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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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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条目介绍的是中国考古学家。关于同名的朝鲜王朝初期文臣，请见“李济 (朝鲜)”。
  关于名为李济之的其他人物，请见“李济之”。
李济
考古学家、人类学家
个人资料
性别男
出生1896年7月12日
 大清湖北省钟祥县
逝世1979年8月1日(1979岁—08—01)（83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温州街
籍贯湖北省钟祥县
国籍 中华民国
政党—
学历
      • 清华学堂毕业
        （1918年）
      • 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硕士
        （1921年）
      •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
        （1923年）
      • 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
        （1949年－1950年）
      • 澳洲大学研究
        （1968年）
经历
著作
      • 《中国人种的形成》
        （1923年）
      •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929年）
      • 《城子崖》
        （1934年）
      • 《安阳》
        （1977年）
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1925年合照，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顺井，字受之，改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中华民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正式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学者，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2][3]。主持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

生平

1896年7月12日，李济生于湖北钟祥县双眼井，父亲是县里教“大馆”的先生。1900年，四岁时发蒙读书。1905年，入县立高小。1907年，父亲到北京参加会考，考中后分到学部，家人坐火车到北京。次年入江汉学堂，学习半年后转考入五城学堂。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期间曾从琴家黄勉之学习古琴。[4][5]1918年，李济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攻读心理学，和徐志摩同住半年；一年后改修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于1922年加入美国人类学会。他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英语：Roland Dixon）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英语：Earnest Hooton）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首开人类学课程。[6][7]

1924年10月，李济在丁文江资助下，与谭锡畴到河南新郑考察被盗掘的古墓。1925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师。[8]1926年，和袁复礼一起主持河东道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这也是在当时西方地质学家、传教士垄断的中国考古工作中，第一个由华人主持的考古田野发掘。在西阴村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被人工剖开的蚕茧，年代可能在距今五千年以上，这也是目前全世界所知与丝织工艺发展相关最早的证据。[9]1929年初，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聘请李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接手董作宾的职务，领导日后十年的殷墟发掘工作。1932年，周口店发掘的改革也借鉴了殷墟的发掘方法[10]

1935年，李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并出任首任系主任，填补了战后遭国府遣返日籍教授的空缺。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72年卸任。1958年，代理中研院院长。1969年1月，考察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遗址，命名为长滨文化。

1979年8月1日，李济病逝于台北市温州街寓所。2022年9月10日，宋史研究名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指出，李济的藏书与重要书信，在同为考古学家的养子李光周逝世后，流落到旧书摊[11]。

思想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进行研究，在张光直看来，正是一种“人类学”的“古史观”；但这一观察，并未阻止张光直得出这样的结论：“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张光直认为：“事实上，民族主义考古学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的，最常见的就是‘文明的起源’这一类的主张。”[12]

李济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李济是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与台湾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如夏鼐、尹达、高去寻、石璋如、尹焕章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并参与殷墟的发掘工作；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如张光直、许倬云等，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张光直评价道：“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13]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退休教授姚振黎表示，当“中国考古学大师”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然成为“华人考古学之父”，李济自道“国宝古物再搬迁，是不得已的选择”，仍自觉“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14]。

家庭

  • 李凤征（长女）1942年初，死于伤寒。
  • 李鹤征（次女）1940年夏，死于急性肠炎。
  • 李光谟（儿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翻译家。
  • 李光周（养子）——国立台湾大学教授，考古学家。

著作

  •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研究院丛书，1928 。
  •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
    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 上海世纪出版. 2008-4. ISBN 9787208077690. 
  • 城子崖，与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合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1，1934 。
  • 远古时期浅说. 1943. 
  • 小屯第三本‧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2，1956 。
  •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nds at Anyang .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57.
    中国文明的开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3506120.
    中国文明的开始.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0-07.
  • 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
  • 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二本， 1966 。
  • 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 1968 。
  • 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 1970 。
  • 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 1972 。
  • Anya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4. ISBN 9780295954905. 
    安阳. 商务印书馆. 2011-12. ISBN 9787100086158. 
  • 李济文集（五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8. ISBN 9787208061040. 
  • 中国早期文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08-14541-2. 
  • 〈幽兰和声〉，原载于《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后被《琴学丛书》收录。[5]

脚注

  1. ^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坚守规矩. 人民政协网. 2021-08-05 [2022-01-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25）. 
  2. ^ 《李济传》：科学考古领路人. 新华网. -. 2021-04-30 [2022-01-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25）. 
  3. ^ 中国现代考古自他而始——— 纪念李济逝世三十周年. 南方都市报. 2009-09-13 [2022-01-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25） –通过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4. ^ 巢父. 〈李濟與古琴〉. 《万象》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05, 8 (2) [2022-05-22]. 
  5. ^ 5.0 5.1 严晓星. 《近世古琴逸話》. 〈“中研院”好琴两院士〉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37. ISBN 9787101095715. 
  6. ^ 感旧录（1967年）
  7. ^ 李光谟（2004年）
  8. ^ 刘文锁;博思源. 夏鼐與李濟 (PDF). 古今论衡. 2009.12, (第 20 期) [2021-10-08].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10-08）. 
  9. ^ 西阴村遗址西北隔鸣条岗近涑水河，东南隔青龙河依中条山，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尺。遗址内发现有窖穴、灰坑等多处遗迹，并出土各种陶片、石器、骨器六馀箱，特别是在遗址中发现了半个蚕茧证明了远在六千年前这一带就出现了植桑、养蚕业，仰韶庙底沟类型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圆形或长方形房址及不同形状的灰坑。出土遗物包括石、骨、蚌、陶等类。主要器型有釜、灶、夹砂罐、尖底瓶、直口或敛口钵、敛口瓮、缸、彩陶罐等。
  10. ^ 张森水. 李济先生与周口店研究──纪念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 (PDF). 人类学学报. 1996, (4): 362–370+380 [2022-11-14]. ISSN 1000-3193. doi:10.16359/j.cnki.cn11-1963/q.1996.04.011. CNKI RLXB604.010需注册账号查阅.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5-17）. 
  11. ^ 何定照. 學者身後藏書 常被賣掉或丟掉. 联合报. 2022-09-11 [2022-09-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08）. 
  12. ^ 查晓英. “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 考古. 2012, (6): 82～92 [2021-10-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09）. 
  13. ^ 张光直（1981年），第99-100页
  14. ^ 姚振黎. 絕版藏書 免費送沒人要. 联合报. 2022-09-12 [2022-09-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13）.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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