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大学大屠杀
| 法政大学大屠杀 | |||
|---|---|---|---|
| 冷战的一部分 | |||
| 日期 | 1976年10月5日－6日 | ||
| 地点 | 13°45′21.07″N 100°29′27.16″E / 13.7558528°N 100.4908778°E | ||
| 冲突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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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亡 | |||
| 死亡 | 46人 | ||
| 受伤 | 180人 | ||
| 逮捕 | 3059人 | ||
法政大学大屠杀，亦称10月6日事件（泰语：เหตุการณ์ 6 ตุลา）为1976年10月5日至6日间发生于泰国的屠杀事件，该国右派民间组织在官方推波助澜下进入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校园内对抗议独裁者他侬·吉滴卡宗返国而聚集的学生施以暴行、性侵并将之杀害，是泰国历史于二十世纪民主化的重大挫败，使泰国军政府对人权的漠视原形毕露。今日泰国政府仍未承认这起事件中的罪行，在民间也鲜少有人提起，导致与此相关的经历成了一段噤声的历史。学者认为，法政大学大屠杀事件与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类似，经过数十年才打破沉默，且相关纪录尚未完整呈现。[1]
泰国在二战后虽然采君主立宪制，实际上国家长期处于军政府独裁统治之下，法政大学大屠杀事件结束了1973年人民起义之后开启的短暂民主时期。之后泰国回归军政府统治，实行戒严。
根据官方统计，大屠杀一共导致46人死亡，167人受伤，3059人被捕[2]。
背景
1973年前泰国经济与政治
长久以来，泰国经济结构上相当依赖国内农业。然而，在二十世纪初引进轻工业后，城乡差距逐渐变大，使泰国的经济结构小幅转变。在泰国经济发展时，多数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口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导致乡村普遍贫穷且教育水准偏低。这样的经济状况促成了1973年学运。学生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即是要求人民受教机会平等以及消除贫穷，以期开创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3]。
在政治上，泰国的权力结构是由少数菁英团体主导，包含了军政府、贵族阶级以及官僚等。而其中又以泰国皇家军队势力最为强大，自从1932年推翻君权制度后，军方一直操控著国家的政治机器，贪污、腐化的问题相当严重，自然导致了民怨升高，且孕育了政治冲突的气氛[3]。
1973年人民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泰国处于军政府倾美时期，独裁的军政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全力防堵国内共产主义的发生，对民主严加控管，限缩学生的参政空间[3]。政府在1960年代开始推动工业化经济政策造成农村民生凋敝。同时，1963年他侬·吉滴卡宗上台继任总理之后，放宽言论管制，重新开启大学批评时政的风气，大学生亦自此时由一万五千人成长到十五万人，学生运动随之风起云涌[4]。
1973年十月，数十万曼谷学生及民众集结在泰国民主纪念碑前，要求政府立即释放因为发放提倡制定新宪法的传单而被捕的学生及教授。军方采取暴力镇压之后却因为内部将领不合分裂。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见事态严重，随即介入调停。最终，军政府三巨头同时辞职，总理他侬·吉滴卡宗下台，逃亡美国，其余两人布拉帕斯·乍鲁沙提恩与克罗诺尔·纳隆则逃往台湾。后人将此次行动归功于全泰学生中心以及其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是故亦常称为1973泰国学生运动[5][6]。
1973年-1976年，民主短暂重现
学运之后，自由民主的概念在泰国传播开来，学生开始着重社会主义及马克思思想的研究。1973到1976年的泰国政治，政治民主更加开放，旧有价值观受到挑战，保守与改革的势力相互冲撞。全泰学生中心在学运结束后依然持续发挥影响力。在1974-75年间，驻外美军撤离的议题在国内延烧，全泰学生中心要求美军撤兵，而从经济角度出发，美军在泰国当地直接或间接提供了约三万个工作机会，其撤离造成失业问题，从而引起右派团体的反弹。同时军方也担心美军的撤出将使得泰国难以对抗共产主义的扩散。而这是日后1976军事政变的导因之一[3]。
全泰学生中心在1974年间动员学生到乡间宣传民主理念及解决农民经济问题，学生在这过程中更加了解农民的困境，之后更帮助农民成立了泰国农民联盟（สหพันธ์ชาวนา ชาวไร่แห่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FFT）对抗地主。在1973-76年的开放政治期间，学生联合农民及劳工团体进行罢工与示威，文人政府无法有效处理这些团体的诉求，右翼军方担心学运势力壮大与农民、劳工组织的成长，因此军方培养了反左派的右翼团体以期达到制衡效果，同时军方也对文人政府的施政感到不满，包含政府无法保障军人福利以及美军撤退的决定让他们恐惧泰国将遭到赤化。军方在这三年间组成若干右翼团体以对抗学生运动，大概可分为纳瓦朋、红色野牛及乡村保皇军，并且维护“国族、宗教、君主”三位一体的传统[3]。
左右翼冲突激化
1973年人民起义之后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随即向新总理讪耶·探玛塞下令成立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并要求其通过应经过人民公投，而非当时还是他侬势力为主的议会。但1974年开始，因为民主开放的缘故，大量农民与工人在全泰学生中心组织下发起街头抗争，要求更合理的榖价、地权与工资[2]。
同时，他侬离开之后，泰军原在美国跨国反共主义下成立的反共司令部（กองอำนวย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และปราบปรามคอมมิวนิสต์；CSOC）改组为国内治安维持司令部。该部队的作法是以维护国家、信仰、皇权之名，更加强硬地扫荡共产主义在乡间的基地。其于1974年收编早期由泰国边境巡逻警察在乡间成立的乡村保皇军，希望借助其既有的组织规模与反共意识控制高涨的左翼运动气氛。该组织本就和皇室来往密切，国王甚至出席过许多次的结业授旗仪式，许多人因此将入队视同为进入皇室的曼荼罗当中[2]。
普密蓬·阿杜德向右派的靠拢的原因除了愈发动荡的社会秩序之外，还有枢密院的人士逐渐由右派将领取代、右派媒体对于学生、农民、劳工的赤化报导等等，使他逐渐相信混乱的情况只能由强硬的军政府解决，最终导致其召回他侬以取代三年来的文人政府[2]。
导火线
1976年9月，在1973年学生运动中驱逐出境的前总理他侬·吉滴卡宗返泰，引发学生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全泰学生中心组织学生、农民与劳工参与抗争，要求政府驱逐他侬，并在十天内回复群众诉求。10月4日，两名张贴反他侬海报的民众遭到警察射杀，引发群众愤怒，学生们在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校园发起另一次大规模抗议，抨击该射杀事件凸显政府漠视及专制的态度。他们在行动剧吊死一名民众的剧情中意外选用一名长相酷似王太子玛哈·哇集拉隆功的学生，隔天的右派报纸《暹罗星》（ดาวสยาม）与泰军电台大力报导此事，指称学生是“受到共产党鼓舞，意图破坏社会秩序”。至此，对于整个冲突的诠释从“独裁政权的回归”变成“一群共产主义者企图摧毁皇室和整个国家”[1]。
过程
1976年10月5日傍晚，当地警察、边境巡警以及“纳瓦朋”、“红色野牛”和“乡村保皇军”等原本就在曼谷抗议社尼·巴莫新内阁的右翼民间团体动员人力包围校园附近区域，总数大约四千余人[2]。
10月6日的清晨，这些半军事团体封锁校门，并开始以M16突击步枪、手枪、手榴弹、无穿甲的后座力步枪攻击抗议学生。他们不让任何人离开校园，包括伤患。学生迅速要求停火，有一名学生出面投降时却又反遭枪杀。有些学生跳进昭披耶河试图潜水逃离，却遇到泰国皇家海军小艇阻拦射杀；有些人趴地以示投降，却挨致一顿毒打，甚至有人遭到活烧；并有警察和红色野牛参与者强暴女学生。屠杀一直到中午降下暴风雨才停止。但此时又有数万“乡村保皇军”进入曼谷。他们要求普密蓬国王“杀死共产主义者、杀死三位左翼部长、保卫国家经济体政权”等等。事后，这些团体自称为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当天他们发表死伤人数，死者46人，伤患180人，且有3059人遭到逮捕[7]。两天后，皇室指派最高法院法官他宁·盖威迁组成过渡政权[3]。
后续影响
重返独裁
屠杀发生后，泰军国家行政改革委员会以回复社会稳定秩序为由发动政变，使得总理社尼·巴莫于1976年11月下台、国会解散，并实施戒严，禁止政党活动及建立媒体审查机制。皇室钦点他宁·盖威迁组织的官方，态度倾向维护皇室及反共政府，回复民主实验前的专制氛围，评判三年的“失序民主”对泰国社会秩序造成混乱，赋予军方政变合法性[3]。
这场屠杀事件使得左派知识分子噤声，原本为农民工人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戛然而止，统治阶级及中产阶级再次稳定掌握财富的流向及政治权力，剥削及不平等的情况加剧，在泰国政府的组成及政策中亦非常少见左派政治的踪迹[3]。
事实上，政变得以成功，其中重要原因为其对时势评估正确，泰国社会长期习惯于独裁政权下的安宁及秩序，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混乱使得统治阶级及中产阶级感觉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社会改革的诉求及议会民主逐渐失去了社会多数人的支持，中产阶级对回归稳定秩序的愿望已然胜过于对新的政治运动的期许，独裁政权的回归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主流意见[3]。
1976年后左翼运动
泰国政治学者提蒂南·蓬苏迪拉克表示法政大学屠杀事件是“泰国集体精神里的一道疤痕、以及左派和反军事运动的开始。”洋溢着社会改革热情的政治运动以血腥镇压告终，事件后接续掌权的他宁政府对共产政治思想严厉禁止，全泰学生中心面临解散，学生的出路似乎只剩下退出政治或逃入丛林之中加入泰国共产党的武装抗争运动[3]。
1970年，不少知识分子的加入为泰国共产党注入新血，此时也达到了全盛时期，然由于邻国共产党不再提供泰共协助、政府招安赦罪、左翼势力内部意见破裂等原因，泰共在1980年迅速衰亡。血腥屠杀事件，使得许多泰国的左翼份子陷入自我审查、怀疑的情结，不敢提出重大的决策，左翼活动史亦受到摧残。然从1973年民主化实验也一度成为泰国民众政治意识抬头的开端[3]。
周年纪念活动
20周年纪念活动
1996年的大屠杀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成功地改变了关于这个事件的论述，将其定调为泰国国家对自己人民的罪行[1]。
40周年纪念活动
2016年10月，泰国许多所学校的学生联合发起纪念大屠杀四十周年活动。香港雨伞革命的领导者黄之锋原先应泰国学运人物秦联丰的请邀到朱拉隆功大学演讲，但黄之锋在香港时间10月5日凌晨抵达曼谷机场后旋即遭当地入境处及警察拘留。根据黄之锋本人自述，海关代表声称泰国政府已将他列入黑名单，因此他没有机会进入泰国。黄之锋在羁留所待了将近12小时后，才收到允许返港的通知[8]。
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对此表示，“这是中国的事，非关泰国”，宣称当局是受到中方要求才行动的[9]。
相关讨论
性别与大屠杀
性暴力
在大屠杀的相关讨论中，较少提及女性受到的伤害，没有任何关于性犯罪的官方纪录或档案。但从照片、出版的妇女证词、口述资料看来，当天确实发生了数起性暴力及性骚扰事件。然而受害者自己或者家属、朋友往往基于耻辱感而宁愿保持沉默。即使许多运动的参与者都承认大屠杀当中存在性侵犯，却没有人愿意多谈[10][11]。
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
学者认为，泰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在大屠杀之前原本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坚决反抗资本主义，关注女性受到的剥削；大屠杀之后，女性主义运动变得较保守，女性主义批判不再强调性别不平等在经济上的结构性因素，转向与泰国国族主义较能相容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大屠杀中的性暴力成为国家对付女性主义运动及女性社运份子的手段[12]。
泰国民族主义的作用
学生和其他参与者因为投身马克思主义、成为毛主义者或参与劳工团体而被认为“不是泰国人”，是政治和族群上的他者；这与冷战背景形成的社会氛围有关。这些人遭指控为中国人、越南人等非佛教徒共产主义者，无论他们实际上的宗教和族群。事实上，就算在泰国定居数个世代，华裔泰国人仍无条件视同可疑份子。这类指控使得屠杀中的暴力、性侵犯成为对付国家敌人的合理手段，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1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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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2.1 2.2 2.3 2.4 Handley, Paul M.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bol Adulyadej.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2006: 214-237 [2016-12-21]. ISBN 0-300-10682-3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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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ajak Kongkirati. Thail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tudent Resistance".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23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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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鮮血換民主不分時和地 未能忘記的泰國版「六四」. 香港零一周报. [2021-06-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07）.
- ^ Tyrell Haberkorn(2015). "The Hidden Transcript of Amnesty: The 6 October 1976 Massacre and Coup in Thailand."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7:1, 44-68.
- ^ 黃之鋒：我在泰國收押所與世隔絕的12小時. 端传媒. 2016-1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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