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
于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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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阗建国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明确时间公元56年—1006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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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 | 王国 | ||||||||
| 首都 | 在今和田的西部的约特干[1][2] | ||||||||
| 常用语言 | 可能是吐火罗语的早期形式，在1-2世纪古印度语（属婆罗米文）之后。 于阗语（一种变种婆罗米文和塞语）[4] | ||||||||
| 宗教 | 佛教 | ||||||||
| 政府 | 君主制 | ||||||||
• 56年 | 俞林：建武初期（25年–56年） | ||||||||
• 969年 | 尉迟僧伽罗摩（末代） | ||||||||
| 历史 | |||||||||
• 建立 | 于阗建国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明确时间公元56年 | ||||||||
• 文献记载于阗建国 | 公元前232年[5][6] | ||||||||
• 莎车入侵并吞并了于阗，于阗王俞林退位，成为骊归王。 | 56年 | ||||||||
• 吐蕃入侵并占领了于阗 | 670年 | ||||||||
• 与喀喇汗国战败，吞并，伊斯兰化。 | 1006年 | ||||||||
• 终结 | 1006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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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属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 ||||||||
| 新疆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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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于阗王国是一个古老的伊朗塞迦人创立的佛教王国，位在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端（在现代中国的新疆），有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在此沿著向西行。其古代都城约特干位于现代的和田市西边[12][13]。从汉朝到至少唐朝称为于阗、于窴或者于寘。这个大多数人是佛教徒的王国已经存在了超过1000年，直到公元1006年在新疆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时期被回教的喀喇汗国征服。
于阗建立在绿洲之上，除了本地其他主要产品，如著名的软玉和陶器外，当地的桑树林得以让人们生产和出口丝绸和地毯。尽管于阗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也是古代中国著名的玉石来源，但它本身的面积却相对狭小——在于阗绿洲的约特干（Yōtkan）古城周长只约为2.5至3.2公里。然而，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民的寻宝活动，古老的城市的许多考古证据已被破坏殆尽。[9]
于阗的居民使用伊朗东部语言的塞语（在于阗使用的称为于阗塞语或于阗语）和健驮逻语（一种与梵语有关的印度－雅利安语）两种语言。关于于阗人之中，来自南亚、讲健驮逻语的，相对于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伊朗裔印度-欧洲人、讲塞语的塞迦人，在种族和人类学上各占的比率，现今仍存在争议。从公元3世纪开始，在于阗皇家宫廷中说的健驮逻语受到明显的语言上的影响。到了公元10世纪，于阗塞语也被证实在于阗宫廷中使用，而且于阗的统治者也在行政文件上使用塞语。
名称
于阗又作于寘，可能为*Godan的对音，其完整形式为go（原意为“牛”，后用来称呼于阗人）加上伊朗语的后缀-stâna（“斯坦”，土地）组成，意为“牛国”。[14]伊朗学家H.W.贝利则认为，这个地名可能和贵霜王胡毗色伽有着同一个词根，比较于阗塞语的hvāṣṭa（意为“最好的、最主要的”）。[15]
于阗在于阗语中的早期形式为Hvatana，晚期发展为Hvamna-/Hvana-/Hvam-的形式，汉文对音为“涣那”，元代则称之为“五端”“兀丹”“斡端”等。[16]
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当中，此地被称为于阗（郑张尚芳上古拟音*ɢʷa diːn，高本汉拟音gi̯wo-d'ien[17]）[9]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说：“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悟空入竺记》说：“于阗（亦云于遁），梵云瞿萨怛那（唐言地乳国）”。现代研究认为，“瞿萨旦那”一名为民间词源，是于阗本地的佛教传说附会为梵语的Gostana（即《西域记》所谓“唐言地乳”）。[18]佛教梵语中写做gaustana-deśa、gāṃstana-deśai（“瞿萨旦那国”）等[15]，此外佛教梵语中还有Gosthana、Godana、Godaniya、Kustana等形式。《西域记》中还举出了涣那、于遁、豁旦和屈丹等类似的名称。[19]
公元7世纪至8世纪期间，吐蕃称该王国为“李域”（藏语：ལི་ཡུལ་，威利转写：li-yul）或者“江热木布”（藏语：ལྕང་ར་སྨུག་པོ་，威利转写：lcang ra smug po，意思是“红柳林”）[20]；称该王国的都城为Hu-ten、Hu-den、Hu-then或Yvu-then。[21][22]
本地文献中对该地的称呼亦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约在公元三世纪，当地的佉卢文文献中称此地为Khotana，而后在婆罗米文书写的于阗塞语文献中则称之为Hvatäna、Hvatana。[15]其后则演变为Hvaṃna，即《西域记》中所记的涣那，更晚则有Hvaṃ、Hvaṃ kṣīra（“于阗之地”）、Hvanya kṣīra等形式。摩尼教粟特语中出现了于阗的形容词形式xwδnyk，此外图木舒克语中出现的hvadane和hvadna可能也是指于阗。[15]
在西方常用的Khotan来自早期新波斯语，《世界境域志》中提到于阗则用了khutan。[15]《马可波罗游记》称之为Cotan，早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则将该地称作Quotan。
在公元9世纪与晚唐时驻扎在沙洲（即敦煌）的地方政权归义军结盟时使用了Yūttina的名称（于阗塞语）。[21][15][23]在一部作者不明的佛教文献《翻梵语》中，“于填国”条下注释说：“应云优填耶那，译曰后堂”[24]，据伯希和，“优填耶那”是梵语udyāna，意为“花园、园林”，即该书中的“后堂”，他认为这个作者将于阗、乌仗那和梵语udyāna三者混淆了。[16]
领土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
绿洲的地理位置是其成功和取得财富的主要因素。于阗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地球上最干旱，最荒凉的沙漠气候之一，其南部是无人居住的昆仑山脉。东部除了尼雅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绿洲，因此旅行困难，而从西部进入则相对容易[9][25]。于阗从塔里木盆地的白玉河[26]和墨玉河两条河流取水灌溉，这两条河带来大量的河水，使得以在干旱气候下生活。山脉旁边的位置不仅为作物提供了灌溉，而且还增加了土地的肥沃性，因为河流降低了山地的坡度并带来沉积物，从而创造了更肥沃的土壤，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让于阗因生产谷物和水果而闻名。因此，于阗的命脉是靠它位在昆仑山脉附近，没有这个因素，它就不会成为丝绸之路沿线中最大，最成功的绿洲城市之一。
于阗王国是塔里木盆地中发现的众多小国之一，其中包括莎车、楼兰（鄯善）、吐鲁番、疏勒国、焉耆和龟兹（后三者与于阗一起构成了唐朝的安西四镇）。西边是中亚的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周围环绕有强邻，如贵霜帝国、中国、西藏，和曾经一度的匈奴，这些邻居在不同时期都曾已经或试图对于阗给予影响。
历史
从很早开始，就有不同的印欧语系族群居住在塔里木盆地，例如吐火罗人和塞迦人[5][27]。商和周墓葬中发现的于阗玉石所制的器物表明，于阗的玉石在建城之前已在中国交易了很长时间。玉石贸易一般认为是由月氏人所推动的[28]。
于阗建国传说
于阗的创立传说有四个版本[29]，这些可在中国往西方取经的玄奘作品中，以及于阗文献的藏文翻译中找到。所有这四个版本都表明这座城市是公元前3世纪左右在印度阿育王统治时期，由来自印度的部族所建立的[9]:77–81[29]。
根据其中一种版本的说法，据说在远古的塔克西拉部落中一位祖先追溯到多闻天王的贵族，把孔雀王朝统治者阿育王的儿子库纳拉（Kunãla）弄瞎。作为惩罚，他们被放逐到喜马拉雅山北麓，在于阗定居，并推选了其中一位为国王。然而，随后他们与来自中国的另一族群发生战争，中国族群的首领接任国王，把两个殖民地合并[9]。在另一个版本中，是库纳拉本人被放逐，并创立了于阗[30]。
传说表明于阗是由印度西北部和中国人迁入定居，并可能解释了自汉朝以来于阗被分为东城和西城的情况[9]。也有人认为相关传说是虚构的，因为他忽略了在当地的伊朗人口，而传说的目的是解释公元7世纪在于阗已存在的印度和中国影响[31]。根据玄奘记载，当地人认为，自于阗创立以来，皇室统治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证据表明，至少从公元3世纪起，于阗国王就以伊朗语为基础的字眼作为头衔，这表明他们可能会说某种伊朗语[32]。
19世纪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尼雅发现了用佉卢文所写的普拉克里特诸语言文书，其中有于阗立国传说，斯坦因认为，在塔里木盆地的这些人是印度塔克西拉的移民，他们征服了于阗并在此殖民[33]。然而，使用普拉克里特诸语言可能是贵霜帝国影响力的所遗留的结果[34]。根据在塔里木盆地各个地点发现的希腊化艺术品等证据，于阗早期也受到希腊的影响，例如，在于阗附近发现的山普拉挂毯，和在楼兰附近发现描绘希腊神荷米斯以及有翼的珀伽索斯的挂毯，还有一些陶瓷物件，可能暗示著影响来自遥远的希腊化的埃及托勒密王国[35][36]。因此，一个假设是，该地区的早期移民可能是来自塔克希拉的混血族裔，他们是由希腊化塞迦人或印度-希腊人领导人率领来此，并采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行政和社会组织建立了于阗王国[37][38]。
塞迦人移入
在于阗找到的以后几个世纪的文献指出，于阗人民说的是塞迦语，这是一种东部伊朗语，与粟特语有密切的联系。作为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塞迦语与塔里木盆地毗邻地区所使用的吐火罗语之间有比较遥远的联系[39]。塞迦语还与吐火罗语共享语言学上的区域特征。尚不确定塞迦人何时迁入于阗地区。山普拉挂毯的考古证据[40]（Shanpulu; سامپۇل بازىرى [41] / 山普鲁镇）表明塞迦族人可能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最后时期已在于阗附近定居[42]，但是有些人认为塞迦人是在于阗城市创立之后才迁入[43]。塞迦人可能早些时候就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区，在于阗以东200公里处的克里雅河的圆沙古城绿洲区域发现了一个被认为是塞迦人居住的遗迹，时间可推到公元前公元第7世纪[44][45]。塞迦族人在中国古代记载中称为“塞”[46]。这些记录表明，他们最初居住在现代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伊犁河和楚河河谷。在《汉书》中，这一地区被称为“塞人之乡”，即塞迦[47]。根据司马迁《史记》，最初来自中国天山与甘肃的敦煌之间地区的印欧种族月氏人[48]，在公元前177年-176年被匈奴族人冒顿单于军队攻击，并被迫逃离甘肃的河西走廊[49][50][51][52]。
接著，月氏则攻击并迫使塞族向南撤离。塞迦人在公元前140年穿越锡尔河进入巴克特里亚[53]。后来塞迦人还迁入印度北部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点，如于阗、焉耆、莎车和龟兹。一种理论是，塞迦族人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希腊化，然后他们或一个种族混杂的希腊化的斯基泰人迁移到莎车和于阗，或更早地从印度-希腊王国的塔克西拉迁居到这里[54]。
在邻近的鄯善国（楼兰）发现的公元3世纪用普拉克里特诸语言书写的的文件显示，于阗国王被赋予了“hinajha”头衔（意为“大元帅”），这是一个明显的伊朗语的单词，相当于梵文头衔大元帅（senapati）[32]。据已故伊朗研究学者罗纳尔德·埃里希·艾默里克教授[55]（卒于2001年）称，这与记录中的国王统治时期而被推定为于阗国王kṣuṇa的事实“暗示著伊朗居民与王权之间已建立的关联”[32]。他说，于阗在公元10世纪的用于阗塞迦语撰写的皇家诏书“可证明于阗的统治者很可能是说伊朗语的人[32]。”此外，他详细阐述了于阗的早期名称：
于阗的名字有许多可以印证的拼写方式，其中最古老的形式是hvatana，有书写者大约在公元7到10世纪时使用伊朗语在文本里面也称乎这个地方为hvatana。在两个密切相关的伊朗方言，粟特语和图木舒克语两者也证明名称相同。因此，有人推论将其解释为伊朗语的用法，这在历史上具有某种程度重要意义。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塞迦人之名进行语义学上的解释，因为在于阗的伊朗居民说的语言与公元前1世纪以来印度西北部塞迦人所使用的语言紧密相关。[32]
后期在于阗和图木舒克（喀什东北部）发现了用于阗塞迦语撰写的各式文件，范围包括医学文献到佛经[56]。在敦煌也发现了类似的文献，多数是在公元10世纪时撰写的[57]。
早期时代
公元前2世纪，一个于阗国王帮助南亚贵霜帝国的著名统治者迦腻色伽一世（由印度-伊朗语族月氏人建立）征服了印度中期王国的重要城镇萨凯特：[a]
根据《汉书》第96A章，从公元前125年到公元23年这段时间，于阗有3,300户家庭，19,300个人和2,400人有作战能力。[58]
汉代以前及汉代和六朝
传说中于阗国为孔雀王朝阿育王的一子地乳王所建立，建于公元前232年[59][60]。早期居民有来自南亚的印度人、汉人、西藏人以及来自伊朗的西徐亚人[61][62]。
根据汉书记载，于阗在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5年间，于阗有3300户，1万9千300多人口以及有2400名士兵。[63]
汉朝张骞通西域后，到汉宣帝时属西域都护。东汉建武末期，于阗被当时强盛的莎车所吞并[64]。汉明帝永平（公元58-76年）年间，于阗将士休莫霸称王，并起兵反抗莎车统治。休莫霸死后，其年长的儿子广德继位并继续抗争，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打败并兼并了莎车。自此开始于阗走向盛世[65]，使除开同时期也很强大的鄯善国（位于罗布泊区域，首都在若羌）外，精绝（尼雅遗址）西北远至疏勒（喀什)等十三国都向于阗称臣。从此开始，于阗和鄯善是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部整个地区，丝绸之路南道维二的强大国家[66]。十六年（73年），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广德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于阗都出兵相助。
随着于阗在地方贸易的发展，以及成为兴起的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环，于阗得以迅速的发展。根据后汉书记载，于阗此时有三万二千户，8万3千多人以及有三万多的士兵。[67]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向中原王朝进贡。又兼并戎卢、捍罙、渠勒、皮山等国。西晋时，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
唐代
唐太宗贞观年间，于阗王尉迟屋密遣子入侍唐廷。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于阗编为唐安西四镇之一，成为丝绸之路南道最重要的军政中心。
7世纪中叶，南方的吐蕃势力开始崛起，吐蕃人称于阗为“李域”（藏语：ལི་ཡུལ་）或者“江热木布”（藏语：ལྕང་ར་སྨུག་པོ་，意思是“红柳林”）[68]。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域的霸权，蕃军于670年进入塔里木盆地，于阗被吐蕃攻占。上元元年（674年），于阗王伏阇雄击走吐蕃，亲自入唐，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6城等10羁縻州，任命伏阇雄兼都督。唐玄宗天宝年间，尉迟胜入唐，唐玄宗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安史之乱时，尉迟胜亲自率兵赴援唐廷，乱平后，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唐授尉迟曜兼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坚持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为吐蕃攻占。
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势衰，于阗获得了独立，仍由尉迟氏统治。9世纪末叶，开始和敦煌的沙州归义军政权交往。
宋元明清
北宋初，于阗使臣、僧人数次向宋进贡。在10世纪末，喀喇汗国开始入侵于阗，在战争初期，于阗占据优势并在970年占领了喀喇汗国德喀什，获得的战利品除开常见东西外还得到了大象，并向宋朝进贡了一头会跳舞的大象[69][70]。但在1006年，喀喇汗国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陷了和阗城，吞并了于阗，结束了于阗李氏的统治。但于阗的佛教徒持续抵抗了半个多世纪。喀喇汗国的皇室作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用了一首简短的诗来描述这次入侵：
明永乐六年派遣使者进贡。[73]
于阗在喀喇汗国的统治下，语言和人种逐渐突厥化，并皈依了伊斯兰教。在1271至1275年间，马可波罗曾来过于阗[74][75]，并记载于阗人已全尊崇默罕默德[74][76]。后经西辽、蒙古帝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的统治，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被清军纳入清朝治下，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年）置和阗直隶州。
突厥-伊斯兰教徒征服佛教国于阗
公元10世纪，伊朗的塞迦佛教王国于阗是唯一尚未被突厥维吾尔族（佛教）和突厥喀喇汗（回教）两国征服的城市国家。在10世纪后期，于阗展开与喀喇汗国的斗争。回教对喀什以东的佛教小国的征服始于公元934年，当年喀喇汗国苏丹萨图克·博格拉汗皈依回教。萨图克·博格拉汗和他的儿子穆萨指示努力让土突厥人皈依回教，并进行军事征伐[77][78]，回教的喀什和佛教的于阗之间爆发了一场漫长的战争[79]。据说萨图克·博格拉汗的外甥或孙儿阿里阿尔斯兰汗在与佛教徒的战争中阵亡[80]。公元970年，于阗短暂地从喀喇汗国人手中夺下了喀什，根据汉文文献的说法，于阗国王主动提出向中国朝廷表示呈送贡品，提到一头从喀什俘来会跳舞的大象[81]。
喀喇汗国和于阗之间的战争，在约在公元1700年－1849年间在回部用东突厥语（现代维吾尔语）所写的四个殉难的伊玛目的训诫一书中有叙述，此书可能是基于较古老的口头传述记载为文字。它包含一个故事，讲述来自名为“玛达因”的城市（可能是泰西封，在现代伊拉克），四名伊玛目帮助喀喇汗国领导人优素福·卡迪尔汗征服于阗、莎车以及喀什[82]。多年的战斗中，“血流如阿姆河水”，“脑袋在战场上像石头一样乱扔”，直到“异教徒”被优素福·卡迪尔汗和四个伊玛目击败并驱逐到于阗。然而，伊玛目们在回教徒最后一次胜利之前被佛教徒暗杀[83]。尽管他们是外国人，但于阗地区目前的回教人口仍将他们视为当地的圣人[84]。1006年，在喀什的穆斯林喀喇汗国统治者优素福·卡迪尔·汗（Yusuf Qadir Khan）最终征服于阗，于阗不再是独立佛教国[77]。于阗与宋朝之间的某些通信仍断断续续地进行，在1063年的一个宋朝（宋仁宗在位最后一年）文献中指出，于阗的统治者称自己为喀喇汗，这表明是喀喇汗国人统治于阗[85]。有人推测在敦煌的佛教徒对于阗被征服和当地佛教被禁绝而感到震惊，他们将藏有包含敦煌文献的莫高窟第十七窟密封起来，以保护之[86]。
《突厥语大词典》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说法，在11世纪，于阗的居民仍然说另一种语言，并且对突厥语的了解不深[87][88]。然而，据信到11世纪末，在整个塔里木盆地，突厥语已成为通用语言[89]。
马可·波罗1271至1275年间访问于阗时，他说：“当地居民都崇拜穆罕默德。”[90][91]
经济
于阗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是故手工纺织发达。特产以玉石和丝绸最有名。
于阗的金属硬币
于阗铸造的金属硬币。正面：佉卢文“Maharajasa, rajati n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意思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92]。背面：汉文："重廿四铢铜饯"。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众所周知，于阗王国既铸造金属硬币，也铸造无孔的金属硬币。[93][94][95]
另请参阅：按铸字列出的中国金属硬币清单 §于阗王国
蚕丝
于阗是中国以外第一个开始经营蚕业的地方，此说广为人知，并在壁画中得到证明。据说某位公主在下嫁阗王时把蚕卵藏在头发里，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但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96]；另一版本来自玄奘，描述一位中国公主秘密地将蚕运到于阗。玄奘在公元640年至645年间从印度返回长安途中，曾经穿越中亚，路过喀什以及于阗[97]。
根据玄奘的说法，蚕业传入于阗是在公元5世纪前期，于阗国王希望取得蚕卵、桑树种子和中国人的养殖制造知识——生产丝绸的三个关键组成，为了维持中国对丝绸制造的垄断，朝廷严禁丝绸技术离开中国。玄奘写道，于阗国王请求一位中国公主下嫁，以示对皇廷的效忠。请求获准后，于阗遣使使华，护送公主到于阗，使者对公主提议携带蚕和桑树种子，让公主在于阗仍能做长袍给自己穿，并使当地生活繁荣昌盛，公主在头饰中隐藏了蚕卵和桑树种子，通过中国边境进入于阗。根据玄奘的著作，蚕卵、桑树和纺织技术再从于阗传入印度，最终传达欧洲[98]。
玉石
丝绸之路出现之前和之后，于阗都是塔里木盆地南部路线上的重要贸易绿洲，这是“唯一的水源，让人类可以从南部穿越沙漠”的主要绿洲[99]。 除了于阗的地理位置外，也软玉对华输出的重要性而享誉于世。
从于阗到中国的玉石贸易已有悠久的历史，中国考古遗址中能发现来自塔里木盆地的玉器。兴隆洼文化和查海遗址中的玉匠一直在雕刻环形吊坠，“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用从于阗的绿色玉石雕刻而成”[100]。郑振香及她所带的团队从妇好墓中发掘出来的数百件商朝晚期玉器，均出自于阗[101]。据《管子》记载，禺氏向中国提供玉石[102]。从次要的资讯来源看来，于阗玉在古代之所以盛行是由于其品质良好，而别处缺乏这类的玉石的缘故。
玄奘还观察到在公元645年在于阗贩售的玉石，并提供了一些玉石买卖的例子[100]。
宗教
于阗自前2世纪末佛教传入后，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在11世纪，于阗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信奉佛教[103]。三国两晋北朝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于阗特别崇拜毗沙门天王，并认为他是于阗王族的祖先。于阗人民喜爱音乐、戏剧，在绘画方面具有中古印度、中古波斯的混合风格，画家尉迟乙僧于初唐时至长安，绘有许多壁画，与唐人吴道子、阎立本齐名。
于阗王国是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直到公元11世纪，绝大多数当地人口都是佛教徒[103]。最初于阗人民不是佛教徒，据说佛教是在于阗创建立后170年左右，在公元前一世纪的维贾亚桑巴瓦（Vijayasambhava）统治时期所采纳的[104]。而据汉朝班超的说法则是，于阗人民在公元73年仍然似乎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或萨满教[31][105]，班超之子班勇曾居西域，他也没有提及那儿存有佛教，而且由于东汉开始之前该地区没有佛教艺术，因此也有人认为该地区可能直到公元二世纪中叶未才信奉佛教[105]。
于阗主要信奉大乘佛教[106][107]。根据在四世纪经过于阗的法显和尚:
国家富裕，人民众多。他们无一例外地对佛法（也称世间万法，或是音译为达摩）充满信心，并用宗教音乐互相取乐。僧侣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属于大乘佛教。[108]
在这方面，于阗与沙漠对面信奉小乘佛教为主的龟兹有别，法显描述龟兹有十四个大大小小的僧院[109]。于阗在文化交流中使用许多外语，包括汉语、梵语、普拉克里特诸语言、阿波婆罗沙语（卑俗语）和近古藏语。
历史时间表
《大唐西域记》、《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文献的记载，都说于阗国在公元前数个世纪就建立，文献记载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公元初这里使用的铸币，正面印着汉文，背面印着佉卢文。加以张骞通西域时就知道了于阗这一名称，综合所有信息得出结论于阗建国肯定不会晚于公元前2世纪。[110]
- 约公元前84年：据称佛教传入于阗。[112]
- 公元105年：西域发生叛乱，于阗重新独立。
- 公元131年：于阗国王放前派遣他的一个儿子到中国进贡。
- 公元632年：于阗向中国表示效忠，成为附庸国。
- 公元644年：中国往西方取经和尚玄奘在于阗停留7-8个月，并对于阗做了详细记载。
- 公元670年：西藏入侵并征服了于阗（于阗此时为“安西四镇”之一）。
- 大约公元670年-673年：于阗由藏人统治。
- 公元674年：国王伏阇雄族裔和追随者在与藏人作战后逃往中国，并未返回于阗。
- 约公元680年-约692年：尉迟璥以摄政王身份统治于阗。
- 公元692年：武则天从西藏手中夺回于阗，并设为保护国。
- 公元728年：中国正式册封尉迟伏师战以“于阗王”头衔。
- 公元740年：中国册封尉迟珪的妻子为于阗王妃。
- 公元969年：国王李圣天尉迟僧乌波的儿子 Zongchang派遣了一个朝贡代表团前往中国。
- 公元971年：一位佛僧（名吉祥）将于阗国王的信带给了宋朝皇帝，并在信中提起破喀什而虏获会跳舞大象，预备献给中国朝廷。
国王
于阗[尉迟氏]（前3世纪-1006）
于阗国于851年改国号为金国，938年改称大宝于阗国，983年改称金玉国。
| 名 | 在位时间 年号 |
即位年 |
|---|---|---|
| 俞林 | (33) | 23 |
| 君得 | (3) | 57 |
| 休莫霸 | (1) | 60 |
| 广德 | (37) | 60 |
| 放前 | (22) | 110 |
| 建 | (20) | 132 |
| 安国 | (30) | 152 |
| 秋仁 | (25) | 丙戌 446 |
| 婆罗二世 | (6) | 辛亥 471 |
| 散瞿罗摩三世 | (23) | 丁巳 477 |
| 舍都罗 | (30) | 庚辰 500 |
| 尉迟？ | (30) | 庚戌 530 |
| 尉迟？ | (30) | 庚辰 560 |
| 卑示闭练 | (30) | 庚戌 590 |
| 尉迟屈密 | (22) | 庚辰 620 |
| 伏阇信 | (23) | 壬寅 642 |
| 伏阇雄 | (26) | 乙丑 665 |
| 尉迟璥 | (33) | 辛卯 691 |
| 尉迟眺 | (1) | 甲子 724 |
| 尉迟战 | (11) | 乙丑 725 |
| 尉迟达 | (4) | 丙子 736 |
| 尉迟珪 | (5) | 庚辰 740 |
| 尉迟胜 | (18) | 乙酉 745 |
| 尉迟曜 | (27) | 甲辰 764 |
| 尉迟诘 | (38) | 辛未 791 |
| 尉迟迟耶 | (15) | 己酉 829 |
| 尉迟南塔 | (15) | 甲子 844 |
| 尉迟佤那 | (29) | 己卯 859 |
| 尉迟毗讫罗摩 | (24) | 戊申 888 |
| 尉迟僧乌波(李圣天) | 同庆(38) 天兴(14) 天寿(4) |
壬申 912 庚戌 950 癸亥 963 |
| 尉迟输罗(李从德) | 天尊(11) | 丁卯 967 |
| 尉迟达磨 | 中兴(8) | 戊寅 978 |
| 尉迟僧伽罗摩 | (13) | 丙戌 986 |
| 尉迟萨格玛依 | (7) | 己亥 999 |
线粒体DNA分析
距离在洛浦县的于阗考古遗址约有14公里处，在称为“山普拉”的墓地[118]发现有希腊化的文化艺术品，例如山普拉挂毯（其来源很可能来自不远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119]，当地居民大约在公元前217年到公元283年之间将逝者埋葬在这个墓地[120]。对此墓地的人类遗体做的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他们有高加索人的遗传亲缘，特别是有奥塞梯人和伊朗人的母系遗传，以及东地中海人的父系遗传[118][121]。从历史记载看来似乎证实了这一关联，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与一位来自巴克特里亚名叫罗克珊娜的粟特女士结婚[122][123][124]，他也鼓励士兵和将领迎娶当地妇女；因此，塞琉古帝国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后来国王都有混合了波斯和希腊民族血缘背景[125][126][127][128]。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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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 another publication calling her "Sogdian", see Christopoulos, Lucas (August 2012), "Hellenes and Romans in Ancient China (240 BC – 1398 AD)," in Victor H. Mair (ed), Sino-Platonic Papers, No. 230,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p. 4, ISSN 2157-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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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ucas Christopoulos writes the following: "The kings (or soldiers) of the Sampul cemetery came from various origins, composing as they did a homogenous army made of Hellenized Persians, western Scythians, or Sacae Iranians from their mother’s side, just as were mos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Greeks colonists living in the Seleucid Empire. Most of the soldier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who stayed in Persia, India and central Asia had married local women, thus their leading generals were mostly Greeks from their father’s side or had Greco-Macedonian grandfathers. Antiochos had a Persian mother, and all the later Indo-Greeks or Greco-Bactrians were revered in the population as locals, as they used both Greek and Bactrian scripts on their coins and worshipped the local gods. The DNA testing of the Sampul cemetery shows that the occupants had paternal origin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Mediterranean"; see Christopoulos, Lucas (August 2012), "Hellenes and Romans in Ancient China (240 BC – 1398 AD)," in Victor H. Mair (ed), Sino-Platonic Papers, No. 230,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p. 27 & footnote #46, ISSN 2157-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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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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