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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出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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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 (1788–1860)，著名的无生殖主义者

反出生主义（英语：Antinatalism），或称“无生殖主义”、“反生殖主义”。反出生主义认为，人们应避免生殖或拥有孩子，因为这种行为在伦理道德上是错误的。生殖是对被生下来的孩子的一种暴力、是父母的利己行为。反出生主义是否定生殖，否定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孩子的哲学立场和伦理观点。叔本华、萧沆、大卫·贝纳塔被认识为反出生主义的支持者。其反面，即肯定生殖的立场，被称为生殖主义。

概要

种类、名称

反出生主义有多种类型[1]，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2]：

  1. “否定出生”，即“对来到这个世上的否定思想”，可继续细分为：
    1. “对自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否定思想”
    2. “对人类来到这个世上的否定思想”[3]
  2. “否定生殖”，即“对将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上的否定思想”

后者的“否定生殖”，也被称为“反生殖主义”“无生殖主义”[4]（英语：anti-procreationism）。也存在将“反出生主义”的两大类统称为“无生殖主义”[5]的情况，但严格来说两者并不同义。

反出生主义（尤其是否定出生），从古至今在东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中都有不断地得到阐述[6]。但将有关的一切统称为“反出生主义”的，只在21世纪的哲学中有所体现[7]。

对反出生主义的解释有很多。在其中，21世纪哲学家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从伦理学上的“更好”(better) 与“更坏” (worse) ，以及“快乐与痛苦的不对称性”出发，引出否定生殖是一种伦理思想这一结论，主张全人类应放弃生殖，逐步灭绝。贝纳塔的论点也被称为“诞生危害论”或“出生危害论”。

哲学、伦理学

叔本华

阿图尔·叔本华认为，生命历程中的大部分都充斥着痛苦，最合乎理性的观点就是不要把孩子带到世上来。在叔本华的哲学中，这个世界由生命意志所支配着。人们一刻不停地制造著一种盲目且非理性的力量，一种不断涌现的本能欲望。然而，它的性质决定了欲望永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导致了痛苦。存在中充斥着痛苦，世间的苦痛比快乐还要多。纵有成千上万人的幸福快乐，也无法抵消一个人类个体所受之苦痛。总的来说，还是从未出生比较好。道德行为的本质是通过共情与禁欲，以克服自己的欲望，达成对生命意志的否定。一旦我们否定了生命意志，在这个星球上创造新的人类生命就是一种多此一举、全无意义、且在道德上非常值得怀疑的行为[8]。

扎普菲

扎普菲（1899-1990）

挪威哲学家彼得·维塞尔·扎普菲（英语：Peter Wessel Zapffe）也指出，将孩子带到这世上从未经过他们自己的同意，因为孩子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出生地以及诞生的时代。 在扎普菲的哲学中，人类是生物学的一个悖论。意识的过度发达使得我们不能再像其他动物一样正常运作。感知施加给我们已远超我们能承载的极限之重。我们想要活得更长更好，这是进化的结果，然而人类是唯一一种能认识到死亡之注定的物种。我们可以从那广阔的过去预见到未来，包括我们和其他人的处境，想像数十亿人（以及其他生物）的痛苦，并对他们的痛苦感到怜悯和痛心。我们期待正义，渴望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世间，不论这二者是否真的存在。这就几乎注定了有意识的个体们的生命是一场悲剧。我们有无法被满足的欲望和精神需求。之所以还存在着人类这个物种，不过是因为我们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视而不见罢了。人类的存在相当于一个由防御机制组织而成的紊乱网络，在我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中，可以观察到个人和整个社会。扎普菲认为，人类需要停止自欺欺人，并通过不再生殖以终结自身的存续[9][10][11][12]。

贝纳塔的论证

大卫·贝纳塔认为，出生对婴儿本人来说总是一场灾难，因此生育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不应当生育儿童。生育行为本质上是与其他大多数动物相同，是未经思考就以满足性欲为目的之性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亦或是父母一侧的私欲而带来的结果（例如想要体验为人父母的感受，或以自己养老为目的生育等）；亦或者是高估生活品质（波丽安娜效应）所带来的结果。 贝纳塔严格区分自己的主张与 childfree 的主张。childfree 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生活型态改变而选择不生育。而贝纳塔则并非以将成为父母之人的视角。而是以被出生的儿童的立场来反对生育。也就是说，不生育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需要忍耐的事情。即使如此，只要考虑到被出生的儿童，这种忍耐是应当被接受。 贝纳塔也提到了人口爆发（日语：人口爆発）的问题。贝纳塔认为理想的世界人口为0。换言之，贝纳塔主张人类应当灭绝。不过如果想要短时间内实现人类灭绝的话势必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因此应当逐步减少人口，最终走向灭绝。此外，贝纳塔不仅主张人类应当灭绝，还认为任何拥有感觉的生物都不应当被出生在世上，也就是说，拥有感觉的生物都应当走向灭绝。 关于生存与痛苦的问题，贝纳塔认为阅读其文章的读者“已经太晚了”。这被解读为能够阅读文章的人已经被出生在这个世界，因此“已经太晚了”。

好坏事物的不对称

贝纳塔认为好坏事物间存在重要的不对称性，如欢愉与苦痛：

1.    苦痛的存在是不好的；

2.    欢愉的存在是好的；

3.    苦痛的缺席是好的，即便没有人享有这种好处；

4.    欢愉的缺席并非坏事，除非有人认为这种缺乏是种剥夺。[13][14][15][16]

设A（X存在） 设B（X未曾存在）
有苦难：坏 无苦难：好
有欢愉：好 无欢愉：不错

以此思考生殖，一个人存在带来好和坏、欢愉与苦痛的经验，而不存在既不捎来苦痛也不捎来欢愉。没有苦痛是好的，而没有欢愉仅仅是不错，故反生殖被权衡为符合伦理的选择。

贝纳塔使用其他四个不对称性来解释上述不对称性：

  • 生殖义务的不对称性：我们有道德义务不生殖不幸之人，我们没有道德义务生殖幸福之人。我们认为有道德义务不生殖不幸之人的原因，在于苦难的存在是坏的（对受苦者而言），而苦难的缺席是好的（但没有人可以享有不痛苦的生命）。相较而言，我们没有道德义务生殖幸福之人，在于虽然欢愉的存在对他们是好事，但欢愉的缺席也不是坏事，因为没有人能剥夺“缺乏欢愉”这种好事。
  • 预期获益的不对称性：将一个潜在孩子的利害作为我们生殖的理由很奇怪，而将潜在孩子的作为我们不生殖的理由却很合理。孩子有可能幸福并不是生殖在道德理由，相较而言，孩子可能不幸是不生殖在道德理由。若欢愉的缺席是坏事（即使没有人能体验之），则我们才有道德理由去生殖并多加生殖。若苦难的缺席不是好事（即使也没有人体验之），则我们才有没有道德理由不去生殖。
  • 回顾获益的不对称性：总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某人存在而后悔，此人的存在取决于我们的决定，我们生殖他──此人可能不幸，苦难的存在是件坏事。但我们永远不会因为某人不存在而后悔，我们没有生殖他──此人不会被剥夺幸福，因为他未曾存在，幸福的缺席也不是坏事，因为没有人会被剥夺这种好处。
  • 远方苦难与缺席幸福的不对称性：我们会因为某处有受苦之人而悲伤，但我们不会因为某处没有幸福之人而悲伤；当我们知道有人在某处受苦时，我们同样悲伤。在某些荒岛上无人正在受苦是好事，因为苦难的缺席是好事（即使没有人体验之）；换句话说，在某些荒岛无人正在受苦，我们不会因此悲伤，这是因为唯有在某人认为被剥夺这个好处时，欢愉的缺席才是坏事。

后代必经之苦难

据贝纳塔称，生一个孩子我们不仅要为这个孩子的苦难负责，我们也可能必须为这个孩子其他后代的苦难负责：[17]

设每对夫妻有三个孩子，则一对原初夫妻十代后的子孙为八万八千五百七十二人。这构成无数无意义的、可避免的苦难。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的全部责任并不再于原初夫妻，因为每一代夫妻都面临是否继续生殖后代的选择，并且他们对随后的无数代人负有责任。如果一个人不停止生殖，很难期待其后代会停止生殖。[18]

生殖的后果

贝纳塔引用统计学数据来表现人类繁殖的后果。

  • 过去一千年有超过一千五百万人死于自然灾害；
  • 每天有两万人死于饥饿；
  • 约有八亿四千万人受苦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 在五世纪到一战前，约有一亿人死于瘟疫；
  • 1918年的大流感导致五千万人死于瘟疫；
  • 每年有一千一百万人死于瘟疫；
  • 每年有七百万人死于恶性肿瘤；
  • 每年有三百五十万人死于意外事故；
  • 2001年大约有五千六百五十万人死去，即每分钟死超过一百零七人；
  • 在二十世纪前超过一亿三千三百万人死于大屠杀；
  • 在二十世纪的前八十八年，包括政府对无助、无害的公民与外国人进行的活埋、水刑、绞刑、轰炸及任何形式的死刑，有一点七亿（可能多达三点六亿）的人被枪杀、殴打、酷刑、刀伤、烧伤、饥饿、严寒、碾碎或过劳死；
  • 十六世纪有一百六十万人死于社会冲突，十七世纪有六百一十万人，十八世纪有七百万人，十九世纪有一千九百四十万，二十世纪有一亿；
  • 千禧年有三十一万人死于战争相关的伤害；
  • 每年有四千万儿童受虐；
  • 目前在世的妇女有超过一亿人受难于割礼；
  • 千禧年有八十一万人自杀[19]；2016年，国际自杀防治协会估计每四十秒有一人自杀，每年有超过八十万人自杀。[20]

厌人论（Misanthropy）

除了基于将存之人的爱人论证（philanthropic arguments），贝纳塔还提及另一种反生殖主义的取径是厌人论证[21][22]。其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另一种反生殖主义的取径是“厌人”论证。根据其论证，人类是一种有严重缺陷和破坏性的物种，他对数十亿其他人类和非人生命的苦难和死亡富有重责。如果这种程度的破坏是由另一种物种造成，人类会马上提议不要再让该物种出现新成员。

菲特尔和纳维森（消极功利主义）

纳维森（1936-）

消极功利主义（英语：Negative utilitarianism）主张，相比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幸福快乐，如何最小化痛苦在伦理上更重要。

赫尔曼·菲特尔（英语：Hermann Vetter）(1933-)赞同的简·纳维森（英语：Jan Narveson）(1936-)的非对称假说（英语：Asymmetry (population ethics)）主张:[23]

  1. 即使能确保一个小孩子终生十分幸福，但并没有道德上的义务让他必须被生下来
  2. 然而当可以预测一个小孩子会变得不幸时，如此此处就产生了道德上的义务，让他不被卷入这个世界

但菲特尔不同意纳维森的第三个结论：

  1. 一般地，如果预计不到小孩子会遭遇不幸或其他不利状况，那么就没有义务让孩子出生或不出生。

相对的，他提出了自己的决策理论:

预测幸福 预测不幸
使其出生 无道德义务 不履行道德义务
不使其出生 无道德义务 履行道德义务

以此得出，孩子不该被生下的结论:[24][25]

“不使其出生”被认为优于“使其出生”，因为它带来了同样程度或更好的结果。因此，除非有可能排除孩子变得不幸福的可能性——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前者（指不使其出生）更为可取（因为只有无义务和履行义务两种结果）。因此而得出的结论是，道德上更加偏好不生孩子。

现实主义

一些反出生主义者们认为，大部分人都不能准确地评价现实，这也体现在了对生殖的欲望上。

彼得·维塞尔·扎普菲（英语：Peter Wessel Zapffe）指出，我们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四种压抑机制来限制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

  • 隔离：武断地对我们和他人意识中的负面想法和感受不予理会，这里的负面想法和感受关乎“我们的生存是不愉快的”这一事实。在日常生活中，这表现为一种默契——在某些问题上保持沉默的默契——尤其是有儿童在场时，以防在他们有能力学习其他机制之前，就灌输给他们对世界的恐惧，以及在接下来的生活中等着他们的东西。
  • 锚定：创造并使用个人价值观，以确保我们与现实的连结，如父母、家庭、街道、学校、上帝、教堂、国家、道德、命运、生命法则、人民、未来、权威或物质财富的积累等等。相当于是创造了一种防御性结构，“在意识的液态冲突中锚定一点，或在其周围筑高墙”，并保护这个结构免受威胁。
  • 分心：将注意力转移至新的印象上，以逃离我们认为有害或不愉快的环境和想法。
  • 升华：将生活中悲剧性部分的关注重点转移至有创造性或有价值的东西，经常是通过一种美学上的对立以达成宣泄之目的。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生活中想像的、戏剧的、英勇的、抒情的和喜剧性的方面，让自己和他人逃避其真实的影响。

其他

萧沆（1911-1995）

萧沆虽然并没有在理论层面主张反出生主义，但他一贯认为人还是不出生为好，人类物种要是也从未出现就好了，也不应该再有人类被生到世上，且生殖的行为是很不应该的，他的著作‘诞生之不便（英语：The Trouble with Being Born (book)）’也体现了这一点。[26]

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的唯一理由，就是在即将迎来20岁的早年，我意识到人是不应该生孩子的。我对结婚、家族、以及全部的社会习俗的厌恶也同样基于此。使无辜的人继续背负你的缺陷，迫使别人重过一遍你的经历，使他们走上可能比你的更为严酷的十字架之路，这是犯罪。我无法同意将生命赋予一个将要继承你的不幸和苦难的孩子。
— 萧沆 ‘Cahiers’1957-1972, 1997
那些我没有生下来的孩子们唷，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由于我的决定而获得了多么大的幸福，那该有多好！
— 萧沆 ‘供词与诅咒’

卡里姆·阿克玛（Karim Akerma）认为，人生最幸福的体验也无法抵消最惨重的痛苦（如剧烈的疼痛，伤害，疾病，死亡），因而主张不要生育。[27][28]

Bruno Contestabile 牵引美国科幻作家娥苏拉·勒瑰恩的短篇小说《离开奥美拉城的人[29]》（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作为例证。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借用一个被隔离和虐待的孩子的经历，描述了一个表面上带给住民财富并维持生机的乌托邦都市──奥美拉城（Omelas）。其中大部分住民对日常无感，但仍有些人对现实中某种不和谐感到不满，因此“离开奥美拉城”。Contestabile 对比了小说内容与现实世界：为了Omelas的存在与繁荣，那个孩子的苦痛无法避免。同様，为了现实社会的存在或者稳定，被持续压迫虐待的个体亦然唯有忍耐。Contestabile 认为，那些拒绝参与充满压迫的社会并“离开奥美拉城”的人和无生殖主义者处于同一个立场。最后，他抛出一个问题“是否千万人各自幸福的总和能抵消一个人莫大的痛苦？”[30]。

宗教

诺斯底主义

诺斯底主义的主张也适用于解释反出生主义。摩尼教[31]、波格米勒派[32]与卡特里派[33]等认为，出产是将灵魂囚禁于牢狱之中的恶行，是只有造物主或撒旦才可以进行的事情。

2世纪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朱利叶斯·卡西亚努斯 (Julius Cassianus) 与当时的禁欲主义宗派 (Encratites) 认为，出生是死亡的原因。要战胜死亡，则应停止生殖。

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出家之前曾经拥有子嗣罗睺罗。但在原始佛典经集（英语：Sutta Nipata）中，有如下对话[34]：

恶魔波旬曰：“有子者依子等喜，有牛者依牛等喜。依五欲者人之喜，不依五欲实无喜。”
世尊曰：“有子者依子等愁，有牛者依牛等愁。依五欲者人之愁，不依五欲实无愁。”

Hari Singh Gour（英语：Hari Singh Gour）在他的The Spirit of Buddhism一书中，特别研究了四谛和犍度的来历，并且提到了佛陀的说法。

佛陀以当时的学究风格陈述了他的主张。他把这些主张变成了Sorites的形式；正因如此，这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他想表达：“除了人生的苦难， 生育是老和死的原因，如果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增加痛苦，就会停止生育，从而停止策划老与死。

——Hari Singh Gour[35]

道教

罗伯特·赞德伯格森[36]将现代反出生主义与道教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它们都“将意识的发展视作一个原本流动和流畅宇宙中的反常现象，以某种非人类的和谐，稳定和安宁感为标志”。赞德伯格森还指出，反出生主义和道教都认为人类的意识不可修复，回归更和谐的生活方式等办法对意识的修复都无能为力，它反而更应该被撤去。人类的任务是对意识进行和平的，非暴力的解体。从道家的观点来看，意识是由目的驱使的，这与道的自发、无意识之流动相背离，因此人类很有必要回归于道。人类必须自发地做到这一点，它不能由“外部”（道，上天或其他东西）带来。赞德伯格森引用 John S. Major 等人的观点（2010）[37]，使得道教与反出生主义之间的共通性更为明了。

冰之凝，不若其释也，又况不为冰乎

水是道的传统代表，因为它流动无形。冰则代表了道的自然流动在僵化的人类意识中的停滞。道家贤者回归流动，恰如冰融化为水。但如果人类意识从一开始就不出现，那就更加好了。

文学、娱乐

  • 芥川龙之介‘河童’（小说，1927年）
    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误入河童国之人，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在河童国，河童父亲会询问在河童母亲肚子里的婴孩是否愿意出生，如果孩子不愿出生，接生员就会将一种液体注入河童母亲的胎内使婴孩消失，不必出生。人类的生育控制被河童嘲笑为“只考虑父母的方便”“自私透顶”。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芥川先生本人晚年悲观思想的体现。
  • 吉克·叶卡的“艾尔迪亚人安乐死计划”。
    作为对我们的祖先“尤弥尔民”在远古之前犯下的种族清洗罪行的处罚，玛雷政府对艾尔迪亚人们强制隔离在“收容区”。吉克得知了 自己身上流着的王家的血，加上始祖巨人的力量，就有可能改变全部尤弥尔民的身体构造，“使全部的尤弥尔民无法产出孩子”。
    对吉克影响甚深的汤姆·库萨瓦隐藏自己身为艾尔迪亚人的身份，与玛雷人的妻子结婚、生下孩子，妻子在得知真相后与孩子一起自杀。向吉克表达了“如果我们没有出生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痛苦了。”的想法。[25]
    评论家杉田俊介指出，这样的思路是“反出生主义的特殊型”、“将反出生主义与民族·人种的特殊性结合在一起”。[26]

反出生主义之主张

  • 对地球未来的悲观预测
    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活在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愈发严重的未来地球，这也是一个支持反出生主义的理由。
  • 出于环境保护目的的人类灭绝运动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支持者们认为，人类活动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不生殖是“人为灾祸的人道替代”。
  • 避免苦痛
  • 人口过剩
    不少支持者[来源请求]认为无生殖主义能解决人口过剩或饥饿的问题，也可以减少消耗不可再生能源。
    印度和中国大陆等国家采取政策限制家庭中的儿童数量。这些政策并没有否定所有生育行为，但它们有助于缓解过量人口对国家土地及资源带来的沉重负担。
  • 幸福
    成为父母养育孩子并不一定会带来快乐。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就无法在出生前挑选父母这一点而言，如果出生在不了解儿童心理、将孩子视为奴隶等不合格父母所在的家庭，那么孩子必然不幸。
    欧美不少学者的研究均显示，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相比，有孩子的父母幸福感更低，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状况更差，该结果统计学上显著[38]。

英国政党 ANP (The Anti Natalist Party) 拥护并贯彻反出生主义。他们引用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话：“宁可放过十个，不可错杀一人”，认为根据正义之原则，不经历（不必要的）苦痛比获得（不必要的）快乐要更好。此外，他们还承诺废除儿童税收抵免（英语：Child tax credit），并对富裕的家庭征税，“以减少生育欲望”。

不同意见

对生殖持有肯定意见的立场被称为出生主义。医学，特别是妇产科学与辅助生殖学，都提倡并推进更加健康的妊娠、分娩、救生和社会福利，这与反出生主义的立场相对。[来源请求]

参见

参考文献

  1. ^ 森冈 2021，第55-66页.
  2. ^ 森冈 2021，第14;17页.
  3. ^ 森冈 2021，第17页.
  4. ^ 森冈 2021，第55页.
  5. ^ "无子女族&无生殖主义 Childfree&Antinatalis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6. ^ 森冈 2021，第13-14页.
  7. ^ 森冈 2021，第13页.
  8. ^ A. Schopenhauer, Selected Essays of Schopenhauer, 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the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of the Will-to-live, G. Bell and Sons, London 1926, p. 269.
  9. ^ P.W. Zapffe, The Last Messiah,The Philosophy Now 2004, Number 45, pp. 35-39.
  10. ^ P.W. Zapffe, Om det tragiske, Pax Forlag, Oslo 1996.
  11. ^ P.W. Zapffe, H. Tønnessen, Jeg velger sannheten: En dialog mellom Peter Wessel Zapffe og Herman Tønnessen, Universitets forlaget, Oslo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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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D. Benatar, Why it is Better Never to Come Into Existenc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97, volume 34, issue 3, pp. 345–355.
  14. ^ D. Benatar, 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 pp. 30–40.
  15. ^ D. Benatar, Every Conceivable Harm: A Further Defence of Anti-Natalism,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2, volume 31, issue 1, pp. 128–164.
  16. ^ D. Benatar, Still 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A Reply to (More of) My Critics, The Journal of Ethics, Special Issue: The Benefits and Harms of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2013, volume 17, issue 1/2, pp. 121-151.
  17. ^ D. Benatar, Better..., op. cit., pp. 6–7.
  18. ^ D. Benatar, Better..., op. cit., pp. 6–7 (introduction).
  19. ^ D. Benatar, Better..., op. cit., pp. 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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