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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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超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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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33年2月17日 大日本帝国东京府 |
| 逝世 | 2007年3月7日（74岁） 美国纽约 |
| 教育程度 | 明治大学 |
| 职业 | 记者、外交官 |
| 配偶 | 颜千鹤 |
张超英（1933年2月17日—2007年3月7日），台湾台北人，出生于东京，为台湾外交官；战后长年担任台湾外交官，曾目睹诸多中华民国外交大事。
早年生平
张超英于1933年（昭和八年）2月17日生于日本东京，未满周岁即返回台湾，张出身富裕家庭，出生后母亲甘宝钗在坐月子时逝世。家中地址为“台北市宫前町九十番地”，在台湾日治时期曾被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父亲张月澄以象征性一圆于1934年租给中华民国做驻台北总领事馆。张超英自幼成长于日本人就读的建成小学校，在二战下度过小学。1944年（昭和十九年）入台北二中，与王桂荣是初中同班同学。[1]
幼年时代，林熊征常到张宅办公。一日中午，张超英同祖父与林在家里一同吃切仔面。岂料隔日，林便心脏疾病过世。不久后还有私生女来争其辛苦挣下的家产。此事让张超英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并浮现一想法：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花钱。所以张虽出身商业世家，但并不汲汲于如何赚取财富，而是致力运用可运用的资源干一番大事。
深受祖父母疼爱，曾为了在海边调养他孱弱的身体，便直接在基隆海边买别墅、买渔船、甚至雇了一位渔夫当教练。
1941年在上海时髦的霞飞路上，坐在高级俱乐部内第一次啜饮著可口可乐，便从此爱上这黑色汽水。当时他还不到十岁。
战后张超英目睹了二二八事件，在家前中山北路上看见一二十公尺就有不明尸体，父亲张月澄也因此被抓，后来透过祖父关系才由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自牢里放人，据张超英听父亲口述，被捕者只有他和基隆颜家颜国年的儿子颜沧海被释放。[2]:98
1948年张超英赴香港Royden House School英文书院就读高中，1952年入明治大学。1956年毕业于明治大学政经学部，1957年毕业于上智大学研究所。
外交官生涯
1958年，张超英考入公职，任职于新闻局，历任资料处科员、国际处联络室联络官。1963年赴加拿大国家纪录片中心受训，1964年回国后任国际处电影室副主任、第三科科长，曾率队赴越南拍摄纪录片。
1961年，担任拍摄“宝岛三日”纪录片，其时张连电影一秒有二十四格都不晓得。张的太太也曾在片中轧了一角充当老饕。拍摄剪片期间，因为思念当时几个月大的大女儿，所以晚上吃完饭回办公室剪片时，常顺便将其抱回办公室，女儿的哭声甚至让局里传出闹鬼风云。该片在 1962 年 8 月参加法国马赛的“第四届观光电影节”影展，并名列第二。第一名为西德。
1967年底，派赴新闻局驻纽约新闻处任新闻专员，与美国新闻界联系。在美期间目睹了1970年四二四刺蒋案及1971年10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1978年12月16日，美国告知与中华民国断交时，即是透过与张友好的CBS主播华特·克朗凯先行告知，再由处长陆以正打电话回台北中央政府得知。因此在美国大使向总统蒋经国说明前，台湾方面早已得知。[2]:134
1980年，张转任驻东京新闻处处长（暨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处新闻组长），在职期间并大力推动日本主流报界如《朝日新闻》高层与台湾的交往。针对日方以两国无邦交为由，百般刁难签证手续必得等上两周才能拿到的情形，绞尽脑汁想办法透过“观光审议委员会”对外务省施压而改变陋规，使签证时间缩短为两天。[1]在1984年更促成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新闻局长宋楚瑜的非正式见面，但也遭到上级侧目，成为下台原因。[2]:214
1985年自新闻局退休，赴美国纽约经营RG Video公司，主营摄影器材出租及影片后期剪接业务。1993年3月起，担任公视顾问一年。1994年6月，恢复公职，担任行政院新闻局驻日新闻处处长、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处顾问。1998年7月退休。
退休后，张超英曾协助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完成自传《台湾的主张》，并成功联络曾为松下幸之助执笔自传的江口克彦完成访问。[2]:259
张超英办过“台湾普立兹奖”的“FAPA 张超英新闻奖”，颁赠百万元奖金给台湾媒体工作者，借此完成他一直思索如何协助提升言论自由与媒体道德之心愿。[1]
家族
- 祖父张聪明从事煤矿业，在日治时期为著名富翁。
- 父亲张月澄（后改名张秀哲）曾前往广州，鼓吹台湾（对日本的）民族革命，组织革命青年团，非常支持中华民国。张秀哲在终战时代表盟军接收台湾，旋奉派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经营的台湾纺织公司副总经理，孰料事变后竟遭特务逮捕收押，迫使家族用尽所有政商关系送上钜款，才让其全身而退幸免被杀；但同时被抓的林茂生和陈炘等难友，事后则连尸首都迄今没有下落，从此中国梦碎。身为独子的张超英在《宫前町九十番地》中，不堪回首地形容父亲张秀哲“放出来后就如同废人一般，连笑都不会笑了”“他的梦、他的希望，完全地破灭”“他的馀生从此在孤独的书房度过，不再与外界接触，也不与家人多说一句话，过著自我封闭的日子”。[2]:98张超英猜想是好友居然全都人间蒸发所致，这种刻骨铭心的打击对他真是情何以堪！故于经历过台籍菁英一夕之间被害的冲击，自此灰心丧志。[1][3]
参考资料
传记及研究书目
- 张超英口述，陈柔缙执笔，2016年，《宫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时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