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
郭松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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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国民军总司令 | |
任期 1925年11月22日—1925年12月25日 | |
前任 | (职务设立) |
继任 | (职务裁撤) |
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 (代理) | |
任期 1922年7月24日—1925年12月25日 | |
前任 | 张学良 |
继任 | (职务悬空) |
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字 | 茂宸 |
出生 | 1883年 大清光绪九年 大清奉天省奉天府深井子镇渔樵村 |
逝世 | 1925年12月25日(43岁) 中華民國奉天省辽中县老大房 |
墓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龙泉古园公墓 |
国籍 | 大清(1883—1912) 中華民國(1912—1925)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1909—1920) 奉系(1920—1925) |
配偶 | 韩淑秀 |
学历 | 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北京陆军大学 |
著作 | 《反奉宣言》 |
军事背景 | |
服役 | 北洋陆军(1907—1916) 护法军(1917—1920) 奉军(1920—1925) 东北国民军(1925) |
军衔 | 陆军中将(1921年授予) |
参战 | 辛亥革命(1911年) 护法运动(1917年) 直皖战争(1920年)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 反奉战争(1925年)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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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1883年—1925年12月25日)[1],字茂宸,奉天府(今瀋陽市)深井子镇渔樵村人,祖籍山西省汾陽县。清末民初時期中國奉系軍事將領,號稱「關東第一猛將」,曾作為張學良教官並與其成爲摯友,張學良被其稱之「第一門徒」。後受馮玉祥唆使,起兵反奉,被奉軍打敗,被俘。張作霖將郭松龄夫妻一同槍斃。
早年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郭松龄入奉天陸軍小学堂。因成績優秀,翌年被保送保定陸軍速成学堂。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毕业。在北洋陸軍第三鎮实习後,回到奉天,被任命为盛京将軍衙門衛隊哨長。1909年(宣統元年),随朱庆澜换防,转赴四川省任衛隊管带。其间,经方声濤、葉荃介紹,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宣統三年),四川省的革命派发动起义,局势混乱,郭松齢乃回到奉天,策划革命。[2]但是,趙爾巽和張作霖通过执法部门将其逮捕并监禁。经过同期学生的支援,郭松龄终于被释放。[3][4]
1912年(民国元年),郭松龄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学习。以優秀的成績毕业後,1913年(民国二年),考入北京陸軍大学(今國防大學陸軍指參學院)深造班(研究班)第三期。[5]:51916年(民国五年)毕业,任北京陸軍大學教官一职。
加入護法軍政府
1917年(民国六年)7月,孫中山开始護法战争。8月,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郭松龄投奔孫。[6]:200適逢前上司朱慶瀾在廣東省擔任省長,郭遂被委任為粵贛湘邊防督公署參謀、廣東省警衛軍營長,後轉任李根源在韶关開辦之韶州講武堂步兵科中校教官。[6]:200当時曾與孫中山会面,就桂軍势力增大的对策进行过商议。1918年(民国七年),護法軍政府改組,大元帥制改为总裁制,[4][7][8]5月,孫在西南軍閥壓迫之下,通電辭去大元帥,郭松齡在孫中山辭職後繼續在韶州講武堂任職,擔任戰術教官。至民國九年(1920)辭職返回奉天,经陸軍大學同學、奉天督軍署参謀長秦華推薦,進入奉天督軍署任少校参謀。[6]:200
奉系将领
1919年(民国八年)2月,張作霖重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郭調任战術教官,因而結識張學良。[6]:200在講武堂学习時,張学良对郭優秀的能力和见识怀抱敬意。1920年(民国九年),張学良由講武堂毕业,張作霖升他為东三省巡閱使署衛隊旅旅長,遺缺第二團團長,張學良力薦郭松齡兼代[9]:12。当时張学良請父亲任命郭松齡为该旅参謀長兼第二团团長。[4][10][11]
郭松齡任参謀長后,从事軍隊訓練工作,使張学良的衛隊旅成为奉系屈指可数的精銳部隊。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郭松齡被張作霖任命为先鋒司令,支援直系一方,在天津小站,以一個團的兵力击溃皖系的兩個旅。此後,郭松龄在中国東北讨伐匪賊颇有贡献,逐渐获得張作霖信任。[12]
1921年(民国十年)5月,張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扩充奉天陸軍为10個混成旅。此时,張学良被任命为第三混成旅旅長,郭松齡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長。[11]第三旅和第八旅组织联合司令部。張学良将軍队的运作和訓練事宜都交给郭松齢负责。1922年(民国十一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奉系大敗。張学良、郭松齡的第三混成旅、第八混成旅坚守山海关,与三倍于己的直军对峙,随后井然有序地撤退。此後,張作霖设陸軍整理处,張学良任该处参谋长,郭松齡代理参謀長,负责軍隊的整理、訓練。[4][11]郭松齡向張作霖进言,提出休养民力与内政的近代化,但未被接受。[13]
不满張作霖
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郭松齡任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郭松齡为奉系的胜利作出贡献。張学良和郭松齡分别被任命为京榆駐軍司令部司令及副司令。但是,当時鎮威軍总司令部参謀長楊宇霆将郭松龄视为最大的政敵,企图加以排挤,两者对立加深。而且郭松龄对張作霖继续战争的方針不满。郭夫人韓淑秀是燕京大學畢業生,與馮玉祥老婆李德全是同學,感情甚好,過往亦密。[14]而此時已與「第三國際」掛鉤,北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南與鮑羅廷都在暗中往還。[14]:364至於蘇聯對馮氏「國民軍」支援彈械,和共產國際在馮軍中之顧問活動,也早已不是秘密。[14]:364凡此種種,對郭都是新鮮刺激。[14]:364倒張之後如再與馮連成一氣,並得到蘇聯奧援,則華北大定。[14]:365因此,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郭早就同馮联絡,企图打倒張作霖。[15]
1925年(民国十四年)10月,郭访问日本视察軍事。其间,他得知持续进行军事扩张的张作霖的后盾是日本,张作霖也为日本扩张各方面利益提供方便。为此,郭越发对张作霖和日本感到不信任与反感。11月中,郭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便與馮訂七條攻守同盟密約。[14]:365郭接受张学良的委托,在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由3个军构成)。郭被任命为第十军军长。[16]
11月,奉軍同馮玉祥率领的国民軍发生冲突,張作霖命令郭奉讨伐国民軍,被郭拒绝。黄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之兄、《中華民国臨時約法》的制定者之一林長民时任秘書長,知悉張作霖、楊宇霆的討伐图谋。林長民曾于1924年发表《敬告日本人》的公开信,批判日本的对华政策。郭企图剝奪張作霖的統治權,拥立其「第一門徒」張学良。不过,張学良对郭松龄的停止内战的主張表示赞同,但对实行兵变表示反对。[17]
兵变敗北
張作霖的奉軍與馮玉祥麾下的国民軍持续处于緊張状態,同孫传芳、吴佩孚的軍队也持续对立。11月22日,郭要求張作霖下野,并发动兵变,[18]以打倒張作霖、楊宇霆为目标的軍事活動開始。[11][4]郭的部隊共7万人,是奉軍中最精銳的部队。[18]郭發出通電[14]:365,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14]:363。 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14]:363。張作霖全無防备,派遣張学良收拾局面。11月26日,张学良专程乘镇海号炮舰到达秦皇岛,电邀昔日教官郭面谈,被郭拒绝。11月26日,郭將於11月23日在滦州所扣下的前安徽督辦姜登选枪决,藉表反奉倒張之決心,以及回應郭軍隊伍於山海關遭張作相截擊之事。11月28日,郭松龄攻下山海关。11月30日,司令部移驻山海关,部队更名「東北国民軍」。12月1日进入满洲,[18]12月5日突破奉军的连山防线,12月6日突破大凌河防线,12月7日占领錦州。在强大的攻勢下,張作霖一度考虑下野。[19]
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不喜欢帶有共產色彩的「國民軍」進入滿洲。[14]:365这时,日本方面一方面考虑到满洲軍閥世代交替的可能性存在,另一方面也考虑到郭同馮玉祥联合,警惕其可能受中国国民党的影響。[18]关東軍判断郭的意图为「驱逐張本人,明确实现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義,将東三省卷入战乱,将苏联的勢力招徕入满洲,誘致发生日本的国防和满蒙政策所不能原谅的事态」。[18]满铁社長安广伴一郎认为,郭的叛乱成功会使「東三省遭到赤化運動蹂躪,恐怕会出现一个没有满铁和关東州存在的“自由地带”」因此,他担心日本的权益受損。
奉天的吉田茂总領事和天津的有田八郎总領事向外务省当局报告,指郭如掌握满洲,会使国民党出入满洲更加频繁,赤化的威胁加剧,认为应当继续维持張作霖勢力的現状。[20]日本政府方面则认为满洲問題是中国的「地方情勢」,而且1924年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此前已经调整对华外交政策,确立“合理维护合理的权益,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新方针。宇垣一成陸相认为「(大日本)帝国对处于既倒之下的张作霖给予强有力的支持,采取积极行动,这样甚为危险」。[21]
但是,在郭松龄军事上不断胜利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借机向张作霖索取更多在满洲的利益。12月7日,日本和张作霖商定《日奉密约》,主要是關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管理權,就是1915年向袁世凱索要不成的21條中關於滿蒙部分,張作霖全盤接受。 日本人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鐵路,並將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移入瀋陽。[14]:36512月8日,关東軍对郭发出警告,称南满铁路附属地20里以内禁止作战。奉天穩固,張作霖决定率部反攻。[14]:365-36612月9日,日本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驻奉天,同时,将第六十三步兵联队、旅顺炮兵一队、公主岭骑兵一队,以及附近的守备队调进奉天,归该师团指挥,部署拦截郭军。
12月12日,郭军前锋抵达新民白旗堡附近。郭军右翼准备取道营口绕击奉天,意图对奉军造成两面夹击之势。
12月14日,郭军右翼进入营口时,遭到日本武装阻截,并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进入市区,不得沿辽河作战,不得侵入南满铁路三十公里内。郭军未强行越过禁区,所以两路夹击奉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12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从朝鲜抽调二十四师团一部,从日本内部久留米等地抽调十二师团一部,组成“满洲派遣军”,开赴奉天,准备参加对郭作战。
12月17日,郭军主力进入白旗堡。
12月20日,郭军攻占新民,前锋部队抵达巨流河(瀋陽西南)西岸,已经可以看见奉天府城灯火,只等主力部队到达,即将渡河攻击。
12月21日,郭军主力抵达新民,夺取了奉军在辽河西岸的战略要地。奉军由张学良统帅,决定采用中央坚守、两翼突破的战术对抗郭军,沿巨流河东岸南起大民屯、北至公主屯布阵,左翼配置吴俊升第六方面军(骑兵为主,从黑龙江紧急南下),右翼配置张作相第五方面军(从吉林紧急调拨),中路由张学良亲率第三方面军(由沿途收容的奉军溃兵和归降的郭军临时组成)守御。郭军沿巨流河西岸布阵,按一、二、三、四军序列从北到南排开,与奉军隔河对峙。
12月22日,郭军司令部进驻新民,决定第二天发动总攻击。
12月23日,郭军发动攻击,中路奉军在日军重武器的支援下坚守阵地。张作相从右翼出击,占领了新民北高台子,直入郭军左翼后方,截断郭军后路。随后吳俊陞的黑省骑兵从左翼出击,抢占柳河沟,偷袭白旗堡,焚毁郭军全部粮草弹械,扰乱郭军后方。张学良派空军用飞机撒下《张学良告第三军团官兵书》企图瓦解郭军军心,后率中路军乘势反击,郭军全部陷入包围之中。当夜,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邹作华、高纪毅等将领主张停战议和,而霁云、刘伟、范浦江等人积极主战。郭松龄决定明日和奉军决一死战。
12月24日晨,郭松龄亲自督战,指挥部队向奉军发动三次猛烈进攻,遭到奉军顽强防御。郭军参谋长邹作华倒戈,将所部炮兵旅撤回,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郭军溃败。郭率卫队突围,当晚逃至白旗堡附近,與夫人韓淑秀雙雙被奉军吳俊陞部之旅長王永清所俘虜,解往瀋陽受審。[14]:366
12月25日,王永清等將郭松龄夫婦解往瀋陽的途中,接到楊宇霆親自下達的命令:就地正法,因此,郭松齡夫婦在奉天省遼中县老大房被枪决,尸首被运回奉天的府城──瀋陽,並在小河沿體育場曝尸3日。郭松龄年43岁。韓淑秀年35岁。[4][11][22]
身後
12月初,馮玉祥未遵照与郭松龄的约定,揮戈東向,向已宣布「脫離奉系」之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直隸省,霸佔天津;也突然奪取闞朝璽熱河省。[14]:367在北京,馮玉祥驅策段祺瑞。[14]:367事件後,冯玉祥被追逼。1926年(民国15年)1月初,張作霖父子乃整編殘部,率師再度入關。[14]:368守關原「叛將」魏益三不支,率其「國民四軍」逃往保定。[14]:368張學良精銳佔領灤州,直指天津。[14]:368馮玉祥宣布下野,并经外蒙古逃往苏联。[23]
参考文献
引用
- ^ 多数资料称其1883年生。劉主編(2005)、1841頁作生于1882年。
- ^ 徐主編(2007)、1267頁
- ^ 任・武(2005)、420-421頁
- ^ 4.0 4.1 4.2 4.3 4.4 4.5 劉主編(2005)、1841頁
- ^ 郭大鳴:「先兄郭松齡將軍傳」,《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二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 ^ 6.0 6.1 6.2 6.3 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2009年3月1日初版
- ^ 任・武(2005)、第4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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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武(2005)、第421-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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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武(2005)、第422-423頁
- ^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1 14.12 14.13 14.14 14.15 14.16 14.17 唐德剛:〈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刊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2009年3月1日初版。
- ^ 任・武(2005)、第423-424頁
- ^ 任・武(2005)、第424-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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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武(2005)、第427-428頁
- ^ 臼井(1971)、第8-9頁
- ^ 臼井(1971)、第9-10頁
- ^ 任・武(2005)、第428-429頁
- ^ 臼井(1971)、第11-12頁
来源
- 书籍
- 任松、武育文. 郭松齢. 民国人物伝 第12巻. 中華書局. 2005. ISBN 7-101-02993-0.
- 徐友春 主編 (编). 民国人物大辞典 増訂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2-03014-1.
- 劉国銘 主編 (编). 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書. 団結出版社. 2005. ISBN 7-80214-039-0.
- 臼井勝美. 日中外交史 北伐の時代. 塙書房. 1971.
- 郭大鳴. 先兄郭松齡將軍. 《傳記文學》 (傳記文學出版社).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郭松齢將軍回師奉天. 齊世英先生訪問記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ISBN 957-9046-32-8.