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中東路事件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中東路事件

蘇聯紅軍繳獲的東北陸軍第十五旅督戰隊旗幟
日期1929年7月－1929年12月
地點
 中國東北地區
 蘇聯遠東地區
結果 蘇聯勝利，並進佔黑瞎子島全島。中方被迫承認蘇方對中東鐵路的管轄權。
參戰方
 中華民國
俄羅斯帝國 俄國白軍		  蘇聯
指揮官與領導者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蔣中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張學良		 蘇聯 約瑟夫·斯大林
蘇聯 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1]
蘇聯 瓦西里·布柳赫爾[註 1][2]
參戰單位

東北邊防軍

  • 防俄軍第一軍
  • 防俄軍第二軍
  • 預備軍

白俄游擊隊

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

紅海軍與邊防軍分隊[7]
兵力

約200,000人 [8]

約110,000人[9]
傷亡與損失
死亡或失蹤2,000－3,500人
受傷1,000人－2,200人
被俘6,900人－8,500人		 死亡812人（蘇方宣稱）[1]
失蹤4人
傷729人

中東路事件（或是1929年中蘇衝突）是中國和蘇聯於中華民國18年（1929年）發生的一次武裝衝突，是北伐統一後中國第一次與外國交戰。中國欲以武力收回此前名義上置於中蘇共同管理下的中東鐵路的權益而引起這次衝突。蘇聯以自衛為由出兵滿洲，擊潰張學良部，重拾鐵路所有權和運營權。戰後東北軍和蘇方單方面簽署伯力會議議定書，但南京中央國民政府認為地方軍閥擅自越權簽定國與國間條約而不承認此協定。

俄羅斯稱為中國東方鐵路衝突[註 2]或是遠東衝突[註 3]。

背景

主條目：奉俄協定

中東路指的是「中東鐵路」，即「中國東方鐵路」，原稱「大清東省鐵路」。1894年清朝甲午戰爭戰敗，1895年三國干涉還遼，清朝轉向沙俄尋求結盟。1896年6月3日中、俄簽訂中俄密約，其中一條為允許帝俄從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橫貫中國東北修築鐵路的特權，以縮短西伯利亞鐵路的路程。這條寬軌鐵路連同從哈爾濱到旅順軍港的支線（實際上縱貫整個東北）到1903年全部完成，由清朝李鴻章命名為「大清東省鐵路」，簡稱「清東鐵路」，又作「東清鐵路」。

東清鐵路的實行，由清國與沙俄簽訂的《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及其附件《中俄銀行合同》書明，主要條款有：清政府現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該公司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為限；八十年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又從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收回，按計所有本銀，並因此路所欠債項，並利息，照數償還。

東清鐵路原本由清帝國與沙俄合辦，擁有沿鐵路兩側數十公里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甚至司法管理權，中俄分擔要職。因滿清羸弱，且辛亥革命加劇清帝國對東省鐵路控制力的喪失，實際由沙皇俄國主管，於是在東北的心臟地帶出現一個遠比普通租界規模龐大得多的不受中國管理的「國中之國」。沙皇俄國也得以方便地控制整個中國東北地區。

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控制長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稱為南滿鐵路；長春以北的路段則繼續被俄國控制。東清鐵路全線原為俄國的1,524mm寬軌，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占領長春以南路段後一度改為1,067mm窄軌，1905年日俄《朴次茅斯和約》確定日本取得長春以南路段，改稱為南滿鐵路後，又改為1,435mm的標準軌，並能與中國的鐵路聯通，而與長春以北不能直通。1912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建立，由「清東鐵路」改稱「中國東方鐵路」，簡稱「中東鐵路」。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沙皇俄國亦滅亡，長春以北路段轉為由中華民國和俄羅斯臨時政府（最初由李沃夫王公與克倫斯基領導）合辦。基本仍維持「國中之國」的狀態。

1917年末，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國內戰爆發，協約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參戰協約國13國包括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站在克倫斯基及高爾察克的臨時政府一邊。列寧在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俄國在華特權，同時提出無條件將中東鐵路交給中國。北洋政府因一直不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拒之不理。1922年蘇聯成立並為北洋政府承認後，改為廢除一切損害中國主權的條約，而中東鐵路系商業性質，須由兩國共管。

1920年3月中東鐵路工人大罷工後，中國軍隊解除鐵路沿線白俄軍武裝，接管路務。1920年10月31日北京政府收回司法權，頒布《東省特別區法院編制條例》，規定中東鐵路附屬地改稱東省特別區。

1922年2月28日，中俄議定《中東鐵路大綱》，規定中東鐵路由中國政府特設機構管理。1922年11月24日，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宣布，中東鐵路沿線11公里以內區域，劃為東省特別區，設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所有特別區內之軍警、外交、行政、司法各機關均歸護路軍總司令兼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監督節制.

1922年12月，蘇聯正式成立，1924年5月31日，中蘇雙方代表顧維鈞與加拉罕在北京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主要內容是：蘇聯方面廢除沙俄時代簽訂的一切損害中國主權的條約，放棄一切租借地、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及庚子賠款等；中東路純系商業性質，由兩國共管。同一天，兩國還簽訂《中蘇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就如何管理中東路，做出具體規定。其中包括：設立中東路最高議決機關理事會，理事長為中方人員，副理事長為蘇方人員；鐵路局是業務機關，設局長1人，由蘇方擔任，副局長2人，中蘇各1人，正副局長由理事會委派，由各國政府核准；路局各處正副處長由理事會委派，如處長為俄人則副處長為華人，處長為華人則副處長為俄人；路局各級人員構成的原則是雙方各半。由於中東鐵路處於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統治區域內，1924年9月，蘇聯又與東北當局簽訂《奉俄協定》，這一協定除說明要貫徹上述中蘇協定的有關內容外，蘇方還作進一步的讓步，中東路無償全部交給中國的期限，從沙俄時代規定的80年縮短為60年，並在此期間內允許中國贖回。

1925年底奉軍與馮玉祥國民軍開戰，蘇聯支持馮玉祥。1925年12月，以張作霖軍隊累計拖欠中東鐵路管理局的債款達1,400萬盧布為由，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決定禁止張作霖軍隊使用該鐵路運輸部隊和軍用物資，拒絕奉軍利用中東路運兵南下。奉軍護路司令張煥相一度拘捕蘇聯中東路局長伊萬諾夫，蘇軍則向滿洲里集結，蘇聯駐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三日內放人。後經日本調停，張作霖下令釋放伊萬諾夫。

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蔣介石政府奉行「反共絕俄」政策。在1927年12月初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上，正式通過《對蘇絕交決議》。1927年底，南京政府又以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為中共廣州暴動的指揮機關，頒令撤消對蘇聯領事的承認，封閉蘇聯在華（主要集中在滬）的大多商業機構。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爆發，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在北寧鐵路上刺殺而死，張學良繼任，統領奉系。這時張學良面對的局勢是日本在東三省步步緊逼，有發生軍事事變，變為日本的直接殖民地的危勢。1928年7月1日，張學良向國民政府發出《絕不妨礙統一電》；1928年12月29日，宣稱接受國民政府管轄，即日改懸國旗，東北易幟（從民初的五色旗換成南京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完成中國表面上的統一。張學良隨即被南京政府任命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此時年僅28歲。

1929年1月11日，張學良誘捕並槍斃東北軍中掌握實權的楊宇霆和常蔭槐。

同期，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發動一場以修訂不平等條約為中心的「革命外交」，將列強在華特權分為五類，革命外交將分為五期進行，包括恢復關稅自主權、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鐵路利權、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等。在南京政府革命外交取得進展後，張學良積極響應[10]。

張學良把目標定在蘇聯控制的中東路，而不是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上，主要是因為張國忱（東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書）的密友白俄將軍托馬舍夫斯基稱：蘇聯正在實行的農村集體農莊化，沒收富農的土地、貧農的口糧，導致與農民的尖銳對立，破壞農業生產，最終導致蘇聯陷入嚴重的饑荒，傳統糧倉烏克蘭餓死成百上千萬人，農民奄奄待斃，對於蘇維埃政權極度不滿；世界各國自一月劇變後高度敵視布爾什維克，西方列強在外交上不承認蘇聯。張國忱接受他的白俄顧問的意見，就向張景惠與張學良宣傳。[11]張學良認為收回中東鐵路路權，蘇聯此刻內外交困無力反抗，各國也必會樂見其成。張學良在同蘇聯進行數輪外交談判不見絲毫效果，決定採取強硬態度，對蘇聯的經濟機構進行查封。

張學良認為紅白兩大帝國主義（蘇、日）對中國東北進行瘋狂滲透，導致北患無休無止。張學良的東北政府決心奪回失去的主權，並切斷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

張學良的東北當局單方面收回中東路路區的警務、市政、稅務、教育、地畝等主權，蘇聯方面都沒採取強硬的報復措施。東北易幟前，1928年12月24日，張學良指示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強行收回中東鐵路電報局與哈爾濱市自動電話局。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庫茲涅佐夫提出抗議，要求償付安置費100多萬元，但沒有做出更激烈的反應。1929年3月1日，東北當局再就中東鐵路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面提出交涉，蘇方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正處長的職位，讓予中國人擔任。但要求中國方面承認中東路蘇聯工會。1929年4月，張學良召集張作相、張景惠、呂榮寰（中東路督辦）、劉哲（中東路理事）等討論中東鐵路的問題。張學良故此認為蘇聯態度軟弱，不久即收回中東鐵路哈爾濱氣象觀測站，驅逐教育廳蘇聯科長菲利博維赤出境，蘇聯亦予為默認。

經過

逮捕蘇聯外交官

1929年5月，東北政務委員會通過呂榮寰、張國忱分別提出的強制收回中東路的議案，決定由呂榮寰、張景惠負責執行。

1929年5月27日，東省特別區警察總管理處處長米春霖接到密報，指稱「蘇聯將在哈爾濱領事館召開遠東黨員大會」。張學良密電東省特別區長官張景惠，由米春霖率領軍警以「俄人宣傳赤化，顯違奉俄協定」為由，突襲搜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逮捕39人，同時搜出並扣押大批文件。被捕人員中，除有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庫茲涅佐夫外，多數是中東路沿線各站、三十六棚地區各蘇聯工廠職工聯合會、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經理或委員。5月29日，張景惠又下令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5月31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釋放其在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五二七事件」的爆發，成為「中東路事件」的開端。6月4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致電張學良，稱外交委員會對蘇有可能「群議絕交」，詢問東北方面有無抵抗的實力。6月5日，蘇聯當局要求釋放其在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表示願意以縮小中東鐵路局長權限作為交換條件。6月6日，張學良密電張景惠、呂榮寰：[12]

「張長官、呂督辦鑒：漢密。上月兩公臨行曾議定對東路施行步驟，進行如何，未敢催促。蘇領館事發生後，則我原定辦法，自宜同時進行。良意對內兩公須將意見交換，謀定後，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針去做，且需極端機密，非重要僚屬，不使參預。對外則東路仍本協定精神，要求履行，繼續以前經過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辦法，則我方須利用此時機出以嚴厲之手段，解散職工會，封閉蘇俄所設商號，其餘檢查電信，限制居民，驅逐不良分子，皆將次第施行，務達我方所希望而後已。望努力為之，有何困難，良當力肩之。取捨及因應方法，即由兩公斟酌緩急，權宜行之。張學良。」

6月13日蘇聯增兵海蘭泡，黑省當局亦調兵赴璦琿增防。6月17日蘇聯增兵滿洲里附近，萬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倫貝爾。

強行收回中東路

6月22日—25日，張學良在瀋陽召開東北政務委員會的對蘇會議，決定改編陸軍屯兵吉蒙邊界，接收中東路方法等問題。中東路歷年鐵路盈餘很多，蘇方局長主張用於建設，修建鐵路，而呂榮寰（中東路督辦兼任中東路中方理事長）等則要按股分利。辦理對蘇外交的東三省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東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書）、鄒尚友（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東北政務委員會機要秘書）、中東鐵路理事李紹庚、范其光等。

7月7日，張學良抵達北平與蔣介石會晤，取得中央政府對強行收回中東鐵路的支持。7月10日下午在北平，蔣介石、張學良、閻錫山、外交部長王正廷、亞洲司司長周龍光、民國駐蘇外交代辦朱紹陽舉行會議。蔣介石決定對蘇強硬、武力接管中東路、防止赤化，與蘇斷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蘇開戰，中央可出兵十萬資助軍費幾百萬銀圓。會議決定收回中東鐵路，驅逐所有俄籍人員之共產主義者的方針，並迅即付諸實行。[13]

7月10日，東省特別區長官張景惠及中東路督辦呂榮寰派軍警及中方工作人員2,000餘人強行收回中東路，接收和查封沿路的機關及設施，將蘇方局長葉木沙諾夫、副局長艾斯孟特等蘇聯高級官員59人驅逐出境，並同時查封中東鐵路蘇聯職工會、青年團、婦女部、童子軍等團體，逮捕蘇聯人200餘名。沒收蘇聯商船隊分公司、貿易公司、火油托拉斯分公司、紡織業托拉斯分公司等。中斷同蘇聯的電報聯絡。關閉並查封蘇聯貿易代表處及國家進出口分局。此即「收回中東路權」事件。7月11日，蘇聯交通人民委員表示希望和平解決中東路問題。張景惠、呂榮寰等未予理會。7月13日，蘇聯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表示願意通過談判解決中東路問題，並提出立即召開會議處理中東路有關問題等3項建議。希望中國三日內答覆，「倘不得滿意之答覆時，蘇聯政府迫於不得已，將取他種方法，以防衛蘇聯之所有權利」。

7月14日蘇軍在中蘇邊境接連舉行軍事演習和利用飛機進行示威飛行等軍事示威行動，對中方展開心理戰。[14]。

7月17日，東北當局發表通牒，內稱「蘇聯的中東路各機關為其赤化中心，依《奉俄協定》之規則，我國於中東路應有收回之權力」，「本月10日關於行政方面之執行事項，若解散鐵路職工會，封存路局地畝，實行正副局長會同簽字權，平均俄華用人權，皆於中東路有直接關係者也……而我於執行者，亦只強迫其履行協定，而非無條件之沒收也。」

蘇方對中方的答覆十分不滿，遂於7月18日發出第二次通牒，並召回駐華使節、商務代表及中東鐵路蘇籍人員，斷絕中蘇間的鐵路交通，驅逐中國駐蘇代表離境，與中國斷絕邦交。蔣介石召集胡漢民、戴季陶、孫科等人開會討論東北局勢。他們一致認為，蘇聯只是恐嚇，不會出兵。若蘇聯出兵，日本也將難以沉默。蔣介石對張學良表示，中央對蘇作戰已有全盤考慮，全國軍隊可隨時增援，繼續鼓動張學良對蘇聯採取武力威脅的強硬政策。7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惟吾人深望能達絕交目的，而後對國內共黨方有徹底辦法耳！」[15]

7月19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梅立尼科夫回國。21日，總領事館首批工作人員回國。

7月20日，蘇聯在黑龍江上扣留中國海城號、宜興號兩艘輪船。7月20日對中東路東端的綏芬河方面進行炮擊（綏芬河戰鬥）.

7月21日至23日，蘇聯駐齊齊哈爾、哈爾濱、海拉爾、滿洲里、黑河、綏芬河領事及海關職員和大量僑民經滿洲里回國。至23日止，蘇聯人經滿洲里回國者已達500餘人，多半為婦女和兒童。23日，中東鐵路500餘名蘇聯員工呈請辭職，代局長范其光（中東鐵路理事會理事）以其「無故辭職違則，妨礙路務」予以免職，至本日止蘇聯員工辭職或離職者593人。

7月23日蘇聯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扣留華輪，除航務局被扣5艘外，商船也有5艘被扣。沿江電報線亦被蘇方割斷。

張學良於7月25日同美國記者鮑威爾這樣說：「中國人民乃愛和平、重公道之人民，尤不願用強權。此次之事，實緣俄人利用中東路為宣傳赤化之根據地，東路許多重要俄職員，皆與赤化運動有關。兩次發覺，證據確鑿，中國當然不能允許，乃迭請理事會同意更換此等赤化有關之俄員，而俄方終不之理。乃取斷然處置，仍以代理名義，委派繼任之人，以明系屬暫局。」

7月26日蘇方在中東路西端的滿洲里朝3個方向進行炮擊。7月28日，蘇軍步兵1個團、鐵甲車3輛、炮4門，到十八里小站，割斷通滿洲里電線，勒令中國軍警撤退。該站駐軍1個排和4名警察，因寡不敵眾，於晚7時撤退。7月29日，蘇軍炮擊中國密山縣當壁鎮。

中蘇8月4日在東甯縣戰鬥。

蘇方回應

在東北軍驅逐蘇聯領事館並逮捕其人員後，蘇聯逮捕在蘇中國商人。8月，中蘇斷交。斯大林在初期對如何做出回應猶豫不決，他懷疑東北軍和國民政府受到英國人、日本人、美國人的資助，因此中國收回鐵路是牽制性行動。斯大林命令成立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從遠東當地招募士兵，還招募伏爾加德意志人，一個獨立的布里亞特騎兵師、和一個蘇聯高麗人獨立營，受原蔣介石最高顧問布柳赫爾指揮。[1]

由於中國東北日本人的存在，斯大林對此有所忌憚。雖然伏羅希洛夫一再催促，斯大林還是猶豫於是否應對中國進行報復。但是，蘇聯駐日本東京總領事從日本一位人脈廣泛的企業家處得到只要蘇聯不過度深入中國境內，日本不干涉蘇聯對中國的攤牌。斯大林於是同意出擊。蘇聯動員包括預備隊、邊防部隊在內，蘇聯紅軍20%的力量前往前線及周邊地區。布柳赫爾起草作戰方案，伏羅希洛夫坐鎮赤塔設置野戰總部[1]。

戰鬥進程

蘇軍投入的T-18。
在草原列隊的蘇軍R-1型輕型殲擊機（Airco型戰鬥機（英語：Airco DH.9A）, DH.9A的複製機型）。

1929年8月6日，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成立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員為瓦西里·布留赫爾（加倫），參謀長阿爾貝特·拉平，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奧古斯特·梅濟斯（俄語：Мезис, Август Иванович）。司令部設在哈巴羅夫斯克。下轄3個步兵師（太平洋步兵第1師、阿穆爾步兵第2師、外貝加爾步兵第35師）、1個騎兵旅（庫班騎兵第5旅），增加布里亞特蒙古獨立騎兵營，總兵力號稱有3萬人之多[16]。 遠東區艦隊的3個艦艇大隊的淺水重炮艦和各類炮艦共14艘，1個掃雷艦分隊，1個航空分隊的14架作戰飛機，以及1個海軍陸戰營，司令雅科夫·奧佐林（俄語：Озолин,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當時就在集團軍參謀從事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羅科索夫斯基任庫班騎兵第5旅旅長。

由於這是當時東北易幟後的中國第一次受到外國的武力攻擊，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通電全國要求抵抗到底[17]。 蘇聯方面則指責中國軍隊和白俄軍隊越過邊境發動襲擊，並在河道當中放置水雷[18]。

而中國一方，張學良率領的舊奉軍為主的東北軍總兵力雖有27萬人之眾，但為了維持治安和防衛滿洲南部，能用來對蘇作戰的人只有10萬人左右。而東北軍也未能得到其他方面的增援[19]。戰事爆發時，東北軍在一線兵力約為6萬人，但是準備倉促。負責中東路東線護路軍的是吉林軍的旅長丁超，西線護路軍是黑龍江軍的旅長梁忠甲，參謀長張文清。王樹常率第一軍駐守東線，胡毓坤率第二軍駐守西線。在裝備方面蘇軍也占據質量優勢。火炮方面，蘇軍擁有包括十幾門重炮在內的大約200門火炮，而中國軍隊只有135門步兵炮而沒有重炮。同時蘇軍因為裝備294挺重機槍和高機動性的268挺輕機槍，也在機關槍方面占據質量的優勢。中國軍隊裝備有重機槍99挺。空軍方面蘇聯配備35架飛機，而中國軍隊有5架。[20]

8月8日，蘇軍百餘名攜大炮2門、機槍3挺，在鷗浦縣街南門外與中國陸軍交戰，互有傷亡。蘇機5架在綏芬河市上空盤旋，鳴「空炮」200餘響，在東山陸軍防所附近及國界三道洞子各投彈1枚，後又來蘇機27架在中國領空飛行數周而去。午後4時左右，蘇軍百餘人占領滿洲里紅山嘴子。夜間進至三卡（即額爾德尼托羅輝卡倫）。8月9日，蘇軍40餘人在距蘿北縣30里之古站設卡兩道。遮斷交通，擄劫行人。同日蘇軍300餘名及軍艦2艘占據距同江90里之胡家柈廠。 　

8月11日，中東路特警第三區警察總署將綏芬河東鐵機務段第四段管內辭差的蘇聯職工53名以「變形罷工」名義解送護路軍總司令部訊辦。8月12日，北兆興鎮三間房、綏濱中興鎮、李家油坊等處被蘇軍2,000餘人分頭占領。蘇軍40餘人乘小船8隻到烏雲縣柳河屯登陸，打死保衛團多人，返回彼岸。 8月13日，蘇聯兵艦兩艘，陸戰隊員300人，飛機兩架，侵入黑龍江省綏東縣境。8月13日，蘇方用大炮攻擊鷗浦縣城，14日早縣城失守，文書檔案被焚毀，縣政府遷至呼瑪縣屬金山鎮辦公。

1929年8月13日，南京政府派參謀部軍事廳長劉光到東北前線視察國防。8月15日，張學良下達對蘇作戰動員令，東北軍一線兵力增至十餘萬人，相對蘇軍略占優勢。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動員東北軍6萬人，組成「防俄軍」：

8月15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向蔣介石報告中蘇交涉情形，表示堅決收回中東路管理權。16日，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新聞記者稱，如蘇兵再侵入，中國將採取強硬的態度。8月16日，張學良在接見美國《芝加哥日報》記者時宣稱：「蘇俄不顧國際信義，蹂躪非戰公約，貿然遣兵，侵入我國境內。我們尊重非戰條約，屢次退讓，以明開釁責任。俄方如再進逼，是甘為戎首，故已準備一切，當出全力，決一死戰。」

在戰壕中展開的中國軍隊。

8月16日，蘇軍步兵兩連、騎兵一連由蘇境阿巴該圖向扎蘭諾爾中國陣地射擊，雙方戰鬥2小時，互有傷亡。午後2時30分，蘇軍步、騎、炮約一師兵力，由阿巴該圖越境，向扎蘭諾爾站進攻，炮擊東北軍陣地，雙方激戰5小時，蘇軍始退。根據當時臚臏縣縣長齊肇豫電稱：「俄軍此次越境，據聞意在破壞扎站鐵橋、斷絕交通」。

8月17日，中國國民政府發表對蘇聯交戰宣言。17日，中國當局停發蘇聯人員的出境執照。

蘇軍以中東鐵路西端的滿洲里——扎賚諾爾方向為陸上進攻的主要方向，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在滿洲里當面總共出動6,091名步兵，1,599名炮兵，配以包括76.2毫米以上火炮88門火炮（不包括步兵團屬火炮），32架作戰飛機，3輛裝甲列車，9輛T-18輕型坦克。陸軍部隊包括：步兵第18軍的第35，第36步兵師；第5騎兵旅；布里亞特蒙古騎兵營；裝備T-18坦克的1個獨立坦克連，第6航空分隊，第25航空分隊，第26轟炸機中隊，第18軍屬炮兵營，第18工程營，以及1個鐵道兵營。步兵第21師留在赤塔作為預備隊未參戰。東北軍方面在滿洲里——扎賚諾爾方向防禦的是梁忠甲的第15混成旅和韓光第的第17混成旅。8月17日蘇軍即開始對滿洲里、扎賚諾爾、扎蘭諾爾的中國軍隊展開攻擊。駐滿洲里梁忠甲旅長報告戰況稱，所屬三十八團、四十三團午後與來犯蘇軍步、騎兵一個團作戰4小時，現仍處於對峙中。蘇軍在阿巴該圖附近有一個師以上兵力，並有特種部隊。蘇軍襲擊海拉爾交涉員所屬的七卡、八卡，雙方交戰一晝夜，中國軍隊敗退。

8月18日晚10點30分，蘇軍又開始向扎賚諾爾東北軍第43團2、3營陣地攻擊。8月19日下午一時，扎賚諾爾四十三團陣地對面蘇軍又增兵約六、七百名。五時，蘇軍又出動飛機五架由阿巴蓋圖向十八里小站飛來，8月19日，蘇軍攻陷綏濱縣城。8月20日早6時，蘇軍用鐵甲列車運兵200餘名，向梁忠甲部騎兵十團進攻，戰鬥1小時左右蘇軍退去。8月23日發生密山戰鬥。8月25日，蘇軍步騎兵四百餘名，在扎賁諾爾駐軍四十三團陣地右前沿約千米處構築工事。

張學良於1929年8月25日在對中外記者談話中指出：「外人對東省此次舉動，所多誤解，認為系收回東路，破壞條約，實則吾人決無破壞1924年中俄協定、奉俄協定之意，因中國既經簽字，決不願破壞之」，「中國並無根本收回該路之意，所求是在免去此等運動赤化之俄員職務而已。且此次之事，中東路乃其極小問題，真正要點完全在俄人以中國作赤化根據，吾人不得不為自衛之處置。」

8月28日至30日發生汪清戰鬥。

8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員會特派員郭同抵瀋陽，與張學良商談。張學良表示，對蘇交涉遵照中央意旨辦理。中央政府表示的全力支持，堅定張學良的抗俄決心。

8月31日，蘇軍大船炮轟黑河察哈彥等三卡倫，卡房被焚毀。9月4日，蘇軍以異常猛烈的火力向駐紮蘭諾爾的四十三團、三十八團陣地右翼轟擊。9月9日下午4時，蘇軍約一個團，在大炮掩護下，由十八里小站方面向滿洲里車站中國軍隊發起猛攻。晚8時30分，蘇軍撤退。下午4時，蘇機8架轟炸綏芬河車站，中方傷亡50餘人，一團長受傷。9月16日夜，蘇軍百餘名襲擊臚臏縣庫克多博卡哨卡，焚毀卡房。

9月18日蘇聯政府向各國大使宣布，關於中東鐵路問題，蘇方始終主張和平解決，而中國態度虛偽，毫無誠意。認為今後之交涉無望，以前經過德國調停一切交涉斷然中止。此後對於中俄國境惹起一切不祥事件之責任，蘇概不承擔。蘇軍於9月19日攻陷綏濱。

9月28日，蘇軍200餘人攻打畢拉爾河（即十一卡），打死卡官呂得祥；打死打傷卡兵及男女百姓百餘人。室韋縣長及九卡、十卡亦先後退至河塢以南。

10月2日，蘇軍步兵千餘人向滿洲里三十八團三營陣地進攻，雙方戰鬥激烈。滿洲里之戰爆發，隨後又不斷以飛機大炮掩護向滿洲里車站各陣地進攻，雙方戰鬥到3日晨。

10月4日，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擬定《國民義勇軍組織條例》，內稱，「赤羌寇邊，首在抗禦，凡屬國民或團體有為國犧牲效命疆場之志願者，投為義勇兵、義勇軍」。條例規定，名義上屬個人者，定為國軍義勇兵，屬於團體者定名為國民義勇軍。

戰鬥進行最激烈的10月到11月之間，蘇軍大幅增強己方戰力[21]。據中方的觀測，蘇軍在中蘇邊境部署海陸空將近8萬人規模的軍隊[17]

在東線，經過三江口、同江、富錦三次戰役，蘇軍連連得手，東北軍節節敗退。雅科夫·奧佐林指揮的遠東區艦隊（俄語：Амур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Флотилия）與東北軍松花江江防艦隊交火。當時，遠東區艦隊轄3個艦艇大隊、1個掃雷艦中隊、1個航空隊（14架飛機）和1個陸戰營。1929年10月12日凌晨五時，在松花江匯入黑龍江之處爆發三江口水戰，據中方偵查的參戰蘇聯艦艇包括：斯加斯克率領的旗艦「斯維爾德洛夫」號淺水重炮艦、「孫中山」號淺水重炮艦、「紅色東方」號淺水重炮艦，「列寧」號淺水重炮艦、「紅旗」號內河炮艦、「無產者」號內河炮艦；計有152毫米大炮4門，120毫米大炮26門，85毫米高射炮6門，37毫米高射炮8門並有飛機十餘架支援。由於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和江防艦隊艦隊長尹祖蔭都離開同江前線，東北江防艦隊則由「江亨」艦長尹祚干代理指揮「利捷」（旗艦）、「利綏」、「江平」、「江安」、「江泰」等六艘淺水炮艦，及「東乙」號武裝駁船作為拖拽炮台。除「江亨」為550噸，「利濟」為360噸，其餘均在200噸以下，全艦隊120毫米炮5門。江平、江安、江太、利捷、東乙等5艦被擊沉，利綏艦受重傷逃回富錦。中方聲稱擊傷蘇聯2艘、擊沉1艘軍艦，擊落2架戰機；但據蘇方記錄，蘇軍戰死5人，負傷24人。三江口水戰同時，蘇聯兩艘炮艦掩護「勞動」、「卡爾·馬克思」、「馬克·瓦良金」、「巴維爾·茹拉夫列夫」號四艘武裝輪船搭載步兵第2師沃羅恰耶夫團的一個營四百多人在同江縣城以東約5公里處登陸，進攻中國軍隊駐地。守衛該地區的東北海軍陸戰大隊和陸軍第九旅的孟昭林營協同抵抗，擊退蘇軍的首次攻擊。東北軍損失慘重，傷亡官兵500餘人，海軍陸戰隊大隊長李潤青以下70餘人被俘。第二天蘇軍撤出同江縣城。沈鴻烈星夜趕回富錦。10月14日，東北軍先後把6隻拖船、2隻商船和2艘軍艦沉在富錦下游14公里處的航道上，形成堵塞線；並在附近設置堅固的炮兵陣地和長達13公里的掩體線，破壞從同江到富錦公路上所有橋梁。在同江之戰中，據沈鴻烈報稱，東北海軍傷亡500多人（包括海軍陸戰隊），軍艦被擊沉4艘，重傷1艘，「海駿」號炮艇（45噸）被蘇軍俘獲，改名「Pobieda」號；陸軍陣亡營長孟昭林以下軍官17名、士兵350名；中方公布蘇軍飛機被擊落2架（也有資料稱是1架），蘇聯軍艦被擊沉3艘，傷4艘，人員傷亡300餘名。

10月15日，蘇駐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之蘇聯人員被東省特別區法院判刑。10月18日蘇軍在同江前線完全撤出國境後，東北軍第九旅的路永才、張佐臣兩個團收復同江縣城。10月19日東省特區當局以「有接濟共黨嫌疑」，對蘇聯遠東銀行實行監管，由市政局，總商會和銀行公會組成保管遠東銀行財產委員會。10月21日南京外交部電令駐德國公使蔣作賓中止與蘇聯談判。

10月30日，遠東區艦隊（俄語：Амур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Флотилия）司令雅科夫·奧佐林由蘇聯遠東特別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授權，負責指揮進攻並消滅富錦一帶中國軍隊。他把所轄的兵力編為兩個組，第一組為突擊隊，由他親自指揮，包括淺水重炮艦「紅色東方」號、「孫中山」號，炮艦「紅旗」號、「無產者」號、「布里亞特人」號，布雷艦「有力」號，裝甲艇「巴爾斯」號和兩艘掃雷艦，其任務是殲滅停泊在富錦的江防艦隊殘部。第二組由步兵第2師師長И·奧奴弗里耶夫指揮。該組編有淺水重炮艦「斯維爾德洛夫」號，炮艦「貧民」號和運輸隊的輪船，負責運載沃羅恰耶夫團和第五阿穆爾河團登陸，攻占富錦；另有「列寧」號淺水重炮艦，任務是掩護突擊隊，派遣水兵占領同江，並負責掩護艦隊主力後方。中國方面，陸軍集中兩個步兵旅、三個騎兵團和一個警察隊；海軍方面，「江亨」艦駐守富錦，「利濟」艦駐守綏濱，「利川」號拖船在富錦以東30華里的高家屯，「江清」艦和艦隊長尹祖蔭在依蘭。31日早9時，蘇艦7艘突然破壞攔江索，進入富錦江岸，與中國軍隊激戰，有少數騎兵登岸。中方的"利綏"，"利川"艦先後自沉只有"江亨"艦參戰，但僅發炮三發便自沉，此即富錦戰鬥。午後7時，蘇船21艘由松花江上駛，騎兵一部由吐子元上陸，節節進逼富錦。9時，蘇艦7艘靠近富錦江岸，步兵第2阿穆爾師步騎炮兵約六七百名登陸。東北軍不戰自潰，11時富錦縣城被占。中國軍隊退向樺川。蘇軍將「文武機關分別焚燒」，通訊機關盡數破壞。將錦昌火磨等「所有麵粉」「分給貧民」，並將「械彈及軍需品盡數掠去」。11月1日晚，蘇軍步騎炮兵由東門撤走。2日晨蘇艦陸續撤走。據蘇方記載，此戰有近300名中國軍人戰死，數千人被俘，而蘇軍只死亡3人，傷11人[22]。中方松花江艦隊全軍覆沒，同時有9艘商船被抓捕。11月初，北方天寒地凍，江水結冰，蘇聯軍艦退往哈巴羅夫斯克，其步兵、騎兵也從陸路返回，東線戰事基本結束。11月11日成立哈爾濱戒嚴司令部，15日宣布戒嚴。

西線的主要戰場在滿洲里與扎賚諾爾一帶。從1929年8月起，這裡的衝突接連不斷，發生大小戰鬥100餘次，蘇軍侵入中國內地百餘公里。進入11月，戰事升級，蘇軍後貝加爾集群司令沃斯特烈佐夫，轄步兵第21、第35、第36師，騎兵第5旅，331挺重機槍，166挺輕機槍，32架作戰飛機，3輛裝甲列車，58門輕炮，30門重炮，9輛T-18超輕型坦克。中方約1.6萬人。主要有扎賚諾爾戰役、滿洲里戰鬥、海拉爾戰役三次戰役。

1929年11月16日深夜11點，在滿洲里當面的蘇軍隱蔽進入預定出發陣地。11月17日凌晨3時庫班騎兵第5旅（旅長羅科索夫斯基）從阿巴蓋圖伊（俄語：Абагайтуй (село)）出發，步兵35師尾隨其後，越過額爾古納河結冰的河面，沿額爾古納河東岸向扎賁諾爾的中國駐軍後方迂迴。中午在該城以東10-12公里處切斷濱洲鐵路，從城東進攻扎賁諾爾。在8輛T-18坦克（另2輛因機械故障未趕到戰場）和戰機的配合下向達賚諾爾數度進攻。11月18日晨，蘇軍騎兵第5旅向守備達賚諾爾的中國軍隊第17旅7千人發起進攻，旅長韓光第、團長張林雨戰死[23]，蘇軍戰損一輛坦克。11月18日夜，蘇軍第35師繼續圍攻達賚諾爾；蘇軍主力乘勢從達賚諾爾西進，轉向滿洲里。11月19日拂曉後，滿洲里守軍向東突圍，7輛T-18支援蘇軍第36師步兵第108團從東向西進攻滿洲里，在密集的炮火準備後發起攻擊。當地守備的中國軍隊第15旅被蘇聯軍隊包圍，在旅長梁忠甲、參謀長張文清以下近250名軍官逃往日本領事館，11月20日之後向蘇軍投降（滿州里戰鬥）[20]。據蘇方記載，在達賚諾爾和滿州里的戰鬥中，中國軍隊1,500人以上戰死、9,000人以上被俘，而蘇聯方面則死亡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中方大炮30門、裝甲列車2列被蘇軍俘獲。

蘇軍聲稱興凱湖方面的中國軍隊進攻伊曼（今達利涅列琴斯克），蘇軍以自衛的名義由蘇軍沿海州軍團和第1太平洋射擊步兵師團於1929年11月17日開始轟炸密山，太平洋第1師和騎兵獨立第9旅的部隊向離邊境40公里遠的密山開進。蘇聯方面的記錄顯示，中國軍隊死傷1500餘人被俘135人。蘇軍繳獲機關槍6挺、迫擊炮6門、馬500匹、迫撃砲6門、馬200頭和大量機密文件。蘇方的開戰藉口被認為是偽造[24]。

11月23日蘇機12架轟炸海拉爾。呼倫公安局等自海拉爾向博克圖站撤退。24日蘇軍攻占海拉爾。據蘇方記載，27日占領海拉爾時幾乎沒有抵抗。蘇軍在發現博克圖的中國軍隊殘部之後立即出動空軍於28日對博克圖站和中方軍隊實施轟炸。[21]。

蘇軍進攻路線圖
松花江艦隊「利綏」（舊德國海軍炮艦祖國號）德軍服役時期的照片。該艦參加同蘇軍的戰鬥。

11月25日黑河市政籌備處令佛山縣停止辦公，辦理遷移事宜。11月26日黑龍江省政府和東北邊防軍司令官公署決定，從本日起在齊齊哈爾宣布戒嚴，並委任竇聯芳為臨時戒嚴司令，所有駐省軍警均歸該司令指揮。

戰爭結果

中國軍隊損失巨大。一說戰死1,690人，負傷2,210人，被俘6,900人，失蹤1,800人[20]。蘇聯一側的資料則顯示被俘人數達到9,500人。

戰後遠東區艦隊有63名官兵榮獲紅旗勳章。

為表彰東北軍為保衛國家進行的戰鬥，國民政府新設青天白日勳章，把第一號到六號勳章頒發給張學良、王樹常、胡毓坤、于學忠、鄒作華、沈鴻烈六位將領。

戰後交涉

中國政府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求和，承諾恢復蘇聯對鐵路的控制並「解除白衛軍的武裝，將其組織者和煽動者從中國東三省鐵路驅逐」，並呼籲各國派遣調查團前往實地調查侵略蘇聯真相。張學良派出蔡運升與蘇聯談判。美國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做出回應，並要求英法一同參與。12月1日，美英法三國共同發布聲明譴責蘇聯行為違反《非戰公約》，並表示願意調停。12月3日，英、美、法三國照會中蘇兩國，要求蘇、中停止戰爭。但蘇聯拒絕第三國參與調停，建議蘇、中兩國協商解決。張學良接受蘇聯的建議，決定停戰議和，和平解決中東鐵路衝突。經過談判，12月3日東北方面談判代表蔡運升與蘇聯代表斯曼諾夫斯基在雙城子簽訂了《停戰議定書》。規定東北當局將中東鐵路理事長呂榮寰撤職，由蘇方推薦中東鐵路局正、副新局長；雙方重申遵守中俄、奉俄兩協定。5日，蔡回瀋陽報告。5日呂榮寰辭去中東鐵路督辦職務。12月6日，東北政委會決定承認《停戰議定書》，並派蔡運升為正式會議代表。11日，郭福綿代理中東鐵路公司督辦。

12月16日蔡運升與蘇方代表斯曼諾夫斯基（Арсений Арсеньевич Симановский）、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開始中蘇預備會議談判。

1929年12月20日，在國民政府明確指出未授權蔡運升簽約的情況下，蔡運升在伯力（哈巴羅夫斯克）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協議規定兩國立即息爭，中東鐵路恢復中蘇合辦，蘇軍儘速退出滿洲里，彼此釋放所俘軍民，重設領事館。議定書恢復了蘇聯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東鐵路的一切權益，「中東路事件」基本得到解決。草約正本存東北政委會，副本送外交部，內容：（1）東鐵恢復一九二九年七月以前狀況。（2）雙方開釋拒捕僑民。（3）雙方尊重主權之獨立。（4）雙方恢復一部分領事館，蘇聯恢復東省各處領館，中國恢復遠東各處領館。（5）雙方恢復營業機關。（6）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一日以後，東鐵路局所發布之命令，由新理事會分別徹去。（7）一九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開正式會議。（8）雙方平均用人，裁撤白俄，補用華工。（9）雙方即日撤兵。（10）本約自簽字日起發生效力。

12月底，蘇軍開始撤軍，但繼續占領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面積達36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島等中國領土。中國方面則釋放了衝突發生以來逮捕的蘇方人員1400餘名。蘇方推薦魯德義、簡尼索夫為中東鐵路正、副局長。1930年1月10日被蘇軍俘虜的東北邊防軍第十五旅旅長梁忠甲及所部官員自伯力回國，抵達滿洲里。17日調回黑龍江省城整補。3月4日梁旅再次調駐滿洲里，

對於「伯力協定」，南京國民政府發表聲明，明確宣布蔡運升無權草簽「伯力會議記錄」，因而對「伯力會議記錄」不予承認，並將蔡運升等人撤職查辦。從1930年12月4日至1931年10月7日，國民政府派莫德惠與蘇聯交涉，先後就中東鐵路問題舉行過25次會議，始終未能取得結果。

各方態度及影響

南京政府

蔣介石與南京政府雖然支持張學良發動收回中東鐵路、驅逐蘇聯商業機構的行動，但對於《伯力協定》的簽訂，南京政府一直持反對態度，蔣介石本人也是不同意的。張學良與蘇聯簽署的《伯力協定》，南京政府對此並不承認，並稱以張學良為首的地方代表無權參與國與國之間的談判，這是一項超越了東北軍代表權限的談判。

對張學良的影響

中東路事件對張學良的衝擊也是巨大的。1905年日俄戰爭證明日本軍力尚在俄國之上。東北軍面對蘇聯紅軍一敗塗地，毫無反抗能力；面對盤踞已久的關東軍應該更甚。中東路事件後，張學良對日交涉，採取了徹底的妥協退讓路線。兩年後面對突如其來的「九一八事變」，蓄意已久、周密準備、洶湧而來的日本關東軍，張學良擔心東北軍孤軍作戰，做出「無謂的犧牲」，因而提出了「全國抗戰論」。1931年9月18日深夜，張學良在他治療重症傷寒病所住的北平協和醫院召集在北平市的東北軍高級將領開會，會上張學良說:

當時各將領亦以張學良的主張為然，連夜即照榮臻所報告的內容電報南京中央政府。[26]張學良在接見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國會代表時說：「我姓張的如有賣國的事情，請你們將我打死，我都無怨。大家愛國，要從整個去做，總要使之平均發展。欲抵抗日本，必須中國統一」。張學良對形勢判斷的依據是：中東路事件中，蘇聯是被動的，準備不充分，而東北軍是做了充分準備的，東北軍尚且失敗；「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蓄謀已久的，早已作好充分準備，東北軍孤軍奮戰，又談何能取勝？1904年的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日蘇相比，日軍當時戰力強於蘇聯遠東部隊，那麼，東北軍與蘇軍作戰都打不過，更何況要面對比蘇聯態度和戰意更加強硬的日本人了。

實際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大勝俄羅斯帝國海軍，而日本陸軍面對俄羅斯帝國陸軍則付出巨大傷亡後慘勝，陸戰中乃木希典兩個兒子均陣亡，且距中東路事件時年代已久遠；另以方面前俄羅斯帝國軍人面對蘇聯紅軍一敗塗地，毫無反抗能力，蘇軍面對盤踞已久的關東軍應該更甚。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後，年輕缺乏經驗的張學良難以服眾，東北軍面臨內部分化。1929年1月11日，天還未明，張學良於奉天（瀋陽）大南門裡的大帥府內「老虎堂」誘殺了藐視之的東北軍重臣楊宇霆和常蔭槐，此後各將領均以張學良的主張為然。

1933年，下野後的張學良遊歷歐洲，通過駐法國大使顧維鈞和馬占山向蘇聯提出去參考觀察的願望。蘇方以有損日蘇關係婉拒。1936年8月，張學良兩次與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談，提出訂立「中蘇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

1990年，張學良向唐德剛口述了自己的一生，整理後正式出版。該書7萬多字內容中，關於中東路事件僅僅139個字。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認為中東路事件發生的原因是「蔣介石執行親帝反蘇的外交政策，指使東北當局以武力奪占中東鐵路」[27]。

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192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東路事件滿洲省委的指示信》。指出「中東路事件不是蔣介石或張學良某一軍閥的單獨行動，而是他們在帝國主義指使下的共同行動，中蘇共管中東路，在於不使中東路單獨交給國民黨政府，作為帝國主義反蘇戰爭的根據地，國民黨軍閥所謂收回中東路自管，是欺騙群眾，真意是想利用中東路事件掩蓋其出賣民族利益的行動，從而轉移群眾視線，使群眾走上反蘇的道路。」[27]指示信要求，省委必須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對付這一事件。

1929年7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就中東路事件寫給中央的報告指出，經過幾次討論，省委認為：

  1. 中東路事件雖然是由國民黨軍閥出頭，但它仍然是帝國主義對蘇聯武裝進攻的開始；
  2. 那種認為帝國主義加緊同蘇聯的矛盾，會減輕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3. 這一事件的前景會促進世界大戰的爆發，使戰爭的準備時期更加縮短。[27]

7月22日，省委把對形勢的分析意見寫成政治通訊，發給各級黨組織，並責成各級組織和黨員除了秘密的宣傳、鼓動外，還要利用公開的可能，通過出版刊物、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等各種形式擴大宣傳，以「啟發群眾的覺悟」。

7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的42號通告。

陳獨秀等人則因反對「武裝保衛蘇聯」而遭到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劉伯承、葉劍英、黃平和伍修權等人響應蘇聯的號召，參與「遠東工人游擊隊」，整個游擊隊共有三百餘人，分為四個中隊。游擊隊本來計劃協助蘇聯進攻，但由於衝突很快結束，並未實際參戰[28]。

中國共產黨在蘇聯進攻中國東北的中東路事件中，積極維護蘇聯利益，贏得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的讚譽：（節錄）

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七次代表大會的前夜）：
...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中，在群眾的前面，提出「武裝保護蘇聯」的口號。...號召並組織群眾去進行英勇的鬥爭，去反對自己的政府、中國的軍閥和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在中東路事件中，表示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模範。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革命運動歷史上最光榮一頁，而且也是共產國際和國際工人運動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29]

隔天，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具體指示中國共產黨日後的工作任務，中共代表團王明，便依據其指示與國際會議決議文，於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發表八一宣言。

結果

中國與俄羅斯2008對撫遠三角洲（黑瞎子島）的歸屬的簡明地圖。

中國軍人死傷及被俘人員至少9,900餘名（死亡2,000名，受傷1000－2,000名，被俘6,900－8500名）。據蘇方統計，蘇軍被擊斃821人[1]，受傷729人。

中東路事件對中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知道以當時的軍事力量，同時對抗侵占蒙古的蘇聯和意圖入侵滿洲的日本，是暫時無法辦到的。

中東路事件對日本加速入侵中國，起到了重大的促進作用。蘇聯勢力的擴張使日本關東軍更加急迫的想在滿洲採取行動，而東北軍的迅速潰敗，暴露了這支軍隊外強中乾的實際情況，也堅定了關東軍繞開東京方面、單獨在東北採取行動的信心以及決心。兩年後（1931年），關東軍便發動九一八事變。

張學良、王樹常、胡毓坤、于學忠、鄒作華、沈鴻烈雖未能於該役獲勝，但是積極抵抗蘇聯紅軍的態度與立場，讓他們獲得了中華民國國軍首批青天白日勳章。

斯大林因此次勝利而狂喜：「明顯，我們遠東集團軍的人讓（中國人）嚇破了膽」。1929年12月5日，斯大林對正在休假的莫洛托夫自誇道：「我們非常粗暴地回絕了美英法干預的企圖。我們別無選擇。讓他們知道布爾什維克是什麼樣的！我認為中國的地主們以後不會忘了遠東軍給他們的教訓」。遠東軍被授予了紅旗勳章。[1]

蘇聯的軍事行動加深了波蘭和法國外交官的擔憂[1]。

1935年3月，蘇聯又將中東路讓售予滿州國[30]。

中東路事件期間，蘇占據中國領土黑瞎子島，這是日後中俄在領土爭端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該領土爭議一直持續到2004年以協議方式，使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島領土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半個黑瞎子島正式從俄羅斯移交至中國。

註釋

  1. ^ 漢名加倫，北伐時曾任國軍顧問
  2. ^ 中國東方鐵路衝突，俄語：Конфликт на Китайско-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е
  3. ^ 遠東衝突，俄語：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參考文獻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Stephen Kotkin. Stalin:Volume 2.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29-30. 
  2. ^ 劉志青. 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 黃河出版社. 
  3. ^ Bisher (2005)，第298頁.
  4. ^ Jowett (2017)，第63, 64頁.
  5. ^ Нечае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Nechaev, Konstantin Petrovich]. Hrono.ru. [2018-07-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23） （俄語）. 
  6. ^ 6.0 6.1 6.2 6.3 Jowett (2017)，第65頁.
  7. ^ Jowett (2017)，第66頁.
  8. ^ Jowett (2017)，第62頁.
  9. ^ 9.0 9.1 Jowett (2017)，第63頁.
  10. ^ 《张学良口述历史》 作者: 张学良 口述 / 唐德刚 撰写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ISBN 9787801668431. [2013-02-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16）. 
  11. ^ 王家楨：《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片段》，方正等編《張學良與東北軍》，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173頁。
  12. ^ 《致張景惠呂榮寰電》，《張學良文集》（一），新華出版社，1992年，第191頁。
  13. ^ 《張學良年譜》（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6年版，第374、375頁。
  14. ^ スラヴィンスキー、200頁。
  15. ^ 《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1988年版，第34頁。
  16. ^ スラヴィンスキー、203頁。
  17. ^ 17.0 17.1 サンケイ新聞 1976, pp.135-136
  18. ^ スラヴィンスキー、204頁。
  19. ^ 軍令部「北満國境に於ける蘇支両軍の対抗」『海軍省公文備考 Ｔ 事件 巻6』（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C04016969000）
  20. ^ 20.0 20.1 20.2 先島襄 『滿州帝國』（1巻） 文藝春秋〈文春文庫〉、1983年、43-44頁。
  21. ^ 21.0 21.1 スラヴィンスキー、206-207頁。
  22. ^ 引用錯誤：沒有為名為slavinsky205的參考文獻提供內容
  23. ^ サンケイ新聞 1976, p.135
  24. ^ スラヴィンスキー、205-206頁。
  25. ^ 蔣介石於1931年8月16日曾有一「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告東北各軍事負責長官一體遵守。
  26. ^ 《張學良傳》 Archive.is的存檔，存檔日期2013-11-06作者：范克明 周亞蘭，長江文藝出版社
  27. ^ 27.0 27.1 27.2 人民网：一代伟人刘少奇. [2008-10-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4）. 
  28. ^ 伍修權. 《伍修权回忆录》.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0685937. 「...我曾被派往伯力蘇軍遠東司令部工作，聽說劉伯承也在那工作，還是『遠東工人游擊隊』的司令。雖然中東路衝突很快結束，這支工人游擊隊並沒有參戰，但劉伯承...」 
  29. ^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基本文件——從共產國際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 文學出版管理局印行. 1935年: 16頁. 
  30. ^ 陳正茂. 中國近代史. 文京圖書. 1999年. ISBN 957-512-263-1. 
  • Bisher, Jamie. White Terror: Cossack Warlords of the Trans-Siberian. London, New York City: Routledge. 2005. 
  • Elleman; Bruce A.; "The Soviet Union's Secret Diplomacy Concerning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1924–192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3 (1994), S. 459–68.
  • Jowett, Philip S. The Bitter Peace. Conflict in China 1928–37. Stroud: Amberley Publishing. 2017. ISBN 978-1445651927. 
  •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The Damned Inheritance.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nchurian Crises. 1924–1935, Ann Arbor 1974.
  • Patrikeeff, Felix; Elleman, Bruce A.; Kotkin, Stephen; Railway as Political Catalyst: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and the 1929 Sino-Soviet Conflict, in: Manchurian Railway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Basingstoke 2002, ISBN 0-333-73018-6
  • Patrikeeff, Felix; Russian Politics in Exile: The Northeast Asian Balance of Power, 1924–1931, in: Manchurian Railway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Basingstoke 2002, ISBN 0-333-73018-6
  • Walker, Michael; The 1929 Sino-Soviet War; Lawrence Ka. 2017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Kotkin, Stephen. 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 New York: Penguin. 2017. ISBN 978-1-59420-380-0. 

參見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分類：中東路事件
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中東路事件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中东路事件&oldid=84927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