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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讲述中国上海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史。

背景

1965年4月9日，被称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去世。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任市长。

前期

红八月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6月10日后，上海市委向29所大学派出6个工作队，向489所中学派出168个工作队，未派工作队的单位派联络员。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5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代表大会，宣布撤走工作队。8月，上海各校卷起了“斗鬼风”，大批教师被批斗。据统计，上海1966年6月1日至9月30日，各单位“被打和较严重体罚的人数为6665人”。

8月11日，上海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复旦大学外语系“红卫兵战斗小组”成立。几天内所有大中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最初的上海红卫兵组织只允许红五类加入，核心人物大多是干部子女。9月12日，“上红总部”（“上海红卫兵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正式成立大会。9月26日，“上红大专总部”（“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上红总部”和“上红大专总部”合办机关报《红卫兵》报。

8月23日，北京学生“破四旧”的消息传到上海，8月23日，《新民晚报》宣布改名《上海晚报》。改名潮席卷上海，大量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发生大量打人事件，8月24日，市委口头通知各级党委《十条》来约束学生。据统计，9月1日至9月25日，上海市区被打者一万余人，打死11人。8月29日，上海开始大规模抄家，抄家风迅速殃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被抄家，不堪凌辱而自杀。据记载，9月份不完全统计，发生自杀事件704起，死亡354人。曹荻秋9月4日讲话说“上海的红卫兵抄了五千家”，9月18日说上海搜出黄金48万两，“是北京的10倍”。据当时的统计，到10月10日，全市有9260余人被遣送回乡。

李逊指出，上海最初的红卫兵“被视为保守派组织。红八月的诸多暴行，应该算在此时的红卫兵头上。”

组织起来

8月31日，三十多个北京学生冲击省市委办公处，是为“八·三一”事件。此后，南下的北京学生与支持上海市委的人展开辩论。市委保卫者写出了许多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署名“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的《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和署名杨富珍的《给毛主席的急电》。这两张大字报是市委一些干部直接出面组织的。

9月11日，“首都一司”南下上海，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下兵团”，共二千名大学生、一百名中学生。这批学生仍热衷于批斗“黑六类”、“破四旧”、“血统论”，而且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9月下旬，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上海市委，要求南下学生返回北京。9月28日，南下学生返京。

10月，“首都三司”的大批造反派红卫兵来到上海。

10月5日，“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简称复旦“红革会”）成立。10月12日，在上海体育馆召开“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市红革会”）成立大会。10月18日，“东方红公社”宣布成立，随后串联组建全市性组织，11月3日，在华东纺织工学院第二食堂召开“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成立大会。10月21日，“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布成立，负责人安文江，不久加入11月22日在文化广场成立的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12月底，红三司分裂出“红上司”。10月底，保守派开始成批倒戈，造反派学生逐渐成为多数派。

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0月19日，市委发出《市委关于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的通知》，宣布停止各校党委（总支、支部）对文革的领导。

11月4日开始，红卫兵开始强行进入各校档案室枪黑材料。市红革会主办，红三司、红上司、红西南等参加，近万红卫兵在文化广场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

安亭事件

主条目：安亭事件

自从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

”

张春桥

工总司（全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6年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得到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文件规定做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11月10日，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他们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1000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列车（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一说30小时）。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引起北京震动、外电的报道。

11月1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到安亭劝说前，14次特快列车被放行。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1月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这被印成传单在全上海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1月16日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

《解放日报》事件

主条目：《解放日报》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是指1966年11月底至12月初，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强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事件。

1966年11月25日，聂元梓在江青授意下，在上海召开“红革会”和外地束沪的红卫兵联合会议，“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总司令部”合办的《红卫战报》第9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11月27日，“红革会”要求把这一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夹在一道、同时发行。理由是《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红卫战报》来“消毒”。此事当即遭到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的拒绝。

11月29日晚10时左右，市“红革会”一个常委带领二三百人来到市报刊发行处，再次要求将《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又一次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冲进解放日报社，向报社负责人提了三项要求：

1. 《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
2. 《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3. 要把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他们。

这些要求遭到报社负责人的拒绝。于是“红革会”总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进驻报社，逼迫报社同意他们的要求。11月30日凌晨1时左右，“红革会”从各个学校调集大批人员，冲进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社大楼，占领了楼下的发报间、会议室、礼堂和一些办公室。并成立了“火线指挥部”。“红革会”强行扣住《解放日报》，不让发行。上午，红卫兵进驻报社，迫使《解放日报》停刊。30日下午。“红革会”一些人进一步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联合司令部”和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铁骨红心战斗兵团”也发表声明，支持“红革会”的行动。

“赤革会”（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聚集了数千人前往解放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表示对“红革会”的声援。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100余人，参加进驻解放日报社。以王洪文为首的“上体司”头头也带了“尖刀班”，以“先遣队”的名义进入解放日报社，参加了“火线指挥部”，使“红革会”为首的红卫兵造反队伍扩大。在几天中，造反队伍占据了报社编辑部的办公室，使记者采访中断，编辑无法正常工作，稿件文件和图书大量流散。

解放日报社被占领，《解放日报》被停止发行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发表声明。反对“红革会”的无理行动，提出四点意见：

1. 《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
2. 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红革会”应尽快撤出解放日报社；
3. 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与“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4. “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随后，先后约有50万群众来到报社。12月3日早晨，“工总司”和“红革会”一些人，绑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他们挟持李干成一起去揪市委书记曹荻秋，结果没有找到曹荻秋。他们到华东医院把正在就医的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揪到解放日报社，并挟持韩哲一、李干成去驱散报社外面的群众。里边造反派用办公桌、玻璃、木条等堵住报社大门，外边群众猛力往里冲，把一张乒乓球桌撞了个洞，造反派就把蒋文焕推到洞口堵，直到蒋文焕被折磨得面色苍白，休克过去，报社职工将其急送仁济医院抢救。蒋文焕后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十余名领导干部和报社工作人员遭受人身迫害。

12月3日下午，“赤卫队”总部散发《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的传单。主要内容是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不允许《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红革会”、“工总司”立即撤出报社。与此同时，解放日报社多数职工组织的“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兵团”和报社印刷工人组织的“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也印发了《解放日报事件真相》和《告全市革命群众书》，其中提到：“尽管五天来报社情况严重……但我们一直坚守岗位，坚持编辑，印报，报纸的出版一天没有停止。所有印好的报纸，都完好的保存在仓库里。”

12月5日晚，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解放日报事件的意见》的文件，大意是：“总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中央文革”的巨大压力下，市委书记王一平和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到解放日报社与“红革会”代表谈判，被迫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签字。12月9日，造反派全部撤离报社。

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事件是1966年年底上海工总司（全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赤卫队（全名“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在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常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6年12月23日下午，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夺取新的胜利大会”，三十万人参加。赤卫队提出承认赤卫队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等八条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长曹荻秋最后签字。24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认为曹荻秋签字是政治立场错误。25日下午，工总司等八个造反派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为夺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新胜利誓师大会”，会上，曹荻秋声明签字作废。25日晚，赤卫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人赴北京。26日晚，赤卫队总部开会，决定去康平路请愿。27日上午，调集来的赤卫队队员开始涌入康平路市委大院。至28日下午，近2万人涌进大院，要求曹荻秋接见。

28日晚（或29日凌晨），张春桥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文静，文静随即打电话给徐景贤。徐景贤向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传达张春桥指示说：“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桃子就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派，赶紧动员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29日清晨，徐景贤召集会议传达张春桥指示（王洪文未参加会议）。29日，在北京的耿金章接到张春桥秘书电话后返回上海，设立临时指挥部，调人去康平路。

29日晚，曹荻秋与赤卫队代表谈判，达成了部分协议。30日凌晨2时，造反派发起行动，将赤卫队驱赶出大院。到6时，300多赤卫队骨干被抓，重伤当场送华东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等医院有91人。

30日早晨，王洪文主持会议，布置“摧毁赤卫队的区联络站”。31日，工总司印发《特急通令》，下令“把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分部的头子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从而强行解散了赤卫队。

30日下午，约1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赴北京告状， 31日下午，抵达江苏昆山。造反派派去阻拦的人也到达昆山，双方冲突殃及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1967年1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等赶到昆山劝他们回上海，最后仍有六千至七千赤卫队员去北京。是为昆山事件。

一月风暴

一月风暴后成立的上海市川沙县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进攻的一年”。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

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造反派针对上海市党政机关的夺权事件。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23日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月风暴引发了中国大陆各省市造反派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大规模夺权运动。

1967年1月4日，《文汇报》被造反派宣布接管；5日，《解放日报》被宣布夺权。由几位工人和红卫兵起草了传单《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急告全市人民书》，有12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同意签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立即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印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5日，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

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工总司等32个全市造反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被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这次大会被学界认为是一月风暴的起点和标志。

1月7日，上海电台与电视台被宣布接管。 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 同日，上海造反派决定起草《紧急通告》，经32个群众组织同意，于9日在《文汇报》上发布。陈丕显等同意发表《紧急通告》。

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他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此前《文汇报》发表的《急告全市人民书》，更名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11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上海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发出，贺电说：“《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该贺电于1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

16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说“上海工人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首次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号召夺权。此后“夺权”代替了“接管”。

1967年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月19日晚，张春桥接见“火线指挥部”和各系统造反派，指出夺权必须联合。经讨论，造反派将联合机构定名“新上海公社”，准备起草的宣言名《一月革命万岁——新上海公社宣言》。

在这一时期，其它组织曾经先后发动过四次全市性夺权，但都被张春桥等人分化、镇压。

2月2日，毛泽东建议上海临时权力机构名称叫“上海公社”，张春桥接到王力电话后，即向造反派议将“新上海公社”改建称“上海人民公社”，获得同意。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后来由于毛泽东不赞成用公社之名，于2月23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

1967年4月，山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

一月风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1月14日起）、陕西（1月16日起）黑龙江（1月31日起）、贵州（1月25日起）、山东（2月3日起）等省纷纷夺权。中国大陆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在一月风暴中，部份造反派组织由“红革会”领头，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而不同工人造反组织之间发生了武斗。有学者认为，上海的造反派组织不但没有完成夺权行动，相反却开始攻击“中央文革”成员、并掀起内斗。

砸上柴联司

主条目：砸上柴联司

上海柴油机厂（简称“上柴厂”）位于上海东北角工业区军工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柴油机生产工厂，直属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职工六千多名。上柴厂两派的形成，源于如何评价原上柴厂厂长朱文斌。

1966年9月15日，“反朱派”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10月31日，与厂内观点相同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以下简称“东方红”），成员约有一千人。12月2日，“东方红”加入工总司，正式宣布成立工总司上柴大队。

另一派于1966年10月4日成立“文化大革命群众串联总站”，1967年1月10日又与厂内观点相同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司”），成员约有三千人。1966年12月底后，也加入了工总司，挂在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1967年3月，“工总司”清理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状况，工总司杨浦区分部势力消退，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不再联系，由此断了与工总司总部的关系。

市革会和工总司总部最初想促进东方红和联司的联合，但未成功。

6月前后，陈卜昌（上海汽车配件厂工人、老造反派）、全向东（上海交通大学助教汤福坤）的加入，开始将上柴厂内两派的矛盾扩展到全上海。陈卜昌提出联合全市反对派。联司的支持者成立了许多联络站，简称“支联站”，7月，全市支联站达627个。社会上不满一月风暴、工总司等的各种势力聚集在支联站的旗帜下，结成新的反对派阵营。是时，全向东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7月18日，发生武斗，“东方红”一方的解福喜被打死。7月21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追悼解福喜大会。是时，支联站准备建立全市性组织支联总站，7月30日下午，得到消息的王洪文召集工总司总部负责人会议，决定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7月31日晚，上体司成员抓获参与讨论支联总站成立事宜的会议的26人。

8月2日，市革会发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要求联司群众“抓出杀害解福喜同志的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8月3日下午5时，市革会代表、三军代表、记者乘宣传车前往上柴厂，联司成员拦了车辆、砸了车上的高音喇叭、抢了摄影机、扣了吉普车、烧了公开信，殴打和扣留市革会代表、三军代表、记者共二十多人。市革会得知后决定，立即于当夜召开声讨联司大会。8月4日凌晨1时左右，“控诉联司罪行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数万人参加。大会结束后，一辆卡车撞倒了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所属的三个造反派，其中一人重伤。在场的冶金系统联络站造反派都认为卡车是联司或支联站的。工总司冶金局造反队负责人曹可祥当即决定并带领冶金系统的造反派包围了上柴厂。

8时左右，造反派领导（王承龙、王洪文、张宝林、王腓利、戴立清、潘国平、耿金章等）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事态。参会人员不久后实际组成了砸联司的指挥部。众人决定先采取宣传攻势，调集宣传车和手提喇叭。对宣传车、接近上柴厂大门的人，联司成员以铁螺帽回应。不少人受伤，包括王腓利、戴立清、耿金章。

僵持到中午，一些造反派已开始采取行动强攻。此时王洪文也决定由工总司出面行动。到下午2时左右，已攻下上柴厂的三分之二。下午5时，联司被彻底击垮。6时3刻，武斗全部结束。当日，上柴厂工人任红宝死亡，第二天被发现。此外没有死人。傍晚，王腓利布置了一些船只在黄浦江上巡逻，防止联司从水路逃走。李逊称，武斗中一千多人受伤，武斗后八百多人被关押。据《杨浦区志》记载，武斗中，联司成员被打伤120多人，其中伤重送杨浦区中心医院抢救的有30人。当天，被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关押的联司成员有570多人，连夜组织力量审讯。第二天350多人分别被送往市公安局和其他区公安局。

8月7日和8日，工总司连续发出《关于处理支联站的通告》、《关于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的通告》，要求所属组织“不得借解散支联站为名，冲砸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但是仍有许多武斗发生，理由大多是“砸支联站”。

砸联司时，毛泽东就在上海。毛泽东对砸联司表示赞赏。9月8日，张春桥称赞了砸联司行动。砸联司两个月后，上海武斗基本平息，局面稳定。

中期

据当时市革会办公室和市革会政法指挥部等编写的材料记载，仅1967年4月下半个月，全市有95个单位发生156起武斗。

到1972年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188904人受审，被立案的反革命集团122个，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罪名的有29242人，逼死1651人。

1984年4月复查统计，全市共有文革案件34.87多万起，涉及面百万余人，全市非正常死亡11510人。

原始文献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紧急通告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扩展阅读

资料

• 胡月伟，《四一二上海滩：“炮打张春桥”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
• 李太成、姚瑜主编，《掠夺与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市文化系统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2000。
•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辑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二、三）》，1992。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ISBN 7-208-03304-8。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历史实录（1949－2004）》，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ISBN 9787532095117。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1921-199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冯小敏主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5年图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座城市的60年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9月。

• 《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ISBN 9787806188668
•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ISBN 9787806816455
• 《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 《上海劳动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 《上海价格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 《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 《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 《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 《上海日用品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日用品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 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体育系统党史大事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
•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 中共虹口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 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当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 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 朱通华，《较量：1976-1980年的上海滩》，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 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
• 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1976.10-1979.10）》，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4月，ISBN 9787515331911。

研究

• 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兴亡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
•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
•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 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ISBN 9787208141612。
• 韩栋. “第二武装”：“文革”时期的上海民兵研究（1966-1976）[D].华东师范大学,2021.DOI:10.27149/d.cnki.ghdsu.2021.000111.

传记和回忆录

• 巴金，《随想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 郑念，《生与死》，敦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生死在上海》，百家出版社，1989年。
• 王西彦，《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忆录》，香港：昆仑制作公司，1991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被上海市委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抛出。）
• 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ISBN 9787208017177；《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8月，ISBN 9787807454168。（主要记述“老三届”人在文革中的经历。）
• 金永华主编，《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ISBN 9787208021204。（主要记述“老三届”人在文革中的经历。）
• 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文革爆发时作者刚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刑十二年，文革中提前释放后在复旦大学印刷厂、校区建筑工地“监督劳动”。）
• 许杰口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陈原，《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文汇出版社，1997年。
• 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辑，“摘帽右派”。）
• 钱伯城，《观景楼杂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
• 冯英子，《风雨故人来》，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 吴中杰，《人生大戏场》，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2007年。（本名吴中极，文革爆发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曾被卷入“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
• 叶永烈，《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司马东去，《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作者为跟随苏振华进驻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
• 刘回年，《重大事件亲历》，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作者为跟随苏振华进驻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
• 贾植芳、任敏，《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文革爆发时贾植芳是在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任敏是贾植芳夫人）
• 史中兴，《贺绿汀传》，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 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王申酉，《王申酉文集》，（台北）高文出版社，2002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在华东师大“待分配”的“反动学生”，文革结束后被以“恶攻”罪杀害。）
• 周易口述，《麒麟童生死情缘：周信芳与裘丽琳》，南海出版公司，2000。
• 树棻，《生死恋歌：周信芳与裘丽琳》，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 徐步洵，《劫智：文革时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许道明，《挽歌的节拍：复旦纪事（1964－1970）》，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
• 马达，《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作者曾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文革爆发时为《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
• 毛荣贵，《英语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复旦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
• 蔡瑶铣、胡明明，《走进牡丹亭》，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文革爆发时蔡瑶铣是刚从戏校毕业调到上海京剧院的演员，曾参加《海港》剧组，饰演方海珍B角，文革后期曾奉命为毛泽东录制古典诗词和传统戏曲片断。）
•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一个残疾苦囚新生记》，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5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工人，因替其兄刘文辉散发反对文革的匿名信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 徐景贤，《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后任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
• 徐景贤，《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13年11月。
• 王军胜，《文革沉思录（全三册）》（日记），自印书，2005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的中学生。）
• 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 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 叶永烈，《傅雷画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吴中杰，《海上学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 周克口述、顾训中整理，《风雨七十年：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文汇出版社，2006年。（1959年被打为“右派分子”，文革爆发时是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副所长。）
• 巴金，《我的家》，作家出版社，2007年。
• 蔡丹宙，《峥嵘岁月话文革》，网络发表，2007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跃进电机厂技术员，曾任厂造反兵团常委，被打成“支联站坏头头”、“反革命”。）
• 陈冀德，《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8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文艺组组长。）
•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8年。
•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中学生，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之子。）
• 陆融，《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文革中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
• 沈福祥，《峥嵘岁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ISBN 9789881914248
• 周夏主编，《海上影踪：上海卷》（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民族出版社，2011年。
• 徐铸成，《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 金光耀整理，《叶昌明工作笔记》，自印书，2012年。（叶昌明文革爆发时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曾任上海工总司常委。）
• 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1998年文汇出版社初版。）
• 徐铸成，《徐铸成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5月。
• 红鸥，《迷茫——十年浩劫（1966—1976）亲历》，香港：时代作家出版社，2013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中学生，曾任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负责人。）
• 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网络发表，2013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绒布厂临时工，曾任上海临时工、外包工组织“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组织部长。）
• 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上海市作协党支部委员、《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曾任《朝霞》编辑部主任、复刊《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
• 丰一吟，《爸爸丰子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邓杰整理，《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香港：大风出版社，2014年。
• 陈思和，《星空遥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ISBN 978-7-218-12044-7。
• 黄金海，《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