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歷史
系列条目 |
鄂图曼帝国历史 |
---|
崛起 (1299–1453) |
大空位期 (1402–1413) |
扩张 (1453–1566) |
苏丹女权时期(1533–1566) |
转型 (1566–1703) |
科普鲁律时期 (1656–1703) |
滞止 (1703–1789) |
郁金香时期 (1718–1730) |
衰落 (1789–1908) |
新秩序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 |
解体 (1908–1922) |
二次立宪时期 (1908–1920) |
鄂图曼帝国主题 |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始于东罗马帝国的衰落[1]。129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部落领袖鄂图曼一世自称贝伊(即酋长、首领之意),正式建立鄂图曼帝国[2],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及伊斯兰文化,使东西文明得以统合[3]。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2]。16世纪初是鄂图曼帝国的强盛时期,其疆域已包括以前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的大部份领土。从塞利姆一世开始,苏丹即自称哈里发,雄踞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2]。18世纪,鄂图曼帝国成为欧洲列强的角逐场。鄂图曼帝国于19世纪初趋于末落,并最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败于协约国之手,鄂图曼帝国因而分裂。1922年凯末尔领导起义,推翻帝国,击退欧洲势力,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的制度,建立土耳其共和国,鄂图曼帝国至此灭亡。
崛起
鲁姆苏丹国末期,其位于位于黑海和地中海间的安那托利亚高原上,分裂出许多由贝伊所统治的半独立小侯国,这些小国家被统称为安纳托利亚侯国。后来,鄂图曼人崛起,建立了鄂图曼王朝。在1300年,衰弱的东罗马帝国对其在安那托利亚的地区失去了控制,该地区由埃尔图鲁尔加齐之子奥斯曼一世率领的侯国统治,掌领安那托利亚西部的埃斯基谢希尔[1]。奥斯曼一世将其国境扩张至东罗马帝国的边境,迁都于布尔萨[4],奥斯曼一世因而得到“卡拉”(Kara,在现代土耳其语有“黑暗”的意思,但在古土耳其语解作“勇敢”或“强大”)的绰号[5]。奥斯曼一世被广认为强而有力的领袖,即使在他逝世后,仍流传著一句有数百年历史的土耳其谚语:“他可能强如奥斯曼”[6]。中古土耳其故事“奥斯曼之梦”亦擦亮了他的名声,那是一个关于奥斯曼在年轻时预见鄂图曼帝国而决定要征服各国的神话。在他在位时,一个正式的鄂图曼政府设立起来,其后这个政府在帝国时期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此外,政府设立法律实体,称为米利特,各宗教派别及少数民族可在米利特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奥斯曼一世逝世后,鄂图曼帝国的统治扩张至地中海东部及巴尔干地区。1387年,威尼斯人治下的重镇塞萨洛尼基被鄂图曼帝国攻陷[7]。1389年,鄂图曼帝国在科索沃战役的得势导致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结束,去除了鄂图曼帝国进军欧洲的屏障。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被视为中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十字军东征,但未能阻止鄂图曼帝国继续扩张[8]。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半岛的支配持续扩张,故进攻君士坦丁堡是鄂图曼帝国的关键目标。君士坦丁堡的周边地区几乎全部落入鄂图曼帝国手中。1402年,帖木儿入侵安那托利亚,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在安哥拉之战兵败被擒[9],使东罗马帝国得以苟延残息。1402年后,鄂图曼帝国对其占据的部分巴尔干地区暂时失去控制,在1430至1450年代间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恢复对该地区的控制。
巴耶塞特一世的被俘使土耳其人方寸大乱,巴耶塞特一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帝位,在1402年至1413年爆发战争。穆罕默德一世继位为苏丹,结束了争位战争,标志著大空位期的结束。穆罕默德一世的孙儿穆罕默德二世重组国家及军事结构,并在1453年5月29日攻陷君士坦丁堡,当时的穆罕默德二世年仅21岁。君士坦丁堡成为鄂图曼帝国的新首都[10],并开始使用罗马皇帝的名号,但希腊及西欧都不承认穆罕默德二世负有这名号,而俄国沙皇也声称是东罗马帝国的继后者[11]。为了巩固其名号,穆罕默德二世希望可以夺取罗马。1480年,鄂图曼帝国占领奥特朗托及普利亚[12],并深入义大利半岛,但穆罕默德二世在1481年5月3日逝世,中止了鄂图曼帝国的远征。
扩张
鄂图曼帝国在1453年至1683年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566年前的领土、经济及文化扩张时期及其后的军事及政治相对缓和的时期[13]。
扩张及极盛
鄂图曼帝国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稳固了帝国作为欧洲东南部及地中海东部地区霸主的地位,接下来帝国进入了漫长的征服扩张期,将疆域扩至欧洲及北非。鄂图曼帝国的陆上扩张主要倚靠其军事革新及军纪,而其海军亦对其征服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城邦及葡萄牙人手里争夺及保障了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的远航路线。由于鄂图曼帝国握有欧亚之间主要的陆路贸易路线,帝国的经济因而蓬勃发展。鄂图曼帝国对西欧及亚洲间贸易的垄断经常被引证为西班牙女王支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航寻找亚洲海路的主要原因[14]。1492年前已有人推测地球是圆的,然而哥伦布却是第一位发现了可缩短需经鄂图曼帝国往亚洲贸易的危险路线的方法。
鄂图曼帝国在一些贤能苏丹的统治下繁荣兴盛。塞利姆一世在位时致力于向东及向南扩张,于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击败了伊斯迈尔一世治下的萨非王朝[15]。1517年,鄂图曼帝国消灭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其海军势力亦扩至红海。此后,鄂图曼帝国及葡萄牙帝国成为了地区最具支配地位的势力[16]。
继后的苏莱曼一世并没有停止征服步伐。1521年,鄂图曼帝国攻陷贝尔格莱德[17],其后征服了匈牙利王国,并在现今匈牙利及中欧的所在地建立鄂图曼帝国属匈牙利(Ottoman Hungary)[18]。1526年,土耳其人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得胜[19],并于1529年发动维也纳之围,但由于冬季的来临而被迫撤退[20]。1532年,鄂图曼帝国举兵逾25万再次进攻维也纳,但在维也纳以南的克塞格被击退[21]。
1543年,鄂图曼帝国继续进逼,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斐迪南一世在1547年正式承认鄂图曼帝国对匈牙利的宗主权[22]。在苏莱曼一世治下,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及反复无常的摩尔多瓦都成为帝国的附属国,须向帝国纳贡。在东面,鄂图曼帝国在波斯人手里夺取巴格达,得以掌控美索不达米亚及波斯湾,开启了300多年的奥斯曼-波斯战争[23]。在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的末段,帝国的总人口多达1,500万人[24]。
在塞利姆一世及苏莱曼一世时期,帝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能控制地中海大部分地区[25]。帝国海军司令巴巴罗萨·海雷丁在苏莱曼一世时期带领鄂图曼帝国海军多次击败基督教国家的海军,包括征服了西班牙的突尼斯及阿尔及利亚。鄂图曼海军协助穆斯林及犹太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逃离西班牙,并护送他们抵达鄂图曼帝国(特别是塞萨洛尼基、赛普勒斯及君士坦丁堡)[26]。1543年,鄂图曼海军占领神圣罗马帝国的尼斯,这是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促成的[27]。法国及鄂图曼帝国因与哈布斯堡王朝于中欧及南欧的敌对而联合起来,成为当时的强大联盟,这是一个军事及经济联盟,鄂图曼帝国允许法国可在帝国内贸易而免收征税。事实上,当时的鄂图曼帝国是欧洲相当重要及受接纳的政体,帝国与法国、英格兰王国及荷兰共和国缔结军事同盟,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意大利及奥地利大公国[28]。
随著16世纪的发展,鄂图曼帝国的海军力量受到冒起的西欧势力挑战,特别是在波斯湾、印度洋及摩鹿加群岛一带受到葡萄牙威胁[29]。由于鄂图曼帝国封锁了向南及向东的海路,欧洲各国只得另觅路径。在陆上,鄂图曼帝国被奥地利的战争及波斯这两条战线困扰,维持战争所需的资源、后勤补给及通讯因距离过远而变得困难,使海军无法维持。
叛变及中兴
苏莱曼一世逝世后,鄂图曼帝国的领土扩张逐渐放缓。西欧海事力量的增长、发展由欧洲前往亚洲的海路及新大陆破坏了帝国的经济发展。以往有效的军事及官僚体制因苏丹的管治失当而变异。虽然帝国面对著这些困难,它仍然是欧洲的主要扩张势力,直至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维也纳之战标志著鄂图曼帝国终止向欧洲继续扩张。
欧洲各国开始著手应付鄂图曼帝国对陆路贸易通道的控制。西欧国家绕过帝国的贸易垄断,建立她们的海路通往亚洲。从新大陆大量涌入的白银导致鄂图曼货币的贬值及通膨,这对鄂图曼社会的各阶层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塞利姆二世时期的大维齐尔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开始进行苏伊士及伏尔加航道的开发,以挽救经济,但这些计划在后来被取消[30]。
1571年焚烧莫斯科后,鄂图曼帝国支持的克里米亚可汗德夫莱特·格莱计划征服俄国。翌年,克里米亚军在摩洛迪战役被击败[31]。当时的克里米亚汗国无疑是东欧的一个强大势力,直至十七世纪末[32]。
在南欧,腓力二世领导的天主教联盟在地中海挑战鄂图曼的海军,他们在勒班陀战役击败鄂图曼舰队,对于鄂图曼海军不败的姿态造成打击。现今的史学家认为,勒班陀战役的象征意义重于军事。在鄂图曼海军战败后的六个月内,一支约250艘战船、其中八艘配备现代三桅帆装军备的新舰队建成。在君士坦丁堡的码头,造船高峰时每天都有船舰落成[33]。鄂图曼帝国大维齐尔在与威尼斯的部长讨论时说:“在我们夺取塞浦路斯时,我们除去了你们的一支军队,而你们击败了我们的舰队也只不过是刨掉了面包的一层皮。”[33]鄂图曼海军惊人的恢复能力使威尼斯于1573年签订和约,帝国得以在北非扩张及巩固其地位[34]。
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则没有太大的变动,只有多次争夺个别要塞的小型战役。这是由于欧洲发展了星形要塞,这是奥地利在边界建造的一种低堡要塞,这种要塞须经长期围攻方可攻破。鄂图曼帝国对这种堡垒毫无办法,帝国以往所使用的大炮都变得无效[35]。这亦反映出其地理限制,在初春至晚秋的战争季节里,鄂图曼帝国军从君土坦丁堡进军,维也纳是帝国军的最远点。此外,帝国亦须在前线部署军力,一方面须防范奥地利人,另一方面又要对抗什叶派穆斯林的萨非王朝。
在战场上,鄂图曼帝国逐渐被欧洲的军事技术赶过,宗教及知识份子保守派的壮大扼杀了帝国的军事革新。欧洲军事革命对战略及军备的改变使以往令人闻风丧胆的西帕希骑兵的威胁减弱。在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冗长战争里,帝国需要大量配备火器的步兵,于是放宽募兵政策,使土耳其新军的数量大为提高,但却引起了军纪、兵士素质等问题,政府甚至需要应付军士哗变。欧洲提倡火枪而发展的长矛与火枪及线性战术对鄂图曼帝国军造成致命打击。帝国军招募了一些非正规的狙击手应付战争,一些狙击手于复员后在杰拉里叛乱(Jelali revolts)里沦为土匪,杰拉里叛乱让安那托利亚在十六世纪末及十七世纪初陷入无政府状态[36]。至1600年,鄂图曼帝国的人口达到三千万,对土地短缺的诉求亦对政府构成压力[37]。
不过,十七世纪并非单纯是鄂图曼帝国的滞止及衰退期,这亦是帝国及其体制开始适应内外新的压力及事物的时期。
原本在帝国的早期,一位苏丹驾崩之后、其继任者继位之前往往有一段空位时期,这是因为当时帝国的皇位继承制度像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适者生存,而不是长子继承”:当一位苏丹驾崩后,他的儿子们不得不为了皇位兄弟相残,最终胜利者方能继任苏丹,并可任意处决兄弟。因为儿子们的内讧和兄弟相残的发生,苏丹驾崩和其继任者继位经常不在同一天。1603年穆罕默德三世驾崩后,只有两个儿子13岁的艾哈迈德一世和12岁的穆斯塔法。如仍按先例处决穆斯塔法,则一旦艾哈迈德无后而亡皇室就将绝嗣,加上艾哈迈德对弟弟的喜爱,穆斯塔法仅被囚禁而免于一死,新苏丹杀光兄弟的先例被打破。
苏丹女权时期(1648年-1656年)是帝国后宫对政治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时期,由太后代表儿子行使权力,这并非前所未有,许蕾姆苏丹在1530年代初继承艾谢·哈芙莎苏丹成为苏丹皇太后,她被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安德里亚·杰里迪形容为“极度善良、有胆识及聪慧的女人”[38][39]。由于易卜拉欣一世无力管治国家,以及年幼的穆罕默德四世于1646年登位,政务就交帝国后宫治理[40],这时期最著名的女性是柯塞姆苏丹及其儿媳妇杜亨·哈提婕。在柯塞姆苏丹废黜穆罕默德四世的计画泄漏后,哈提婕的支持者在1651年将柯塞姆苏丹杀害[41]。
接下来帝国进入科普鲁律时期(1656年-1703年),在这段时期,帝国由科普鲁律家族的成员出任大维齐尔。1656年9月15日,时年八十岁的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帕夏得到杜亨·哈提婕保证帝国后宫不会干预他处理政务。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帕夏是一位激进的保守执法者,他恢复了中央权力及帝国的军力,其子及继承人科普鲁律·法奇尔·艾哈迈德(Köprülü Fazıl Ahmed)奉行其父的路线[42]。科普鲁律家族重振军威的成果可见于重夺特兰西瓦尼亚、1669年征服克里特及1676年扩张至乌克兰南部,占领霍京、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及波多里亚地区[43]。
1683年5月,刚得到重振的军事力量再遭到毁灭,卡拉·穆斯塔法·帕夏举兵再次进攻维也纳,鄂图曼帝国军被波兰国王约翰三世领导的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及波兰联军击败[44]。《卡尔洛夫奇条约》的签订终止了大土耳其战争,使鄂图曼帝国军须首次割让其控制的欧洲领土,包括鄂图曼帝国匈牙利[45]。自此,帝国无力再对欧洲奉行扩张政策,在欧洲战线上只得采取防守。在这时期,只有两位苏丹可对帝国实施有效的政治及军事管治。穆拉德四世重夺埃里温及巴格达,中央权力再次得到重视[46]。穆斯塔法二世在1695年至1696年反攻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但在桑达大败[47]。
滞止及改革
在滞止期,帝国的许多巴尔干领地落入奥地利手中,而名义上归鄂图曼帝国的管治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已独立,后来受到英国及法国的控制。在十八世纪,中央政府给予地方统治者及领导不同程度的地区自治。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间,俄国与鄂图曼帝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
历史学家认为鄂图曼帝国长期的滞止是改革失败的时代[48]。奥斯曼帝国在这时期进行过科学及教育改革,包括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如伊斯坦堡科技大学[49]。鄂图曼帝国的科学及技术处于中世纪时代,这是鄂图曼学者将伊斯兰的哲学及数学、中国的火药及磁铁罗盘知识综合得来。在这时期,科学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一些作家的同业工会抨击印刷机为“魔鬼的发明”。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在1450年由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1493年由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引入鄂图曼,塞法迪犹太人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逃出后移居到奥斯曼帝国[50]。
郁金香时期是以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喜爱的花卉而命名,郁金香亦可象征其任内的和平统治。帝国对欧洲的政策在这时改变,在1712年鄂图曼帝国在第三次俄土战争里取得胜利及签订《帕萨罗维茨条约》后,在1718至1730年间,地区都处于和平状态[48]。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疆城镇加强防御工事,以防范欧洲的扩张。一些初步的改革开始实施,如降低税率,以尝试改善帝国的形象,国内开始出现私人投资及企业家。
鄂图曼帝国军事改革在塞利姆三世在任时开始[51],他是第一位尝试沿用欧洲路线将军事现代化的苏丹,然而这些改革却被反动分子妨碍,阻力来自宗教领袖及土耳其新军[52],当时的土耳其新军已失去控制及效用,他们对贫穷的不满及反对变动触发了叛变。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终招致杀身之祸,其继承者马哈茂德二世在1826年对土耳其新军进行了改革,压制了叛变[53]。
衰落及现代化
鄂图曼帝国的衰落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现代化的时期[54]。帝国在前线失去不少领土,中央政府的衰弱导致管治不稳,帝国在坦志麦特时期试图对帝国进行改革及重组。在坦志麦特时期,帝国须应对外国的入侵,帝国独力难支,于是开始与欧洲国家结盟,如法国、荷兰、英国等[55]。在克里米亚战争,鄂图曼帝国联合英国、法国等国抵抗俄国。
坦志麦特时期一系列的宪政改革包括建立现代化军队、改革银行系统,以现代工厂取代同业公会。1856年,哈特-艾·于马云(Hatt-ı Hümayun)法令保证所有鄂图曼帝国的公民,不论种族及信仰,都享有平等的地位,把1839年哈特-艾·沙里夫(Hatt-ı Şerif)法令的内容进一步扩充[56]。基督教米利特享有特权,如1863年的亚美尼亚国民宪法(Armenian National Constitution)是底万批准的法规,包括150条条文,由亚美尼亚知识份子及新成立的亚美尼亚国民议会草拟[57]。一部称为坎宁-厄·埃沙西(Kanûn-ı Esâsî,鄂图曼土耳其语解作“基本法”)的宪法使改革时期达到顶峰,该宪法由新鄂图曼人的成员编写,于1876年11月23日发布,为国民建立了自由及平等的概念[58][59][60]。
一次立宪时期维期甚短,但其意念(鄂图曼化)对改革派新奥斯曼人具有影响,新鄂图曼人在西方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相信君主立宪制能解决帝国社会不稳的问题[61]。1876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废黜了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62],穆拉德五世继位,因精神问题,穆拉德五世在上任短短数个月内再遭废黜[63]。1876年12月23日,一如人们所期待,继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64],然而,宪政下的议会运行了仅仅两年就被苏丹封禁,但没有被废除,其后碍于压力下,议会再度召开,坎宁-厄·埃沙西的有效性被降至最低。
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横扫许多国家,鄂图曼帝国亦不能幸免。民族意识与公民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令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想引入鄂图曼帝国,使帝国须应付国内外的民族主义。国内滋生了不少革命政党。民族主义兴起对十九世纪的帝国影响深远,还影响著二十世纪初帝国的国策。许多鄂图曼土耳其人质疑当时的国家政策,一些人认为种族冲突源自外部,与行政无关。帝国在那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她应付民族主义的能力也被受质疑。1829年,希腊在希腊独立战争后宣布独立[65]。改革未能抑制多瑙河大公国及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兴起,两地已处于半独立状态。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瓦拉几亚及摩尔多瓦宣布脱离帝国独立[66]。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正式确立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及保加利亚的独立[67]。波斯尼亚被奥地利帝国占据,巴尔干其他地区仍旧置于鄂图曼帝国的控制。在这反殖民化的浪潮里,塞尔维亚裔犹太人居达·阿勒卡莱(Judah Alkalai)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国度[68]。土耳其人在俄土战争失败,奥斯曼帝国以赛普勒斯换取英国在柏林会议的支持。在1798年被拿破仑一世占领的埃及在1801年由鄂图曼及英国联军夺还,1882年,英军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占据埃及[69],在法律上,埃及和苏丹仍是鄂图曼帝国的省份,直到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鄂图曼帝国加入同盟国,英国随即吞并埃及和苏丹。在1830年至1912年间,鄂图曼帝国在北非的省份尽失,即阿尔及利亚(1830年被法国占领)、突尼西亚(1881年被法国占领)及利比亚(1912年被意大利占领)。
帝国未能向欧洲银行偿还国债,导致鄂图曼国债机构(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的成立[70]。十九世纪末,帝国没有被西方势力完全占领是由于权力平衡的概念,奥地利及俄罗斯都希望藉鄂图曼帝国的衰落提高影响力及扩张领土,但英国竭力抑制他们,担忧俄国会支配地中海东部。
解体
青年土耳其人革命及苏丹宣布复行1876年宪法、恢复议会后,鄂图曼帝国踏入二次立宪时期,对鄂图曼帝国的解体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时期,政务被联合进步委员会掌控。奥匈帝国乘鄂图曼帝国陷于国内斗争在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71]。在1911年的意土战争,巴尔干同盟向鄂图曼帝国宣战。帝国在巴尔干战争里失去了巴尔干的领地,除了色雷斯及埃迪尔内[72]。德国控制的巴格达铁路成为国际局势紧张的源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因之一[73]。鄂图曼帝国在戈本号及布累斯劳号的追击(Pursuit of Goeben and Breslau)及介入中东战线后正式参战。在战争初期,鄂图曼帝国取得多次重要的胜利,如加里波利之战和卡塔之围。鄂图曼帝国也遭遇不少挫败,如在高加索战役败予俄国。1916年的阿拉伯起义让鄂图曼帝国在中东战线的良好形势逆转。
内政部长穆罕默德·塔拉特忧虑帝国内亚美尼亚人可能成立第五纵队,下令逮捕亚美尼亚领袖,要求实施特西尔法[74],开始大规模驱逐及屠杀亚美尼亚人,强行将数千人带到叙利亚沙漠的营地,事件演变成种族灭绝,估计有150万亚美尼亚人因饥饿、缺水、暴晒、盗贼掠夺而死亡,是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75]。亚美尼亚人遂以凡城抵抗战及成立西亚美尼亚政府(Administration for Western Armenia)作为回应。鄂图曼帝国政府则指责亚美尼亚人在安那托利亚西部勾结入侵的俄国军队,俄军里就有亚美尼亚志愿军。
至1918年,叶门和麦地那是鄂图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仅存的领地,《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鄂图曼帝国被迫交出也门和麦地那,而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鄂图曼帝国夺取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都须一并交出。《色佛尔条约》的条约确立了鄂图曼帝国的分裂。现时,在鄂图曼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达40个(包括备受争议的北赛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国)。战后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农民仅及战前的四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鄂图曼帝国的伤亡重大[76]。
占领君士坦丁堡及占领伊兹密尔激使土耳其国民运动的成立,国民运动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在土耳其独立战争获胜。1922年11月1日,苏丹制被废除[77],最后一任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于11月17日离开土耳其。新成立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得到国际承认。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78]。1924年3月3日,哈里发制被废除。鄂图曼皇室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且被驱逐出境。50年后的1974年,大国民议会才准许鄂图曼皇室的后裔获取土耳其公民身份[79]。
沦亡
鄂图曼帝国沦亡的主因是其经济结构的崩坏,以及因幅员广大而未能统合各地的经济。另外,帝国的通讯技术不足以联系所有领土。奥斯曼帝国沦亡的环境与罗马帝国衰落时相似,特别是国内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及政府未能调和种族问题。坦志麦特时期进行有关提高文化权利、公民自由及议会制度的改革开展得太迟,未能阻止十九世纪初民族主义崛起及国家分裂的潮流。
参见
来源
- ^ 1.0 1.1 Naim Kapucu、Hamit Palabıyık. Turk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 USAK Books. 2008: 第65页. ISBN 605-4030-01-9 (英语).
- ^ 2.0 2.1 2.2 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公元1290-1922). [2016-08-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1-30).
- ^ H. Inaici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P.M. Holt, A.K. S. Lambstone, and B. Lewi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ages 295-200
- ^ Jane Taylor. Imperial Istanbul: A Traveller's Guide: Includes Iznik, Bursa and Edirne.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2007年: 第67页. ISBN 1-84511-334-9 (英语).
- ^ (土耳其文) Sultan Osman I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土耳其文化部网页
- ^ Patrick Balfour Kinross.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Morrow. 1977年. ISBN 0-688-03093-9 (英语).
- ^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4年: 第255页. ISBN 0-333-61387-2 (英语).
- ^ David Nicolle. Nicopolis 1396. Osprey Publishing. 2001年: 第62页. ISBN 1-84176-278-4 (英语).
- ^ Colin Wells. A Brief History of History: Great Historians and the Epic Quest to Explain the Past. The Lyons Press. 2008年: 第104页. ISBN 1-59921-122-X (英语).
- ^ Irene Earls. Renaissance Art: A Topical Dictionary. Renaissance Art: A Topical Dictionary. 1987年: 第270页. ISBN 0-313-24658-0 (英语).
- ^ Marie Tanner. The Last Descendant of Aeneas: The Hapsburgs and the Mythic Image of the Empero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年: 第252页. ISBN 0-300-05488-2 (英语).
- ^ Tao Wan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orld. AuthorHouse. 2002年: 第168页. ISBN 0-595-24137-9 (英语).
- ^ Kevin Fewster、Hatice Hürmüz Başarin、Vecihi Başarin. Gallipoli: the Turkish story. Allen & Unwin. 2003年. ISBN 1-74114-045-5 (英语).
- ^ Susan Belasco、Linck Johnson. 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One: Beginnings to the Civil War. Bedford/St. Martin's. 2007年: 第66页. ISBN 0-312-48299-X (英语).
- ^ Savory, R. M. The Principal Offices of the Ṣafawid State during the Reign of Ismā'īl I (907-30/1501-24).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0, 23 (1): 91–105 [2016-08-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22).
- ^ Hess, Andrew C.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Egypt (1517)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73年1月, 4 (1): 55–76.
- ^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 Basic Books. 2006年: 第118页. ISBN 0-465-02396-7 (英语).
- ^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第134页
- ^ Robert Bideleux、Ian Jeffries.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Taylor & Francis. 2007年: 第89页. ISBN 0-415-36627-5 (英语).
- ^ Martin Sicker. The Islamic world in ascendancy: from the Arab conquests to the siege of Vienn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0年: 第203页. ISBN 0-275-96892-8 (英语).
- ^ Ármin Vámbéry、Louis Heilprin. Hungary. Putnam. 1898年: 第297页 (英语).
- ^ The Islamic World in Ascendancy: From the Arab Conquests to the Siege of Vienna,第207页
- ^ Leon Carl Brown、Benjamin R. Gampel. Imperial Legacy: The Ottoman Imprint on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年: 第120页. ISBN 0-231-10305-0 (英语).
- ^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第206页
- ^ Turk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第67页
- ^ Ros Horton、Sally Simmons. Women Who Changed the World. Quercus. 2007: 第32页. ISBN 1-84724-026-7 (英语).
- ^ Allan Freer. The North British Review. W. P. Kennedy. 1862年: 第45页 (英语).
- ^ Michael Hochedlinger. Austria's wars of emergence: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83-1797. Longman. 2003年. ISBN 0-582-29084-8 (英语).
- ^ Halil İnalcık.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Aristide D. Caratzas. 1989年: 第44页. ISBN 0-89241-388-3 (英语).
- ^ Hasan Celâl Güzel、Cem Oğuz、Osman Karatay、Murat Ocak. The Turks. Yeni Türkiye. 2002年 (英语).
- ^ Maureen Perrie、D. C. B. Lieven、Ronald Grigor Sun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年. ISBN 0-521-81227-5 (英语).
- ^ Alan W. Fisher. The Crimean Tatars. Hoover Press. 1978年: 第17页. ISBN 0-8179-6662-5 (英语).
- ^ 33.0 33.1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第272页
- ^ Norman Itzkowitz.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年: 第67页. ISBN 0-226-38806-9 (英语).
- ^ Clifford J. Roger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 readings on th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Westview Press. 1995年: 第321页. ISBN 0-8133-2053-4 (英语).
- ^ Suraiya Faroqhi、Halil İnalcık、Donal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 第24页. ISBN 0-521-57455-2 (英语).
- ^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第281页
- ^ Leslie Peirce. Morality tales: law and gender in the Ottoman court of Aintab.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年. ISBN 0-520-22892-8 (英语).
- ^ Leslie P. Peirce. The imperial harem: 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1993年: 第93页. ISBN 978-0-19-508677-5 (英语).
- ^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第44-45页
- ^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Basic Books. 2007-04-24: 第242页. ISBN 978-0-465-02397-4.(英文)
- ^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第77-81页
- ^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第80-81页
- ^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第81-82页
- ^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第84页
- ^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第73页
- ^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第83-84页
- ^ 48.0 48.1 Turk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第69页
- ^ James C. Kaufman、Robert J. Sternberg.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rea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年: 第353页. ISBN 0-521-83842-8 (英语).
- ^ Philip J. Cohen、David Riesman. Serbia's Secret War: Propaganda and the Deceit of History.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6年: 第64页. ISBN 0-89096-760-1 (英语).
- ^ William L. Clevelan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Westview Press. 1994年: 第61页. ISBN 0-8133-0562-4 (英语).
- ^ Alan Palm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Barnes & Noble. 1994: 第41页. ISBN 1-56619-847-X (英语).
- ^ Suraiya Faroqhi. Subjects of the Sultan: culture and daily life in the Ottoman Empire. I.B.Tauris. 2005年: 第249页. ISBN 1-85043-760-2 (英语).
- ^ Virginia H. Aksan、Daniel Goffma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 remapping the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年. ISBN 0-521-81764-1 (英语).
- ^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2008年: 第77页. ISBN 0-691-13452-9 (英语).
- ^ Atatürk Kültür、Dil、ve Tarih Yüksek Kurumu (Turkey)、Türk Tarih Kurumu. Tanzimat'ın 150. Yıldönümü Uluslararası Sempozyumu: Ankara, 31 Ekim - 3 Kasım 1989. Türk Tarih Kurumu. 1994年: 第388页 (英语).
- ^ Richard G. (EDT) Hovannisian "The Armenian Peopl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page 198
- ^ Feridun Mustafa Emecen, Ekmeleddin İhsanoğlu, Research Centre for Islamic History, Art, and Culture. Osmanlı devleti ve medeniyeti tarihi. İslam Tarih, Sanat ve Kültür Araştırma Merkezi (IRCICA). 1998年: 第324页. ISBN 92-9063-051-5 (土耳其语).
- ^ Türk Dünyası Araştırmaları Vakfı. Türk dünyası araştırmaları. 第145-146期. Türk Dünyası Araştırmaları Vakfı. 2003: 第6页 (英语).
- ^ Turk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第70页
- ^ Abdulkader Tayob. Islamic resurgence in South Africa: the Muslim Youth Movement. Juta and Company Limited. 1995年: 第24页. ISBN 0-7992-1612-7 (英语).
- ^ Harris M. Lentz. Assassinations and executions: an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violence, 1865-1986. McFarland. 1988年: 第8页. ISBN 0-89950-312-8 (英语).
- ^ M. Şükrü Hanioğlu. The Young Turks in oppo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1995年: 第234页. ISBN 0-19-509115-9 (英语).
- ^ Richard F. Hamilton、Holger H. Herwig. Decisions for war, 1914-191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年: 第157页. ISBN 0-521-54530-7 (英语).
- ^ Christopher Montague Woodhouse.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its historical setting.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52年 (英语).
- ^ Nikshoy C. Chatterji. Muddle of the Middle East. Abhinav Publications. 1973年: 第90页. ISBN 0-391-00304-6 (英语).
- ^ William Thomas Johnsen, Army War College (U.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Deciphering the Balkan Enigma: Using History to Inform Policy. DIANE Publishing. 1993年. ISBN 1-4289-1430-7 (英语).
- ^ Adam M. Garfinkl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modern Israel: myths and realities. M.E. Sharpe. 1999年: 第36页. ISBN 0-7656-0515-5 (英语).
- ^ Andrew Linkla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Taylor & Francis. 2000年: 第976页. ISBN 0-415-20139-X (英语).
- ^ Huri İslamoğlu-İn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年: 第289页. ISBN 0-521-52607-8 (英语).
- ^ Edward Raymond Turner. Europe since 1870. Doubleday. 1921年: 第450页 (英语).
- ^ Janusz Bugajski. Nations in turmoi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Eastern Europe. Westview Press. 1995年: 第178页. ISBN 0-8133-2351-7 (英语).
- ^ Morris Jastrow. The War and the Bagdad Railroad. 1918 (英语).
- ^ Hans-Lukas Kieser. Turkey beyond nationalism: towards post-nationalist identities. I.B.Tauris. 2006年: 第38页. ISBN 1-84511-141-9 (英语).
- ^ Gérard J. Libaridian, 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 Gérard Chaliand. A Crime of silence: the Armenian genocide. Zed Books. 1985年: 第158页. ISBN 0-86232-423-8 (英语).
- ^ Erik Jan Zürcher. Between Death and Deser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toman Soldier in World War I. 1996年: 第235–258页 (英语).
- ^ Habib Boularès. Islam: the fear and the hope. Zed Books. 1990年: 第85页. ISBN 0-86232-945-0 (英语).
- ^ Leon Carl Brown. Religion and state: the Muslim approach to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 第116页. ISBN 0-231-12039-7 (英语).
- ^ James B. Cuno. Who owns antiquity?: museums and the battle over our ancient herit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年: 第186页. ISBN 0-691-13712-9 (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