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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乌里克遗址
发掘之前的佛寺遗址D.II,自南向北拍摄。斯坦因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
分类古遗址
时代南北朝
编号6-218
认定时间2006年5月25日

探险与发掘

1896年至1928年

发掘之后的佛寺遗址D.II,斯坦因摄
木板画《东国公主传丝》(D.X.4),藏大英博物馆
木板画《鼠神图》(D.IV.5), 藏大英博物馆
佛寺遗址中的《龙女索夫》(即《鬼子母失子因缘》)壁画。斯坦因将这座建筑编号为D.II

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俄国、英国驻新疆的官员先后开始收集当地出土文物。学者后来研究发现,这些文物中含有来自丹丹乌里克的文献、木板画等。[1]

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一次到中国新疆考察,穿越沙漠时险些丧命。在喀什、和田修整、补充装备之后,赫定再次踏上了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路。1896年1月14日,赫定的探险队自和田出发,沿和田河北上。他的队伍有四个人、三峰骆驼、两头驴。19日,赫定在和田河边的塔瓦库勒雇佣到两位向导。23日,斯文·赫定来到了他在和田城里听说的“塔克拉玛干古城”,即丹丹乌里克。24日,探险队开始发掘工作,一共发掘了四座房屋。由于流沙影响,他们的工作十分有限。赫定在一座佛寺中发现了壁画,画中有莲花中的千佛坐像、男女供养人、狗、马等。赫定发现壁画中的男子像是波斯人,推测此地的古代居民属印欧人。他还在这座佛寺中找到一片残纸,他无法释读其上的文字。此外,他也找到了一些石膏像、建筑构件、生活用品等。[1]赫定带走的文物,后来入藏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2]

1900年12月12日,英国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依照赫定记载的路线,从塔瓦库勒出发。斯坦因雇佣当地知名挖宝人吐尔地作向导[3]。18日,斯坦因探险队找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19日,斯坦因带领民工开始发掘遗址,工作一直持续到1901年的1月3日。在16天的时间里,斯坦因和30名民工清理了17座建筑遗址,发掘出大量古代文物和文献写本。斯坦因发现了壁画、木板画、雕像、梵文与于阗文佛经写本、唐代建元和贞元年间的汉文公私文书。最著名的发现是《东国公主传丝》、《鼠神图》等木板画和壁画《龙女索夫》。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编入了斯坦因所著《古代和田》。依据斯坦因的考古报告和逐渐解读出的于阗语文书,后来的学者基本弄清了丹丹乌里克的面貌。斯坦因发掘的建筑遗址包括佛寺、官府和民居。[1]斯坦因发掘出的文物后来运往大英博物馆[4]:302-3。由于壁画《龙女索夫》过于酥脆,斯坦因将它留在了遗址之中[2]

1905年9月下旬,美国地理学埃尔沃斯·亨廷顿英语Ellsworth Huntington按照斯坦因的地图,从克里雅河向西进入丹丹乌里克。因为迷路耗去大量时间,亨廷顿只在丹丹乌里克做了短暂的停留,没有得到任何文物。[1]

1927年4月,德国人埃米尔·特灵克勒英语Emil Trinkler赫尔穆特·德·特拉英语Helmut de Terra瓦尔特·伯斯哈德英语Walter Bosshard组成的探险队来到新疆。1928年3月,特灵克勒探险队同样选择了自塔瓦库勒出发向东去的路线。3月22日,他们找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特灵克勒探险队发掘了一座有两间屋子的房址和一座小庙,得到一些壁画。他们还从地面采集到钱币、木梳和小块的壁画。在垃圾堆里,他们发现了木锁和一片粟特文写本。当时正值风季,不适合在沙漠中作业。此外,德国探险队也不是严谨的考古人员。因此,他们的收获并不多,以残片为主。德国探险队带回的文物大多收入不萊梅海外博物館。由于探险队资金不足,部分藏品后来被出售,由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日本东方学院东京研究所(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之后近70年,再无探险队来到丹丹乌里克。[1][2]

1996年后

2002年出土的壁画如来佛(CD-4:03), 小岛康誉称为“西域的蒙娜丽莎”[5]

1995年,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决定支持新疆考古研究所调查、发掘丹丹乌里克遗址[6]。1996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张铁男等人深入沙漠,进入丹丹乌里克遗址,并发现了7处露出地表的遗址。1997年1月,新疆考古研究所肖小勇借助沙漠车进入丹丹乌里克考察,调查了12处遗址。[1]由于新疆文物部门部分领导不支持丹丹乌里克遗址考古,后续的考古工作无法进行[6]

1998年10月,瑞士人克里斯托弗·鲍默英语Christoph Baumer组织“中瑞探险队”,率领8名队员私自进入丹丹乌里克,违反中国法律,未经许可发掘了遗址。鲍默比定出了斯坦因发掘的17处遗址中的15处,另外还发现3处房址,因此重新将遗址编号。鲍默发掘了3处建筑。在鲍默编号为D13的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千佛壁画、两块三人一组的神像壁画、着汉装和当地服装的男女供养人壁画。在另一座编号为D10的遗址中,鲍默找到了大量的石膏佛像残块。探险队还挖出了于阗语佛典、陶罐、石磨盘残片等文物。[1]

2002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学术研究机构联合组成考古队赴丹丹乌里克遗址考古。联合考古队原本计划在2001年进行考古调查,然而出行前阿富汗战争爆发,考古队听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劝告推迟了考古计划。到达丹丹乌里克后,中方考古队员发现有壁画出露地面。由于没有做好发掘准备工作,一个月后中方团队才重新进入遗址开展工作[5]。2002年11月17日至29日,新疆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带有壁画的佛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挖掘。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丹丹乌里克遗址进行正式考察和发掘。在这座平面呈长方形的佛寺中,考古队员清理出大小壁画二十多块。[7]随即展开抢救性挖掘,清理出一些造像,发现了一批精美的壁画。 2004至2006年间,中日联合考查队对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察。以丹丹乌里克遗址为中心,考古队调查了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发现了70处遗址、遗迹。[4]:305[8]

遗址

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地面遗存分布在南北长约4.4公里、东西宽约3.3公里的区域内,各类遗址总数超过70处。遗址包括城墙、官府、佛寺、民居、果园、冶炼遗址、窑址等。已发现的佛寺有15处,超过建筑遗址的三分之一。民居建筑使用木骨泥墙技术,与附近尼雅遗址喀拉墩遗址一致,显示这是塔里木盆地南缘流行的建筑方式。[9]:57居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佛寺平面为回字形,中心的土台上塑有佛像,四面围有回廊。[10]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的建筑可分为四组。A组位于遗址东北部,包括一处较大的房屋和一处小寺庙。较大的房屋有七间,斯坦因将其编号为D.V。根据出土文书,这里是丹丹乌里克当时行政长官思略的住所。房屋里还出土了汉文文书、于阗文文书、梵文佛经、木简等。思略住所南边十余米处有一座小庙(编号为D.IV)。佛殿中原本有塑像,现今只有地上的残块;殿内有回廊,殿门向东。思略住所向南开门,正对小庙,学者推断此庙可能是供思略进行佛事活动的兰若。庙里出土了《鼠神图》和两块绘有立佛的木板,此外有梵文佛经写本和于阗文世俗文书。其中一件于阗语世俗文书提到了一位粟特人的名字,证明当时此地有粟特人生活。[11]

B组共有两座建筑,位于遗址的东南区域。两座建筑南北相隔不远。北边一座(编号为D.VII)共有三间,其中两间房屋里设有佛坛。房里出土了很多文书,其中有数件钱主或粟主为“护国寺僧虔英”的汉文契约。斯坦因依据文书中关于“外巡僧”的部分,推测此处是护国寺管理庄园的职事僧的住所。荣新江依据出土的判词、牒状,认为这座建筑可能属于护国寺,僧人既在此生活起居,也在这里修法、供佛。这座建筑中还出土的三块木板画,其中一块绘有婆罗门教的湿婆,斯坦因认为画的是佛教中的菩萨。南面的建筑编号为D.VI,向北开门,建筑结构与北面一座相同。房屋里,两重回廊围绕着中间的佛坛,回廊绘有千佛座像壁画。佛坛前出土了两块木板画。此外,房屋里还有一些梵文佛经残片和于阗语文书残片。学者认定南面的建筑是护国寺僧人修佛事的场所,是北面那一座的附属宗教建筑。[11]

C组位于遗址西北部。由于挖宝人的光顾,C组的两座建筑没有重要考古发现。斯坦因在南面的建筑里找到两件汉文文书和于阗语文书的残片。汉文文书属护国寺,可能是僧人带来的。[11]

西南部的D组是整个遗址中佛教建筑最集中的部分。[11]

绘画

木板画(D.VII.6)的正面绘有一个三头四臂骑双牛的形象,斯坦因认为是佛教的菩萨。从印度教的角度来看此画是湿婆,吸收入佛教金刚乘之后称为摩醯首罗天,袄教的观点则是胡天神
木板画D.VII.6背面绘像

斯坦因发现的壁画和木板画中,最著名的几件是《龙女索夫》《东国公主传丝》(亦称《蚕种东传》)和《鼠神图》。斯坦因带走了较为结实的壁画,把酥脆的壁画(包括《龙女索夫》)留在了遗址中。[3]1998年鲍默带领中瑞探险队进入丹丹乌里克,找到了《龙女索夫》所在的佛寺,发现这幅壁画已经完全消失了[2]。对于这几幅壁画的解读,学者看法不一。斯坦因认为这几幅壁画主题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几个故事相符,就给它们冠以这样的标题。[12]阎文儒等人认为这些画作的主题实际上是佛教故事。[13][2]《龙女索夫》图中,一女子裸身站在荷花池畔,躯体弯成S字形,头发高高堆起,右手抚胸,左手扶腰。身旁一个裸身小儿抱着她的腿部。斯坦因认为此图对应《大唐西域记》中《龙女索夫》的故事。故事中,于阗国东边的河水断流,国王祭拜龙王,龙女凌波而来。龙女自称丈夫亡故,如国王为她选配新夫,河水即可流淌如故。国王派一大臣白衣白马进入龙宫,河水果真复流。斯坦因认为画上的裸女就是龙女,抱龙女腿的小儿是她的新夫。[12]林梅村认为此画实为佛教故事《鬼子母失子因缘》:佛世尊释迦牟尼将鬼子母之子嫔伽罗扣在托钵下面,鬼子母救子心切,遂皈依佛门;鬼子母受三皈五戒之后,释迦牟尼放了嫔伽罗。林梅村说,壁画左上角的两人依次是光头的迦叶佛和释迦牟尼,裸女是鬼子母,小儿是嫔伽罗,画上释迦牟尼手里的托钵可能就是扣嫔伽罗用的。[2]《东国公主传丝》绘有一位头戴高冠的盛装妇人,两边有跪姿女子。斯坦因把它与《大唐西域记》里《东国公主传丝》的故事联系起来。《大唐西域记》提到,瞿萨旦那国希望从东国获得蚕种,但东国国君严令防止蚕种外传;瞿萨旦那国王向东国求婚,秘中请东国公主设法带来蚕种,公主将蚕种藏在帽中,蚕种自此西传。斯坦因认为图中筐里的圆形物体是蚕茧,木板的另一端绘有纺车,左起第一人的手指着第二人的帽子,帽子里藏有蚕种。[12]阎文儒认为,画中的四个人物均有项光,左起第二人是标准的菩萨像,第三人一头四臂可能是护法或明王,第一人与第四人着装相同,可能是供养天人像。阎文儒称,造像、壁画中的俗世人物形象,不论君王还是庶民,都没有项光,此画不可能是民间故事画,只能是佛教故事。[13]《鼠神图》画面中央是一个头戴王冠、鼠首人身的形象,两旁各有一位侍者。《大唐西域记》记载,瞿萨旦那国遭遇匈奴入侵,幸亏老鼠咬断敌人马具,国家得以保全,此后国王下令设坛祭拜鼠神。根据这个故事,斯坦因把这幅木板画命名为《鼠神图》。[12]阎文儒认为,天山南麓的石窟壁画中未见佛教以外的故事壁画,此图也应是佛教故事,很可能是《百喻经》中金鼠狼的故事。[13]

2002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寻访丹丹乌里克,找到了一座倒塌的佛寺。墙壁掩埋在沙中,壁画得以保存完好。考古队共清理出二十余块壁画[14]。由于准备不足,考古队只得暂时将壁画用沙子掩埋。2006年至2007年,考古队再次进入丹丹乌里克,将壁画封固、揭取、加固之后运出了沙漠。中日联合考古队发现的壁画中,有一块佛像残片,日本学者将其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这块残片中,佛像的躯体已残破无法拼接,不过面部保存完好。佛像为四分之三侧面,面如满月,眉毛长而弯曲,眼睛细长、向左斜视,小嘴上翘,活泼灵动,与通常的佛像大不一样。中国学者认为,佛像的线条浑圆、连贯,宛如一笔完成,正是唐代于阗画派尉迟乙僧“曲铁盘丝”的画法。日本学者认为壁画的画风是日本法隆寺壁画的源头。西方学者注意到丹丹乌里克的佛像高鼻黑发、两眉对接而弯曲上挑,是波斯人的形象。[3]

  • 2002年出土其他壁画[15]
  • 2002年出土壁画与尉迟画风[16][17]
  • 壁画修复

学者发现,丹丹乌里克出土的绘画反映了杰谢当时的宗教混同现象,佛寺中佛教形象与袄教、地方信仰的神灵形象同时出现。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丹丹乌里克木板画中带有波斯艺术风格,但是很长时间内一直用佛教的观点来解释这些图像。1992年,马库斯·莫德(Markus Mode)发表文章,指出丹丹乌里克的一些木板画上画的不是佛教形象,而是袄神。斯坦因在编号为D.VII的房屋里发现的一块木板画(D.VII.6),正面绘有一个三头四臂骑双牛的形象,背面画着一个打扮成波斯王子的四臂神像。斯坦因认为正面画的是佛教菩萨,他对背面的画甚感困惑。根据后来学者的观点,D.VII.6正面的形象,是印度教的湿婆,吸收进佛教金刚乘之后称为摩醯首罗天,依袄教的观点则是胡天神,两头对称的牛作为坐骑正是袄教神像的特点之一。斯坦因发现的另一块木板画(D.X.3)正面画有三位神像,威廉斯(J. Williams)认为他们依次是因陀罗、摩耶·室利或多产女神、梵天,而莫德则从袄教的观点解释成阿胡达·马兹达、娜娜女神和风神。学者对鲍默发现的木板也做了类似的比定。[18][6]

文书

  • 出土文书总览

1880年代,时任沙俄喀什噶尔总领事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搜集了和田各处出土的古物。收集到的古物中,包括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和阗语文书和汉语文书。1893年,英国东方学鲁道夫·霍恩雷英语Rudolf Hoernlé移居印度,他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批准新疆等地的外交官收集当地出土文物。截至1899年,霍恩雷收集的古代文献总数已经达到了31批。[4]:302[1] [1]

遗址出土的犹太-波斯文书,证明此时已有犹太人在杰谢生活(重新查了文献再改)
丹丹乌里克出土的贝叶经(D.III.1),大英图书馆藏。这片经文为于阗语,用婆罗米文书写

丹丹乌里克遗址是唐朝的杰谢镇。丹丹乌里克的很多出土文书均提到“杰谢镇”的名称。根据文书,学者认为杰谢属于六城质逻州,地名来自于阗语,此地本来由于阗当地人居住,后来有中亚胡人、唐朝军士和家属迁来,城镇的最高长官称为“思略”(也作“斯略”);军事上,杰谢镇归属于阗军,有唐朝派出的守军驻防,是安西四镇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统领杰谢镇的长官称为镇官;安史之乱后,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被吐蕃隔断,丹丹乌里克军民仍坚持使用唐朝年号,尊奉唐朝为正统。由于杰谢镇位置僻远,传世汉文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19]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斯坦因从丹丹乌里克发掘的犹太-波斯文信件。这封信是迄今为止犹太人入华贸易的最早历史记载。这封信已经缺损,残存部分长16英寸,宽4英寸至8英寸,有文字37行。犹太-波斯文即以希伯来字母书写的现代波斯语,其中大量借用了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亚拉姆语,也保留了很多中古波斯语的成分。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在丹丹乌里克经商的犹太商人,收信人是犹太商人的雇主。[20]

  • 比三藏法师取经还早的经书

其他出土文物

毗沙天王像[2]、生活用品等[1]

参见

注释

参考资料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荣新江. 丹丹乌里克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896-2002年).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32–50. ISBN 9787501028641.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林梅村. 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08: 203–213. ISBN 9787301107218. 
  3. ^ 3.0 3.1 3.2 丹丹乌里克:流沙中的蒙娜丽莎. 新疆都市报. 2010-12-29 [2017-01-31]. 
  4. ^ 4.0 4.1 4.2 董知珍. 7-18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佛教交流史.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06. ISBN 9787802548695. 
  5. ^ 5.0 5.1 小岛康誉. 日中合作丹丹乌里克遗址学术研究计划概要. 2005年丹丹乌里克遗址国际研讨会. 2005. 
  6. ^ 6.0 6.1 6.2 榮新江. 佛像還是祆神——從于闐看絲路宗教的混同形態. 九州學林. 2004, 1 (2): 93–115. 
  7. ^ 中国考古学会 (编).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3.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08: 386–387. ISBN 9787501015658. 
  8. ^ 张玉忠; 小岛康誉. 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址学术研究项目概要.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 [2017-02-16]. 
  9.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 (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和田地区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030324955. 
  10. ^ 王巍.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03: 470–471. ISBN 978-7-5326-4027-0. 
  11. ^ 11.0 11.1 11.2 11.3 荣新江. 杰谢(丹丹乌里克):唐代于阗的边境城镇. 2005年丹丹乌里克遗址国际研讨会. 2005. 
  12. ^ 12.0 12.1 12.2 12.3 丹丹乌里克故事——历史尘埃中的繁华佐证. 新疆日报. 2009-12-09 [2017-01-31]. 
  13. ^ 13.0 13.1 13.2 阎文儒. 就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见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 现代佛学. 1962, (5). 
  14. ^ 中国考古学会 (编). 策勒县丹丹乌里克遗址唐代佛寺. 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08: 366–367. ISBN 9787501015658. 
  15. ^ 古丽比亚. 丹丹乌里克新发现佛寺壁画初探.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235–250. ISBN 9787501028641. 
  16. ^ 张玉忠; 古丽比亚; 屈涛; 刘国瑞. 考古发掘的成果.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31–159. ISBN 9787501028641. 
  17. ^ 安藤佳香. 关于新出土的丹丹乌里克壁画——对西域壁画和田式样的思考.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209–234. ISBN 9787501028641. 
  18. ^ 榮新江. 于闐佛教圖像研究:新視角與新問題 (PDF). 艺术史研究 17.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12: 143–151. ISBN 9787306055910. 
  19. ^ 荣新江. 唐代于阗史概说.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5–31 [2017-01-31]. ISBN 9787501028641. 
  20. ^ 李大伟. 丹丹乌里克犹太-波斯文信件考释. 敦煌研究. 2016, (1): 102–110.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