代大家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顏真卿而上,最後取法二王、鍾繇,而且都能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這種由近而遠的師法路徑,至今仍被人們廣為效仿。
元初經濟文化發展不大,書法總的情況是崇尚復古,宗法晉、唐而少創新。雖然在政治上元朝是異族統治,然而在文化上卻被漢文化所同化,與宋不拘常法的意境追求不同,元朝之意表現為刻意求工的開式美的追求,所以蘇軾標榜的是「我書意造本無法」,趙孟頫鼓吹的是「用筆千古不易」前者追求率意之意,後者才強調有意之意。元朝書壇的核心人物是趙孟頫,他所創立的楷書「趙體」與唐楷之歐體、顏體、柳體並稱四體,成為後代規摹的主要書體。在元朝書壇也享有盛名的還有鮮于樞、鄧文原,雖然成就不及趙孟頫,然在書法風格上也有自己獨到之處。他們主張書畫同法,注重結字的體態。
晚明書風又有所變化,倡導個性的發揚,最著名的是「南董北王」。「董」即董其昌,曾任南京禮部尚書、太子太保,仕途亨通,是當時的文壇領袖。董其昌藝術修養非常全面,書法和繪畫都有極高成就,並擅長書畫鑑定和收藏,且精通禪理。他的書法綜合了前朝歷代各家風格而能自成一路,其書風飄逸空靈,布局疏朗勻稱,用墨枯濕濃淡變化多端,被認為是「集古法之大成」。
清朝
清康熙帝、乾隆帝兩代皇帝皆推崇董其昌的書法,康熙帝一生勤於書藝,亦臨摹晉、唐二朝以來的古帖。後得沈荃的指點,再加上沈荃乃出自晚明書法大家董其昌門下,故康熙的行書是承襲了董書之風,另外他也兼取宋、元等名家筆法之長。使得當時追逐功名的學子大多學董書以求仕。「王」即王鐸,又稱「神筆王鐸」。王鐸擅長行草,筆法大氣,其狂草以勢取勝,與魏晉風度大不同。王鐸在明亡後出仕清廷,所以世人對其人品多有貶抑,但他的書法在日本受到極度推崇,以致有「後王勝先王」(王鐸勝過王羲之)之說。
書法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朝後期,已經發展成一門獨立的藝術。文人學士遭遇仕途不順,或本來就不願出仕,轉而醉心書畫等藝術,有的甚至以賣書鬻畫為生。他們多從學習前代大家的作品開始,到後來則形成自家的風格,各人都能依據其性格偏好,發揚個性。到明末,以董其昌為代表,這種發展路徑已經達到了它的巔峰,直至清代碑學興起。
清朝
清代書法可分為前期帖學、中期帖學碑學並行及後期碑學三個時期。[1]
明末清初,很多書法家慢慢放棄學習晉唐的帖本風格,反而學習更古老的漢朝碑刻的隸書體。漢隸碑刻屬於左規右矩,法度森嚴一派,為官定的標準書體。
清初著名的書法家有金農。他原名司農,字壽門,又字吉金,號冬心。雖然金農以賣書畫為業,名噪江南,但亦善於書法,他的隸書古拙厚重,楷書自創格調,自稱「漆書」。他的代表作有《隸書詩》。鄭燮,字克柔,號板橋,揚州府屬興化縣人,他有詩、書、畫三絕,「揚州八怪」之一的他十分重視詩、書、畫三者的結合,用詩文為畫點題,並穿插於畫面之中,形成不可分割的部分。[2]鄭簠,字汝器,號谷口,江蘇上元人。主攻詩詞,擅書法,精篆刻,臨漢碑三十餘年,博採漢碑各體之長,成了清代隸書名家。
到了清代中期,書法受到考據學的影響,書法家追求年代更久遠的篆書。於是篆、隸書體得以復興,而書法家更利用篆、隸書法的線條趣味來寫楷書或行書,這種新的書法風氣,被稱為「碑學」。
民國
注釋
- ^ 廣元. 中國書法概述.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8 [2014-01-21]. ISBN 978-957-05-0507-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6-26).
- ^ 中國美術史 第八講:清朝的藝術. [2009-03-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09).
參考文獻
- 司馬遷,《史記》,嶽麓書社。ISBN 978-7-80665-110-0。
- 許慎原著,湯可敬釋義,《說文解字今釋》,嶽麓書社。ISBN 978-7-80665-140-7。
- 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研究書目
- 中田勇次郎著,盧永璘譯:《中國書法理論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