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恶作剧列表/俄罗斯混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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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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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时期(俄语: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拉丁化:Smutnoye Vremya)或动乱时代、空位时期、大动乱时代,是俄罗斯沙皇国留里克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交替期间的空位期。狭义由1598年留里克王朝绝嗣至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成立,广义由1583-1584年利沃尼亚战争失败[1]后伊凡四世离世至1618年俄波战争结束。因沙皇伊凡四世驾崩后,其数子亦相继亡故,引发继承危机。俄罗斯沙皇国内部政局动荡、贵族起兵、农民起义,波兰立陶宛联邦及瑞典帝国相继入侵,导致莫斯科中心权位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南部和中部还引发伤亡与动荡[2]。在15年间(1598-1613年),沙皇皇位转移了6次,因为动乱造成近100至120万人死亡,俄罗斯一些地区的人口甚至减少超过一半[3],还差点成为波兰的一个省份[1][4]。
戈东诺夫王朝晚期开始战事不断,自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东诺夫去世后,俄国政局完全失控,俄国内部裂解为数个阵营互相交战,1610年波兰短暂平定俄国内乱,并扶持了亲波兰的七波雅尔政权,以波兰储君瓦迪斯瓦夫为沙皇。但因为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欲征服俄国而陷入了全面战争。波兰虽然起初连战连胜,因为波兰瑟姆制度的牵制和后勤的限制,以及俄国内部各军的坚决抵抗,无法对广大的占领地进行有效统治,俄国依靠广大国土纵深和大量的人力物资成功摧毁波兰立陶宛驻军。1612年9月4日,俄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收复首都莫斯科。但战争并未因此而停止,当年冬天齐格蒙特三世再次出兵入侵,在沃洛科拉姆斯克保卫战被打败,及后双方互有攻守。在1615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登陆利沃尼亚入侵普斯科夫,最终被击退,1618年,波兰储君瓦迪斯瓦夫发动宣称战争失败后,双方和谈,结束了战争。
概要
混乱时期前,一系列事件已造成了俄罗斯的不稳定。1598年,留里克王朝的最后继承人,沙皇费奥多尔一世去世。皇后伊琳娜·戈东诺娃自称摄政,但9天后即交权给兄长鲍里斯·戈东诺夫,自己退隐到修道院。鲍里斯继位,成为俄罗斯沙皇[2]。鲍里斯面临饥荒 (1601-1603年)、波雅尔的反对,以及波兰人支持的皇位觊觎者挑战[2]。
1591年,俄罗斯沙皇费奥多尔一世的同父异母兄弟、有王位继承权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离奇身亡。1604年,一个自称是德米特里的人出现,并且得到了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的支持。
戈东诺夫在世时得以维持其政权[2]。但1605年4月,戈东诺夫去世,其子费奥多尔二世继位,但支持伪德米特里的暴徒杀死费奥多尔二世,并于1605年6月,立德米特里为沙皇,史称“伪德米特里一世”[2]。
由于采取亲波兰的政策,德米特里触怒了俄罗斯大贵族。在权势贵族瓦西里·叔伊斯基的率领下,德米特里被杀,叔伊斯基即位,号称瓦西里四世(1606-1610年在位)[2]。
1607年,另一个伪德米特里出现,再次得到波兰的支持。1610年,波兰军队攻占莫斯科,瓦西里四世被俘同时瑞典军队自瑞属芬兰开始入侵北边,1611年诺夫哥罗德城被瑞典攻占,隔年瑞典已占领了俄罗斯所有波罗的海出海口,其后俄罗斯正式割给瑞典。而由于齐格蒙特三世想让自己的儿子瓦迪斯拉夫继承俄罗斯皇位,后来又改变主意想自己兼任俄罗斯沙皇。但是波兰入侵者在1612年被俄罗斯贵族们召集的军队驱逐。
1613年,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宣布立17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开始。
1617年,瑞典和俄罗斯议和,签订《斯托尔波沃条约》。1619年波兰获得了斯摩棱斯克和切尔尼戈夫。
相关研究
“混乱时期”本身不是一个历史名词,在19世纪之前的俄罗斯,这段时期被称为“动乱”(Смута)。“动乱”一词由17世纪外交衙门书记官格里戈里·科托希欣所命名[5]。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术语逐渐在俄语中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动乱”专指17世纪初“莫斯科国家生活中充满危机的时刻”。而后“动乱”这一概念也被引入律法中,“引发动乱”属于国事罪,指“本质上破坏国家安定的来自内部或是外部的罪行”[6]。19世纪的俄国史学家开始全面研究留里克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之间的这一时期,著名学者如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普拉托诺夫和瓦西里·奥西普维奇·克柳切夫斯基对“混乱时期”的历史进程有深刻分析。克柳切夫斯基本人就是“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一词的命名者,在《俄国史教程》第三卷中,他以此时期作分界线,称为俄国历史第四时期的开端[7]。普拉托诺夫将混乱时期按性质划分为三个阶段: 争夺莫斯科王位的“王朝阶段”、破坏国家秩序的“社会阶段”和尝试重建国家秩序的“民族阶段”[8]。
20世纪俄国史学界对混乱时期更进一步的解读是“革命叙事”。“革命”( революция) 是一个外来词,较晚才在俄国辞典中出现。1909年,彼得·司徒卢威在《路标》中写道: “17世纪初的暴动揭示了一种原始的特征: 在这场革命中,如同在这类革命中和在民众运动中一样,除去反动势力,占据上方的属于社会结构中的是健全的国家成分。对于下层平民来说,动乱的社会效应不仅毫无意义,它们甚至还具有消极的内容。”[9]“革命实际上是为消灭俄罗斯社会上的沉痾提供了机遇,如同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对民众而言动乱的结果是负面的,但革命的结果对整个社会都有益处。[10]”苏联史学界自1920年代中期起普遍不称为“混乱时期”或是“动乱”,而是称为“革命”或“农民战争”,其阐释的理论体系来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德意志农民战争》,而史实依据则是“动乱”中的波洛特尼科夫起义是农奴带领的,而伪德米特里们也是出身贫贱,造沙皇的反。此说由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为主导,他在1933年发表《历史科学与阶级斗争》一文定调苏联史学界近三十年内对混乱时期的研究方向[11]。1960年代,赫鲁晓夫解冻后,时任古俄研究计划组组长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提出新的质疑,他认为混乱时期不只是农民战争,因为起义军中不只农民,也有贵族,甚至贵族多于农民。第一民兵和第二民兵,主要指挥都是贵族,很难说这是一场纯粹的阶级斗争。 1961年,波诺马廖夫在1961年苏联《史学年鉴》中正式推翻波克罗夫斯基的理论,他认为混乱时期不只阶级矛盾,也牵涉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起义军未必是为了从暴政下解放,不能一概而论。他同时为一些用词正名,因为古代史书通称为叛乱(Мятеж),他认为只要是进步的、反抗暴政的行动应改为革命或起义(Восстание)[12] 。1986-1991年,苏联的学术与言论审查系统逐步崩溃,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鲁斯兰·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科林尼科夫是最早尝试推翻“革命叙事”的两位史家,他们认为混乱时期不是革命,恰恰相反,是一场为了维护沙皇政权而进行的内战。而且因为内战导致外国介入,使人民遭受更多苦难的无政府状态[13][14]。二人的观点在当时的史学界备受挑战,其中之一是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米洛夫,他指出,17世纪初期的战争和内乱,有其革命性质存在,至少在军事和社会上,进行了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变革。不能忽略罗曼诺夫王朝早期的军事和土地改革,恰恰源自混乱时期的内外部的冲击[15]。
苏联解体后,史学家阿隆·雅科夫列维奇·古列维奇在1993年出版的《历史综合和年鉴学派》一书中解释他对混乱时期的看法。他认为混乱时期是17世纪大危机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当时小冰河期对俄罗斯的影响巨大,包括粮食欠收,港口长期结冰,影响对外贸易。从税册中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在混乱时期的税收是逐年减少,甚至在1598-1603年,四年间税收减少高达40%。在1599年的税收要到1630年,31年后才返回相同水平,物质大量减少不足以供养大量人口,人口开始逃荒至波兰和南俄地区成为哥萨克,然而粮食危机仍然引发社会动乱,并且引发一连串叛乱和镇压的暴力连锁效应[16]。他指出必须引入数据分析和微观叙述,他批判传统俄国史书的宏大叙事完全忽略了社会面的影响,且建基于狭窄的东正教道德观,专注于正统皇权。结果陷入了沙皇之间彼此杀害,采用东正教道德观的双方互相屠杀的悖论中无法自圆其说。他同时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因为要是根据经济决定论,则无法解释为何混乱时期俄国不会永久分裂,他指出当时的俄罗斯有28-30%的人口不是俄罗斯人,民族矛盾相当明显。欧亚大草原、伏尔加河流域和白海贸易圈的经济分歧显而易见。尤其还是在上层建筑普遍崩解的时候,为何完全不同的经济区域需要维持对各方都有害的生产关系?且如何解释混乱时期的地方军阀们恰恰才是抵抗外国军队的主力?为何不是由物质多得多的官军主导?他认为由文化社会建构的历史,既为建构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会只被社会经济所决定的,需要考虑多方因素[17]。
古列维奇的研究方法获得俄国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院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弗洛里亚甚至称之为“敲响新时代的钟声”。在古列维奇于2006年逝世后,弗洛里亚与另外两位史家时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的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德沃尔尼琴科、时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尔科夫,引领了21世纪早期的混乱时代研究。三人的学派学风都不相同,弗洛里亚属于年鉴学派,偏好从长时间的社会与政治变迁角度探讨问题;德沃尔尼琴科属于弗罗亚诺夫学派,偏好从制度、整体社会结构和经济生产探讨问题。沃尔科夫自成一派,他称自己更喜欢写人民的历史,从微观角度观察当时社会生活,他认为无论是战争还是科技,都可以在社会文化史的框架内联系起来。沃尔科夫甚至会求助于树木学者,从树木的年轮中推断当时俄罗斯的气候。沃尔科夫的弟子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马尔切尼亚(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Марченя)以沃尔科夫研究为基础更进一步,命名了动乱学(Смутоведение),奠定了混乱时期作为俄罗斯史主要研究课题之一的地位[18] 。
德沃尔尼琴科在2018年的论文《动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因素》动乱往往开始于一系列不成功的改革。他指出16世纪50年代中期的重臣拉达改革和伊凡雷帝实行的特辖制决定了动乱的发生[19] 。与改革同时发生的利沃尼亚战争,波鲁哈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大饥荒,更是加剧了动乱。混乱时期沙皇皇权严重的“非神圣化”,俄国民众执着地倾向支持“真正的”沙皇,以至于先后迎接了三个伪德米特里。德沃尔尼琴科引用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弗洛罗夫斯基的评语:“(混乱时期)不仅是政治危机和社会灾难,它还是精神震荡或道德断裂”[20]。德沃尔尼琴科认为,混乱时期呈现出这样一种进程: 动乱始于最上层,从最高政权的危机开始,然后扩展至“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国家政权无力恢复秩序,于是出现了外州和郊区(Пригород,泛指非城镇地区)力量组成的民军。国内战争又与外国干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时全俄缙绅会议的传统发挥了积极作用,拯救了俄罗斯国家[21] 。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里谢伊采夫(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Лисейцев)提出另一类的看法,他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俄罗斯国家的内部政治组织机构并没有原则性的差别,因此倾向于否定“动乱年代”对莫斯科国家未来发展的整体影响;但他表示在社会层面这种影响确实存在,需要找出其中的差别,认为这些差别就是17世纪初危机的后果[22]。他强调,虽然在考察动乱前后莫斯科的国家机构体系时,并未发现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存在明显改变,但的确存在王朝和社会经济危机。他认同沃尔科夫所言,至少混乱时期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波雅尔的大量死伤令波雅尔对皇权的制约变得不再可能,被大规模削弱的波雅尔阶层谋叛反抗皇室引起内战已经变得不可行。社会流动性大量增加,财富的流动也加快了,贫富差距急速减少,大量的人口消失也使得资源压力减轻,从粮食产量与人口增速就可以观察到,混乱时期后短期内平民的生活变得之前更好[23][24] 。德沃尔尼琴科则认为,在混乱时期期间及动乱后,不仅专制君主制得到巩固,而且长远来看形成了形成了俄国特有的“国家农奴制”(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 -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25]。
背景
俄罗斯混乱时期处于16、17世纪之交的时间,当时欧洲正处于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时期,民族与君主专制这些概念当时才刚刚成型[26]。俄罗斯当时的体制是属于宗主制,是一种等级君主制。由沙皇、波雅尔杜马、衙门官僚和地方维彻共同治理的一个宗主制封建社会[27]。沙皇是俄罗斯最大的宗主,沙皇的波雅尔臣子就是他们仆人的宗主,即便经过伊凡四世以来俄罗斯当局对波雅尔一再的政治清洗,波雅尔门第在俄罗斯政治上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28]。当时各家波雅尔联姻缔结政治同盟,对皇权产生相当大的制衡作用,而当时欧洲君主之间也会进行王朝联姻以建立政治同盟[29]。
现代国家的观念在当时并不存在,人们效忠的对象是宗主权而非国家或个人,因此在当时只要有合理理由和足够武力,篡弑宗主,更换上级领主或侵夺其领地也会被世人接受。在1606年后因为中央政权失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后,全俄遍地烽火,形成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势力彼此攻伐,他们或效忠莫斯科中央政府、效忠伪德米特里二世或其他冒名顶替者、效忠外国人如瑞典或波立联邦,甚至都不效忠自己割据一方。谢尔盖·库巴索夫描述道:“举目所见,遍地杀戮,贵族攻打贵族,平民攻打平民……处处有魔鬼,用人血和尸体构筑人世间的地狱”。全俄罗斯除了北极圈地区外全国几乎都被卷入战争和仇杀之中。史学家沃尔科夫评论这是一场几百万人参加的混战,拥有俄罗斯史上空前的杀戮规模的混战。他用了17年时间深研混乱时期,他总结出三点导致混乱时期的直接原因:传统留里克国家架构的瓦解、极端气侯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族群宗教冲突[30]。
留里克王朝绝嗣
维持了统治地位长达八世纪的留里克王朝绝嗣是引起混乱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留里克王朝最后一位沙皇费奥多尔一世的去世令俄罗斯政局失去最后的缓冲因素,大波雅尔家族间的斗争越演越烈,民众的土地被地主豪强大规模兼并,使整个国家走向崩溃的边缘。留里克王朝绝嗣后,戈东诺夫凭借自身威望和对射击军和骑兵军的控制,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权力,这是因为社会惯性的作用令戈东诺夫的统治保有一定程度的稳定[31]。但是当声称自己是合法皇子的伪德米特里出现后,戈东诺夫立即失去继续执政的合法性。俄罗斯当时的司法制度不足以应对这种挑战,缺乏判断皇位谁属和权力交接的手段,只能通过东正教道德观争权夺利。在东正教君权神授的背景下,人民希望有真正的留里克沙皇为他们主持公道。真正的沙皇拥有高于一切,由主耶稣基督赋予的能力,其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超过凡人所能理解的神秘,带有浓厚的宗教意涵。而波雅尔沙皇不具备这种人世间的无上权威,人民不会像服从留里克沙皇般无条件服从波雅尔沙皇。当道德观和皇权一同崩溃之时,沙皇政府无法阻止整个政权的崩塌[32]。
小冰河期与经济崩溃
俄罗斯混乱时期时人已经观察到饥荒与小冰河期造成的寒冷的联系,阿夫拉米·帕利岑修士也写道:“天降大雪,连5月都降雪,上帝怜悯我们的罪行……早霜取代了无尽的降雨,农作物不见了,大饥荒开始了……”目前已知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巴格是现代史学家中最早系统性探究气候与混乱时期关联的史学家。之前已经有1600年瓦伊纳普蒂纳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温度下降1.2摄氏度的猜测,但是没有充足的证据。1982年,巴格请莫斯科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验室检验不同谷物在低温环境下发芽的状况,结果得出只是1.2度摄氏度之间的差距,有近四成的种子无法发芽。另外巴格还考虑到降雪的影响,因此故意在室外实验中晚两个月播种,且分成几个对照组,一种是有防雪棚(Снежные сетки,一种由纱布、玻璃或其他可透光物件构成的棚子,用以抵挡强降雪对作物的伤害),另一种则是单纯的露天农地。就算是受过现代农业改造的种子,在面对俄罗斯北方厚厚的冬雪仍然无法存活。有防雪棚的可以种出作物,产量平均下降20%,且有一个问题,需要经常除雪,生产成本大为增加,会因此推高粮价。他也尝试考证小冰河期对食物链的冲击,指出当时的野生动物实际上大规模减少。当时农奴禁止狩猎,但是自由民和贵族可以通过狩猎获得食物,巴格考察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的狩猎纪录,他发现当时的猎物如马鹿、狍和野猪,都日渐消瘦,几乎没有什么大的猎物。他也引用同时期其他人的记载,如费奥多尔二世的记载中也表明,天侯寒冷,运河和河流经常冻得很深,人们甚至可以徒步横越莫斯科河,在冰面上游玩。河流冻住了,人们必须钻开冰层,才可以通过冰钓钓到河里的鱼[33]。
与巴格同时期,时任美国东北大学教授的美国史学家约翰·德克斯特·波斯特(John Dexter Post)也在美国对小冰期的历史影响进行研究。他指出长时间的寒冷干燥给许多欧洲社区带来了干旱,导致农作物生长不良,牲畜存活率低,病原体和病媒的活动增加。疾病往往会在失业和经济困难同时出现下加剧:长时间的寒冷干燥季节更促进的疾病和失业的发生,并产生致命的恶性循环[34]。尽管社会上内有一些应急计划,例如组合不同的农作物种植、动用紧急粮食储备和进行跨国食品贸易,但它们并不总是有效解决饥荒问题[35]。根据阿夫拉米·帕利岑修士的记载,仅在莫斯科就直接或间接地在短短2年内至少有12.7万人死于饥饿[36]。疾病和瘟疫开始流行,曾发生食人事件,也有饿死的人吃粪[37]。
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叶夫根尼·弗兰谢维奇·什穆洛认为混乱时期最主要因素为经济崩溃,他指出伊凡四世发动的利沃尼亚战争消耗了俄罗斯大量物资。士兵被迫流离失所和诺夫哥罗德大屠杀对俄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1601-1603年的大饥荒更是使情况雪上加霜,数以千计的大小农场遭到破坏。什穆洛认为经历波鲁哈经济危机后沙皇俄国的农业结构相当脆弱,农民通常向贵族或富农借种子播种,待收获后再偿还农作物,1颗种子通常可以结成40-60粒的麦穗,也就是40-60倍的回报率,麦子的特性是戈东诺夫赖以解决波鲁哈经济危机的主要基础。但连年不断的饥荒迫得农民要拿播种的粮种都拿来果腹。加上现行制度引起了广大逃亡农民、农奴、贫困市民、哥萨克自由人、城市哥萨克以及很大一部分服役贵族的排斥,人们四处逃荒,劳动力大量减少。整个社会的信贷系统崩溃,经济危机变得不可避免[38]。
民族与宗教矛盾
混乱时期俄罗斯的民族与宗教矛盾相当尖锐,根本原因是俄罗斯属于一个多民族松散君主政体。即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思潮,俄罗斯的民族构成也令俄罗斯陷入分化,虽然罗斯人占总人口约66-72%,但全俄仍有超过四分之一人口并非俄裔[39]。在留里克王朝时期,尚且可以通过臣属关系和沙皇赏赐维持民族关系的稳定。混乱时期一系列事件令整个分封制度逐步瓦解,俄罗斯人基督徒与鞑靼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是当中最大规模的冲突,当时鞑靼人占俄罗斯六分之一人口,因为喀山总督府对鞑靼人的歧视性政策和俄罗斯官方对伊斯兰教的压制,限制鞑靼人出任基层官僚和强迫改信等政策令鞑靼人不满,俄罗斯和鞑靼人几乎是比邻而居,在土地利用、水源分配、城镇居住权等等问题上冲突不断[40]。俄罗斯人对鞑靼人的歧视、数度强拆清真寺、波鲁哈时代使定居鞑靼人陷入普遍贫困,在鞑靼人社群中累积仇恨。虽然在费奥多尔一世沙皇和戈东诺夫沙皇在位时期已经大规模转为宽容的政策,累积的仇恨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消解[41]。自马鲁沙·纳菲基耶夫、瓦修克·尼基库罗夫、彼得·蒂莫耶夫、伊凡·费奥多罗夫在俄罗斯引进印刷术近半世纪以来,印刷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冲突方印刷具有煽动性的文章反对他人,当时虽然识字率低,拥有阅读能力的人仍然在10%左右徘徊,但是当中少数识字者可以将这些宣扬仇恨、民族歧视和宗教极端思想等等的文章通过口耳相传告知同族邻里,并因为恶意谣言的传播和世俗利益的捆绑,最终引致大规模的族群冲突[42]。
布列斯特联合
1596年,在布列斯特召开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会联合的宗教会议,史称“ 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东正教和天主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至今在双方关系中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43]。布列斯特联合产生了天主教共融派和正教坚信派的斗争,在波立联邦主导下的罗斯联合教会主导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成两派,这为波兰势力介入俄国内政给予了空间[44]。在混乱时期开始时,以波切伊大主教为首的共融派发起波兰立陶宛教理辩论,讨论神学和圣经学,以及东仪天主教的合法性。坚信派由约翰·维申斯基领导,并由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奥斯特罗日斯基王公提供资助及庇护予正教徒。双方的论争拓展到是否应该让莫斯科教会并入联合教会的问题,在当时虽然联邦官方立场不倾向吸收莫斯科教会,但瑟姆中不缺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包括斯坦尼斯瓦夫·若乌凯夫斯基、米科瓦伊·拉齐维乌等人[45]。在混乱时期,波立联邦主要将领的立场并非在俄罗斯强行推行天主教,反而是尽力令莫斯科教会与联合教会共融。反而是在华沙的齐格蒙特三世国王不赞成这种妥协,他获得了天主教诸侯的支持。所以联邦对俄罗斯宗教政策主要分成三派,一是主张俄国改宗天主教的国王派;二是主张融合的融合派;三是主张维持俄国东正教的坚信派。哈佛大学历史系乌克兰历史教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洛基认为(合并的)选择影响了此后数年混乱时期时的宗教政策,联邦占领军中大规模任用本地正教徒,但在华沙的国王来看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出现了前线与国王宫廷不协调的状况,引起俄罗斯正教徒的抵制,并最终导致(俄罗斯)瓦萨政府的倒台[46]。
历史
戈东诺夫王朝的瓦解
1598年全俄缙绅会议选出鲍里斯·戈东诺夫任沙皇,1598年9月1日戈东诺夫正式加冕,开创戈东诺夫王朝。新王朝一开始沿袭留里克王朝制度和人事安排,尽量不作更改。戈东诺夫曾经在登位前发誓不任意处决他人,尽量减少发生流血事件[47]。然而戈东诺夫王朝的体制是建基于戈东诺夫本人对军队的控制上,在新王朝成立的头两年,还未引起明显的内部矛盾。当1600年的大雪开始导致大规模欠收,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饥荒,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传统波雅尔统治阶级认为戈东诺夫王朝只是由弑君者[注 1]、暴发户和少数波雅尔叛徒组成的非法政府[48]。戈东诺夫自从1601年起便倾向以武力压制反对派,采用军事独裁的形式统治。连其前盟友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罗曼诺夫也差点被戈东诺夫族诛,家族男性成员中仅一子米哈伊尔一弟伊凡·罗曼诺夫幸存,费奥多尔本人也被迫出家为僧[49]。赫洛波克叛乱和达吉斯坦叛乱先后爆发,耗损了戈东诺夫政府的稳定性[50]。
1601-1603年的大饥荒促进了戈东诺夫王朝的瓦解,从税册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实物税还是货币税都呈断崖式下降,史学家古列维奇经计算后总结出税收减少至少40%,粮食危机引发经济危机,最后导致社会动乱,并且引发一连串叛乱和镇压的暴力连锁效应[51]。史学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博汉诺夫评论道,在过去无论是沙皇或大公,都相当依赖贵族精英的支持来获得权力,鲍里斯一世并不需要,他是用一种近乎军事独裁的方式在统治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像是高压锅,锅内有大量被压制的各种矛盾。鲍里斯一世用一种俄国式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操弄着政治,煽动民粹瓦解波雅尔反对派,用小而频密的恩惠笼络民众,当遭到反抗时毫不犹豫地血腥镇压[52]。博汉诺夫认为,要维持这种政治环境需要相当的政治手腕,不具有可持续性。戈东诺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类似一种庞氏骗局,意图通过建房子、城市和堡垒等等加大基建投入。令社会上的金钱和劳动力得以周转应用,但是基建产生的利润分成主要来自社会上的新钱投入。建筑物本身质量也参差不齐,反而令人乘机套利,低价收购以公款建造的建筑物整修后转售图利。只有一开始出资参与建造的人和沙皇政权赚钱,最后加入的人亏得血本无归[53]。
鲍里斯一世为防止贵族起来推翻他,组织了一个严密的告密网,大贵族家的奴仆和监狱中放出来的小偷发挥了作用,他们偷听人们有关沙皇的谈话,把说话不小心的抓起来,告密和诬陷成为了“一种可怕的社会瘟疫”[54]。随着告密而来的是罢官贬职、刑讯拷问、判处死刑、毁家荡产,时人评论“任何国君统治下都不曾有这样的灾难”。鲍里斯一世向全国各地颁发了一篇特别祈祷文,家家户户进餐时都要为沙皇及其家人祝福,宣读这篇祈祷文。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评价道:“当你读到这篇虚伪和自我吹嘘的祈祷文时,你会深深地感到婉惜;一个人即使是沙皇,会神经质到这种地步”。鲍里斯一世用所有这些手段使自己落入到令人憎恨的境地。克柳切夫斯基引用荷兰外交官艾萨克·马萨的评语:“鲍里斯的表现就像是一个担心随时会被抓住的小偷一样,害怕所有的人。”[55]。
伪德米特里
对于该时期被俄罗斯官方史视作“冒名顶替者”(Самозванцы)的几个沙皇,根据学者博汉诺夫的观点,称王者的成败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上层阶级愿意接受他,或至少愿意扶植对抗在位君主;二是“好国王情结”和“解放”的思想情结,出于某种原因与称王者相关;三是该称王者拥有集结和控制武装部队的能力,武装部队随时准备支持对王位的宣称行动。对伪德米特里一世而言,至少在他宣称王位行动的起始阶段,这些因素无疑都存在[56]。
政治
经济
文化
俄罗斯混乱时期尽管兵灾不断,但文化方面达到一轮新的兴盛,交战各方首次使用印刷品宣传自身合法性,最有名的是赫尔莫根牧首呼吁对抗波兰人的宣言被印刷至全俄各地。 1610年,梅莱蒂乌斯主教也写出了罗斯文学巨作《哀歌》。旅行家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加加拉甚至在为鞑靼叛军变卖战利品同时,写下《伏尔加河游记》。托博尔斯克督军府书记官谢尔盖·库巴索夫写下了讨论西伯利亚动乱的《西伯利亚动乱记》、私修编年史《历史故事集》。斯特罗加诺夫圣像画派祖师普罗科比·伊凡诺维奇·奇林亦开始了新的圣像画风格的尝试。铁匠尼基塔·达维多夫铸造了大量镶嵌黄金和宝石的华丽盔甲。
司法
在混乱时代习惯法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传统有很大的权威,混乱时期的君主并没有违背社会传统的意思,而是逐渐改变它。君主在个别情况下逐渐引入并试行新的法令,直到新的法令奠定法律基础才正式立法。君主的意志作为一种法律的创造性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1497年法典》,君主是俄罗斯法律的泉源,因此君主本人在理论上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混乱时代的俄罗斯法律基于《德维纳敕令》、《1488年别洛焦尔斯基敕令》、《1497年法典》等法规订立,分为正典、敕令、民俗三种。正典即《伊凡四世法典》和《1497年法典》两本法典;敕令则是君主的命令,皇廷随时会因为社会变迁推出新的敕令。一般而言会出现敕令之间的矛盾,因此会经常撤销旧的敕令以更新敕令集,要是君主或皇廷忘记撤销旧敕令,而敕令之间互相矛盾,那以最近的敕令为准,混乱时期通行的敕令,包括《德维纳敕令》、《斯托格拉夫敕令》等等;民俗则是不同地方的民俗,因为俄罗斯很大,人民之间差异很明显,皇权往往不能兼顾。因此皇廷或地方政府会默许人民自行制订法律,当时在俄罗斯没有私刑这个概念,因为地方上人民自己立法和自己执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57][58]。
军事
混乱时期主要继承之前留里克王朝的军制,但因为地方官员和贵族军阀化,加上瑞典、波兰入侵以及鞑靼叛军的出现,俄罗斯各地的军制不尽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火枪手是主流部队,虽然当时已经发明燧发枪,但并未普及,各军主要用的都是滑膛火绳枪,因此下雨时无法使用火枪作战。除波兰翼骑兵外,所有的火枪部队都是定点射击,就算是俄国的火枪骑兵,都是骑马到指定地点后,下马排成阵列开枪。火枪手除瑞典军火枪手,大部分装药到击发都是在同一地点完成,且一分钟最多射出3发。瑞典人采用一种叫三段射击的技术,可以由三列步兵不断轮换,且瑞典人有火枪操典长期训练,火枪手可以一分钟射出4发,部分优秀者甚至可以5发。 2014年在瑞典哥德堡,一项以动态摄影机测试17世纪初的火枪实验中,使用枪管维氏硬度HV300的仿制火绳枪(原本文物硬度为HV293,为了方便计算请工匠精确至HV300),黑火药装药量1.5克,铅弹10克。枪口初速为405米/秒,枪口动能为489焦耳,子弹飞行100米后动能会下降至200焦耳以下,飞行213米后落地。之后又增加装药量进行了更多测试,得出以下结论:如装药1.5-2克,最大有效杀伤距离为120-160米;如装药提升至2-3克,最大有效杀伤距离为160-240米;3克以上的装药量可能导致火枪腔室炸膛,且火药量太多难以燃烧完全,容易造成残渣堵塞腔室。阿列克谢耶夫同年也请图拉兵工厂协助进行类似实验,仿制一支1612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生产的第二民兵火枪进行实验。事前对文物的分析发现俄军当时火枪工艺技术尚未成熟,因此装药量只有2克,最大有效杀伤距离为110-140米[59]。
俄罗斯境内有众多河流和水道交错,因此使用船舶运送兵员和补给非常常见。除非是遭遇战,否则极少在河上主动进行水战,因为当时守方优势远大于攻方,只要守方在河岸或河上设立据点,或在河上串联船舶。则攻方必定没有足够空间和时间布置火力,加上船舶掉头迂回主要依靠人力划桨,就算是在伏尔加河或顿河这些大河流也空间有限,无法作出有效机动躲避敌方火力。而霍登卡战役的战例表明,只需要20门火炮就可以有效抵挡40艘敌船的进攻,就算直接冲撞也没有办法攻破。当时在俄罗斯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的船:斯特鲁格船和俄罗斯平底船,这两种船的桅杆都是可以拆卸的,帆型有方型和三角型帆两种,方型帆主要用于风季顺风航行,逆风主要挂三角帆,而且通常为了自卫原因,在船上会放置火炮。俄罗斯当时不存在专业水军。在利沃尼亚战争的雷瓦尔战役中,俄罗斯舰队被瑞典海军撃溃后一直没有重建,因此船更多是成为商人和哥萨克的交通运输工具,或是富裕贵族用以旅游之用。混乱时期因为战事需要,船舶最常用以运送士兵、粮饷、火药等等,运送牲畜或战马通常会连成船桥让牲畜直接渡河。因为混乱时期很少会有单一势力掌控河道,因此在使用船运运送士兵时,旁边会有斥侯先行侦察前方是否有敌人设置的防御工事或是前往中立方城镇询问是否容许武装人员通过其辖地,过路费的数量等等。如果前方河道被敌军封锁,此时船队指挥官需要研判是否可以攻下,或伪装身份蒙混过关,还有就是回头离开该处水域。倘若决定攻关也会先下船,依靠陆战取下敌方据点。如蒙混过关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伪装成武器商人,二是伪装成敌军,波扎尔斯基和扎鲁茨基分别尝试过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在不引起战斗的情况下通过敌方据点。
混乱时期军事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参战士兵族裔过多,使用的语言高达26种,就算是主流的罗斯语、波兰语、瑞典语、鞑靼语、芬兰语,立陶宛语也不是很容易同时掌握,而且罗斯语内部还是有互相听不懂的方言。目前已知能同时掌握最多语言的军事指挥官为斯坦尼斯瓦夫·若乌凯夫斯基,他能以波兰语、立陶宛语、鞑靼语、古乌克兰语、法语、日耳曼语,摩尔多瓦语沟通。按他个人的说法是,他喜欢到一个地方,就学习别人的语言,与他人拉近距离[60]
人口
俄罗斯人口统计在1719年彼得大帝引入西欧式统计法前,一直沿用金帐汗国时代的户籍制,即算户数而不算人口,且户数只限定在定居民,游牧民族、哥萨克和其他西伯利亚部落不包括在内。为了逃税,百姓会隐匿人口,故意不列入户籍簿中以避免缴税。尽管16世纪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人口总体是迅速增长的,从1500年的约600万,到1598年戈东诺夫即位时已经达到约750多万。尽管当时的人们没有衡量人口变化的确切数据,但人们在日常生活肯定注意到并评论了它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人口增长最明显的影响是通货膨胀,因为供应不足,特别是基本食品的供应不足,未能跟上人口增长的需求,在混乱时期前几年,这种评论出现的次数非常频繁。《俄罗斯人口史》的作者德米特里·伊格纳季耶维奇·瓦伦泰提出,混乱时期的人口峰值应该在1598-1599年,上限约为780万,下限不会低于760万,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莫斯科,其次是特维尔和普斯科夫地区。2017年,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所长维亚切斯拉夫·维尼亚米诺维奇·洛科索夫(Вячеслав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Локосов)对此说表示认同,并进一步分析了当时的户口流动状况,他指出,欧俄地区占有绝大多数人口,接近700万,西伯利亚只有60-80万人口。俄罗斯人口的分布呈现大聚居地和零散分布的小聚居地。目前俄罗斯史学界已经基本确定混乱时期人口数峰值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在整段混乱时期,人口数呈环比减少,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人口总体呈现急速下降的势头。史学家尤里·格奥尔基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在2017年总结当时的俄罗斯如同17世纪的阿尔捷米神甫所言,混乱时期视人命如草芥,动辄屠杀、放火烧村,无故强制迁移人民或将人卖为奴。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征兵征饷的严苛劳役使数以万计人民饿死或逃荒。官方对人口减少反映在政策中,尤其通过法令、皇家公告和调解书中,可以看见禁止农奴甚至是自由民逃走的法令屡见不鲜。目前俄罗斯史学界基本确定混乱时期俄罗斯人口减少不低于100万人,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上限在120万人,中间误差在20万人这个区间。是继俄国内战后,俄罗斯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内战。按人口比例的减少来说,甚至是第一大规模的内战[61]。
混乱时期各阵营
在位皇室
皇号 | 姓名 | 生卒 | 即位 | 退位 | 备注 |
---|---|---|---|---|---|
戈东诺夫王朝 1598年-1605年 | |||||
鲍里斯一世 |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东诺夫 | 1552年8月12日- 1605年4月23日 |
1598年2月27日(波雅尔选为沙皇) 1598年8月1日(接受1598年全俄缙绅会议选为沙皇) 1598年9月1日(正式加冕) |
1605年4月23日 (病逝) |
留里克王朝绝嗣后继任沙皇 前沙皇费奥多尔一世之妻舅 首位鞑靼人沙皇 首位波雅尔沙皇 |
费奥多尔二世 | 费奥多尔·鲍里索维奇·戈东诺夫 | 1589年- 1605年6月20日 |
1605年4月23日(父逝自动继位,未正式加冕) | 1605年6月20日 (六月十日宫廷政变,被弑) |
在位最短时间的在位沙皇 第二位鞑靼人沙皇 |
伪德米特里一世朝 1605年-1606年 (宣称留里克王朝) | |||||
德米特里一世 |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留里克(自称) 格里戈里·博格达诺维奇·奥特列皮耶夫(可能的原名) |
1582年10月19日(自称)- 1606年5月27日 |
1605年6月10日(次日正式加冕) | 1606年5月27日 (五月二十七日宫廷政变,被弑) |
自称是伊凡四世的幼子乌格里奇的德米特里 在波兰立陶宛贵族的支持下争位 皇后姆尼舍克是天主教徒 |
叔伊斯基王朝 1606年-1610年 (宣称留里克王朝) | |||||
瓦西里四世 |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叔伊斯基 | 1552年- 1612年9月22日 |
1606年5月29日(当选沙皇) 1606年6月11日(正式加冕) |
1610年7月29日 (七月十九日宫廷政变,被废) |
第二位波雅尔沙皇 成为沙皇前是俄国最大地主 门第制中的首席名门 成为皇室时俄国国土分裂,地方势力军阀化 1598年-1605年作为戈东诺夫王朝封臣 1605年-1606年作为伪德米特里一世朝封臣 |
瓦萨王朝(七波雅尔)1610年-1612年 | |||||
弗拉季斯拉夫一世 | 弗拉季斯拉夫·齐格蒙托维奇·瓦萨 (由皇父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齐格蒙特三世代为摄政) |
1595年6月9日- 1648年5月20日 |
1610年7月19日(当选沙皇) 1610年8月27日(贵族拥戴下宣誓加冕,未正式加冕) |
1612年10月(七波雅尔政权崩溃) 1612年12月16日(缙绅会议议决废位) 1613年2月21日(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沙皇) |
首位波兰人沙皇 首位瑞典人沙皇 首位天主教沙皇 首位非俄罗斯土地出生沙皇 伊凡三世外来孙,因祖母卡塔齐娜·雅盖隆卡之权 在位早期几乎统一俄国 在位期间与俄国反抗势力进行全面战争 维持对沙皇皇位宣称至1634年 |
1613年2月21日,罗曼诺夫王朝成立,1614年统一俄罗斯全国,混乱时期结束 |
阵营概览
本表收录标准以混乱时期曾经独立于莫斯科皇室的各方势力为主。
各主要起兵势力
势力 | 领袖 | 头衔 | 始于 | 终于 | 备注 |
---|---|---|---|---|---|
图希诺政权 | 伪德米特里二世(图希诺贼) | 俄罗斯沙皇国沙皇皇位觊觎者 | 1607年6月22日 | 1610年12月21日 (被臣下弑杀) |
宣称自己是伪德米特里一世 与叔伊斯基家族争夺沙皇皇位 科罗缅斯克战役战败后名存实亡 |
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小贼) (卡卢加战役后成为伊凡·扎鲁茨基的傀儡君主) |
1610年12月21日 (自动继父位,未加冕) |
1614年7月16日 (领袖被罗曼诺夫王朝处以绞刑) |
领袖从未实际掌权 在位仅两个多月,图希诺政权即告崩溃 | ||
扎鲁茨基军 | 伊凡·马尔蒂诺维奇·扎鲁茨基 (1611年2月后奉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为合法沙皇) |
顿河哥萨克阿塔曼 | 1604年3月 (获选阿塔曼) |
1614年5月17日 (根据地阿斯特拉罕陷落,兵败被俘) 1614年7月16日 (领袖被罗曼诺夫王朝处以刺刑) |
该时期内起兵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势力 最后一支拥有根据地 1607年-1611年作为图希诺政权臣下 1611年加入第一民兵 余部加入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巴罗夫涅夫的部队,在俄国境内继续游击反叛 |
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军 | 伊凡·伊萨耶维奇·波洛特尼科夫 (奉伪德米德里为合法沙皇) |
起义军总督 | 1606年6月 | 1607年10月10日 (根据地图拉陷落,兵败被俘) 1608年10月18日 (领袖被叔伊斯基王朝处以剜双目后淹死) |
该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
土尔扈特人 | 和鄂尔勒克 | 土尔扈特汗 | 1606年7月 | 1609年2月3日 (接受招抚方案) |
伪德米特里一世去世后,叔伊斯基王朝终止互市和俄兵侵占鄂木斯克牧地,因此起兵 最终叔伊斯基王朝让步,答应土尔扈特人要求 |
诺盖军 | 沙·塔拉克-米尔扎(Шай Тарак-мирза) | 努拉丁 | 1608年7月14日 (俄罗斯喀山军团与本地鞑靼王公合作击溃叛乱) |
诺盖人乘波洛特尼科夫起义,打算趁机摆脱俄罗斯人统治 在鞑靼王公帮助下,俄罗斯人镇压了这次叛乱 | |
鞑靼军队 | 没有明显领袖,各自为战 | 各大米尔扎 | 1606年8月 | 鞑靼人第一次起兵 是为响应波洛特尼科夫和诺盖人的战斗 由鞑靼王公托扬·埃尔马舍托夫和伊凡·沃罗滕斯基合力镇压 | |
阿卜杜勒·阿里汗 (起兵时年仅12岁,起义军傀儡君主) |
起义军自称鞑靼大汗 | 1610年7月 | 1612年5月12日 (领袖兵败被米尔扎巴约什·拉兹吉尔德耶夫俘杀) |
领袖从未实际掌权 第二次鞑靼叛乱 乘俄罗斯中央政权瓦解而独立 目标为从俄罗斯独立,恢复鞑靼人的汗国 被第二民兵联合亲俄鞑靼王公镇压 | |
埃纳莱·埃马梅特维奇·舒古罗夫 | 自称喀山贝伊 | 1607年11月4日 (获图希诺政权封为贝伊一起兵) 1610年7月 (再起) 1615年2月17日 (再三起) |
1608年6月18日 (第一次被招降) 1612年6月4日 (第二次被招降) 1616年8月5日 (领袖兵败被罗曼诺夫王朝处斩) |
鞑靼人第三次起兵 舒古罗夫两降三叛,参加了混乱时期鞑靼地区的主要战事 曾多次在起义军和俄国政权间转换阵营 1607年-1608年作为图希诺政权臣下 1610年-1612年作为阿卜杜勒·阿里政权臣下 被罗曼诺夫王朝镇压 | |
托木斯克军/ 托扬军/ 秋明军 |
托扬·埃尔马舍托夫 | 尤什塔王公(世袭头衔) 托博尔斯克督军府参赞官(官方职衔) 托扬汗(部下拥戴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称汗,本人推辞) |
1604年1月20日 (继承父位) 1610年9月 (不承认七波雅尔政权而独立) |
1612年3月12日 (撤去编制,加盟第二民兵) |
混乱时期最大亲俄鞑靼军阀 混乱时期最大穆斯林军阀 最盛期占有近半俄属西伯利亚 1604年-1605年作为戈东诺夫王朝封臣 1605年-1606年作为伪德米特里一世朝封臣 1608年-1610年作为名义上的叔伊斯基王朝封臣,实际私下兼并土地,莫斯科皇廷无法约束 |
利亚普诺夫家族 | 普罗科皮·彼得罗维奇·利亚普诺夫 | 波雅尔 | 1606年9月18日 (起兵叛离叔伊斯基王朝) |
1606年11月15日 (战败向叔伊斯基王朝投降) |
响应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军 |
第一民兵/ 第一届全俄缙绅会议 |
第一民兵领袖及第一届全俄缙绅会议政府领袖 | 1611年1月 (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起兵叛离七波雅尔政权) |
1611年7月22日 (利亚普诺夫被部下弑杀) |
响应格尔莫根牧首号召起兵 宣称作为俄国合法政权,反对七波雅尔政府 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战 军政合一,政府首脑兼任总司令 主要掌权者为俄罗斯贵族,忽视其他出身者利益 | |
伊凡·扎鲁茨基 | 第一届全俄缙绅会议政府哥萨克代表 | ||||
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 | 第一届全俄缙绅会议贵族代表 | 1611年6月30日 (脱离第一民兵,召开第二届全俄缙绅会议) | |||
第二民兵/ 第二届全俄缙绅会议 |
第二届全俄缙绅会议政府领袖 主掌御印官(Лорд печати) |
1611年6月30日 (第二届全俄缙绅会议召开) 1611年9月 (库兹马·米宁在下诺夫哥罗德号召成立第二民兵) |
1612年12月20日 (第二民兵撤销编制) 1613年2月21日 (缙绅会议选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第二民兵原部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皇家军队) |
宣称作为俄国合法政权,反对七波雅尔政府 军政分离 不重阶级出身重能力,用人唯才 主要由俄国东北部小贵族和平民组成,阶级差异不大,相当团结 实际控制地域比第一民兵更广阔 收复首都莫斯科,攻灭七波雅尔政权,成功复国 核心成员与其后代成为罗曼诺夫王朝权贵,影响力一直持续至尼康宗教改革时期 | |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波扎尔斯基 | 第二民兵总司令官 扎赖斯克督军(官方职衔) 苏兹达尔地主(基于封赏和血统继承) 波扎尔斯克地主(基于血统继承) | ||||
库兹马·米宁 | 第二民兵司令官 下诺夫哥罗德行政首长(自称,缙绅会议追认) |
其他势力
- 本表仅收录混乱时期事实上至少掌控一州或一领地之地方势力
- 有专用名词之势力以专用名词命名
- 世袭家族势力,以家族名命名
- 如领袖非世袭领主或根据地并非在领袖自己的世袭地,以(根据地+军)命名
- 如该势力领袖无领地有官职,则以(官职+军)命名
- 如该势力领袖无领地无官职,则以(领袖姓氏+军)命名
- 横跨数个地区的势力以根据地首府定位所属地区
- 州长(Губернатор)与督军(Воевода)分别是一地方之行政首长与军事指挥官,但因为混乱时期政治混乱之故,部分督军依靠武力实控州权,部分州长也可以依靠自身权力或财力实控地方军队。本表所列领袖判断标准为实际发布命令者为主。
势力 | 领袖 | 头衔 | 始于 | 终于 | 备注 |
---|---|---|---|---|---|
俄罗斯中部地区地方势力 | |||||
扎赖斯克军 |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波扎尔斯基 | 扎赖斯克州长兼督军 | 1609年6月14日 (作为叔伊斯基王朝官员就职) |
1611年2月16日 (扎赖斯克被波兰将领扬·卡罗尔·霍德凯维奇攻陷,残余部队逃到梁赞加入第一民兵) |
|
格列波夫家族 | 谢苗·马特维耶维奇·格列波夫 | 波雅尔 科洛姆纳、姆岑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州长 利佩茨克、诺沃西利等地地主(基于血统继承) |
1608年8月16日 (作为叔伊斯基王朝官员据三州独立) |
1611年4月7日 (姆岑斯克被第一民兵攻陷,投降后加入第一民兵) |
|
库拉金家族 | 伊凡·谢苗诺维奇·库拉金 | 波雅尔 斯摩棱斯克州长 沃罗涅日、谢尔多布斯克等地地主(基于血统继承) |
1611年5月11日 (因为不满齐格蒙特三世的政策从七波雅尔独立) |
1611年5月16日 (反叛被镇压,被俘押往华沙) |
起兵五日即被若乌凯夫斯基率军击溃 |
列普宁家族 |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列普宁 | 波雅尔 下诺夫哥罗德州长 卡卢加、佩列梅什利等地地主(基于血统继承) |
1611年1月 (响应第一民兵,从七波雅尔独立) |
1612年1月3日 (兵败被杀或自尽) |
|
沃尔孔斯基家族 |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沃尔孔斯基 | 博罗夫斯克督军 雷利斯克、奥廖尔等地地主(基于血统继承) |
1610年2月6日 (作为叔伊斯基王朝官员就职) |
1610年8月10日 (博罗夫斯克被图希诺阵营攻陷,领袖战死) |
在叔伊斯基王朝灭亡后,孤军在博罗夫斯克围城战面对伪德米特里二世与波兰雇佣兵围城时兵败战死 |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沃尔孔斯基 | 布良斯克州长(1606-1608) 博洛霍沃州长(1608-1614) 雷利斯克、奥廖尔等地地主(基于血统继承) |
1610年8月10日 (兄长战死无嗣,基于血统继承) |
1611年12月3日 (加盟第二民兵) |
1610年-1611年4月作为七波雅尔政权臣下,但事实上不进贡不服役 | |
雅罗斯拉夫尔军 | 博格丹·伊凡诺维奇·苏图波夫 | 雅罗斯拉夫尔州长 | 1608年10月 (作为图希诺阵营官员就职) |
1609年4月7日 (被叔伊斯基王朝将领尼基塔·维舍斯拉夫采夫攻灭,兵败被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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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维舍斯拉夫采夫 | 1609年4月7日 (作为叔伊斯基王朝官员就职) |
1610年5月11日 (加入扎赖斯克军,让位于督军伊凡·沃伦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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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军 | 达维德·瓦西里耶维奇·热列布佐夫 | 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督军 | 1610年4月30日 (独立) |
1611年5月2日 (兵败被波兰雇佣兵亚历山大·尤泽夫·利索夫斯基所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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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军 | 菲利波·伊凡诺维奇·帕什科夫 | 图拉督军 | 1606年10月 (响应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叛离叔伊斯基王朝) |
1607年6月6日 (领袖兵败战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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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图林军 | 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布图林 | 无 | 1611年7月22日 (第一民兵瓦解而独立) |
1611年11月 (加盟第二民兵,取消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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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兹梅洛夫军 | 阿尔特米·瓦西里耶维奇·伊兹梅洛夫 | 无 | 1610年7月30日 (逃出首都莫斯科募兵) |
1611年4月26日 (领袖兵败被波兰将领扬·卡罗尔·霍德凯维奇所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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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利亚特夫斯基军 |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捷利亚特夫斯基 | 无 | 1607年2月 (叛离叔伊斯基王朝) |
1612年初 (被七波雅尔政府击败,领兵者后续情况有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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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夫留克人 | 无统一领袖 | 具体领袖未知 | 1606年10月 (响应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叛乱) |
1607年中 (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叔伊斯基率军平定,民族瓦解) |
东斯拉夫人的一支民族,过着如罗姆人一样的迁居生活,除了信仰正教也祟拜异教,受到莫斯科人歧视。 |
俄罗斯北部地区地方势力 | |||||
莫罗佐夫家族 |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莫罗佐夫 (宗家家主,患有精神病)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莫罗佐夫 (格多夫支系家主,摄政宗家) |
波雅尔 普斯科夫、格多夫等地地主 |
1605年 (响应伪德米特里一世起兵反戈东诺夫) |
1610年8月 (表示支持七波雅尔政府,表面上取消独立,但不进贡不服役) 或 1611年8月6日 (被波兰将领若乌凯夫斯基在莫斯科战役歼灭主要部队而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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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托夫斯基军 |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科尔托夫斯基 | 大卢基督军 (瓦西里四世封,因辖地沦陷未就任) |
1608年7月23日 (从叔伊斯基王朝独立) |
1611年6月 (因为波兰将领扬·卡罗尔·霍德凯维奇率军北伐,加入莫罗佐夫家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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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别茨科伊家族 —谢尔普霍夫支系 |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特鲁别茨科伊 | 波雅尔 原射击军军长 |
1608年6月25日 (叛离叔伊斯基王朝) |
1611年6月30日 (组建第二届全俄缙绅会议政府) |
与特鲁别茨科伊宗家敌对 1606年-1608年作为叔伊斯基王朝臣下 1608年-1611年作为图希诺政权臣下 1611年加入第一民兵 与第一民兵领袖普罗科皮·彼得罗维奇·利亚普诺夫不和,因此另立政府 |
西伯利亚地方势力 | |||||
托博尔斯克督军府 | 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岑 | 托博尔斯克督军 | 1603年4月5日 (作为戈东诺夫王朝官员就职) |
1606年1月 (被召回莫斯科) |
俄罗斯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最高代表 通常兼辖皇领秋明的督军,行政上属于喀山总督府辖下 1608年8月后沦为橡皮图章,督军府实权由托扬掌控 |
罗曼·费奥多罗维奇·特罗埃库罗夫 | 1606年1月 (作为伪德米特里一世政府官员就职) |
1608年3月 (兵败被阿普拉欣汗所杀) | |||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萨尔蒂科夫 | 1608年8月 (托扬拥戴登位) |
1608年10月 (任内病逝) | |||
伊凡·米哈伊洛维奇·卡捷列夫-罗斯托夫斯基 | 1609年2月 (作为叔伊斯基王朝政府官员就职,托扬拥戴登位) |
1612年6月 (取消独立,加盟第二届全俄缙绅会议) | |||
科德公国/ 阿拉切夫家族 |
安娜·普蒂耶娃(Анна Пуртеева) (代幼主瓦西里·阿拉切夫摄政) |
科德公国摄政太后 | 1609年7月 (夫阿列克谢逝) |
1610年9月 (王公母子被三叔米哈伊尔弑杀) |
|
米哈伊尔·阿拉切夫 | 科德王公 | 1610年9月 (弑杀嫂侄夺位) |
1612年7月 (加盟第二届全俄缙绅会议) |
在米哈伊尔·康定斯基败亡前发动兵变夺取公位,其动机尚无定论 | |
奥布多尔斯克公国 | 瓦西里·奥布多尔斯基 | 奥布多尔斯克王公 | 1606年 (继父位) |
1609年 (不服从米哈伊尔·康定斯基,兵败被俘,斩首) |
|
利亚宾公国 | 沙特罗夫·利亚宾斯基 | 利亚宾王公 | 1605年 (继父位) |
1607年 (科德王公阿列克谢·阿拉切夫攻陷其领地,兵败被俘,斩首) |
|
别洛戈尔斯克公国 | 塔希尔·萨马罗夫 | 别洛戈尔斯克王公 | 不明 | 1609年 (米哈伊尔·康定斯基下令抓捕斩首) |
|
尤格拉分督军府 |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康定斯基 | 尤格拉督军 | 1606年4月 (就职) |
1610年9月 (兵败被托扬军俘虏,磔死) |
混乱时期西北西伯利亚主要地方势力 叔伊斯基王朝表亲 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沃伊科夫被瓦西里四世赐自尽后,成为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实际领袖 据称由于“施政苛暴不得民心”而被托扬下令以长柄刀磔死 |
康迪亚公国 | 康迪亚王公 | 1602年 (继父位) | |||
斯蒂科 (拥戴前王公米哈伊尔·康定斯基之子瓦西里为王公) |
康迪亚米尔扎 | 1611年10月 (乘托扬西征时独立) |
1612年5月 (兵败被托扬军俘虏,斩首) |
托扬因为瓦西里·康定斯基兄弟尚幼,不予追究 | |
秋明领地 | 谢苗·阿蒂亚科夫 | 秋明督军 | 1610年8月15日 (作为七波雅尔政府官员就职) |
1610年10月 (兵败被托扬军俘虏,编入托扬军) |
托扬军夺取原为皇室领地的秋明后,发展成为新的根据地 |
西伯利亚汗国复国军 | 阿里·伊本·库楚姆 | 自称西伯利亚汗 | 1600年 (起兵反抗戈东诺夫王朝,但很快被打败) 1606年6月 (再次起兵反抗) |
1607年7月 (在第一次秋明战役兵败,逃亡时被官军擒获囚禁) |
|
喀山及周边地区 | |||||
巴什基里亚 | 库尔楚克·尤纳耶夫 | 首席酋长 | 1606年9月 (不承认瓦西里四世为沙皇而独立) |
1613年3月 (承认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取消独立) |
土地横跨乌拉尔山脉 库楚汗义子,在鞑靼人中有良好名声 将孙女嫁给托扬之子,形成姻亲同盟 尽力维持巴什基里亚地区的和平,并未卷入战争 |
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弗拉谢耶夫 (Афанас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ласьев) |
乌法督军 | 俄罗斯驻巴什基里亚军政代表 原地方官员,1605年驱逐原督军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纳古伊登位 尊重并维持了巴什基尔世袭法 |
相关作品
影视
歌剧
- 《伊凡·苏萨宁》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 ^ 1.0 1.1 凯文·奥康纳, Kevin O'Conner. 第二章 早期历史. 波罗的海三国史.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 2009: 27,33. ISBN 978-7-5000-8241-5.
- ^ 2.0 2.1 2.2 2.3 2.4 2.5 Time of Troubles | Russian histor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20-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20) (英语).
- ^ Алексеев Ю. Г.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ега Абышко. 2019: 143. ISBN 978-5-6041671-3-7.
- ^ 书页引用. [2022-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3).
- ^ Котошихин Г. К. О России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Алексе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2022-04-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01) (俄语).
- ^ Лисейцев Д. В.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мки понятия.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понорама. 2003: 317-328 [2022-04-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7) (俄语).
- ^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 左少兴、徐天新等译. 俄国史教程. 北京: 新华书店. 1996: 1 (中文).
- ^ Платонов С.Ф.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кризис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орьбы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XVI и XVII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АИРО. 2007: 3 (俄语).
- ^ Струве П. Б.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 Вех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1: 136 (俄语).
- ^ Струве П. Б.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 Москва: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1: 137 (俄语).
- ^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 Вех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ып. 1. Москва: Ин-том. 1933: 216 (俄语).
- ^ Пономарёв Б. Н.; Гумилёв Л. Н.; Андриевский В. П.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 изучению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Ежегодник истории. 1961, 3 (1): 128–129.
- ^ Скрынников Р. Г. Россия в начале XVII в. 《Смута》..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 215 (俄语).
- ^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А. Л.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XVII в. : казачество напереломе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0: 62 (俄语).
- ^ Милов Л.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 / Том 1.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2010: 158 [2022-04-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俄语).
- ^ Гуревич А.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1993: 267 (俄语).
- ^ Гуревич А.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1993: 270-272 (俄语).
- ^ Марченя П. П. 《Смутоведение》как《гордиевузел》россиеведения: от империи к смуте,от смуты к. . . ?.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2018, 1 (4): 48–65 [2022-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2).
- ^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Смута как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стория. 2018, 1: 678 [2022-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2).
- ^ Флоровский Г. В.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XVII века. /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я. 2009: 82 (俄语).
- ^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Смута как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стория. 2018, 1: 680–682 [2022-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2).
- ^ Лисейцев Д. В. Приказ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эпоху Смуты.. Москва: Гриф и Ко. 2009: 3 [2022-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3) (俄语).
- ^ Лисейцев Д. В. Приказ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эпоху Смуты.. Москва: Гриф и Ко. 2009: 584 [2022-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3) (俄语).
- ^ Лисейцев Д. 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России эпохи Смуты начала XVII в. :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л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укреплению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 (12): 3–12 [2022-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2).
- ^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пад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я. 2004: 426-454 [2022-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俄语).
- ^ Поршнев Б. Ф.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яя война и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неё Швеции 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10. ISBN 978-5-519-03225-4 (俄语).
- ^ Зайков А. В.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владение» : попытка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одного понятийног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парадокса. Науч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002, 1 (3): 192—194 (俄语).
- ^ Зайков А. В.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владение» : попытка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одного понятийног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парадокса. Науч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002, 1 (3): 197 (俄语).
- ^ Поршнев Б. Ф.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яя война и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неё Швеции 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12. ISBN 978-5-519-03225-4 (俄语).
- ^ Волков В. А. & Кузьминым А. Г.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2: 15. ISBN 978-5-4438-0245-9 (俄语).
- ^ Морозова Л. Е. Два царя: Федор и Борис.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2001: 147 (俄语).
- ^ Морозова Л. Е. Два царя: Федор и Борис.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2001: 149-150 (俄语).
- ^ Барг, М. А. История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в Европе : Эпоха феодализма : в 3 т..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240-272 [2022-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07) (俄语).
- ^ Post, John D. Climatic Variability and the European Mortality Wave of the Early 1740s.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84, 15 (1): 1–30. JSTOR 203592. PMID 11617361. doi:10.2307/203592.
- ^ Oster, Emily.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18 (1): 215–28. CiteSeerX 10.1.1.526.7789 . JSTOR 3216882. S2CID 22483025. SSRN 522403 . doi:10.1257/089533004773563502.
- ^ 关于波兰和立陶宛围攻三一塞尔吉乌斯修道院以及后来在俄罗斯发生的叛乱的传说
- ^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В. А. Голод 1601-160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4 [2022-05-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5) (俄语).
- ^ Шмурло Е. Ф.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IX–XX век..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5: 155 [2022-05-08]. ISBN 5-9533-023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俄语).
- ^ Закиев М. З. Татары: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и языка. Казань: Сб. статей. 1999: 126. ISBN 5-201-08300-5 (俄语).
- ^ Закиев М. З. Татары: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и языка. Казань: Сб. статей. 1999: 129. ISBN 5-201-08300-5 (俄语).
- ^ Козляков В.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Трагедия о добром цар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249. ISBN 978-5-235-03415-0 (俄语).
- ^ Плигузов, И. А. Смута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XVII столетия в записка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9: 232-236. ISBN 5-270-01114-X (俄语).
- ^ 张百春. 布列斯特教会合并 (PDF).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5): 103 (中文).
- ^ Турилов А. А., Флоря Б. Н. Брестская уния 1596 г.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на Украине и в Белоруссии в конце XVI —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 Индрик. 1999, 1 (2): 28 (俄语).
- ^ Плохий С. Н. Папство и Украина: Политика римской кури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XVI—XVII вв.. Київ: Выща школа. 1989: 44-45. ISBN 5-11-002298-4 (乌克兰语).
- ^ Плохий С. Н. Папство и Украина: Политика римской кури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XVI—XVII вв.. Київ: Выща школа. 1989: 46. ISBN 5-11-002298-4 (乌克兰语).
- ^ Боханов А.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2: 279. ISBN 978-5-9533-5679-4 (俄语).
- ^ Козляков В.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Трагедия о добром цар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229-230. ISBN 978-5-235-03415-0 (俄语).
- ^ Козляков В.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Трагедия о добром цар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241. ISBN 978-5-235-03415-0 (俄语).
- ^ Козляков В.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Трагедия о добром цар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247、185. ISBN 978-5-235-03415-0 (俄语).
- ^ Гуревич А.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1993: 267 (俄语).
- ^ Боханов А.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2: 280-282. ISBN 978-5-9533-5679-4 (俄语).
- ^ Боханов А.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2: 284-285. ISBN 978-5-9533-5679-4 (俄语).
- ^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 左少兴、徐天新等译. 俄国史教程 第三卷. 北京: 新华书店. 1996: 28 (中文).
- ^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 左少兴、徐天新等译. 俄国史教程 第三卷. 北京: 新华书店. 1996: 29 (中文).
- ^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инов М. М. Раздел III.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АТС. 1996: 608 (俄语).
- ^ Дьяконов М. А.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1890—1907 [2022-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21).
- ^ Чистякова О. И.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Москва: МГУ. 2005 [2022-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24).
- ^ Алексеев Ю. Г.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ега Абышко. 2019: 144–145. ISBN 978-5-6041671-3-7.
- ^ Mirosław Nagielski. STANISŁAW ZÓŁKIEWSKI herbu Lubicz (1547–1620) hetman wielki. Hetmani Rzeczypospolitej Obojga Narodów. Wydawn. Bellona. 1995: 133 [2022-05-05]. ISBN 978-83-11-08275-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6-26) (波兰语).
- ^ Алексеев Ю. Г.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ега Абышко. 2019: 141–143. ISBN 978-5-6041671-3-7.
书籍
- http://dlib.rsl.ru/viewer/01003814964(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Каргалов В.В,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оеводы XVI—XVII вв., М. 2002
- Кобрин В. Б..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 утра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 С. 163—185.
- Солодкин Я. Г. «О двух спорн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публицистики кануна и времени Смуты»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Вопросы медиевистики. 2008. № 1 (31). С. 83-94.
- Валишевский К. Ф.,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1905.
- Флоря Б. Н. Польско-литов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М., 2005.
- Молочников А.М. Смоленские стрелецкие приказы и 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в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го дел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источники. — 2012. — Т. III. — С. 321-369. <http://www.milhist.info/2012/12/19/molochnikov> (19.12.2012)
- Dunning, Chester S.L. Russia's First Civil War: The Time of Troubl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omanov Dynast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enn State Press, 2001 ISBN 0-271-02074-1
外部链接
- http://www.vostlit.info/Texts/rus11/Budilo/text3.phtml?id=205(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Инструкция благородному Самуилу Грушецкому, секретарю его королев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сланнику при светлейшем горол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спанского и обеих Индий, данная в Варшаве, в 10-й день апреля месяца, 1612 г. //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и акт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до России, собранные К. М. Оболенским. — Ч. 3. — М., 1848. — С. I—II, 1-7 (2-я паг.).
- «Беседы о Смутном времени» на радио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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