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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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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
高宗武像
个人资料
性别男
出生1905年 (1905)
 大清浙江省乐清县
逝世1994年（88—89岁）
 美国华盛顿特区
国籍 中华民国
 美国
配偶沈惟瑜
职业外交官
经历
      • 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
      •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

高宗武（1905年—1994年），中华民国重要外交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为中日战争时蒋介石对日交涉的重要心腹和关键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曾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担任汪精卫的外交部副部长。后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生平

早年生活

高宗武生于1905年浙江乐清，1928年，入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政治学，又于1931年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肄业。1932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政治学，兼中央日报特约记者。1923年春，赴日、朝旅行观察，9月，任中日通邮谈判委员，受汪精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再升任司长。1924年11月，汪精卫遇刺后，张群继任外交部长，高宗武更受重用。

高宗武对于抗日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主张和平运动，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1][2]在该政治团体中，与周佛海等人并列为主要成员。[2][3]高宗武精通日语，于汪精卫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曾充当他的日语翻译。[4]

中日谈判

蒋中正国民政府

在中日开战前期，高宗武在中日谈判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淞沪会战，多次与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蒋介石进行会谈。

高宗武认为，中国不可能独自赢得战争，所以必须和日本展开接触谈判。

此番言论得到汪、蒋二人的认可。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后，高宗武辞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一职，前往香港。表面上声称是为掌调战争情报，实际上是在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官员的授意下，与日方主和派官员持续接触。[5][6]

1937年底，高宗武因肺结核复发于内地修养一段时日，期间由其在外交部的一名友人继续他的工作。此人成功在1938年1月上海与松冈洋右的门生，日本商人西义章会面。

1938年2月15日，此人通过西义章的关系访问日本东京，与日本军政界主张对华战争不扩大派成员交谈。主要交谈对象为陆军总参谋部战略科影佐祯昭（日语：影佐禎昭）大佐和陆军副总参谋长多田骏。[7]此人通过代信向国民政府陈述日本军部想法为“表示希望与中国谈判”。

1938年3月5日，此人返回香港与高宗武碰面，并前往内地将报告提交给周佛海，由后者将日方信件交予蒋介石。[6]

1938年4月16日，高宗武返回香港，与西义章见面，转告蒋介石对影佐祯昭来信的积极反应，并提出中方期望的谈判架构与要求。要求日方需做到先承认中国主权，对于满洲国与内蒙问题则希望延后谈判。

1938年4月19日，西义章会见军部，询问是否允许高宗武直接前往日本东京会谈。此时影佐祯昭态度突然转变，表示目前不会与中国进行和谈。西义章随后返回香港，并向高宗武转告了军部一些“含糊不清的保证”。

蒋中正在得知后勃然大怒，命令高宗武停止与日本的接触。[8]

汪精卫国民政府

1939年3月，高宗武与在日本九州大学留学时结识的松本教授见面。松本鼓励高宗武在未得蒋介石许可的前提下，独自一人前往日本执行外交任务。周佛海对此方案表示支持，并声称会对此次行动负责。[9]

高宗武在日本进行了三周的活动，会见了日本战时首相近卫文麿顾问犬养健等人。[10]

1939年7月中旬，高宗武返回上海后将结果呈交周佛海。结核病复发后再次休养。周佛海、汪精卫随后将谈判结果告知蒋介石，再次遭到了蒋介石的驳斥。

1938年秋，高宗武结核病有所好转，安排低调俱乐部会友——梅思平与松本教授联系，松本将高的意图转告日本军部。梅思平由此得知日方谈判要求已变得相对宽松。

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发表著名的第二次近卫声明。该声明声称，大日本帝国未对他国领土有任何觊觎之心，中日两国理应联合大东亚各国人民，重组“东亚新秩序”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威胁。[11]该声明进一步鼓舞了中方内部的主和派官员。

汪精卫的叛逃后，高宗武、周佛海，梅斯平赴上海与日方展开和谈。高宗武团队与日本代表讨论了合约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1. 中国承认满洲国独立
  2. 对日赔款
  3. 日本在华经济特权
  4. 日本治外法权
  5. 日本军全面撤出中国

谈判结果

  1. 中国是否需承认满洲国起初双方各持一词，最后还是决定承认满洲国独立。
  2. 中方拒绝赔付任何战争赔款。
  3. 同意日本开采华北自然资源，中方给与日方贸易最惠国待遇。
  4. 日方承诺会加强审查日本人其域外特权。
  5. 日本同意在平津地区部署出一支中日联合反苏部队，并承诺两年内于中国全面撤军。[12][13]

两个代表团针对汪精卫的叛逃达成了一致，认为应帮助其筹组合作政府以分化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中国的影响力。

据高宗武后来所说，时任法国驻华大使亨利·科斯梅的言论影响了汪精卫的叛逃；科斯梅认为，随著日本实力逐渐增强，中国赢得这场战争的几率微乎其微，因此必须与日本达成和议。[4]

高宗武并不知道上海协议实际上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监督，下级军官的决定。日本高层最终拒绝履行上海协议。[14][15]大约在第三次近卫声明后，近卫因总参谋部的压力，承认协议无效，并在之后下野，由平沼骐一郎担任政府首相，后者对汪筹组政府的意图持观望态度。

在汪精卫宣布筹组合作政府之后，对华作战持续派的高级军官制定了更严厉的政策，同时因高宗武在上海会议中不退让的态度开始有所不满。高宗武本人此时也认为汪精卫极有可能会成为日本人的傀儡。[16]

1939年5月、6月，汪精卫前往日本东京同高、周二人会和。日本军部则在这次行程中，试图尽可能地分开高汪两人，高宗武甚至差点被日本军官毒害，这一事件使高开始对日本不具好感。[17]

高陶事件

在1939年中期，日苏边境冲突结束后，汪精卫和平主义运动取得进展。日本的盟友德国与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亲军部的平沼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是阿部信行政府。阿部承诺全面支持汪精卫筹组政府。1939年11月和12月，汪精卫与日本当局谈判了有别于上海会议中所承诺的条款，取而代之的是由日本军部主导并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在那时，高宗武对日本感到绝望，并开始密谋出逃。[18]

1940年元旦，高宗武和他的同伙陶希圣在上海青帮龙头杜月笙的协助下出逃，后者也联络了蒋中正使其得知高即将归国的消息，蒋后安排军统局头目戴笠参与帮助高宗武出逃的行动。高宗武将汪日密约的中文副本取走一份，[1][1]并于1月5日抵达香港，在次日于大公报公布汪日密约细节，谴责日本对中国的肢解企图，并呼吁汪精卫重新思考与日本合作的必要性。上述即是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在打击汪精卫声望的同时，也使当时重庆国府内部的一些和平主义者对日本绝望。[19][20]

晚年

高陶两人的“义举”也受蒋中正的认可，取消了对他们的汉奸通缉。即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高宗武因在汪政权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差遣，曾一度将其推上“汉奸罪审判”的风口浪尖；《伪廷幽影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等反汪书籍中，高宗武的名字频率甚至超过了周佛海、陈公博等高官。但仍被国民政府赦免，不对其行为作任何审判。最终高宗武移民美国，化名高其昌[21]，靠炒股度过馀生。[22][23]在其死后，所著回忆录出版，成为研究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重要材料。[23][20]

参考文献

引用

  1. ^ 1.0 1.1 1.2 Boyle 1972，第170-171页.
  2. ^ 2.0 2.1 Mitter 2013，第203页.
  3. ^ Boyle 1972，第167页.
  4. ^ 4.0 4.1 Mitter 2013，第207页.
  5. ^ Boyle 2013，第172-173页.
  6. ^ 6.0 6.1 Mitter 2013，第204页.
  7. ^ Boyle 2013，第174-175页.
  8. ^ Boyle 2013，第180-182页.
  9. ^ Boyle 1972，第180-182页.
  10. ^ Boyle 1972，第183页.
  11. ^ Boyle 1972，第191-193页.
  12. ^ Boyle 1972，第194-199页.
  13. ^ Mitter 2013，第206页.
  14. ^ Boyle 1972，第203-205页.
  15. ^ Mitter 2013，第170-171页.
  16. ^ Boyle 1972，第232-235页.
  17. ^ Boyle 1972，第241-249页.
  18. ^ Boyle 1972，第261-276页.
  19. ^ Mitter 2013，第218页.
  20. ^ 20.0 20.1 Boyle 1972，第277-280页.
  21. ^ 肖伊绯. 高宗武思乡求县志. 中华读书报. 2014-06-25 [2022-07-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09）. 
  22. ^ 夏侯 2008，第前言页.
  23. ^ 23.0 23.1 Mitter 2013，第380页.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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