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Ghren/文心雕龙/序志

元至正本中《序志》的书影

〈序志〉是《文心雕龙》的第五十篇，也是最后一篇，是全书的总序。在唐代之前的著作，序言大多都在全书末尾。整篇可以大致分为五段。先是解释了《文心雕龙》的书名，指出“文心”指的写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而“雕龙”比喻的是美的创作。第二段先是说明自己仰慕孔子，本是希望注释经书，但是过去注家已经有精深之作，估计难有成就。因此想到文早是由经书派生出来的，对于国家有积极的作用，而当时的文人追求新奇文风，引致“文体解散”，希望因此指正他们。第三段中评论了汉魏的文论，指出他们各有问题。第四段中介绍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第五段指出评论各种作品是困难的。见解就算是有异于前人也不是随便而写的，而是仔细考虑的，并希望《文心雕龙》可以有益于后人 。

关于刘勰在篇中所说明的书名、篇次体系、理论体系等，学界的见解各有差异，并引起了争论。

内容

（书名）之所以称为“文心”，是因为它在讨论写作时的用心。过去，涓子曾经写作过《琴心》，王孙子也曾经写作过《巧心》，可见“心”真是美妙啊，并以此来作书名。自古到今的文章，都是依靠雕饰文采而成的，但只是以驺奭这样“雕龙”又怎样足够呢？宇宙绵长久远，常人和人才互相混杂，人才更替而出，才子之所以能出类拔萃，无非也是有过人的才智而已。但是时间飞逝，人的智慧是不能久存的。假如要保留声名和事业于后世，只有创作才可以。人类的形貌就像是天地一样，天赋又来自于“五才”；耳朵和眼睛就像是日和月一样，声音和气息就像是风和雷一样。他们之所以可以超出万物，可谓是灵异不过的。但是人类的肉体相比起草木都要脆弱，而名声却像比金石还要坚固。因此君子处于世上，应该要树德立言。我难道是喜欢发议论吗？实在是不得已啊。

我在七岁的时候，曾经梦见一片像积锦一样的云彩，我攀上去采取它。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又梦见自己捧着红漆祭器，追随孔子南行（意指成为孔子的学生，并帮他完成某种典礼）。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感到欣悦自得而喜悦。伟大的圣人是极难看到的，而他竟然降梦给一个年轻小子！自人类出现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可以和孔子相比的圣人。想发扬圣贤的说话的话，莫过进行注解经典的工作，但是马融、郑玄等人，弘扬经典的工作已经足够精深，自己就算是有深见，也难以成为一家之言。只有文章创作，实在是辅助经典的一部分。五种礼仪以此制订，六项经典依靠他发布实施；君臣功业之所以可以辉煌、军务政今之所以显明，都是因为经典。但是，圣人已经过世很久了，文章规定日渐解体，后代辞人都喜欢追新探奇，言辞祟尚而诡异，就像是鸟羽上还要再加以彩绘，又如巾带上还要绣些花纹一样，离开了文章创作的目的，以至是讹滥无节的程度。《周书》（《尚书》的一节）中论及文辞，要求表达重点；孔子陈述训导，反感违反儒道的学说。正因为“文辞”和“训导”的不同，因此更加要把握当中的要义。因此，我便提笔和墨，开始论述作文之道。

仔细观察近来讨论文章的作品：曹丕有《典论·论文》、曹植有《与杨德袓书》、应砀有《文质论》、陆机有《文赋》、挚虞有《文章流别论》、李充有《翰林论》等等。它们大多针对在文章的特定一方面，没有全面的意识。有些赞扬或批评了当时的作家，有些品评或者衡量了前代的文章；有些泛泛地讨论了文章的雅俗，有些简单地叙述了作品的内容。曹丕的《典论·论文》细密但不完备；曹植有《与杨德袓书》见辩才但不恰当；应砀的《文质论》华丽但较为空疏简略；陆机的《文赋》巧妙而琐碎杂乱；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较为浅薄，不得要领。此外，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大约也讨论过文章要义，当中夹杂提出一些意见，但是都没有像“从树木的枝叶寻找根本，从水的波澜追溯到发源的地方”一样找寻文章的原发点。因为他们没有论述先贤的教导，所以没有对后来之人带来帮助。

《文心雕龙》这部著作，本源于文道（《原道》）、师从于圣贤（《征圣》）、取法于经典（《宗经》）、斟酌于纬书（《正纬》），在楚骚中变化（《辩骚》）。文章的关键，就始完备了。之于讨论陈述有韵的“文”和无韵的“笔”，则分开以描述：追寻本原以说明流变；解释（文体的）名称以说明含义；选择范文以评定篇式；敷陈文理以举述特征。这样的话上篇的纲领就得以明确了。至于分析情理和辞采，并加以概括理清条理，表述了《神思》、《体性》；阐述《风骨》、《定势》（一说《养气》）；包举《附会》、《通变》、讨论《声律》、《练字》。在《时序》中论述了文章的兴衰、在《才略》褒贬了历代的作家、在《知音》抒发了惆怅的情绪、在《程器》中发出了不平的感概，最后在《序志》说明志向，以此统领全书，这样的话下篇的细目就得以清晰了。（书成之后，）安排位置并决定内容，彰显《周易》大衍之数，只有四十九篇而已。

衡量一篇作品是较为容易的，但是综合系统评价多种作品就比较困难了。虽然评论的时候应该轻轻带过一些枝节毛发般的问题，而深入分析像骨髓的内容核心，但是有时候一些委曲细密之处，道理看似在眼前其实很遥远。文辞不能记载的意蕴，更是多不胜数。至于是写入文章的内容，有些看似和旧有文章相同，其实是写作方法上无法相异；有些不同于旧有的论述，其实因为情理上的不同。这些相同或者不同的说法，无论是古人或者是今人的说法也好，只而是认真分析之后，再得出中肯的结论。驰骋于文坛之上，漫步于笔苑之中，大致就足够了。但是言语不能说足我的意思，连圣人都觉得这是困难，再加上我的知识浅陋，又怎敢提出写文章的法则和规范？前人海量的著述淹没了我的见解。在渺茫的来世，这部书也许能供人一阅吧！

文章最后留下赞（评论）：生命是会有所尽头，只有才智没有尽头。追逐外物相当困难，任凭天性讨论文章则比较简单。我孤傲地隐居世外，仔细地思考文章的要义。如果文章的确可以表达人的内心，这样我的内心世界也有所寄托了。

受影响于

刘勰在此篇中主要可见儒教对他的影响。

分析

在首段中，刘勰先说明了他的书名来源，指出他命名作《文心雕龙》是因为是在讨论创作时的用心，但学界针对于刘勰如何参考“雕龙奭”的典故出现了分歧。接着他说明了他的第一个创作动机，说明他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三不朽中的立言。曹丕在《典论·论文》说明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今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说明了“立言”的重要，而刘勰正是受其影响。他亦在《诸子》篇中提及立言的重要，“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前后互相呼应。

在第二段中，刘勰描述了他的两个梦境，第一个梦是作他七岁之时，梦见了彩云。彩色之物象征文学，在当时的风气而言，学者假如说他梦见“文”、“采”之物，说明了他在文学事业上得天独厚，对于自己文学水平的自负。第二个梦说明了自己对于儒家文化的祟仰，自己也希望追随孔子，以及是当时刘勰所居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在孔子故乡曲阜之南，有圣道南行的意思。从这两个梦可以显示，刘勰希望在六朝的唯美主义和儒家的实用主义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点，以“执正以驭奇”。接着他说明自己认为后代的文章都是由儒家经典而生出来，而后代文章因为这脱离了圣人，因此而“文体解散”。刘勰不满意于当时华丽的创作方式，因此希望以此书以矫正当时的文学流弊。“文体解散”第一层指的是当时文章追求新奇，文辞浮诡的问题，而第二层指的宋齐时的这种风气表现在各个文章的体裁的时候，破坏了文体的正常风格。接着延伸了《征圣》篇中“《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一句，指出写作文章应该要强调“体要”，即朴实精要的文风。

第三段中，刘勰依次批评曹丕、曹植等人过去的文学批评作品，指他们都多多少少都存在了一些问题，指他们都没有依从先人的训导，主张讨论文章应该要“宗经”，先去考虑先人的言语。关于刘勰指“魏《典》密而不周”，傅庚生指《论文》只是《典论》的其中一章，并非讨论文学的专著，因此刘勰说“不周”并不能真的算是他的瑕疵。《中国历代文论选》指曹丕只是分析作品不同的气，文体的不同特征，虽然细密，但是没有对于问题深入阐发，因此说“不周”。陈锺凡指的《典论·论文》只是论述了七家的文章，文体也只分了四类，因此说“密而不周”。关于刘勰指“陈《书》辩而无当”，傅庚生指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对于文人所作的评论只是单纯的赞扬，本质上和品藻无别，而且没有重视文学本身的价值，指“‘辩而无当’，所评甚允”。陈锺凡指，“辩而无当”的问题出自于他虽然在文中举出了六位文人，但对诸家文学茫无定评。而且，他在文中虽然有重视批评文学，但没有说清楚批评文学和文学的分别，加上没有重视文学价值，因此指“辩而无当”。《文论选》指，《与杨德祖书》讥嘲的陈琳不长辞赋，刘修的文才赶不上作者，内容破多于立，因此认为“无当”。刘勰又指“应《论》华而疏略”，陈锺凡指问题是出自于《文质论》是讨论文质（“文”即外在表现，“质”即指道德品质）之宜，而非专门讨论文章的作品。饶宗颐指作应砀所重于“文”的部分，但相反刘勰重视的是“质”的部分，因此自然会认为是“华而疏略”。吴林伯指，“文”即是“泰”，而应玚主张的抑“质”而扬“文”，和孔子所说之“文质彬彬”，刘勰主张的“文附质”，“质附文”不同，因此认为是“疏略”的作品。在《总术》篇中，刘勰已经批评过陆机的《文赋》，指“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汎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李日刚在《文心雕龙斟诠》中指，刘勰在《序志》所言的“巧而碎乱”，也就是“纤悉”、“未该”的意思。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指，“碎乱”是指作者受限于赋的创作文体，不能像散文一样有条理地讨论文体。

衍生问题

全书定位

关于《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如何是《序志》篇所延出来的问题之一。在古代目录学中，《文心雕龙》曾被放置在不同的位置。《隋志》基于它属“解释评论”之书，因此将《文心雕龙》放置在总集。其后学者也有将其放置在集部“文史类”，如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又或者是总集“诗文评类”，如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甚至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认为它是属于别集类。除了集类的说法之外，也有人认为他是属于子书，如唐代的《史通》、唐昭宗时期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明清时期的人也有七种书目将其归作是子类书目，明代曹学佺的《文心雕龙序》也将其视作为子书看待。

对于《文心雕龙》的定位如何，学者有不同的说法包括“文体论”、“文学理论创作”、“文学批评论”、“美学著作”、“阅读学著作”、“文章学”、“子书”、又或者结合上者，提出“ 文学理论著作、文章学著作和分体文学史 ”或 “文学理论、文章学、各类文体的发展史和古典美学著作”的说法。依据《文心雕龙学综览》，学者主要可以归为文学批评论或文学作法论，和文学作法论两派。

支持文学批评论的刘文济、李淼等。刘文济认为，《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批评论文中最早、最完备、最有系统之作”，李淼主张刘勰建立的是文学理论体系，而“不能把《文心雕龙》说成是文章理论，或其它什么理论”。

支持文学作法论的有王运熙、蒋寅、张国光等。王运熙认为，“刘勰写作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如以现代汉语，大致可以译成《文章作法精义》”，蒋寅认为，此书是“中国古代文章理论的代表作”，“它没有形成文学理论的体系，而只有文章学理论的体系”。

书名争议

《序志》在第一段中记述了书名的来源，学界共识认为，“文心”指的写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而“雕龙”比喻的是美的创作。 但是学界对于书名的解读，以及是“文心”和“雕龙”两者的连系如何有所争议。在“文心”和“雕龙”两者关系上，学者大致提出了并例说，主谓说、偏正说、主从说四种说法。以英译而言，以偏正结构翻译的有5家，以主从结构翻译的4家、以并列结构翻译的有4家、以主谓结构翻译的2家。

四种说法之中，以并列说是为主流。最早对于书名作解释的是元代的钱惟善，他认为“其为书也，言作文者之用心；所谓雕龙也，非昔之驺奭辈所能知也”，认为两者是并列的两组词语。接着明代的叶联芳、当代的周振甫、王运熙都以并列式以解释书名。周振甫认为，“文心”是“作文的用心”，“雕龙”指的是“雕刻龙文，作文的要讲究文采”。之后，李庆甲指出“文心雕龙”的意思是指以“用雕镂龙文那样精细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认为是主从的结构，两者的结构是互相关连的，而不是“分而不合”，互相没有关系。这种翻译的方法得到了后来的学界所认同，如石家宜、周勋初、王运熙、克利瓦卓夫在翻译时也使用了此说。

“文心”

在“文心”这两字方面，有来自陆机《文赋》和佛教的两种说法。第一派认为以饶宗颐和张国光作代表。饶宗颐认为，《文赋》开端就已经出现“余每现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而《序志》中开端也有类似的表述，“显然是取自士衡之语以命名”。张国光同样指刘勰以“文心”作命名是来自于《文赋》，而且赞语中亦都有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可见其理由。李庆甲认为，用“心”以作文论著作的书名，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虽然过去的作品中都有说明创作和“心”是有关系的 ，但是相对而言，深度、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不能算作是袭于《文赋》。

第二派认为，“文心”这两个字是来自于佛教。马宏山认为刘勰的思想以“以佛统儒，佛儒合一”，因此书名的“文心”包含着“弃迹求心”的意义，并引用了《法华玄义释签》：“盖序王者，叙经玄意。玄意述于文心，文心莫过于迹本”以说明，并认为刘勰的思想是在于“心哉美矣”的四个字上，而不是在于“涓子《琴心》，王孙《巧心》”之上。 庆甲认为，“弃迹求心”虽然同样出自于灭惑论，但是两者的根本性质并不相同，不能作比较，不能因两句话都有“心”字而将他们互训。而且 《法华玄义释签》较《文心雕龙》晚一百年，可见两者的说法关连不大。

“雕龙”

在“雕龙”这两字方面，刘勰虽然已经说“雕龙”是来自“雕龙奭”这个典故，但是刘勰从正面或者是负面以引用这个典故，又或者根本是毫无关系依然是有所争议。张长青、张会恩、张灯、周振甫以及是明代程宽认为是否定说，认为“岂”是一个否定副词，表明刘勰不同意驺奭的行为。张长青、张会恩主张刘勰认为修饰文采是为了表达义理，是要顺应自然的，因此不能像驺奭一样修饰过多，流于造作。张灯认为这一句是预期读者对于刘勰的疑问，意思是指“主要的并不是取‘雕龙奭’的意思”。王利器、周振甫、明代的叶联芳认为是肯定的意义，王利器在《文心雕龙校证》认为中“岂”字又通“冀”，整句意思指的“这几乎是效仿修饰语言有如雕刻龙纹一样的驺奭”。陆侃如、牟世金、郭晋稀、赵仲邑认为，此句是反问句，书名和“雕龙奭”的典故没有关系。如陆侃如、牟世金在《文心雕龙选注》将其译作“难道是因为前人曾用来称赞驺奭文采的缘故吗？”，赵仲邑则将其译作：“过去大家都曾以此称赞驺奭的文采，但我难道是采取这样的用意，表示自己也富有文采么？”。

关于以上的分歧，李庆甲认为刘勰是从肯定的说法以使用此典故，从《时序》中刘勰已经将驺奭和屈原、宋玉等人物相比，“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说明他是赞扬“雕龙奭”的行为，不认为他是滥用文采的典型。而且结合前文，先是“古来文采，以雕缛成体”，先是一个肯定句，然后再接否定句的话，语意和逻辑有混乱之处，可见是不当的。而在“雕龙”的典故和驺奭关连非常大，即使不点明，后代也很容易看得出此书和此典故的关系，不认为两者可能无关，并指出“雕龙”指的是“一是形容文采富丽，一是形容功夫精深细致”。

理论体系

学者基于《序志》中的第三段，又或者是学者自身的理解，对于《文心雕龙》有各自的划分见解：

• 二分说：此说之支持者有叶联芳、曹学佺、范文澜等。叶联芳认为：“自书记以上，则文之名品；《神思》以下，则文之情度。”曹学佺认为：“雕龙上廿五篇，铨次文体；下廿五篇，驱引笔术。”范文澜说：“文心上篇剖析文体，为辨章篇制之论；下篇商榷文术，为提挈斗术纲维之言。”
• 三分说：
  • 在二分说之上，〈序志〉单作一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上篇二十有五，论体裁之别；下篇二十有四：论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为二十五篇”。罗根泽、周勋初
  • 在二分说之上，“文之枢纽”单作一类：刘凌《文心雕龙理论初探》中认为刘勰在《序志》中提出整书分作三部分，即“文之枢纽”、“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三个部分。
• 四分说：此说之支持者有郭晋稀、张长青、张会恩等。郭晋稀将《文心雕龙译注》中将全书分为：全书纲领五篇；论文叙笔二十篇；剖情析采二十篇；全书总结五篇。张长青、张会恩《文心雕龙诠释》，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分法也大致相同。
• 五分说：此说主要将下篇又再分为三部分。袓保泉认为，由“本乎道”至“变乎骚”是三字句，并小结说明是“文之枢纽”。而在之后一节说明了“论文叙笔”，讨论了文体的创作，称之为“文体论”，而之后由“攡《神》《性》”至“阅《声》《字》”都是三字句，作一个单元。而“祟替于《时序》”至“耿介于《程器》”是五字句，是一个单元，然后《序志》另作一个单元。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认为刘勰在〈序志〉中分为五部分：“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以及“长怀序志”。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陆侃如、牟世金也如此。
• 六分说：此说主要将下篇又再分为四部分，在五分说基础上增加文学史观类。王运熙、顾易生认为〈时序〉、〈才略〉两编是文学史和作家论，扼要评述了历代文学和著名作家。〈知音〉、〈程器〉两篇，诗论了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的问题。”张文勋，杜东枝也同。
• 七分说：此说主要将下篇又再分为五部分，在六分说基础上增加修辞类。詹锳认为创作论的有《神思》、《情采》、《镕裁》、《养气》、《附会》、《总术》、《物色》、《程器》八篇；属于风格学的有《体性》、《风骨》、《定势》、《隐秀》凡四篇；属于文学史和批评论的有《通变》、《时序》、《才略》、《知音》四篇；属于修辞学的有《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指瑕》凡八篇。

篇次问题

文心雕龙下篇篇次表

序号	通行本	郭晋稀 注译（十八篇）	范文澜 注	杨明照 校注拾遗（校注）	刘永济 校释	李曰刚 斠诠	周振甫 注释	李蓁非 释译
26	神思							情采
27	体性							神思
28	风骨							体性
29	通变	养气				养气		风骨
30	定势	附会（通变）				附会		定势
31	情采	通变（定势）				通变		附会
32	镕裁	事类（情采）				定势	物色	通变
33	声律	定势（镕裁）				情采	镕裁	镕裁
34	章句	情采（声律）				镕裁	声律	声律
35	丽辞	镕裁（章句）	练字			章句	章句	练字
36	比兴	声律（丽辞）	丽辞			声律	丽辞	章句
37	夸饰	练字（比兴）	事类			丽辞	比兴	比兴
38	事类	章句（夸饰）	比兴			比兴	夸饰	夸饰
39	练字	丽辞（事类）	夸饰			夸饰	事类	丽辞
40	隐秀	比兴（练字）			物色	事类	练字	事类
41	指瑕	夸饰（隐秀）		物色	隐秀	练字	隐秀	隐秀
42	养气	物色（指瑕）		指瑕	指瑕	隐秀	指瑕	物色
43	附会	隐秀（附会）		养气	养气	物色	养气	指瑕
44	总术	指瑕（物色）	物色	附会	附会	指瑕	附会	养气
45	时序	总术	总术	指瑕（物色）	总术	总术	总术	总术
46	物色	时序	时序	时序	时序	时序	时序

在《序志》中，“祟替于《时序》”一句中可见，《时序》、《物略》、《知音》、《程器》应该是自成一个单元，但是在通行本篇次中《时序》和《才略》插进了《物色》。因此，不少学者都怀疑《文心雕龙》出现篇次错乱，如周振甫指“篇次错乱”、郭晋稀指“上下颠倒，不合伦次”、刘永济指“乃前人改编”等等，而学者提出改动篇次主要都依靠对于《序志》篇的解读。

最早提出《文心雕龙》有篇次问题的是范文澜。他在《文心雕龙注》中认为《章句》篇以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四个章节都是讨论句子的问题，而《事类》是属于《丽辞》的，《夸饰》是属《比兴》的，而只有《练字》篇和《丽辞》篇没有关系，因此应该是直属于《练字》篇，认为《练字》应该接在《章句》之后。此外，他又认为《物色》即是指“声色”，可以以之总结《声律》篇以下各篇，相比起以《总术》以总结为合理。王利器认为他所提出疑问是有道理的，并指出《序志》中原文“祟替于《时序》”一句中，《物色》不在《时序》、《才略》之间，但是不敢决定应该归于何处。

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认为《物色》篇应该在《练字》篇之后，因为两者都是讨论修辞问题。认为是有人误以为《时序》指的是时令的问题，因此相次于《物色》。杨明照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主张交换《总术》和《物色》的篇次，认为《物色》应该是第41篇，而《总术》应该第九卷的最后一章，即第45篇。周振甫认为《物色》应该放置于《情采》之下，《熔裁》以上，《总术》应该是第四十五篇，是创作论的总序。他按《神思》篇的“赞”认为创作论可以分作四部分，而“赞”中的是第二句是“物以貌求，情变所孕”，而“物”、“貌”指的是物色，“心”、“理”指的是情理，认为它应该在《情采》之后。李蓁菲认为《序志》先是有“割情析采”，而《情采》正正可以说明“情”和“采”的关系，因此应该在下编开始的位置，而为了下篇单元的合理性，对于《附会》、《通变》、《练字》、《丽辞》、《物色》对有所调整。

有学者认为《序志》篇的原文有所错乱，认为当中的“图《风》、《势》”，应该作“图《风》、《气》”，当中的有郭晋稀、李曰刚等。郭晋稀认为像《序志》这样周密的文章，不会将《通变》和《定势》两者的次第颠倒，而通行本篇次中《定势》篇在《通变》篇之后，而《序志》中却是在《通变》篇次前，应是有误。而《风骨》中第二段说明“风”“骨”和“气”的关系，因此作调动。

李曰刚同意郭晋稀对于原文的改动，但是他对于篇次上相另外的见解。他在《文心雕龙斟诠》中认为

主张编次不用变动的有牟世金、安东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