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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健康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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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健康事务（英语：Women's health in China）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女性健康相关事务，这些与中国的男性健康事务，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健康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中的定义是 “一种完全身、心、以及社会的幸福健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未生病或者虚弱的状态。”[1]中国妇女健康，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国过去七十年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而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就需要研究改革开放之前（1949-1978），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两个不同阶段里面，卫生政策及其成果。

总体而言，自PRC在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的妇女健康状况有显著改善，从婴儿死亡率（IMR），生活品质指数（英语：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等多项指标均显示有进步[2]。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英语：Women in ancient and imperial China）上对性别不平等（英语：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的意识形态，加上中国政治体系复杂，在妇女健康事务的各方面（例如生殖健康和爱滋病），挑战仍在增长中。

历史

改革开放前（1949-1978）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中国后，他们建立一个公共医疗体系，称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CMS），致力配合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的需求。[3]CMS有三个阶层：赤脚医生，乡镇卫生所，和县级医院。1970年代末，超过90％的农村地区都受到CMS所覆盖。[4]CMS对于中国人民的健康（包括女性健康）做了大幅改善。[5]

Yu Mei-yu等人的研究（发表在1997年的Women's health status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女性婴儿死亡率从1953年的每一千名活产（英语：live birth）婴儿在1岁前死亡170名，下降到1957年的136名，女性平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 1949年的44.8岁上升到1975年的67.1岁。[2]但是Judith Banister的研究[6]与中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情况相反，至少从 1975年以来，女性的婴儿死亡率高于男性。[7]Yu Mei-yu等人的研究，认为男女之间的婴儿死亡率差异可能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偏爱儿子的结果，这可能会导致女婴受到遗弃、不平等待遇、或者暴力行为。[2]

改革开放后（1979年迄今）

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有系统地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向资本主义体制。为了提高效率和改善生活水准，中国实施影响深远的改革：去集体化和做土地使用权（英语：land tenure）改革、提倡乡镇企业、国有部门改革、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以及贸易自由化。实施这些政策让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然后更进一步发展，以确保他们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4]

许多人都称赞这些政策的重大成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因为贫困减少，生活水准提高。中国对于他们的经济转型，采取的是渐进和高度规范的方式，而且中国的转型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早开始。它仍在转变之中。中国的措施造成巨大的成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些政策也导致医疗卫生权力下放，以及私有化。[4]中国妇女的健康事务，就是在这种经济转型中普遍受到影响的领域之一。

健康和宿舍生活

随著市场开放，妇女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新的工作机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纺织业。截至2007年，中国妇女就业的人数为3.3亿，占总工作人口的46.7％，他们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部门的工作，在工业部门的又高度集中于制衣业。[8]在2019年，中国就业妇女占总工作人口的43.7%[9]，妇女的就业参与率从1990年的高峰（73.2%）降到2019年的60.5%，2019年的男性就业参与率为75.3% [10]。

这些行业提供妇女宿舍住宿。宿舍里面充斥的都是外地工人，要不是受到雇用，这些妇女不可能在都市地区居住。[11]年轻妇女是外地工人中的主力，他们占服装、玩具、和电子制造行业就业人数的70％以上。[11]这些被称为“打工妹”的妇女通常是短期工，合同期短，在合同期满后她们或者要找别的工作，或者被迫回乡下老家。这种类型的劳动合同让这些打工妹看来很容易被取代，因此他们没什么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种宿舍生活让女性几乎是长期留在工厂里面。他们不需要通勤，工作时间延长以满足生产的需要。[11]在宿舍环境中，病假和个人健康少受到关注。由于担心工厂主管的惩戒，女性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健康状况。此外，如同纪录片《中国蓝》中所所表达的，如果一名妇女在受雇期间怀孕，她或者马上被解雇，或者在婴儿出生后不久被迫辞职，因为她将无法履行工作的要求。仅在2009年里面，就有超过20,000名中国工人在这些宿舍生活中生病，而其中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在宿舍里，女性员工的时间不属于自己。随著他们融入工厂生活，他们几乎完全由这些工厂东家和管理者的父权式的控制。由于妇女居住在 8至20人一间的宿舍房间里面，共用宿舍房间之间，或者楼层之间的公共卫浴设施，那种卫生条件和传染疾病威胁到他们的健康。唯一分配到的私人空间是被帘子遮盖住的个人铺位。男性和女性工人分开居住，对两者的性行为都有严格的控制。对于这些远离家乡并置于高度限制的环境里面的女工，那种环境不仅对身体健康不利，对于心理健康也构成不小的威胁。[11]这些变化的确让中国得以实现空前的经济增长，但许多行业的私有化，也迫使中国必须改革他们的医疗卫生政策。

工资歧视降低医疗卫生机会

与男性相比，女性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另一个限制因素是她们的工资相对较低。中国自我宣传是几乎没性别歧视，但女性在工资方面却低于男性。政府吹捧“同工同酬”的说法，但是妇女在纺织行业的工作不等同需要“繁重”劳力的工作，因为妇女被认为无力做“繁重”的工作，她们最终的收入就是低于男性。[12]这种不平等待遇让妇女经济能力薄弱，支付个人医疗卫生的能力也连带受到影响。有49.6％的妇女没医疗保险的覆盖，这表明的是妇女和没有医疗保险的男性之间差距不大。[13]但是缺乏医疗保险，对男人和女人造成的影响不同，妇女需求会较大的原因，是为了分娩、家庭照顾、和提供安全保障。[13]社会保障的覆盖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只有37.9％的妇女有社会保障的覆盖；老年妇女无力支付日益增加的医疗费用，又是个问题。随著贸易管制放松（英语：deregulation）和私有化，导致医疗卫生的成本增加，研究显示，上述因素把中国妇女获得医疗卫生的能力大幅降低。[13]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迄今）

人们推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经济发展会受到进一步刺激，国内市场结构为之改善，但人们也担心加入WTO会凸显中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一旦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国有企业冗员过多的情况恶化[14]而被认为为“绩效不彰”。此外，研究显示中国的劳动力女性虽然仅占40％，而下岗工人中却有60％是女性，表明进入WTO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淘汰。[15]

在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男性身体健康的情况好过女性。但这种情况是否由于中国变化中的经济所造成，并未有解释。[16]

医疗卫生政策

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间，医疗卫生系统发生巨大变化。随著转型，政府把城市卫生服务责任交由卫生部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个部会共同分担（譬如1980年代初期，生育控制的责任由卫生部转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市场既已自由化，医疗卫生系统也跟著自由化，变得许多公民失去公共保险覆盖，加上纵然有医疗保险覆盖，由于报销率不足，他们不得不用自付费用的方式来负担部分的医疗费用。[17]中国加入WTO，所提出的新贸易政策，因为市场开放而面临外国的竞争。导致更好的药物和更昂贵的医疗设备的进口，反而造成护理费用变得更昂贵。让许多急需医疗服务的中国人望高价而却步。

在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后期之间，中国政府提供用于医疗卫生的经费下降50％，并且仍在继续下降。[13]中国个人在这方面的支出却在增加，国家在医疗卫生上的支出从1980年占总支出的36.4％下降到2003年的15.3％。相反的，同一时期，个人在这方面的支出占比从23.2％增加到60.2％。如上所述，在中国，女性的平均收入低于男性，因此女性特别容易受到医疗卫生费用上涨的影响。调查人员Jieyu Liu采访的一位老年妇女说，她认识许多老年妇女，当她们面对昂贵的疗程时，会选择自杀，避免增加家庭的负担。[12]

妇女除在性别上处于不利地位之外，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农村妇女更受到医疗卫生服务不足之苦。根据Xiaobo ZHANG等人的研究，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设施更为匮乏。1980年，城市每千人的病床数和医事人员分别为4.57床和7.82人，而农村地区只有1.48床和1.81人。多年来，这种差距日益扩大。[18]此外，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显著高于城市，到2000年，这一差距在两者间达到2.1倍。同期，女婴死亡率与男婴死亡率从原来的0.9倍增加到1.3倍。更严重的是由于农村地区的家庭偏爱男婴，因此在1990-2000年期间，农村地区的女婴死亡率从每千名有34.9名上升到36.7名。[19]根据世界银行资料，中国2018年的婴儿死亡率为每千名活产（英语：live birth）为7.4名[20]，其中男婴为7.8名 [21]，女婴为6.9名 [22]

妇女健康

生殖健康

产前

随著经济向自由市场体系转变，女性健康事务中最大困扰之一是产前检查这一项。公司私有化之后，不太可能提供免费的预防医学服务，因此，定期产前检查被取消。从1997年至2007年，只有38%或39％的妇女获得所需的检查。[13]

就各自的健康指标而言，城乡妇女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健康指标显示，2003年，城市妇女中有96.4％的妇女在怀孕期间去看医生，而农村妇女中有85.6％。在城市地区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为每千名有14名，而农村则是每千名有39名，农村儿童在5岁以前死亡的机率是城市地区的两倍以上。[13] 还有更多的传统性别价值观也会减少女性寻求医疗卫生服务。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妇女仍然不愿意因为有妇科的问题而去寻求医疗帮助。不愿定期接受阴道和乳房检查，导致严重的阴道感染，和晚期才发现乳癌的情况。妇女拒绝接受阴道检查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她们受到感染，她们身为妇女的身份将受到质疑，因为他们由照顾别人的角色会颠倒成为被照顾的患者。根据报导，妇女发现有感染之后，通常不认为自己患有疾病，而将这些感染推测就是妇女状况的一部分。由于医疗卫生系统和健康信息不足，这些态度普遍存在，并且继续传播。

产后

“坐月子”在中国传统上被认为对妇女的产后健康有重大帮助。这种做法被西方学者称为“产后禁闭”，是包含一系列日常从特殊饮食到限制性活动的做法，目的在帮助产后妇女从分娩的创伤复原身体。人们认为这种做法可帮助妇女恢复体内的“平衡和谐”，可预防日后某些疾病的发生。[23] 但研究人员对于这种传统做法对于妇女是有益，或是会发生功能失调，引起激烈的辩论。Shu-Shya Heh等研究发现，“坐月子”期间，因有家人高度的支持，可让妇女减少罹患产后忧郁症的可能。[24] 但有其他研究显示，这种传统做法中的某些元素会危害产后妇女健康，例如缺乏日光照射，或者是营养不均衡。[25]

爱滋病

中国的爱滋病罹患率也在上升中，从1998年的15.3％，上升到 2004年的32.3％。急剧上升的原因是对于这种疾病缺乏认识，和缺乏教育，因为多年以来，爱滋病毒被认为是一种不会影响中国人健康的西方疾病。由于这种言论，中国自己缺乏准备去处理由爱滋病毒所产生的社会和健康问题。[26]中国在1990年代曾尝试推动安全性教育，以及倡导性工作者使用保险套的做法，但这些做法多半是象征性，缺乏实际效果。[26]一方面，中国某些省份的政府宣布禁止爱滋病患者结婚，或者担任教师和医生的工作。[26]这种对爱滋病受害者的缺乏知识的印象，对于尤其是妇女和同性恋者伤害尤其严重，因为她们被认为是传染爱滋病的带原者。

最近引起注意的迹像是，两性之中，女性在新爱滋病感染率的上升。中国的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资料显示，在 1995-1997年间，报告的感染比率从5名男性对1名妇女，增加到2001年的4名男性对1名妇女。[27]在1999年至2008年的期间，感染爱滋病毒的妇女比例是前10年的两倍。[28]非营利组织人口参考局（英语：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所作的分析，把这种上升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妇女的身体脆弱性、这种疾病在中国透过性传染病传输比率的飙升、以及中国妇女在社会的脆弱性地位。[27]根据报导，中国两性感染爱滋病毒的比率到2015年，大约还是维持在4名男性对1名妇女，而死亡率则是维持在3名男性对1名妇女。[29]具体来说，由于女性阴道的生理结构，无保护的性行为会让女性罹患爱滋病毒感染的风险，是男性的2-4倍。[30]另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作为爱滋病感染指标之一的性传染病传播率，在中国也呈上升趋势，而外地来的，或者商业色情行业的年轻女性特别容易受到性传染的侵害。

进食障碍

研究显示，中国年轻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不满程度很高。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女性的进食障碍症状也明显高于男性。在各种预测因素中，社会压力和遭受取笑，对女性看待自己的体重，产生很大的影响力。[31]Sing Lee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如香港的发达地区，女性对体脂肪的关切程度比在中国更加严重。一些人将普遍发生在中国女性的进食障碍解释成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产生的副作用。[32]

自杀

主条目：中国自杀率

中国自杀人数占全世界的30％，并且是世界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根据Pin Qing在2008年发表的研究，全世界自杀的女性中，中国约占56％。一些解释指出，中国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是女性高自杀率的主要原因。[32]

中国社会的许多传统观念，例如强调妇女的照顾家庭和传宗接代的功能，都让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在2017年8月，一位马姓26岁的孕妇，由于丈夫的家人不同意她作剖腹产后，从医院的窗户跳下。夫家家人之拒绝马姓女子的要求，是因为他们认为剖腹产会让她难以生下第二个孩子。这项事件引起对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在进行中的的两胎化政策的有关宣传的激烈辩论。[33]

近年来，中国的女性自杀率已从原来每10万人中有26.1人下降到2000年的每10万人中有15.7人。城市地区的女性自杀者和男性自杀者比率从1.2倍下降到0.96倍。研究人员Paul S. F. Yip将这种改善归于在1990-2000的十年期间的快速现代化，让生活水准，教育水准之类大幅提高的缘故。[34]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而在农村地区的女性自杀率下降并不显著。Liu Meng在中国农村的田野研究显示，女性有时会利用自杀作为表示反叛的手段，这是一种取得他们生前时无法拥有的影响和权力的方式。这与农村地区相当极端家庭父权式压迫有关。[35]

亲密暴力

根据William Parish等人的研究。2004年，在中国有1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经历过亲密暴力对待，而在男性受访者中则只有 3％表示曾有类似的经历。研究显示，两者关系存在时间的长短，和女性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均与男性对女性施以暴力，呈正相关的关系，而在中国内陆或北方地区的受访者中，这种暴力的情况比较常见。[36]

这种亲密暴力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Henrica A F M所做过的多国研究显示，遭受亲密暴力的妇女中，有19-55％确实是受到伴侣的伤害，她们发生精神疾病（如情绪困扰）的风险会更高。[37][38]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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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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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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