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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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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作品,全书分为两篇。

雷海宗将中国文化分成三个周期。383年淝水之战前后,中国分为两周,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第二周是北方各少数民族屡次入侵中原,印度佛教不断渗入并最终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化学的作用”,形成一个胡汉混合的新中国。在上古时代,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荣。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整部《左传》中没有一个临阵脱逃的士兵。中国的文化自秦汉后是“无兵的文化”,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雷氏深痛表示:“中国二千年来,由于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因此弄得国家积弱,民族或个人软弱无能。”雷海宗对中国知识分子多有批评,他认为他们都是些文弱的书生,绝对不肯当兵,“每次天下大乱时士大夫无能的情形就暴露无遗”,历代党争“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卢沟桥事变后,“与印度巴比伦文明比较,中国文化有顽强的生命力,可造第三周。”

雷海宗是“战国策派”的代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上编的论文是抗战前三年间发表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杂志上[1],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等五篇文章。下编的论文主要完成于抗战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雷氏哲学自成一格的表述,明显有斯宾格勒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