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经厂、汉经厂
番经厂、汉经厂是明朝明成祖在北京创建的念习并印制佛经的机构。
沿革
番经厂、汉经厂是明朝皇家印刻佛经的场所。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明万历元年四月八日作《番经厂记》，全文如下：[1]
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成祖文皇帝贻书西天大宝法王廷致法尊尚师等，取其经缮写经传。虽贝文梵字不与华同，而其义在戒贪恶杀，宏忍广济，则所谓海潮一音，醍醐同味者也。厂在禁内东偏，与汉经并列，岁久亦渐圮矣。穆宗庄皇帝尝出帑金，命司礼监修葺。今上登大宝，复以慈圣皇太后之命，命终其事。经始隆庆壬申，至八月而告成事，垂诸久远焉。万历元年四月八日，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撰。
明成祖在北京皇城的偏东部建立了番经厂、汉经厂，番经厂位于汉经厂以北，二厂南北并列。自明成祖之后，番经厂建筑年久失修。明穆宗命司礼监对其加以修缮，但未及完工明穆宗即驾崩，明神宗继位后，慈圣皇太后下令继续进行修缮工程直至完工。[2][3]
实际上，明穆宗至明神宗时期修缮番经厂，其背景颇为复杂。明朝永乐、宣德两朝对藏传佛教及其高僧十分优待，后来的明英宗、景泰、天顺、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各朝均沿袭了永乐、宣德朝优礼藏僧的政策。明武宗正德年间，对藏传佛教及其高僧的优礼在朝野上下达到最高潮。明武宗逝世后，因无子嗣，由近支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即位，即明世宗（嘉靖）。明世宗崇信道教，在位期间，北京和藏传佛教有关的事物被废止或淘汰，留存者极少。张居正《番经厂记》中的“厂在禁内东偏……岁久亦渐圮矣”，其文颇有含义。[1]
明朝嘉靖中期之后，蒙古俺答汗逐渐强大，曾多次向明朝表示愿意朝贡归顺，但均被明世宗的朝廷采取排蒙政策而加以拒绝，乃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发生“戊戌之变”，以及俺答汗以军事手段逼贡。明穆宗隆庆朝时，俺答汗与明朝关系转趋和解。隆庆四年初，朝廷分别任命方逢时、王崇古为大同巡抚和总督，方逢时、王崇古对蒙古采取友好态度，为双方和解奠定了基础。隆庆六年正月（1572年），俺答汗向明朝“请金字番经及及遣剌麻番僧传习经咒”，总督尚书王崇古将该事禀报朝廷，并称：“虏欲事佛戒杀，是即悔过好善之萌。我因明通弊，亦用夏变夷之策，宜顺夷情以维贡市”。礼部认为王崇古提出的建议正确，但因明穆宗重病，俺答汗请金字番经和喇嘛番僧的请求遂被暂时搁置。隆庆六年六月明穆宗驾崩，随后明神宗登基，张居正辅政，朝政趋稳，王崇古随即再度上奏此事：[1]
隆庆六年十月庚申，总督王崇古奏： 顺义王俺答纳款之初，即求印信互市。之后累求经、僧，节蒙朝廷允给，即足夸示诸夷，尤可大破夷习。虏王即知得印为荣必将传示各部落珍重守盟，永修职贡；虏众既知奉佛敬僧，后将痛戒杀戮，自求福果，不敢复事凶残。是朝廷给印、赐经之典，真可感孚虏情，诸转移化导之机，尤足永保贡市。议者乃谓印器不可轻假，佛教原非正道，岂知通变制夷之宜。查祖宗朝敕建弘化阐教寺于洮河，写给金字藏经，封以法王、佛子，差法阐教等王分制四域，无非因俗立教，用夏变夷之典。今虏王乞请鞑靼字番经，以便颂习，似应查给，照天朝一统之化，其剌麻西番等僧开导虏众，易暴为良，功不在斩获下。宜各授僧录司官，仍给禅衣、僧帽、坐具等物，以忻虏众。庶诸虏感恩尊教，贡盟愈坚，边圉永宁。
礼部完全同意王崇古的建议，但唯一的问题是“惟无经典可给”，即朝廷没有番经可赐给俺答汗。[1]
明朝招抚了占据甘肃、青海、河套地区的土默特蒙古，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汗年老之后，潜心修佛，多次请明朝朝廷赐番经。这也是循永乐朝刻印金字番经赐予三大法王的旧制。为了尽快赶印番经，内阁首辅张居正才迅即安排司礼监修葺番经厂。不到一年，朝廷便完成了番经的刊印，万历元年三月已亥，“颁送番经于虏酋顺义王。从王崇古奏也。”[1]
上述经过在刘若愚《酌中志》中也有载，内容略有出入，其文曰：[1]
初万历元年四月，顺义王俺答奏选得金字番经，并喇嘛僧为传颂经典。礼部通行顺天府造金字经三部，黑字经五部，选得番僧兼日早回，毋得淹滞。神庙报可。至十一月，礼部如督臣王崇古之请，给俺答佛像番经，赏去传经番僧二人禅衣、坐具并靴袜，授在（京）番僧九人官，仍给禅衣、坐具、帽靴，及各给其番官四人彩缎。
万历四年（1576年）俺答汗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赴青海传教，兴修仰华寺，蒙藏关系及甘肃、青海历史进入新阶段。[1]
明朝灭亡后，番经厂、汉经厂逐渐衰落。雍正十二年（1734年），法渊寺创建于番经厂的原址上。《乾隆京城全图》上仍可见番经厂、汉经厂位于嵩祝寺东侧。[3]
职能
刊印佛经
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番经厂、汉经厂、道经厂隶属于司礼监，由内官掌管。在明朝内府十二监中，司礼监最为重要，其掌印太监为皇帝最为宠信的大太监，负责“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司礼监的职司之一，便是掌管“经厂”：“经厂掌司四员或六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1]
番经厂以念习西方梵呗经为主，并专门印制藏传佛教喇嘛所用蒙古文、藏文、梵文经卷，收藏有明版藏文《大藏经》。每逢皇帝生日、元旦等节庆，番经厂内官在紫禁城英华殿作佛事。[2]
汉经厂以念习释迦牟尼诸经为主，并专门印制汉传佛教和尚所用汉文经卷。明朝官版《永乐北藏》（又称《北藏》）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始刻，正统五年（1440年）完成。《永乐北藏》的经版由司礼监负责掌管，收藏于汉经厂。[2]
宫廷法事
番经厂、汉经厂自永乐年间创建起，虽曾承印佛经，但刊印佛并非经常性的事务，特别到明朝中后期，其职司和刊印佛经关系较少，而更多则是为朝廷举办佛教法事。[1]
明朝宫中凡做佛道法事，统称“做好事”。番经厂、汉经厂、道经厂均设有固定人员，平日各自念颂经咒、熟习仪轨，衣着穿戴也分别按照各自宗教活动的要求，即番经厂内官扮为喇嘛，汉经厂内官扮为和尚，道经厂内官扮为道士。这些人员的来源是，每次招宫人入宫，总特拨给三经厂一批人，每厂各拨10个人左右。“做好事”有固定日期，也有时遇特殊情况临时安排。固定日期为：每年元旦（正月初一）、万寿圣节（皇帝诞辰）、逢癸亥之日等等。每次“做好事”的时长不一，分为一永日（一昼夜）、三昼夜、七昼夜等等。[1]
每逢“做好事”，番经厂、汉经厂内悬幡，番经厂宫门外特设一监斋神，该神制如傀儡，身披真的盔甲和器械，和真人大小相当，黑面竖发，如同门神，“威灵可怖”。随后，番经厂的内监均戴番僧帽，穿红袍，系黄领子、黄腰带，如同喇嘛番僧，做藏传佛教法事一昼夜或三昼夜。[1]
万历年间，每逢八月中旬明神宗的万寿圣节，番经厂内官除了在紫禁城英华殿“做好事”，还要赴更为宽敞的隆德殿内“跳步吒”，其主要程式是：“有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有一人装扮如韦驮模样，合掌执杵，面北而立；有御马监等衙门的内官十多人手牵活牛黑狗围绕在四周；有学番经、跳步吒的内官几十人，每个人头戴方顶笠帽，身穿五色大袖袍，身披缨珞；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后，手执大锣；其余则左手持有柄圆鼓，右手拿着弯槌，一齐击打之，时急时缓，各有节奏。同时，按五色方位，视五方五色伞盖下诵经者进退为舞，大约要跳三四个时辰才结束。”[1]
宫中每举办法事，均视法事活动的规模大小，由皇帝特批赏钱，三经厂的参加法事者可领到数额不等的赏钱。此外，法事涉及的内府衙门很多，比如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针工局、兵仗局、惜薪司、司设监、尚膳御衙署。[1]
内官、宫女养老
明朝宫廷内因番汉经厂常办佛事活动，众多宫女及内官崇信佛教。《明史·宦官传》载：“中官最好因果，好佛者众”。修习佛法，过和出家人一样的清修生活，是许多步入老年的宫女及内官太监的愿望，故番汉经厂常为崇信佛法的内官及宫女的养老之所。比如，明武宗时，“西宫大答应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上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1]
掌管宫内香火烛案
明朝除个别时期之外，宫中自皇帝、后妃至宫女、太监大多崇信藏传佛教，宫内许多大殿均辟专门房间供奉藏传佛教佛像（西番佛像）。以上佛龛造像需专人每日设香火烛案并颂习西方梵经咒。因为在宫中，由真正的喇嘛番僧进行管理存在诸多不便，所以由番经厂的内官负责该任务。《酌中志》载，明朝供奉西番佛像的大殿主要是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等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